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关税思想的萌芽

第一节　财政关税思想的萌芽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对外贸易不发达，所以关税主要是境内关税。而境内关卡的设置，又有陆关和水关之别。陆关，指陆道上所设置的关卡；水关则指在水路渡口或水中之小洲设置的关卡，前者称关津，后者称为渚。无论是陆关还是水关都有官吏把守，向通过关卡的官吏征税。征税的目的已区别于前朝，不是为了国防之需，而是更多地为了满足国家的财政收入，以用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赐予和挥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关税思想呈现出财政关税的特质。

一、财政关税征收的理论依据

本时期的政治局势决定了各朝代财政都较困难，所以对关税的征收也较频繁。秦汉大一统时代取消的关税，在汉末和三国时被割据政权所恢复。西晋时只免了一年，东晋过江后，因为国土小开支大，关税更加苛繁。南朝也是如此，如南朝时宋的关税，不但课征荻、炭、鱼、薪，而且课及米粟；不但课征一次，而且重复课税。孝武帝大明七年（公元464年）正月昭：“东境去岁不稔，宜广商货。远近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杂税。”^[1]道中杂税，主要指陆路关卡所课的税。

尽管于各处关卡乱征关税遭到了百姓的强烈反对，但仍然有思想家为关税的征收寻找理论上的依据，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后秦时的姚兴，姚兴以国用不足，建议增关津之税，盐、竹、山木都要课税，“国用不足，增关津之税；盐、竹、山木皆有赋焉”。群臣都认为不宜课征，姚兴则认为，“能逾关梁，通利于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损有余以裨不足，有何不是？”^[2]能通过关梁取利于山水者，都是富豪之家，增关津之税是损有余以补不足，所以是可行的。很明显，这一思想突出了课征关税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国用不足，是出于国家财政征收的目的。

但同时，这一思想亦明显地带有欺骗性。统治阶级所认为的增加关津之税是损有余以补不足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那些富豪之家“出入津，不忌宪纲，侠（挟）藏亡命”，而且常传令护送他们的船包运私货，顺利通过关津，津吏是不敢查的^[3]。守检查、遭留难的都是那些无势力的商贩。南朝制度：军人、士人、二品官，并无关税。与官僚贵族勾结的豪商，也有种种办法偷税、漏税，仗势横行，谋取厚利。因此，负担就全集中在一般商人的身上了。小商小贩过津口时，纳十分之一的税是当然之事。关津之税实使商人不胜负担，绝不像姚兴所言能损有余以补不足，这只是理论上的谎言。但这一思想毕竟为财政关税的征收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亦为后世的统治者所乐道。

二、财政关税思想的突出表现——牛埭税的征收

牛埭税，是对经过水埭的商旅征税，通行于东晋、南朝。所谓埭，是用来防水的堰（如同现在的堤坝）。如浦阳江（今曹遏江）“南有上塘，阳中二里，隔在湖南，常有水患，（会稽）太守孔灵符遏峰山前湖为埭，埭下开渎，直指南津，有作水楗（水闸）二所”^[4]，以防水患，但带来了行船的不便。所以官府多备牛力，以牵船过埭，因名牛埭。埭之初设，行舶过埭只需交少许使用费即可，公私两利，并无课税之意。但到后来，守埭官吏一变原来的收费，凡过埭者，不论使用牛力与否，都课以重税，直到阻止别道通行，以增加埭税。

永明六年（488年），西陵戍主杜元懿上书齐武帝，主张在浦阳等地加倍征收牛埭税。他说：“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可以再增加一倍，使每年收入达到百万：“日可一倍，盈缩相兼，略计年长百万”。西陵牛埭在萧山钱塘江畔，由于“风涛迅险，人力不捷，屡致胶溺”，官府设立牛埭，用以协助商船通过，并借此征收一笔通过税。埭有埭司，负责征收牛埭税。杜元懿建议除西陵继续征收外，还可以对“浦阳、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也加倍征收，“乞为官领摄，一年格外长四百万”。杜元懿的意见引起了顾宪之的强烈反对，他指出，立牛埭的原意，本来为了利民而非为征税，“寻始立牛埭之意，非苛逼就以纳税也……济急利物耳。既公私是乐，所以输直无怨”，但官府却把它作为增加收入的一种手段，甚至禁绝其他道路，强迫行人必须由津埭通过。徒手经过者要交税，不烦津埭牛力者也要交税，引起人民极大反感。他说，埭司“或禁遏别道，或空税江行，或扑船倍价，或力周而犹责。凡如此类，不经埭烦牛者上详，被报格外十六条，并蒙停寝，从来喧诉，始得暂弭。案吴兴频岁失稔，今兹犹馑，去之从丰，良田饥棘。或征货贸粒，还拯亲累；或提携老弱，陈力糊口，埭司责税，依格弗降。旧格新减，尚未议登，格外加倍，将以何求？”他主张“皇慈恤隐，振禀蠲调，”指责杜元懿“秉性苛刻”，“幸灾榷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5]，顾宪之的批判锋芒锐利，显示出他思想的战斗性。由于顾宪之的强烈反对，杜元懿之议终未实行，“上纳之而止。”

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名目的关税，其结果只能是阻碍了物资的正常交流，影响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情况，统治集团中有些人已经看到，有些人则不承认这一点。在南朝各代，新王朝的统治者即位，政治稳定时，鉴于前朝重税之弊，就说要减税；政治腐败时，只从财政搜刮出发，税就征得很重。这已成了一种“规律性”了。关税之所以不时叫嚷要“优减”，“宽免”，“以救民切”，“以舒民患”，是因为关税太重，既已对商业的正常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在商业发展受阻而日趋萧条的情况下，杀鸡取卵，反而不利于财政收入的增加。为了巩固税源，缓和与中小商人之间的矛盾，就不得不在“为民”的口号下，采取这样的调整措施。事实上，这样的调整措施效果很微小，作用时间很短暂，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一次。短视的统治者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供其奢侈浪费的开支，增加关税在他们看来是“速效”的办法。地方官吏也纷纷向关税中去捞取油水，营谋“私蓄”，“奸吏舞文，妄兴威福”，收税不依法令，自立准则，所得可能比上缴中央政府的还多，减税命令下来，也只是瞒上压下应付一阵。这一时期关税长时间内苛重难减，也是必然的结果。

三、财政关税思想的影响

本时期处于财政苛敛目的而征收关税的思想，在客观上导致了一系列财政关税政策的出台，一方面，的确缓解了统治集团的财政困难；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不少消极的影响。具体表现在：

1.关税征收物品，种类繁多，且无定制，税吏营私舞弊，害民不浅

南朝宋时，吴喜在荆州时，征课无定科，随时随地课取。不仅无定科，而且有时不论经关者“罪无大小，横没资载”^[6]。这种严酷无度的征课，是有害于商品流通的。南齐时，关税征收较重，且守关之吏多假公济私，肆意盘剥商旅。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八月，武帝曾下诏：“关市征赋，务从优减”^[7]，但实际上还是照征如常。南陈时陈宣帝太建十一年（公元579年）曾指斥“重以旗亭关市，税敏繁多”，“逼遏商贾，营谋私蓄”^[8]之弊，要求订立制度，出榜公布，但到陈后主肖叔宝时，更是恣意征收，“税江税市，征取百端”^[9]，并把石头津税敕给徐孝克，征取多少，完全由徐孝克一人决定，这更谈不上按定制征收。

2.本来为使用费性质的税收演变为内地关税

这主要是指前述的牛埭税和四桁税，两者为使用费性质，但到后来，埭、桁变成了关卡，不论使用公物与否，都要强行交费，费实为税。其中，四桁税，桁即浮桥，桁税是对通过浮桥的商旅征税。它同牛埭税一样，也是从使用费演变过来的。开始设浮桥，是为了方便人民通过河道，只收少量的使用费，但到后来亦变成税了。总之，东晋南朝的牛埭税和四桁税是十分苛重的，它寓于使用费之中，费税相混，更使贪吏有可乘之机，往往是须物之处，“以复重求”，使百姓贫困。

四、南北朝关税思想的差异

前述财政关税思想大多体现在南朝政府的关税政策和措施之中，而北朝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北朝的统治者不太重视关税的征收，这尤其体现在北魏统治时期。可能因为北方的商业在北魏前期还不够发达，而国家掌握的编户较多，租调收入较多，所以没有征收关税。明元帝（拓拔嗣）时“教行商贾，阜通货贿”^[10]，奖励发展商业。北魏中期孝文帝时，商业较前显呈活跃，关税也仍未开征。北魏后期宣武帝元恪即位（500年）甄琛上表请驰盐禁时说：“今伪（指南朝）弊相承，仍崇关廛之税；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是使远方闻者，罔不歌德。”^[11]这个代表商人利益（或自己经商）的官僚，对北朝政府的不收关市之税是津津乐道的，从他的话里，可以看出南北关税政策差异之大。

但是北朝政府也不能始终保持不收关税的政策。到孝明帝（元翊）时，统治阶级奢侈腐化更甚，宫廷开支十分巨大，再加上“六镇降户”起义爆发（525年），“费用浩繁”，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就开始收起关税来。至北齐末武平六年（575年）以“军国资用不足”，有给事黄门侍郎颜之推建议，“税关市舟车山泽盐铁店肆轻重各有差”^[12]，但关税收入不是用来保证军国之需，而是用于后主无限的赐予以及御府声色的花费。

关市之税即使在征收时，占北朝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并不算大，主要的剥削来源还是靠农民所生产的粮食（租）和布帛（调）。在北魏前期，没有关市之税，这种情况当然与商业的不够发达有关，但在北魏中期以来，商业已有恢复和发展，北方人口已多于南方，国家所掌握的编户又大大多于南方，也就是北方的商品流转总量应该大于南方。为什么统治者不像南方那样抓紧关市之税呢？可能是北方的当局者财政税收观念与政策思想不同于南方的统治者。从先秦以来，儒家都坚持农业单一税论，不赞成征收关市山泽之税；北朝时主持财政的人，实行的正是农业单一税，山泽之税只是暂时的措施——如盐税，实行与否颇有摇摆，关市之税更是不得已而为之。甄琛说：“天下夫妇岁贡粟帛，四海之有备奉一人，军国之资取给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贫？”“山林薮泽……导民而弗禁……周礼虽有山泽之禁，正所以防其残尽，必令取之有时，斯所谓障护虽在公，更所以为民守之耳。魏之简税，惠实远矣。”^[13]这就是关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税惟粟帛思想的鲜明表述。北朝士大夫不像南方士大夫那样好文学，尚玄学，而是崇尚经术，信奉儒家传统的经济思想，这样就很容易推行儒家的赋税政策。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南北关税政策的不同，与双方在经济思想、税收思想上有差别，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总之，这一时期关税思想已区别于先秦、秦汉时期，呈现出财政关税的特质。这种转变主要是由于这一历史时期的客观实际所决定的，即政局的动荡，朝代更替的频繁，使得人口大量流徙和隐匿，以人口为征税对象的算赋和口赋难以继续下去，国家财政收入无保障。在此情况下，统治集团将目标瞄向包括关税在内的商品流转税，以增加收入，资助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