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思想概观

二、财政思想概观

国民政府前期中国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近代财税体制次第建立，从而为财政理论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加之这一时期政局相对稳定，中外学术交流非常频繁，留学学习财政学的人数大量增加，层次明显提高，学术研究氛围良好。这一切推动中国财政理论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是中国财政学研究群星闪耀的年代，财政学论著大量涌现，将中国近代财政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峰。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出版的财政学著作有百余部，占整个近代财政学著作的一半以上。

在财政学原理方面，翻译本有李祚辉翻译的日本学者马场铁一的《财政学新论》(1928);王长公翻译的日本学者阿部贤一所著的《财政政策论》(1930);童蒙正翻译的德国学者瓦格纳(Wagner)所著的《财政学概要》(1931);施存统翻译的日本学者阿部贤一所著的《新财政学》(1931)和另一位日本学者的《财政学大纲》(1933);陈汉平翻译的英国学者披谷(A.C.Rogore)所著的《财政学研究》(1932);杜俊东翻译的英国学者道尔顿(Dalton)所著的《财政学原理》(1935);李百强翻译的美国学者卡尔·普伦(Carl G.Plehn)所著的《财政学大纲》(1935)等。自撰本有:寿景伟著《财政学》(1928);魏颂唐著《财政学撮要》(1928);李权时著《财政学ABC》(1928)和《财政学原理》(1935);奚鼐赓著《财政学纲要》(1929);邹敬芳著《财政学概论》(1931);赵祖抃著《现代财政学》(1931);易希亮著《财政学纲要》(1934);姚庆三著《财政学原理》(1934);尹文敬著《财政学》(1935);何廉、李锐合著《财政学》(1935)。

财政学个别理论的专题研究及财政史著作有:陈震异著《二五附税与财政计划》(1927);贾士毅著《关税与国权》(1927)、《关税与国权补遗》(1930)、《国债与金融》(1930)、《中国现代赋税问题》(1931)和《民国续财政史》(1932～1934);杨汝梅(予戒)著《民国财政论》(1927)、《财政学教程》(1933)、《中国预算制度与财政实况》(1934)、《修正财政学教程》(1935)、《二十三年来吾国中央财政及地方财政的概况》(1935)、《财政论集》(1935)、《国民政府财政概况论》(1936)和《岁计问题(即预算决算问题)》(1936);乔启明著《佃农纳租评议》(1928);金国珍著《都市财政论》(1929)和《中国财政论》(1931);卫挺生著《财政改造》(1929)、《南美三强利用外资兴国事例》(1931)、《中国今日之财政》(1931)、《战时财政》(1933)和《财政收支系统法——整理地方捐税条例草案》;李权时著《各国遗产税史要》(1929)、《遗产税问题》(1929)、《国地财政划分问题》(1929)、《中国税制论》(1929)、《现行商税》(1930)、《土地税》(1930)、《李权时经济财政论文集》和《中国关税问题》(1936);董修甲著《我国市财政问题》(1929)、《都市行政费与事业费》(1933)、《市财政学纲要》(1936)和《战时理财方案》(1937);童蒙正著《中日关税协定的研究》(1930)、《瓦格涅财政学提要》(1931)和《关税论》(1934);常乃德著《各国预算制度》(1930);曹恭翊著《历代财政学说》(1931);黄国铨著《预算概论》(1931);刘秉麟著《中国财政小史》(1931);王克宥著《中国财政史》(1931);诸重威著《战后之中外财政》(1932)和《中国财政问题》(1933);许炳汉译自Leligman的《租税之转嫁与归宿》(1933);罗介夫著《中国财政问题》(1933);关吉玉著《战时财政》(1933);岑德彰译自Leligman的《累进课税论》(1934);徐文波译自日本学者高木寿一的《战后世界各国财政》(1934);胡善恒著《赋税论》(1934)、《财务行政论》(1934)和《公债论》(1936);朱契著《中国财政问题》(1934)、《论中国之财政书籍及中国之财政学——答罗玉东及千家驹二君》(1934)和《中国租税问题》(1936);陈正谟著《中国各省的地租》(1936);萧纯锦著《整理田赋问题》(1935);熊飞著《非常时期之财政》(1935);李超英著《比较财政制度》(1935);马存坤著《非常时期的地方财政》;黄卓著《各国财政制度》;彭子明译自Buck的《各国预算制度》(1936);奚东曙著《战时的财政》(1936);尹文敬著《非常时期财政论》(1936);崔敬伯著《所得税实施问题》(1936)、《怎样检讨财政问题》(1936)、《现代租税类型之检讨》(1936)、《中国财政的经济基础》、《战时财政与中国》(1936)、《中国财政中的金融统制》(1937)、《中国财政的新阶段》(1937)、《舆论与财政公开》、《当前中国财政问题》(1937)、《评二十六年度国家总概算》(1937)和《推行所得税的人事问题》(1937);潘传栋著《岁计制度论》(1937);徐式圭著《中国税制史》(1937);胡长清编《田赋讲义》(1937);金国宝著《遗产税》(1937);叶元龙著《中国财政问题》(1937);麦健曾著《最近之广州市财政》(1937);潘序伦著《所得税原理及实务》(1937)等。

另外，朱伯康^[21]的德文博士论文《中国国家财政和财政制度》1937年在德国出版，系中国人用德文撰写的财政学学术论文的“首举”，具有标志性学术意义。

以上著作中，以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李权时的《财政学原理》，何廉、李锐合写的《财政学》和尹文敬的《财政学》三部理论著作水平较高，影响较大。此外董修甲的《市财政学纲要》一书着力研究都市财政问题，具有相当的学术创新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