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关税思想

第一节　政治关税思想

从西周开始，关税的征收成了国君、封君的一项固定收入来源，但征收关税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而是国防等政治目的。这在秦代体现得尤为明显。据史料分析，秦代设关，目的是为了检查商旅往来，防止违禁事例的发生，重点是治安，而不是为征税。所以，在关税思想上依然推崇先秦时期“讥而不征”的理念。至汉代，关税征收的政治倾向也很明显。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关卡的设置和关税的征停，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或补充形式

汉初，由于经过楚汉战争，国民经济凋敝，“齐民无藏盖”。为了恢复已遭破坏的经济，国家采取放任政策，在关口上除了稽查商旅外，一般是免征关税的。史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商货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1]，即可为证。文帝之时，在“无为而治”思想的指导下，继续实行了放任政策，所谓“除关，无用传”^[2]，“通关梁，不异远方”^[3]。但到了景帝时期，因中央与王国势力的矛盾急趋尖锐，发生了“七国之乱”，故又“复置诸关，用传出入”^[4]。这是汉初对关口的开停情况。同时，关税的轻重也与政治形势有关。“庚戌令曰：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苑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5]这是东汉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所下的一道令文。恢复“什一”之制，还认为是轻“关津之税”，说明东汉末年的关税在十分之一以上。这种重关税的政策，显然与当时的政治黑暗、军阀割据有关。总之，在汉代，关卡时紧时松，关税时征时停，有时甚至很重。这充分说明关卡的设置和关税的征停，从来就是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或补充形式。

二、边关对于进口和外销货物的管制、征税多出于巩固国防的目的

汉代和周边各族通市，一般在边关举行。这种在边关上的关市，只有在双方和好的时候才有可能。例如，“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6]；“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之绝以中之”^[7]；东汉明帝时，“北匈奴犹盛，数寇边，朝廷以为忧。会此单于欲合市，遣使求和亲，显宗冀其交通，不复为寇，乃许之”。^[8]从这些记载中，不难发现，周边各族与汉廷通市，是以双方和好为条件的，并且通市必须经过中央的批准。一般说，汉人不准私自出关进行贸易，未经官府允许，私自到边关通市，在当时被认为是非法的。

根据边防关系，同时为了统制对周边各族的贸易，汉廷在边关上，对进口和外销的货物管制得很严，曾经有过种种规定。

外销物资方面，首先是禁止铁器、铁农具出关。如“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9]。惠帝即位后，也下令“毋与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10]。这种情况在东汉也存在，当时北方鲜卑强盛，蔡邑说：“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良铁器，皆为贼有。”^[11]这说明不得在关市上出卖铁器，有时成了汉代的一大政策。其次，作为特种商品的兵器也曾禁止出关。武帝时，匈奴浑邪王率数十万之众来降，虽然汉廷对之甚为优厚，“虚府库赏赐”，但长安市中，“贾人与市者”，则按“阑出财物于边关”罪，“坐死者五百余人”。何谓“阑出财物于边关”？“阑，妄也。《律》：胡市，吏民不持兵器出关，虽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12]又《汉书·昭帝纪》始元五年条注引孟康曰：“汉法弩十石以上，不得出关。”当时在关市政策上的这些规定，大概是为了不让汉王朝的利兵劲弩等先进兵器落到异邦之手。

至于进口物资，也有所选择，不是什么商品都可以进关的。据记载：“宋子惠侯许瘛。孝景中元二年，［嗣］侯九坐买塞外禁物罪，除国。”^[13]塞外什么“禁物”，交代不明。但因为买了禁物进关，而除国，则很清楚。可见，在关市中对商品进口也是有控制的，任何人不得违犯政策规定。

在对周边各族的通市中，当时大量输出的物品是丝绸。输入的则是各族的特产，如牛马等。在关市中，这种商品进出口的原则是以汉王朝的政治、经济利益为标准的。汉代是否征收过国境关税？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在两汉时，确与外国、外族发生过来往和贸易关系。当时同汉王朝有贸易来往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对西域的贸易，对罗马帝国的贸易，对朝鲜的贸易和对日本的贸易等。国际贸易行为是国境关税的前提和基础。

以上分析说明，秦汉时期的关市和关税政策，在“讥而不征”的基础上，更加鲜明地体现出政治特征。尽管在整个秦汉时期，关税是组成财政收入的一个来源，但征收关税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即使因为国家财政告竭而苛征关税，也是依附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这种将政治目的作为国家关税政策取向的思想，区别于财政关税和保护关税思想。它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