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关税思想的盛行

第一节　财政关税思想的盛行

关税和市税在本时期往往被放在一起进行探讨，合称为“关市之征”。作为中国古代的两项传统的流转税，可谓源远流长，进入唐代之后，时断时续，其思想的发展脉络却较为清晰。概括地讲，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阶段：

一、唐前期“关市讥而不征”思想的复兴

唐初是不课征关税的。武周后期，由于长年边境多事，军费增加，加上冗官耗禄、武则天佞佛糜费等原因，国库比较空虚。《唐会要》卷八六《关市》载，长安二年（702年）“有司表请税关市”，凤阁舍人崔融上疏谏阻。崔氏谏文亦详载于《旧唐书》卷九四《崔融传》，是我们考察唐前期关市税思想的宝贵史料。

对于有关部门所提出的“税关、市”以扩充税源的建议，崔融提出了六条反对的理由，归纳起来有3点要旨：

第一，认为有司拟定的“税关市”条例违背了传统“关市之税”的“重本抑末”目的。他说：“往古之时，淳朴未散，公田籍而不税，关防讥而不征。中代以来，浇风骤进，桑麻疲弊，稼穑辛勤，于是各徇通财，争趋作巧，求径捷之欲速，忘岁计之无余。遂使田莱日荒，仓廪不积，蚕织休废，弊蕴阙如，饥寒猥臻，乱离斯起。先王惩其若此，所以变古随时，依本者恒科，占末者增税。夫关市之税者，谓市之国门、关门者也，唯敛出入之商贾，不税来往之行人。今若不论商人，通取诸色，事不师古，法乃任情。”

第二，开征“关市之征”将对繁忙的商品流通活动造成不利的影响。他描述了当时商品流通的繁忙景象，略云：

“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

接着，他分析了将由征税环节所产生的对商品流通的妨碍作用，指出：

“今若江津河口，置铺纳税，纳税则检覆，检覆则迟留，此津才过，彼铺复止。非唯国家税钱，更遭主司僦赂。船有大小，载有少多，量物而税，触途淹久。统论一日之中，未过十分之一，因此壅滞，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则万商废业；万商废业，则民不聊生。”

第三，崔融认为开征“关市之征”将不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对此，他分了两层予以论证。首先，他从维护社会分工秩序的相对稳定性立论，指出仕、农、工、商的分工由来已久，“今复安得动而摇之？”若“不限工商，但是行人尽税”，势必扰乱“人情”，导致社会骚动。其次，他针对“富商大贾”这一经济势力，以及“豪宗恶少”这一政治势力的反应，指出“四海之广，九州之杂，关必据险路，市必凭要津。若乃富商大贾，豪宗恶少，轻死重义，结党连群。喑鸣则弯弓，睚眦则挺剑，小有失意，且犹如此，一旦变法，定是相惊，乘兹困穷，或致骚动”。

综上，崔融在谏论中关市并举，通过分析开征关市之税所带来的种种社会不良影响，提出去除关市之征的核心思想。可以说，这一思想同先秦时期许多思想家所主张的“关市讥而不征”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但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先秦思想家较少从理论上去佐证这一论点，只是将其作为一个施政的口号；而崔融在此却较全面地列举了反对关市之税的各种理由，从其对商品流通的影响、对社会秩序的扰乱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思想的闪光价值尤其体现为，在阐述反对税关市的理由时，似乎触及到这样一个真理：建立一种税制的时候，不能仅仅着眼于发挥税收的财政职能和作用，必须同时注重发挥其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考虑它可能会产生的政治影响。而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税制发展史上，重视前者，忽略后者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崔融的谏疏确有发人深省之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封建社会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的逐步发展，封建国家财政迟早是要开征“关市之征”以扩充税源的。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趋势和税源选择意向的。尽管长安二年有关部门拟定的“税关市”方案有很多缺陷，但是，崔融的反对理由也不见得条条都能成立。因为开征关市税总是要损害商人的既得利益的，而从理论上说，纳税环节的弊端是可以通过完善规章制度加以解决的。

二、唐后期关税政策思想的变化

唐代后期（756～907年）的“关市之征”有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关津之税的兴废及其法律地位的演变方面。这一变化亦体现出本时期关税思想的发展。对此分两个阶段进行分析：

第一阶段为安史之乱爆发至实施两税法之前（756～779年）。当时由于战乱骤发，唐朝顿失洛阳、长安，中央国库相继丧失，军费匮乏，肃宗李亨为了筹措平叛费用，不得不于上元年间（760～761年）“敕江淮堰塘商旅牵船过处，准斛纳钱，谓之埭程”^[1]，从而明令开征地域相当广泛，采取从量税形式的关津之税。事实上，在此之前不少地方军政长官已经纷纷开征“关津之税”，同时征收“市肆之税”。例如，乾元元年（757年）东京（洛阳）留守李巨“于城市桥梁，税出入车牛等钱，以供国用”。^[2]“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率税商贾，以充军资杂用，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间交易之处，计钱至一千以上，皆以分数税之。”^[3]这一阶段的关市之征的财政目的渐已抬头，唐代中央对地方自征关市之税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

第二阶段是建中元年实施两税法至唐末（780～907年）。建中元年，德宗在宣布实施两税法改革的同时，规定“今后除两税外，辄税一钱，以枉法论”^[4]，旨在从法令上取消地方政府的征税自主权，这一禁令包含着禁止地方擅征关市之税的思想。史籍留存的一些例证，说明自实行两税法改革以来，地方不经奏请朝廷批准，不得擅征关市之税，且地方合法兴征的关市之税，其时空范围均相当有限。这一特征已明显不同于前一阶段。

总之，唐代后期，经过朝廷允许而合法开征的关津之税，其课征对象及开征时间都相当有限；方镇非法擅征的关市之税虽然存在，但其涉及的时空范围不宜估计太大，即关市之税在唐代后期财政收入结构中不占重要地位，其合法性也不够明确。

三、五代十国时期征收财政关税的政策思想

“关市之征”在五代十国空前发展，成为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恶税。可以说，正是在这一时期，财政关税的政策思想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具体原因如下：

1.“关市之征”的法律地位上升

五代十国是由唐末藩镇割据局面发展而来的，随着强藩的称王称帝，他们以往擅征的关市之税便从非法的“榷率”变成堂而皇之的国税，获得了“商税”或“杂税”的合法名称。例如，后唐同光二年（924年）二月，租庸使孔谦奏称：“诸道纲运商旅，多于私路苛免商税，不由官路往来，宜令所在关防严加捉搦，山谷私由道路，仍须障塞，以戢行人。”^[5]天成元年（926年）李嗣源诏称：“诸州杂税，宜定合税物色名目，不得邀难商旅。”^[6]长兴二年（931年）八月，他又诏“天下州府商税务，并委逐处差人依省司年额勾当纳官”^[7]。再如，后晋天福元年（936年）石敬塘下制：“应诸道商税，仰逐处将省司合收税条例，榜于本院前，榜内该设名目者，即得收税。”^[8]可见五代的“关市之征”已经是合法之税，为此建立了相应的税务机构，一般由地方政府派人监管，按朝廷规定的年额征足上缴。

2.“关市之征”的征税范围空前扩大

后唐同光三年，庄宗曾“出御札示中门下，以今岁水灾异常，所在人户流徙，以避征赋，关市之征，抽纳繁碎，宜令宰臣商量条奏”^[9]。天成元年，明宗也说“州使置杂税务交下烦碎”^[10]。可见五代十国时期，北方的关市之征已很繁琐。南方则有过之而不及。《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七》记载：后蜀有“以鱼为膏，输其算”者，也有“以米面收算”者；成都府部民“凡嫁娶皆籍其帏账、妆奁之数，估价抽税”。南唐之初，有一年京城以外有雨，京城百里却闹荒灾，有个伶人却借机讥讽说：“雨怕抽税，不敢入京！”^[11]闽国末年，王延政任用杨思恭大肆聚敛，杨思恭“增田亩山泽之税，至于鱼盐蔬果，无不倍征。国人谓之杨剥皮”。^[12]凡此说明南方“关市之征”何等苛暴！

3.对同一商品重复计征，病商病民

后唐天成元年，明宗诏称：“省司及诸府置税茶场院，自湖南至京六、七处纳税，以致商旅不通。”^[13]同光三年，庄宗敕曰：“今岁自京已东，水涝为患，物价腾涌，人户多于西京收籴斛斗，近闻京西诸道州府，逐道皆有税钱，遂不通行，乃同闭籴。宜令宣下京西诸道州府，凡收籴斛斗，不得辄有税率，及经过水陆关防镇县，妄有邀难。”^[14]可见，其时关卡林立、重复课征已严重到封建帝王不得不关注的程度，极大地破坏了商品流通以及百姓日常生活和生产的进行。

综上，关市税思想在本时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这一演变的思想脉络不仅要受经济基础的制约，而且不可避免地受政治、财政诸要素的影响。首先看其经济基础，关市税思想的经济基础显然是商品经济，大致说来，商品经济在本时期的发展轮廓是：唐前期渐趋繁荣，经过安史之乱短暂破坏后，在中晚唐有显著发展，到五代十国则甚遭阻遏。显然，本文所描述的关市税思想的发展轨迹与之并不同步，甚至在唐前期和五代十国两个时期还出现了背离，即唐前期商品经济逐渐繁荣，而关市税思想却主张“讥而不征”；五代十国商品经济遭到很大破坏，而“关市之征”的政策思想却空前活跃。造成这种背离的原因，作者认为应该联系当时的财政状况加以分析。首先，唐代前期商品经济趋于繁荣，而政府却几无关市之征，思想界也几乎是“关市讥而不征”的观点占主流，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农业税持续增长，财政收支平衡状态基本良好。开元中裴耀卿对玄宗追述说：“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石，所用便足。”^[15]武周后期财政支出急剧增加，但尚未出现财政危机。崔融在谏“税关市”时最后指出：“必若师兴有废，国储多窘，即请倍算商课，加敛平人。”武则天之所以接受崔融的谏言而罢“税关市”之议，说明当时财政尚可支持，没有开征关市之税的绝对必要。因此，在农业税稳定增长，国家财政收支状况基本良好的情况下，“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的传统思想，对唐朝统治集团的决策意向仍有较大影响，使他们对“关市之征”基本上采取了崔融所说的“去之而勿取”的态度。这从反面论证了本时期关税思想的一个特点，即财政考虑的趋强性，这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脉络是一致的。其次，中唐以降关市出现财政征收的政策思想，但当时的关市之征增长有限。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央财政汲取流转税之利主要采取了盐、酒、茶等专卖形式，所入甚丰，成为朝廷的理财重点之一，相比之下，“关市之征”尚不被重视。二是，出于中央集权与藩镇割据势力矛盾斗争的政治现实要求，唐中央对地方开征关市之税始终加以抑制，并且在一定时间、在相当广泛的地区颇有成效。最后，五代十国时期之所以关市税的财政征收思想较为活跃，是因为这一时期农业经济遭受了战争的不断破坏，两税收入有限且不稳定，而军费需求有日益膨胀，诸割据王朝遂百计罗掘，从而把“关市之征”扩展到苛暴的程度，并在政策中体现了鲜明的财政征收目的。

通过以上分析，尽管关市税思想在本时期经历了三个演变、发展阶段，可一旦联系其所产生的时代财政背景，便不难看出，在其演变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条规律，即关市税的兴废同每个具体朝代具体时期的财政状况是密切相关的，随财政收入的恶劣而兴，随财政状况的改善而废，无论是唐代前期崔融的“关市讥而不征”思想，还是其后的关市财政征收的思想，都深刻地反映着这一演变规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时期的关税思想是对前一时期财政关税思想的深化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