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的战时财政思想

四、孔祥熙的战时财政思想

孔祥熙是民国时期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是曾被中国共产党列为“四大家族”(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和陈果夫)之一的“官僚资本家”。他“是一个因贪赃枉法而臭名昭著的国民党政客，也是一个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财政支持，为中国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财政保障的著名理财家”^[38]。

孔祥熙(1880～1967年)，字庸之，山西太谷人。青少年时期曾在基督教会办的华美公学和通州潞河学院学习。1901年赴美，在欧柏林大学学习。1905年获学士学位后又入耶鲁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07年回国，在太谷创办铭贤学校，自任校长。1913年赴日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1915年回太谷，被阎锡山委任为山西督军署参议。1926年任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长。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实业部长。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从1933年起，连任财政部长11年，1944年11月被免去财政部长一职。1947年去美。

孔祥熙在1933年至1944年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期间对国家财政体制的改革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发表了一系列财政论著，如《战时财政金融》、《四年来的财政金融》、《战时财政》和《抗战以来的财政》等著作，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财政思想。从总体上看，他的财政思想，既受到中国传统财政思想的影响，又有西方财政思想的烙印。如在财政方针方面，他既主张“开源节流”，又主张“积极的财政政策”。

“开源节流”是由荀子在继承孔子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思想的基础上首创出来的，成为几千年来被中国历代人士广泛接受的财政格言。孔祥熙对这个财政格言也很推崇，他曾反复强调，“理财之道，不外开源节流”^[39]，“开源节流本是财政上的不易的原则”^[40]。1939年他说:“本人就任时，本先圣之指示，以开源节流为理财之方针。”^[41]又说:“我国古圣先贤，关于理财之要义，指示甚为剀切。孔子有言:‘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又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推其用意，理财之法，应注意培养富源，力避苛征重敛，不徒以增进收入为目的。”^[42]

但另一方面孔祥熙又不拘泥于传统的财政思想，而是与时俱进，借鉴西方现代财政理论成果，特别是凯恩斯的财政理论，主张积极发挥财政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1936年他指出:“近代干涉主义盛行”，“理财者之使命，不仅须有征税聚财之消极功能，更须斟酌时代环境，力谋财政建设，直接间接，为社会经济求发展，为国家民族求富强”。^[43]孔祥熙1938年回忆，他“在就任财政部长之后，即决定财政方针，以财政力量推动金融发展，更以金融力量扶助经济建设，使人民生计，得以逐年改善，同时政府财源，亦得因经济建设之推进而逐年开拓”^[44]。1941年，他开始把这一“理财方针”命名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指出由于一贯采取这一政策，所以中国“不仅把财政金融经济打成一片”，而且使它们“相互扶助，彼此构成一个国防力量的连环”;因为采取这种财政政策，所以中国虽然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但“与金融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暴日作战”的结果，反而“在经济上能够越战越强”。^[45]孔祥熙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构建中国现代财政体制，充分发挥财政的公共职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孔祥熙主持财政工作的11年有7年是抗日战争时期，公共财政体制的运行缺乏基本的社会经济基础，因此，积极财政政策实行的结果，并非如孔祥熙所说，使中国在经济上“越战越强”，而是使中国的经济因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而不断恶化。

孔祥熙在战时财政方面，对战时财政的特征及战费的筹措等作了论述。

孔祥熙认为战时财政有以下特征:

一是“战时财政收入须迅速”。他说:“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前方之所以能战胜攻克者，要在后方之能源供应不匮，故必财政有迅速支付之能力，方不致贻误时机。国内之潜藏力量，无论如何丰富，设不能迅速接济前方，其结果亦归失败。是以战争开始，首须动员财政，使全国财力能于最短期内集中，以应付战局。”^[46]

二是“战时财政收入须巨大”。他说“现代战争，完全为机械战，其消耗甚巨，非有巨额之收入，不足以资应付，是以其筹画之限度，不能以平时情形限制之”，“战时财政之所取，不但可以利用社会全部之所得，有时且征及人民之资本与财产，并以借贷方式征及未来之收益及后代之子孙”。^[47]

三是战时财政须以争取战争胜利为最高原则。他说:“战时财政之措施，须在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前提之下，运用各种合理方法……供应战费之所需。”战时财政“必须以适应作战需要，争取最后胜利为最高原则，纵或对于国民经济稍生不良之影响，在争取胜利之大前提下，亦不得不忍痛以负之。”^[48]

在战费筹措方面，孔祥熙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各国为例，指出筹款方式不外增税、募债和发钞三种途径。他分析、比较了这三种方式，主张以增税和发行公债为主。他认为，战时财政“须有安全持久之税收”，他所谓的“安全持久之税收”就是其“收入来源不易受战争之影响”，“且须富有弹性，其收入可随战费需要为比例增加”。^[49]对于大规模长期战争而言，“则应以借债为填补战费之主干”，他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各国战费之筹措，无不以增税与借债同时并进，但出自税收愈多者，其政策愈为健全，故为树立健全之战时财政政策，应以公债为主干，以增税为后盾”。^[50]对于运用通货膨胀政策筹措战费的弊端，孔祥熙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他在1938年指出:“增发纸币，更是有伤国计民生，因为纸币发行过多，必致恶性的通货膨胀……社会经济基础，就有总个崩溃的危险。所以，政府无论如何艰难困苦，绝不走这个途径。”^[51]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孔祥熙在理论上主张以增税和发行公债为主筹措战费，也相继开征了战时过分利得税和遗产税，并积极募集公债，特别是进行了颇有成效的田赋征实改革，但他在抗战中所实际推行的战时筹措战费的财政政策却是以增发钞票为主。1939年1月，他向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议:合理增加法币的发行量，以便“使用多量法币”来“供应军费，收买物资”。其结果虽然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提供了大量军费，但也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

孔祥熙为什么违背自己的初衷，推行通货膨胀政策呢?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通过增税和发行公债都无法迅速获得巨额的战争经费，为了保障战争的胜利，以争取战争胜利为最高原则，财政政策只能饮鸩止渴，通过发钞来尽快获得财政收入。古今中外莫不以通货膨胀政策应付战时财政巨额支出，如中国古代宋、金、元三朝的通货膨胀及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的通货膨胀都是如此。对此，当年与孔祥熙齐名的另一位财经领袖宋子文给予了比较公允的评价:“本人以往曾一度担任财政工作，深知抗战财政，有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困难。因为平时财政办理不善，其失败仅是负财政责任的个人，战时财政办理不当，那就不仅是个人的失败，或政府的失败，而是全民族国家的灭亡。因此在抗战六七年当中，孔兼部长担当艰巨，为国家辛勤奋斗，卒能克服一切困难，使抗战经济，能平稳发展，不但军事需要，不虞匮乏，就是经济建设，也能齐头并进，这种成就，实在是对国家民族的伟大贡献，为历史上显著功绩。”^[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