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由经济几次大危机时政府如何出手

 

撰稿人：Alex_Z

 

原文链接

 

摘要：

到目前为止，我们经历的头两次经济萧条，一次发生在20世纪，一次在本世纪及时挽救。那么第三次萧条是怎样的呢？早在几年前对市场的担忧已初现端倪。

 

正文：

到目前为止，我们经历的头两次经济萧条，一次发生在20世纪，一次在本世纪及时挽救。那么第三次萧条是怎样的呢？早在几年前对市场的担忧已初现端倪。

 

2008年9月，在经历了连续14个月全球经济缓慢增长后，金融市场系统性恐慌全面爆发，为了阻止第二次灾难蔓延，人们开始深入研究1930年第一次大萧条产生以及恶化的原因。

同样的，要了解第三次危机的发生，当权者和政策制定者应更深入了解2007-08年危机的前因后果。

 

2008年的恐慌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广泛关注，那时的情况是局外者迷，局内者最后关头才意识到问题严重。这场灾难源于担保银行体系下的银行家和资产管理人过于草率的将30年的经济繁荣大肆推广，并美其名曰“全球经济一体化”。

 

这场所谓的“影子银行体系”问题在危机之后才开始浮出水面。

 

若非身在世界金融圈内，行外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场危机的关键词—重购（repo）并不被人熟悉，销售和再购的协议也是些非常短期的融资协议，协议由金融担保承保，双边金融基金经理通过短期操作价值近百亿美金的活期存款。这些短期担保融资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迅猛，以至于2006年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放弃了对其的核算。

 

这场恐慌是自二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第一次出现低迷，接踵而至的美国、欧洲、俄罗斯的政治关联深化。

 

不过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所带来的全球金融狂欢、前苏联解体以及伴随着全球资讯信息技术的推动，银行体系的隐忧其实也是形势所趋。

 

全球总产值的概念十分新颖，很难真正进行评估，在全球发展历史浪潮中，大萧条以来的经济增长独一无二。即便是在20世纪70年代遇到阻滞，全球贸易仍在不断演变。

 

大肆吹嘘的次级贷款只是近期发生的一起金融风暴。事关债务炸弹，多亏各中央银行的国债充足，应急贷款充足，从而化解了一次彻底的引爆。

 

不像大萧条那样，这一次大多数的贷款得到了清偿。

 

恐慌之后，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好像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普及宣传不仅未得到广泛，甚至连部分经济学家都对此一知半解。

 

因此，本文将扼要重述本年5月以来所发生的事情，主要针对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出台的宏观经济金融研究中提到的部分经济学家 。

 

恐慌一直伴随美国

从中世纪起，银行就是市场经济的交易标配场所。17世纪以来，银行引发的间隔性恐慌从未间断，周期通常为10-12年爆发一次。引爆点几乎无一例外：储户存款大量提现，用现代的话说，银行债务持有人大面积提取现金。

 

引起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银行没有足够的现金储备，大多数的现金已按照比例外借，银行本身只持有少部分现金以备正常数量的提取。

 

在18世纪，詹姆士·斯图亚特呼吁中央银行和政府干预市场， 他的对手亚当·斯密却相反认为政府应该避免过度干预市场，并主张建立银行资金和储备以应防，在经济学家角度来看，亚当·斯密的论点大获全胜，不过这对于银行家来讲却没什么抵御效果。1973年恐慌之后，英国银行开始贷款，以应对蜂拥而至的兑现。

 

随着银行的日益壮大，恐慌持续到19世纪，并不断恶化。1866年的经济危机撼动了整个体系，前银行家Walter Bagehot辞任《经济学家》主编一职，打算投身政界，给英国银行的主管们敲响警钟。在 《朗伯德街：货币市场纪实》（Lombard Street: a Description of the Money Market）一书里，Walter Bagehot 总结出避免恐慌的三个基本原则：向那些缺乏现金的机构出借资金，设定违约利率，避开极具诱惑的金融担保。在那之后，困境缠身的银行偶有关闭，不过整个英国的恐慌却因此平静下来。

 

在美国，恐慌却没有得到抑制。1863和1864年《美国国家银行法律》本应该抑制其蔓延，但是1873, 1884 和 1893，恐慌还在国内屡屡发生。不过，至少这些法规促使国家性货币体系的诞生，这个体系由黄金和美国通货监理局（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作为支持的，并监管纸质货币和银行。

 

从那时起的百年间，美国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恐慌，分别在1907年，1930-33年间，以及2007-08年间。

 

1907年的恐慌首先开始于两家纽约银行，随后蔓延至其他“新基金信托”投资银行。随后纽约清算所（New York Clearing House）发行了贷款证书（loan certificates）组织银行继续运作，同时，摩根大通(NYSE:JPM)也推出拯救信托措施，恐慌得到平息。

 

恐慌直接导致到联储1913年金融体系的形成：在全国范围内大型银行云集的城市里开始出现许多私人的区域性银行（其中还有一家在纽约的颇具影响力的银行），同时，总统还在华盛顿委任了一个7位政要组成的委员会。

 

立法委员认为成立联储等同于为政府搭建半独立于其他机构的第四平台。在1907年的那场危机中，Benjamin Strong曾是摩根的副手，是全球银行界和政界不可或缺的顶梁柱，后来Strong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在他的带领下，美联储开了一个好头。

 

1914年的那场恐慌中，适逢一战爆发，在《奥德利奇瑞兰法案》（Aldrich-VreelandAct）保护下，银行却能够发放应急现金以临时调动。那个时候，联储尚未未正常运作，在1920-21年战后经济怠滞的那几年里，新的中央银行行之有效的推广相关政策，驾熟就轻，从而树立了市场信心。1923年，美国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业务“（open market operations），通过政府银行账号买卖政府债券，实现利率的有效监控，

 

1928年Strong去世，由于联储主要管理人员在华盛顿，执行中心却在纽约，在没有合适人选接替Strong的情况下，联储内部管理开始混乱，同时，英国、法国和德国央行等国家同级机构意见无法一致，导致一系列的决策失误，这也是出现大萧条的原因之一。投资银行家Liquat Ahamed 曾在《金融贵族：破坏世界的银行家们》（Lords of Finance: The Bankers Who Broke the World）一书中对过去一个世纪的经济和历史进行研究，书中对此也进行了探讨。

从1928年1月开始，纽约联储开始收紧政策，计划控制股票市场泛滥的投机活动，这项举措不仅未能令经济回春，反而导致了1929年10月市场的崩盘，至此，新一轮大萧条开始。

银行倒闭接踵而至，不过由于美国当时并未有中央银行，行业应对措施尚未制定，所有一切都在等联储干预，最后，联储并未做出干预，选择缩紧银根。

 

1931年，萧条规模扩大了2倍，到1933年年初，除纽约外全美有数百家银行破产，那时候银行体系中还没有存款保险制度，恐慌霎时波及全国 。

 

在此期间，每一次恐慌爆发，联储选择袖手旁观，拒绝放松银根或者发放贷款。同时，胡佛政府推出平衡联邦预算。截止1933年，总统行文遏令美国各大州许多银行关闭。

 

1932年11月，法兰克林·罗斯福以压倒性票数当选美国总统。紧接着3月，罗斯福以及民主党占多数席位的国会开始推行罗斯福新政（新总统就职仪式挪至1月举行）。国内失业率接近25%，且高居不下时，20世纪30年代初的恐慌很快被人们遗忘，不管如何，这场经济危机也因此偃旗息鼓。

 

经济学家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救世之方。最终，1936年，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一书中重新进行回顾。靠工资的下滑时间漫长，而经济可能因此长期陷入一个高失业率的怪圈中。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唯有靠政府有效介入，刺激经济增长，制造就业机会，最终将僵化的经济带出就业失衡的怪圈。

 

凯恩斯的理论，尤其经过John Hicks爵士和Paul Samuelson用传统概念包装后重新推出，发扬广大，打败了经济学界其他的反对声音。二战后，新规则在西方工业化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ies）中开始实施，其中，定期调节税率和相应控制政府开支的经济政策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货币和银行的影响反而却没那么大。

 

1948年开始，Milton Friedman 和Anna Schwartz两名年轻经济学家与芝加哥大学和美国经济研究局分别合作，向当时权威的凯恩斯理论发起挑战。这场辩论在1963年《美国货币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出版时达到一个高潮。《美国货币史》对联储货币政策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数据研究，整本书最核心的精华即是对大萧条的重新诠释。

 

Friedman 和 Schwartz认为，联储并非没有能力干涉经济，相反，在1929年至1933年间，是联储默许大面积货币衰退，“将本来普通的衰退推向了无底的深渊。”

 

麻省理工经济历史学家Peter Temin却持有不同看法。一战时期的股市十分糟糕，同时，受到金本位的限制更加严重，这是导致十几年后大萧条的原因。央行对此的作用微乎其微。这种说法在70年代十分盛行，到80年代初，经麻省理工年轻的毕业生本·伯南克总结，Friedman的论点基本正确：货币政策，尤其是短期应急借贷十分重要。伯南克和部分志同道合的伙伴尝试劝服其他人接受这一观点。令人皆大欢喜的是，伯南克后来一直担任联储主席，并有幸在2007年夏天新一轮恐慌即将爆发时及时察觉。2008年秋季，维持一个月的应急借贷使50多年来的经济战略争论有了较清晰的答案。第二次大萧条得以避免。这一事实说明Friedman，甚至Bagehot的判断都是正确的。

 

这个故事和我们以前常听到的都不太一样，故事大部分将在这周内结尾。

 

不过，这也带出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在1934年以后的75年间，美国如何在恐慌的地雷中享受延期付款带来的消费狂欢？Gary Gorton把1934年以后的几十年称为“安静年代”。

为何美国出现“安静年代”

 

谈到银行，当年1929年经济危机政府的4个对策如下：

* 罗斯福总统在其就任前第一次《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谈银行危机》

里非常清晰的阐述了恐慌已维持数周以及宣布银行休假（暂停营业）的原因。罗斯福在美国废除了金本位，不过却并没有拼命解释原因，复杂矛盾。正如Gorton指出，罗斯福非常小心处理银行问题，并未多加指责。

 

“…我们的有些银行在管理大家的存款时表现得不称职或者不诚实。他们把这些委托给其经营的钱用于投机活动和轻率的贷款。当然，绝大多数银行并没有这样做，但确实有不少银行在从事此类活动，足以使大家震惊且一时间萌生不安全感，并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认为天下乌鸦已一般黑。联邦政府的工作是纠正此类误解，并且会尽快去做。这项工作正在完成之中。”

 

* 1933年颁布的《1933年银行法》，也称作《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它们由卡特·格拉斯（Carter Glass）和亨利·B·斯蒂格尔提出 （Henry Steagall)）, 这个法案按照银行不同业务区分开来，主要严格规范各种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不允许接受存款；银行不允许参与证券交易，也不允许相关证券投资。1927年颁布的《麦克芬得法》（The McFadden Act）事实上已明令禁止州际银行业务）。

 

* 国会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主要监督《1933年银行法》相关存款保险条款是否落实，所有大小银行都首其监管。

 

* 前美联储委员会主席，犹他州银行家马瑞纳·伊寇斯 (Marriner Eccles) 在《1935年银行法》中力排 卡特·格拉斯异议，再次确立了联储的领导地位。伊寇斯稍后提到：

“责任分摊、消除惰性和优柔寡断的方式尚未得到真正解决。”

 

在华盛顿，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由12名成员组成，联邦储备委员会选择不依靠纽约地区银行的方式，重新获得了货币政策的领导权。从此，地区银行的权利被削减，地区银行主席由委员会委任。应急贷款的作用被加大，涵盖联储所谓的“健全资产（sound assets）”，不同于以往支持的商业票据，范围相应缩窄。这个体系仍旧为私人控制，不需要国会拨款（投资政府国债所得进行红利发放，而并非支持运营的成本），不过其与财政部和国会的关系仍旧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关于政府介入抵押债券业务是第五项措施，不过它在历史上的操作一直较为模糊。1934年颁布的《联邦住宅法案》（Federal Housing Act）为住房建设制定了标准，确保住房抵押贷款的安全。专门为对付经济危机的美国复兴银行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成立了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OTCQB:FNMA)，在该协会成立以前，《联邦住宅法案》并未有太大影响。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后改名为房利美（Fannie Mae），通过向银行收购贷款，并将其整合向大型投资者发放，获取利差回报。这项措施，加上新的30年固定利率住房抵押贷款带来的资金余地，房价市场最终得以控制。伊寇斯以联储主席的身份向银行家恳请成立一个独立的二级市场，不过未能如愿。

 

同时，神通广大的律师们开始寻找法案是否完善，以作防备。1940年，律师发现法案漏洞，为《公司投资法》铺平道路，并将证券投资信托基金置于联储的管理之下。 8 年后，第一只对冲基金通过低于100名有限合伙投资人的方式，冲破1940年法律监管，开门面市。

罗斯福新政改革禁止了金融公司某些商业经营范围，20世纪70年代，许多金融公司都希望涉足这些领域。1975年出台的《证券修正法》（Securities Acts Amendment of 1975）一向不被人记得，但正是它解除了纽约证券交易所长达180年的价格竞争禁令。早在尼克松水门丑闻闹的沸沸扬扬期间，财政部就提出放松管制的《证券修正法》，随后，福特上台后同意立法，“解除管制”在吉米·卡特时期得到推广，并在里根任期内高速发展，“解除管制”在1999年废除了《1933年银行法》的核心条款后发展至巅峰。

 

1975年间，在竞争原则基础上，“金融创造者”（financial innovators）被允许最大自由化的发挥，这种现象再与学术金融结合，开创金融界无限可能新境界，联储间或偶尔监督一下发展趋势。1987年，股价暴跌，以投资银行家Nicholas Brady（后来财政部长）为首的审查团对期货和股票交易进行了调查，同时，Sam Cross 也帮联储研究互换交易(Swaps)， 纽约联储主席Gerald Corrigan则对金融衍生物进行了广泛研究。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Brooksley Born （1996-99）等人的反对意见被否决。2002年，dot.com的神话泡沫破灭，以及安然、世界通讯（Worldcom）和泰科国际(美国)（Tyco InternationalLtd.）公司会计舞弊丑闻爆发，标志着深层监管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Act) 相应推出。全球一体化为金融市场提供了一个长期良好的环境，直到2007年夏天，无可避免的灾难才开始呈现迹象。

 

从1933年大萧条以来，全球经历了二战，70年代美国经济放任自流，日本以及其他一些亚洲经济体迅速发展，到2008年的75年间，全球一体化发展达到顶峰。在这段历史时间，我们可以抓住其中最基本的事实：创新不仅在金融体系，在其他领域尤其是信息和通信领域也十分重要。工业化民主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推动了社会的极大发展。在1975年后，银行和经济增长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决定话语权的经济科学和美国经济研究局搜集的经济发展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不过，在分析全球发展时，却也十分局限。全球需要一个新的衡量标准。

 

新政？

这一次，我们应该采取如何的实用应对措施？和当年罗斯福新政截然相反的方式？作者并不苟同。

 

显而易见，除1928－1934年之外，其他时间联储的影响和运作要好很多。在格林斯潘最后几年任期里，联储决策偏向仔细监管。2006年2月，伯南克接管联储后，开始并未采取很多的措施。自2007年夏天以来，联储得到全面发展。伯南克自传体《行为的勇气，伯南克回忆录》将在下周发布，决定雷曼兄弟破产是全书的重中之重。如果当时对雷曼施以援手，也会引发其他问题。2008年的这场风暴，伯南克和他的团队，以及其他国家平级的领导人，都已做好应对措施。

 

布什做得远比胡佛政府要好。2007年8月之后几个翻天覆地的月里，财政部长Henry Paulson 并没有多大的作为。Paulson抛出了由银行或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设立的结构性投资工具（StructuredInvestmentVehicle, SIV），SIV以私营部门解决对冲基金破产模式，曾出现在1998年俄罗斯危机当中。 这也并不能说明Paulson 4月“击碎玻璃”（Break-the-Glass）重组的行为与9月份的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AssetReliefProgram)取得同样印象深刻的成果。不过在次之后，Paulson团队却顺水推舟十分漂亮完成了后面的工作。伯南克和Paulson是布什的主要幕僚，与国会相互合作带领国家从75年里最大的一次经济灾难中死里逃生。

 

奥巴马接任时，恐慌已接近尾声

现在回想起来，奥巴马当政的头几个月里看上去尚未睡醒，呆头呆脑。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AssetReliefProgram)宣布同时，前财政部长Lawrence Summers 和前高盛银行董事长现花旗副主席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 正式加入奥巴马阵营。

 

Summers，和其他经济学教授一样，从迈出学校大门开始，踏入血淋淋残酷的现实。离职后，在接受《金融时报》专栏作家Martin Wolf采访时，Summer 谈到2011年3月在布雷顿森林的新经济思维研究所的一次会议前他的思想转变。

 

“不得不说新凯恩斯以及凯恩斯新古典不断创新并尝试将宏观经济置于微观基础之上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相反，Walter Bagehot, Hyman Minsky, 尤其是Charles Kindleberger对度过经济难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过在那次受访中，Summer对奥巴马接任总统以前的恐慌和接手后的衰退并未做太多的区别说明。同样在以后的一些采访中，也并未得知 Summer事前到底对恐慌了解多少。在上个世纪90年代，Summer已尽力做到最好，虽远不如伯南克和盖纳（Geithner）。因在2009年2月奥巴马就危机发表国会讲话时，总统没提到的比说到的更让人印象深刻。

 

“这次我打算完全控制这些银行，监控他们所获资助的流向，同时，银行还要明白无误地证明纳税人的钱是如何反馈给我们的纳税人更多的借贷支持。公司CEO们也将不能动用纳税人的钱浮报工资或是购买高级窗帘或是驾着私人直升机一溜烟跑掉。这种日子一去不返。”

 

不过，这次讲话对选举前秋季的恐慌成因、以及联储和布什政府所做的贡献只字未提，此外，讲话也并不十分鼓舞人心。谈话中提到，不采取任何行动的代价仅仅是“漫无止尽的争吵”。与罗斯福新政“补偿支出”相反，在最初一轮价值8190亿美金的《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的“经济刺激”下，奥巴马政府一无所获。2010年民主党众议院选举兵败如山倒使政局陷入僵局，不过，经济在此时却开始复苏。

 

国会？许多监管者和银行家认为多达千页的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Act) ，由于与独立运行的联储合作，使未来救援计划变得更加复杂。接下来，财政部长被要求在应急贷款上签字。

 

银行监管者？包括Gorton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担心全球银行主要监管者“国际清算银行”对新“流动性覆盖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的关注会由于固定抵押等问题导致全球经济体系更加脆弱。

 

银行家？新一代的银行家已开始盯上金融新生物。

 

同时，美国国会左右翼评论家也还在继续寻找法律空隙来控制未来联储的权力。

未来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值得忧虑。根据2008年的经验看来，当一次大的经济危机得以避免，人们就会期望下一次战争还会取得胜利，不过各位别忘记，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有赢也会输。

文章来源：SeekingAlpha

原文标题：The Next 30 Years

（本文发表时间：2015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