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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对就业的影响

时间:2022-11-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中国对外开放初期,吸收FDI,组建外商投资企业,由于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外商投资的就业贡献较大。当时外商主要是出于对外转移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取得成本优势,获得高额利润的目的,而在中国举办中外合资企业的。外商投资企业中的中方从业人员,并非都属于外商投资对中国的就业贡献,其中很大一部分就业属于“转移就业”,而非“创造就业”。这与外商投资目的发生变化有关。

4.2 外商投资对就业的影响

当中国经济发展中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时,不仅需要在保持经济较快增长中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降低失业率,而且必须关注在中国经济中具有越来越显著作用的外商投资企业对于就业的全方位影响。截至2005年末,我国现存注册外商投资企业28万家,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直接就业的人员超过2500万人,占全国劳动力人口的比重约为10%。[2]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是我国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渠道之一。

4.2.1 FDI与就业效应

根据投资与就业相互关系原理,利用FDI往往存在三种就业效应:第一,扩大就业。即外商投资既可以带来直接就业,也可以产生间接就业效应。就业是投资的函数,外商投资增加,本身会直接吸收劳动力就业;通过投资乘数效应,外商投资带动的其他领域和企业就业,为东道国供货商创造出新的工作,可以间接增加就业。第二,转移就业。外商通过组建合资、合作企业,购并内资企业,使原来在内资企业就业的劳动力转变为在外商投资企业就业。第三,挤出就业。即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产生竞争关系,使内资企业缩小生产规模,或退出市场,企业职工失业,FDI挤出了内资企业原有的就业。

当然,外商投资所能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并不简单地取决于投资规模本身,而取决于资本有机构成[3]即取决于投资总额中用于购买劳动力部分的比重。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单个资本增大,劳动生产率在竞争中提高,从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有时甚至是绝对减少。投资和产出增加,但就业不一定增加,甚至减少,出现奥肯定律悖论,恰恰说明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中投资、产出增加对就业的影响是复杂的。一般说来,在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情况下,外商投资的直接就业贡献较大;而在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情况下,外商投资的直接就业贡献则较小。

4.2.2 资本有机构成较低情况下FDI对就业的影响

在资本有机构成较低且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外商投资用于购买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比重低,用于购买劳动力的比重高,外商投资企业中就业人数会随投资增加而增长。

在中国对外开放初期,吸收FDI,组建外商投资企业,由于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外商投资的就业贡献较大。

(1)外商对华投资初期,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低,与当时中国的情况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中国市场短缺程度严重,企业之间的竞争尚未充分展开,外商投资后无须采用最先进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可轻易扩大市场占有率。在外商投资企业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情况下,投资中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所占比重较大,外商投资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比例高,就业贡献也较大。

(2)外商对华投资初期,主要分布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使得外商投资企业平均的资本有机构成不高。这与外商投资的目的有关。当时外商主要是出于对外转移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取得成本优势,获得高额利润的目的,而在中国举办中外合资企业的。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目的和行业分布决定了其资本有机构成不高,从而对就业贡献较大。

(3)外商投资企业中的中方从业人员,并非都属于外商投资对中国的就业贡献,其中很大一部分就业属于“转移就业”,而非“创造就业”。众所周知,外商投资组建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主要是中方以旧有企业厂房、地皮等作价,同外商投资联合,对旧企业改造而成的,并非完全新建企业。因而,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中方从业人员,大部分是从中外合营前的国有企业就业职工中转移而来的,并不是新增加了那么多就业职工。当然,这并不是说“转移就业”不重要,如果没有外商的合资、合作,也许这批国有企业会失去市场生存能力,而被市场淘汰,企业中的就业工人便将转变为失业人口。

4.2.3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情况下FDI对就业的影响

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变且较低,只是一种短期现象。从发展的角度看,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同样具有提高的趋势。

(1)中国市场的短缺程度并非固定不变。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短缺逐渐成为历史买方市场已经形成,到1997年,全国95%以上的商品已经出现市场饱和或过剩,供不应求的商品主要集中在新开发产品上;到1998年,中国总体上的短缺经济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市场上的普遍过剩,卖方市场彻底转变为买方市场,卖者的竞争加剧。在生产者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外国投资者要想占领中国市场,并提高其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就不能再依赖较低的技术水平,必然要谋求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其结果是资本有机构成逐步提高。

(2)外商投资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不仅表现为新增投资的构成提高,而且表现在原有投资的构成提高上。在电子、机械、汽车、纺织等行业,这种表现都是突出的。外商投资初期,所采用的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技术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中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也在于弥补建设资金不足。但随着外商投资增加,外商投资企业间的竞争、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间的竞争逐渐加剧,中方在利用外商投资中对技术水平的要求提高,外商投资企业开始转变投资策略,越来越注重技术进步对企业生存的意义,并在购并中利用先进技术改造旧的企业,在扩大投资中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

(3)在外商投资购并内资企业的行业分布上,虽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的占较大比重,但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购并投资快速增加,特别是在中国“入世”之后加入经济全球化步伐进一步加快,外商投资环境明显改善,并趋于规范,国际上一批有名的大型跨国公司纷纷登陆中国。这与外商投资目的发生变化有关。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已不单纯是为了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实现其全球战略,把中国市场作为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到2005年,世界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中,已有470多家在中国投资。德国前10位最大的企业集团中,有9家在中国投资,如大众汽车、西门子巴斯夫等;日本前20位的工业公司中有17家在中国投资,如松下日立、三洋等;韩国十大企业集团中,已有9家在中国投资,如三星、现代、大宇等;美国3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中,有24家在中国投资,如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克莱斯勒、惠普、摩托罗拉等。这些跨国公司的投资,多分布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资本有机构成较高。[4]

(4)中国对外开放具有渐进性特点,外商投资领域也是渐进式放宽的,某些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和中国相对落后的行业如服务业开放较晚,这使得外商投资在不同部门资本有机构成差异较大,社会平均的资本有机构成变化并非直线上升,有些年份甚至出现下降,因而这些年份外商投资总量的增长率反而低于可变资本增长率,在工资水平保持稳定的情况下,从业职工增长率高于投资增长率。但是,从发展的趋势来看,随着外商投资扩大,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吸纳的中方从业人员数量不断增加,而增长幅度却大体呈下降态势,外商投资的增长幅度也大体上快于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

由于外商投资必然带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对就业的影响就十分复杂。就中外合资企业本身而言,合资后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如果企业经营规模不变或缩小,都会导致企业自身吸收的就业规模缩小,产生挤出就业的效应,造成失业。但这种情况很少见,一般中外合资后,企业的经营规模都会扩大。

从就业总体规模上看,当外商投资增长速度低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速度,外商投资将会导致直接就业数量减少,就业规模缩小,甚至产生就业挤出效应,造成其他内资企业职工失业;而当外商投资增长速度高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速度,外商投资就会带来直接就业规模的扩大。从中国的实践来看,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中,FDI往往伴随着两种相反的趋势:一方面外商投资吸收的就业职工数量增大;另一方面,吸收就业的增长速度下降。

4.2.4 FDI在推动内资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中对就业的影响

(1)外商投资在增加的过程中与内资企业的竞争逐渐激烈,必然推动内资企业乃至整个社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

中国对外开放初期,外商投资的重点局限在第二产业的少数领域,中国政府对其产品内销有原则上的限制条件。但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外商投资领域逐渐放宽,除少数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行业外,外商投资分布于包括第一、二、三产业在内的广阔领域。并且,根据WTO的要求,中国政府放宽乃至取消了对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内销的限制,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产品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迫使内资企业改变观念,学会同外商投资企业竞争,并主要通过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赢得市场竞争。在内资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中,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

在中外合资过程中,内资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首先是从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老企业技术改造入手的。如电子工业、纺织工业、机械工业化工工业、食品加工工业、餐饮业等,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外商投资企业在这些行业崛起,同内资企业展开了激烈竞争。许多内资企业由于技术落后、管理不善等原因,产品质次价高,售后服务差,缺乏市场竞争力,被迫降低了原有市场份额,或者退出市场;而另一些内资企业则在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后,加快了产业投资方向的调整,加快技术改造步伐,提高劳动生产率,有的甚至寻求合资经营道路,主动利用外资购并、嫁接改造老企业,转变为外商投资企业,重新占领了市场。不管中间的过程如何,生存下来的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大都不同程度地相应提高,一批新的电子、纺织、机械、化工、食品加工、餐饮企业蓬勃发展起来。这样,旧有的内资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绝对减少,一批原有就业职工成为企业冗员,被迫下岗。目前,国有企业大量职工下岗,既有其长期积累下来的人浮于事问题,也与外商投资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而使国有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有关。

总之,在外商投资增加的过程中,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激烈竞争所推动的内资企业乃至整个社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在短期内,会出现内资企业停产、倒闭,原有企业技术革新加快,很可能排挤出大量失业人口;在长期中,追加资本吸收的就业工人越来越少,但由于外商投资的规模更快增长,工人队伍会相应扩大。

(2)内资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还表现在追加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上。老企业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相应考虑到同外商投资等带来的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追加资本就不能在旧的技术水平下复制古董,而是从一开始就选择使用较先进的技术设备,与老企业相比,追加资本的有机构成要高。另外,新建投资项目也必须考虑到社会已有同类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资本有机构成状况,保持较高的资本有机构成。否则,就会出现企业刚一投产就没有市场竞争力,最终导致企业被迫破产的现象。

内资企业追加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是社会经济技术进步的表现,但这同时使追加投资吸纳的新增劳动力数量相对减少,投资扩张对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作用减弱,要想吸收同样数量的职工就业,就必须有更大规模的投资。

4.2.5 FDI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中对就业的影响

在分析FDI对中国就业的贡献时,还要考虑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由于存在投资乘数和加速原理,FDI可以引致国民收入和国内投资加倍增长,从而在增加国民收入总量中增加就业机会,即创造间接就业。

一般说来,一方面,投资对国民收入具有乘数作用,投资的增长会引起国民收入加倍增长。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社会总需求增加,国民经济在需求拉动下得到发展,就业机会相应增加。外商投资同样具有乘数作用,会创造间接就业机会。但是,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对投资品的需求一部分面向国际市场,如1979~1997年,其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的60%左右依赖进口[5]这使投资乘数大大缩小,从而创造的间接就业机会远低于国内投资。另外,考虑到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分工协作关系相对松散,企业间的关联较弱,外商投资的乘数效应小,而且在外商投资中推动着社会资本有机构成逐步提高,我们对外商投资创造间接就业的贡献不能估计太高。

另一方面,国民收入增长对投资规模会产生反作用,促使投资加速增长。外商投资在促进国民收入增长中,必然导致国内投资规模加速扩大。而投资规模扩大又会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这一点已被外商在华投资的实践所证明。如一些外商投资企业职工较高的收入使他们有能力维持高消费,而较高的消费层次又引起高档消费品的开发和投资增加,投资增加则产生新的劳动力需求。但是,在加速系数既定的条件下,投资加速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却可以极不相同。这取决于投资的资本有机构成。因为劳动力需求是由投资中可变资本的数量决定,而不是由总的投资规模决定的。随着国民收入提高和国民经济发展,资本有机构成实际上也在不断提高,因而,投资增长引致劳动力需求的数量在相对减少。

4.2.6 结论

归纳上述内容,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外商投资对于中国就业的影响在不同的阶段是不同的。在对外开放初期,FDI以建立中外合资企业、合作企业为主,加之中国市场到处是短缺,企业之间的竞争并未充分展开,FDI对就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创造就业和转移就业上,很少发生挤出就业,而且当时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低,FDI对就业的贡献较大。以1997年为分水岭,以前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合资企业占主体,1997年外商独资企业首次超过合资企业,占据了多数(1997年,中国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中,中外合资企业9046家,外商独资企业9604家)。[6]此后,外商独资企业的比重逐步上升。不仅如此,原来的中外合资企业中纷纷出现转变为外商独资企业的现象。[7]与此同时,中国市场短缺局面得以缓解,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趋于激烈,FDI创造就业、挤出就业和转移就业并存。由于企业竞争过程中不仅外商投资本身的技术水平呈上升趋势,大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外资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在提高,而且内资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也在上升,在FDI创造直接就业数量增加的同时,其对直接就业的贡献相对下降。

但是,考虑到投资乘数和加速原理,FDI可以引致国民收入和国内投资加倍增长,其对中国就业存在的间接影响不可忽视。以百事公司为例,1981年以来累计在华投资10亿美元,成立了40多家合资、合作和独资企业及项目,为中国创造了1万人以上的直接就业机会,而创造的间接就业机会达到15万人以上。[8]

为了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在中国目前失业率较高的情况下,制定外商投资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其对就业的短期影响和长期贡献,不仅应该注重吸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大型跨国公司投资,为中国的经济技术进步服务,而且应该积极吸引劳动密集型企业特别是加工贸易投资,注重选择那些外商投资产业关联度高、就业乘数效应明显、资本有机构成相对较低、对就业贡献大的产业和企业,鼓励其投资,为降低失业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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