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分析及对上海的影响和对策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分析及对上海的影响和对策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分析及对上海的影响和对策研究^[1]

摘　　要

“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不断迈上新的台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规划实施至今，规划的主要调控目标基本实现。但是，宏观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前高后低，二是物价总水平剧烈波动，三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与出口，四是产业结构出现反向调整现象，五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未明显改观，六是城乡收入差距实际在扩大。可以看出，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速的下滑，根本上还是源于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在“后危机时代”将面临一定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在国际上的分量持续加重已经成为不争的现实，这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两大机遇：一是全球经济重心加速东移推动大国发展战略，二是国际货币体系变革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挑战主要来自于国际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实际上，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并未真正结束，世界经济恢复还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危机对全球贸易等方面的消极影响正逐步扩大。“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可能更加恶劣。一是世界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和不稳定期，加大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二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干扰全球贸易，给中国经济以及中国出口增长的持续复苏带来重大负面影响；三是消费物价和资产价格的通胀压力，对世界和中国经济恢复的持续性形成了新的挑战。

中国经济在经过2003～2007年连续五年的两位数增长之后，宏观经济中其实已经积累了比较明显的发展方式问题和经济结构矛盾。无论是从全球经济形势变化的倒逼压力，还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来看，我国在下一阶段将不得不进入全面经济结构转型调整期。金融危机前后，政府已经在逐步进行政策调整，但是，由于调整力度不足，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和结构性问题。“十二五”时期，对中国自身经济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已经成为共识，主要是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等方面的全方位调整，同时涉及到相应的财政和货币调控手段运用。“十二五”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扩大内需是核心，结构调整是主线”，主要宏观政策取向体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逐步淡出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走向中性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很强的短期政策的性质，我们只能确定规划初期应当实行的基本政策取向，最终要根据关键指标的运行情况实行灵活的政策调整。“十二五”初期，预计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仍将占主导，主要体现在资源价格改革、深化体制改革，向公共财政转型，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和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四方面。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将是“十二五”时期我国财政政策调整的关键所在。鉴于全球通胀预期和资产价格泡沫化问题，货币政策重点可能会回到防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利率存在小幅上调的可能性，存款准备金率还会先于利率上调。央行会更加注重公开市场操作的灵活性，引导信贷合理增长，在汇率方面将以汇率稳定为先，根据经济形势灵活调整。“十二五”中后期，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趋向于稳健，货币政策甚至可能转变为适度从紧。

二是挖掘内需增长潜力，促进消费和投资协调发展。经济发展战略从过去常年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转向扩大内需上来。对投资和消费实行“双鼓励”的政策，最终立足于消费。在投资需求方面，投资管理的政策重点将从总量刺激转到结构调整上来，主要体现在增加民生项目投资、重视农村建设、优化投资主体结构三个方面。扩大消费需求，关键要提高最终消费率，尤其居民的最终消费。增加居民消费主要从提高消费能力、增强消费意愿和鼓励多元化消费三个方面入手。

三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实现对外经济平衡发展。我国“低端制造’廉价出口”的外贸模式将难以持续，必须选择更加平衡的对外经济政策。出口导向型战略将做出适当调整，主要是在调整出口刺激政策和保持出口适度、稳定增长这两个目标之间保持一定平衡。政策重心回归到危机之前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提升出口核心竞争力的方面。资本政策则是继续鼓励资本有序的跨国流动，推动经济快速健康增长。

四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释放生产力。继续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一般制造业到高科技先进制造业将是“十二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重点发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和智能电网等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目前成为世界各国产业振兴关注焦点的“低碳经济”。

五是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推动区域互动发展。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实质是各地产业分工和产业发展问题。国家将从各经济区域发展实际出发，制定差别化的、具有针对性的区域发展战略。同时，加大对落后地区的优惠配套政策力度，促进区域产业梯度转移。政府推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强烈政策意图明显加强。

六是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提高城市化率。扩大消费需求，启动农村消费，最终要落实于中国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去。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明显不同步，城市化水平严重落后于工业化进程，成为扩大内需的深层次障碍。世界城市化发展规律表明中国正处于加速城市化阶段。预计政府将继续推动城市化进程，聚居农村人口，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释放出被缓慢的城市化压抑的巨大需求。在城市化发展模式方面，将实施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战略，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上海在中国经济中长期处于龙头地位。但自2004年开始，伴随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速的持续增长，其地位有所走弱。上海在本轮金融危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中国经济外向度最高的城市，上海经济受危机影响程度明显大于全国；由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同“四万亿”经济计划政策重点不合拍，上海经济复苏速度明显落后于全国。作为一个面向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市场的开放性城市，上海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了多重冲击，进一步凸显上海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一是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逼近极限，固定资产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呈现递减态势。二是制造业过重、第三产业发展不力的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制约经济持续发展。三是强大的政府主导经济资源的配置和经济发展的节奏，市场力量发展较弱抑制经济活力。四是房价过高逐渐成为上海打造人才高地、商务盆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商务壁垒，实质上制约了上海“四个中心”的建设。五是技术研发投资的不足，导致上海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不高，削弱了城市核心竞争力。

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新一轮国家宏观战略和经济发展趋势都会对上海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我们可以从中央给上海定位的大战略、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两个方面出发，科学梳理和充分认清这些变化中上海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一是中央对上海的战略定位。中央希望上海通过“四中心”建设加强货币主导权和国家影响力，并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发挥金融中心经济腹地作用。二是国内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变化趋势对上海的影响。主要涉及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转变增长方式和扩大内需、产业梯度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格局调整、城市化进程和人口城市化加快五个方面的影响，同一因素对上海的影响往往机遇与挑战交织并存。

对“十二五”时期推进上海经济转型发展的对策建议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加强和完善“四中心”建设的软硬件建设，二是推行低碳经济为核心的城市发展计划，三是加强和完善城市商贸流通市场建设，四是加快产业梯度转移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五是加强同长三角地区的分工和协作，六是推动人口城市化和城市空间优化布局，七是发挥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金融危机将带来国内、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与调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财政、货币、贸易和产业等方面也将产生相应的调整，这都与“十二五”时期上海的新一轮发展紧密相关。上海应根据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和国内发展的新要求，抓住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的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和发展，积极推动上海经济全面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