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关税思想的复兴

第一节　财政关税思想的复兴

明代的关税包括内地关税和海关税，它与现代关税的含义不太相同，这是因为明代的关税与商税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商税的税务机关与税率上，更主要的是表现在商税以课于过关货物的通过税特别繁多上，许多商税在本质上就是内地关税，如塌房税、过坝税等。这些内地关税制度设立的本身便具有财政征收的特质；而这一时期对于海关税收的观点和主张也具有这一特点。

一、内地关税的财政征收思想

明代的内地关税主要包括以下三大类：钞关税，工关税，门税、过坝税和船税。这些税目的设立，虽然有的初衷在于流通钞法，但最后都变成搜刮财政收入的得力途径。如门税的征收，在弘治初岁入钞66万余贯，钱288万余文，弘治末年数额大减。正德七年以后，门税奇苛，各门监税官类多掊克，以苛税敛取民财，使门税收入大增，较弘治年间，钞增加4倍，钱增加30万，商民深为其困，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至明代末年，门税更为苛重，“举子皆不免，甚至击杀觐吏”^[1]，横征暴敛，终成苛政，直至明亡。而钞关税的财政征收目的更为明显，尤其在万历中期以后。嘉、隆时期商业活动大量增多的势头，在万历前期仍然继续着，至万历中期达到了高峰，表现为空前的商业繁荣。但是，这种商业活动的扩大和繁荣，也刺激了以明神宗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的贪婪胃口。自万历二十六年起，税监频出，遍布全国，“或征市舶，或征店税，或专领税务，或兼领开采”。^[2]其中，对经营长途贩运贸易的行商所进行的勒索和掠夺尤为严重，例如，在长江之上，仅自九江至扬州数百里水程之间，就有湖口、安庆、池口、荻港、芜湖、采石、金陵、瓜埠、仪真等多处关卡进行抽税，其中多数为税监所新设。南直隶巡抚刘曰梧曾就此上疏曰：“长江顺风扬帆，日可三四百里，今三四百里间，五六委官拦江把截，是一日经五六税也。谓非重征叠税，可乎？”^[3]在江北运河南半段，则差有税监二员，“一驻徐州，一驻扬州仪真县。无籍棍徒，营充委官，星罗棋布，重征叠抽，全无则例，商民困惫已及”^[4]。各个商道上都有税监委派的地方恶棍充当税吏，“水陆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资”^[5]。给行商的贩运贸易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可以说，由于征税环节中的弊病，统治者获取更多财政收入的目的并没有得到完全地实现。在万历三十年九月，户部尚书赵世卿针对各钞关税收“以原额约之，岁缩一岁，几减三分之一”的情况，将各钞关司榷官员所申报的亏损理由条列奏上：“在河西务钞关，则称税使征敛，以至商少，如先年布店计一百六十余名，今止存三十余家矣，在临清关，则称往年伙商三十八人，皆为沿途税使盘验抽罚，资本尽折，独存二人矣。又称临清向来缎店三十二座，今闭门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闭门四十五家；杂货店六十五座，今闭门四十一家；辽左布商，绝无一致矣。在淮安关，则称南河一带剥来货物，多为仪真、徐州税监差人挟捉，各商畏缩不来矣。其它烦辞，不敢一一陈渎。大都人情熙熙攘攘，竞利而来。各商不惜霜风跋涉之劳，不惮湖海波涛之险，以竞尺寸之利。无乃税使之害，尤甚于跋涉风涛者，则苛政猛于虎之说也。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多之于此，必损之彼，皇上得无以连年税使供进有余乎？不知其所脧削者，即各关不足之数也。”^[6]从这段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钞关税收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税监凶残地征敛掠夺，使得商人将贩运贸易“视为畏途”、“畏缩不来”，造成了行商数目与贩运商品量的急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以榷收过往商货为主要对象的各个钞关自然要征不足额了。万历三十二年，赵世卿又一次就钞关税收亏减问题上言道：“河西务等钞关七处，征收船料商税，岁该三十万二千七百余两。数年以前（按指万历二十六年税监差出之前），岂惟不至亏欠，间且报有羡余。自万历三十至三十二年，三年之间共亏原额银三十一万一千九百有奇。日侵月剥，莫知所底，将何所资其缓急之用乎？”^[7]前时的钞关税收不但年年足额，且时常解有羡余，反映了商业形式蓬勃向上的大好形势。而此后，则出现了连年征不足额的现象。直到万历三十二年，这种逐年下降的趋势仍在继续，关税年年要亏额十万两以上。这说明税监的横征暴敛，已经导致了明代的商业活动特别是长距离贸易的萎缩。更为严重的是，这一征商狂潮充分显示了封建专制势力的余威，遏制了自明初以来商业活动持续增多、国内市场日益扩大的自然趋势，使其出现了人为的中断，为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成长罩上了一层深重的阴影。

二、外部关税的财政征收思想

明朝的对外贸易，特别是海上对外贸易较之以前各朝都有很大的发展。而明代的海关税在开征之初，收入并不多，但是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海关税收入日益增加，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到嘉靖时已是“军需国库，半取于市舶”。为此，朝廷上下许多人都极力主张发展对外贸易，且都出于增加国家关税收入的财政角度，纷纷发表言论。其中影响较大的要数广东巡抚林富的上奏，林富身为广东巡抚，深感通商征税不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地方都是非常必要的，为此向朝廷上奏道：“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商税，番舶不至，则公私皆竭，今许佛郎机互市有四利焉：往时诸番常贡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其余，只供御用，利一。两粤比岁用兵，库藏耗竭，籍以充军饷，备不虞，利二。粤西素仰给粤东，小有征发即措办不前，若番舶流通，则上下交济，利三。小民以懋迁为生，持一钱之费，即得展转贩易，衣食其中，利四。助国利民，两有所赖……”^[8]林富的奏言对明代的海关税政策影响很大，自此以后，明朝政府日益重视海关税收入之利，为了取得更多的海关税收入，一再提高海关税税率并改变征收办法。

思想家邱浚也提出了开放海外贸易，通过征收海关税以足国用的观点。自宋代设立市舶司，准许商人出海贸易和海外商货进口交易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在满足于自给自足和防止沿海走私骚扰的思想支配下，明初实行海禁政策。对此邱浚认为：“中国之物自足其用，固无待于外夷，而外夷所用则不可无中国物也，私通溢出之患断不能绝。”^[9]因为利之所在，民不畏死，既难以禁绝，不如开放海外贸易，在民自为市的前提下，政府对贸易双方征之以税，从而更可增加收入，这样，“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国用之一端也，其视前代算间架，经总制钱之类滥取于民者，岂不犹贤乎哉！”^[10]并建议恢复市舶司，凡商人出海贸易须就贩售货物种类、数量、贸易路线等事项，报经市舶司稽查征税后，允许其运入国内售卖。邱浚的这一议论，显然亦从满足国家财用的角度出发，要求国家开征海关税，这对明初封建统治者立足于自然经济，单纯的农本思想和闭关自守的赋税观念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突破。直至清代，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经济和财政理论中，都沿袭此议而更有所发展。

至明代中后期，仍有思想家极力主张开征海关税以满足国家的财政需要。如嘉靖时尚书郑晓等人曾经指出市舶有四利：“所以通华夷之情，迁有无之货，收征税之利，减戍边之费”^[11]，把海外贸易作为国家税收的一个重要来源。思想家许孚远在论述禁止海外贸易有四害时，也指出海防军事经费大部分取自于海外贸易税收，如不通商势必重敛于民，而禁海后民穷财尽，甚难取给。若开放东西两洋的海上贸易，并由官府加以严格控制，则既能敷海防军费需要，还可以获得巨额财政收入。^[12]

综上，明代思想家论证开放海禁时，多以扩大国家税收来源，满足各项开支费用为理由，尽管在阐述时，也夹杂以从国际间商品互通有无的贸易经济角度，但多侧重于海关税的财政职能，将流转税的视野，从国内贸易扩展到海外贸易。因此，本时期所呈现出的外部关税思想同样具有财政征收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