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形成和流传的历史考察

二、《周易》的形成和流传的历史考察

《周易·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如果我们接受《周易·系辞》的作者就是孔子这种说法的话,那么在孔子的时候,就已经弄不清《周易》是何时形成并兴起的了。所以,孔子用一种不确定的语气来推测《周易》是“中古”时代的产物。孔子是春秋中后期时的人物,当时所说的“中古”究竟是指三皇、五帝时期,还是夏商时期,也很难判定。一般而言,上古是指三皇五帝时期,中古应是唐尧、虞舜、夏禹之时,近古则指殷周之间。所以,孔子的这种推测,实际上与历来的传说——伏羲初画八卦、神农重卦、夏禹重卦,以及周文王重卦等说法相差无几,只不过在表述上要比那些具指者科学客观一些。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这可以视为孔子晚年钻研《周易》的史料证据。在《论语》里,我们则可以找到孔子努力研究《周易》的旁证:“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在《礼记·礼运》篇里有基本相同的话,更可以证明孔子在寻找夏礼、殷礼的过程中,也在寻找《周易》的历史轨迹。孔子说:“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

孔子在聚徒讲学的过程中,很想把夏、商、周三代的礼治和治国的理念彻底弄清楚,他说:“夏礼”和“殷礼”我都能讲一套,但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我到杞国寻找夏代治理国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结果没有得到足以凭信的资料,只得到夏历;而到宋国去寻找商代的治国理论和方法,结果也没有得到足以凭信的资料,只得到“坤乾”。这个“坤乾”是什么东西?据先辈学者的研究,这“坤乾”乃殷代《易经》的起卦。孔子到杞国和宋国虽然没有找到更多有关夏道与殷道的史料,可是获得有关夏历和坤乾的史料,尤其是坤乾的获得,对于后世了解《周易》的形成和流传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它说明“三易之法”到孔子研读《易经》时,夏易和殷易已经失传,只有《周易》还在流行。也就是说,孔子的“韦编三绝”,读的只是《周易》。虽然他也想弄清楚三易的渊源关系,但却没有找到足以凭信的资料。所以,在《周易·系辞》里会有“易兴于中古,作者其有忧患”的疑问。

其次,根据《周礼》规定,大卜的职掌要精通三易之法,而到了孔子生活的年代,三易只剩一易,即《周易》。吉林大学金景芳先生认为《周易》汲取了连山和归藏的精粹,所以使夏、殷两代的《易经》消失得很彻底。金先生的这种推理自有他的合理性,但我以为更为主要的还是与《周易》相比,夏易与殷易丧失了其特有的可信度。同时,孔子研读《周易》也与周朝的衰落肯定有关系。孔子目睹“礼崩乐坏”的现实,他的心愿就是要保存住周代的礼治文化。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周代的文化都自夏、商二代继承而来,多么繁荣的传统文化呀,我一定要将周代的文化保护和发展下去)曾经有人将这句话作为孔子复辟奴隶制的“罪证”,我认为应该回到原意上去理解。孔子曾想追溯《周易》的前身——夏易和商易,结果只找到“坤乾”,坤卦是商易的起卦,人们由此推断夏易(连山)的起卦是艮卦。贾公彦疏《周礼·大卜》曰:“连山似山出内(纳)也者,此连山易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是名连山,云气出内(纳)于山,故名易为连山。”因为艮代表山,体现出夏代刚由原始社会步入初期的文明社会,自然环境恶劣,洪水泛滥,夏禹的父亲鲧就因为治水无方而被殛毙。当时的人们崇拜高山峻岭,因为大山能庇护人类的安全。山洪暴发时,人往高处跑,山洞为人们提供安全的处所,还能躲避野兽的袭击、烈日的暴晒和风霜雨雪的折磨。大山使人们得以繁衍生息,获得衣食之源,大山是人类生命的保护神。这种推断和解释还是合乎情理的。

为什么判定归藏为商代之易呢?贾公彦疏曰:“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者。此归藏易以纯坤为首,坤为地,故万物莫归而藏于其中,故名为归藏也。”而以坤为首,就是以地为首,以殷为首。这是与商代的时代精神相符的。孔子到宋国的目的,原来是去了解“殷道”,虽然没有找到“殷道”的全部,却找到“坤乾”,这个“坤乾”帮助我们了解到殷代《易经》所反映的殷代的时代特征。从夏代的崇敬高山,山山相连,转向崇尚大地,万物归藏;从以山林大自然的狩猎业为中心,向以广阔平原大地的农牧业为中心转移。更为重要的是,从神灵崇拜转向以人为中心。而人又分为女人与男人,反映在人类思想观念上则是从女性为中心,向以男性为中心转移。这种演变折射在《易经》上,就是归藏易的坤乾向《周易》的乾坤转变;折射在社会主体性方面,便是殷商到西周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演变。西汉文景之间的窦太后就说过:“吾闻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景帝不解其意,来问大臣袁盎等,袁盎等告诉景帝说,窦太后是让他立其弟梁王为太子。“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史记·梁孝王世家》)从这段对话里可以得知,汉代人还知道商代的主流思想崇尚母系社会,所以王位的继承关系实行兄传弟,而到了周代,主流思想转变为崇尚父系社会,所以王位的继承关系也改变为父传子,而且是嫡长子。这种主流思想意识反映在《易经》的变迁上,便是由“坤乾”变为“乾坤”;社会的演变反映在作为国家管理的主要手段的《易经》上,商易归藏的“坤乾”变为《周易》的“乾坤”,这表明周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比前人有了新的进展。从坤乾变为乾坤,纠正了前人忽视天而重视地的片面自然观,确认天气现象(风霜雨雪、寒暑旱涝等)对大地和人畜的决定作用。人们从崇拜高山、大地到崇拜上天,标志着人类自然观的进步和完善。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也从乱婚、群婚进化到尊崇对偶婚,从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演进到尊崇父亲世系。这是人类社会观的进步和完善。我们通过对《易经》的形成及传承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早期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的自然观和社会观发展的轨迹,这是很有意义的,它不仅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帮助我们弄清楚人类是怎样从愚昧走向智慧,而《周易》正是这个过程的最终记录。

可见,《周易》既是人类认知愚昧的记录,又是人类认知觉醒和智慧的记录,此话听上去似乎比较矛盾。其实,人类社会正是在如此矛盾的相互冲突中不断地向前发展的。

我们知道,人类的认知水平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幼稚到成熟、从无知到有知的漫长、无限的发展过程。因此,我们绝不可讥笑古人的幼稚、迷信和无知。例如,夏、商、周的统治者通过龟卜和蓍筮来决定重大国策,就当时人类的智力而言,应该承认那是十分出色的活动,毕竟他们找到了一种替人们解除纠葛、稽考疑难的办法:以神灵、天意的名义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这样的思想认知模式就夏、商、周三代而言,至少已流传了两千多年的时间,从周至今又是两千多年,因此《周易》成为四五千年来卜筮文化的唯一遗存。其实龟卜和蓍筮的总体思路是一致的。龟卜是凭借物象的变化来断定吉凶祸福,蓍筮则是凭借物数的变化来推断吉凶祸福。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透析龟卜和蓍筮的认知模式,几乎可以称之为荒唐之极,但是中国古老的文化却依存于如此荒诞的认知模式之中,因此,它又是我们无限珍视之和宝贵之的理由。例如,从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许多龟甲片,最初被当成中药材卖掉了。后来,考古学家从中发现甲骨文卜辞,才惊呼为应该保护的国宝。但龟甲兽骨上的卜辞,只能供文字考古之用,它是古代中国占卜的物证,至于如何烧灼龟甲,如何利用出现的“亹罅”(美丽的裂纹)做出判断,刻画卜辞,已经失传,无从得知了。中国古代用龟卜在先,用蓍筮在后,所以有“筮短龟长”之说,即龟卜的历史比蓍筮的要悠久得多。虽说筮短,但夏代已有连山易;虽说龟长,但最终还是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汉代王充的《论衡》里有一篇谈卜筮的文章,记叙孔子和子路有关卜筮的答问,很有意思。子路问孔子:“猪骨、羊骨钻、灼之后,均可得兆,何必用龟?萑苇、蒿芼皆可得数,何必用蓍?”孔子回答说:“蓍,耆也,龟,旧也。”孔子与子路的答问说明孔子和自己的学生确实对卜筮文化作过细致、深入、全面的研讨,同时说明在春秋中后期,即孔子生活的年代,仍流行着龟卜和蓍筮,要不然的话,学生也不会就卜筮的用材提疑问出来。孔子所说“蓍者耆也”的“耆”,是老者的意思,而“旧”则作久解。意思是说,占卜就是向老者、长者、富有经验的人请教,而龟与蓍最符合条件。从这一问答中,我们也不妨假定在卜筮活动的初期,很有可能使用过龟、蓍以外的其他材料(羊骨、猪骨和芦苇、蒿草),在长期活动过程里,逐渐发现龟和蓍是最好的材料,于是最后便成为定制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就《周易》的形成和流传得出以下一些结论,亦可作为我的一家之说:

(1)《周易》相传由伏羲画卦,文王作辞,此说只是沿袭已久的传说。《易》的形成历史悠久,可以上溯至夏代和商代,其前身是夏代的连山易和商代的归藏易。它们都以八个卦为基本卦,相互重合而成为六十四个卦。据一些学者研究,连山易以艮卦为首卦,归藏易以坤卦为首卦。但由于连山和归藏已彻底失传,详情无从考察,所以,现在所说的《易经》就是《周易》。其八个基本卦以乾卦为首,次卦为坤,其余六卦分别为震、巽、坎、离、艮、兑。

(2)《周易》八卦及六十四卦的形成和产生的思想基础是依据整体的自然宇宙观,即依据“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系辞传》上)的原理而生八卦。所谓“易有大极”,大极的基础就是一个整体。《易经》最初就是在这个大一的基础上分裂为两仪,一阴对一阳;在一阴一阳之上分别重上一个阴或阳的符号,便产生了四象:(太阴);(少阳);

(少阴);(太阳)。在四象之上再分别加上,即产生了八卦的符号:取名为坤(☷)、艮(☶)、坎(☵)、巽(☴)、震(☳)、离(☲)、兑(☱)、乾(☰)。有了八个符号,就有了八卦,而且赋予每个符号固定的性质,这就是《说卦》里所揭示的:“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世上所有事物都被这八种性质所包括,也就是说这八种性质具有抽象性、概括性和普遍性。所以,《周礼》称这八个卦为“经卦”,而这八个卦的相互重合,便形成了六十四个“别卦”。所谓“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就是指通过八个经卦的相互重合,成为六画卦之后,便可以用于卜筮,断定吉凶,能够指导人们趋吉避凶,可以帮助人们成就统治天下的“大业”。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周易》的最初功能就是用于算卦占吉凶,作为辅助统治阶级作决策的工具。

(3)正因为八个经卦具有抽象性、概括性和普遍性,所以也只有八个经卦可以分别代表万事万物中具有相同性质的事物。例如,作为经卦的乾卦,它的性质是健,这是永恒不变的。所以凡是健的事物,它都可以代表。例如,它既可代表天,亦可代表马、皇帝、男子、父亲等纯阳的事物。但当乾上乾下组成别卦,才具有了帮助人们断定吉凶、趋吉避凶的功能。

(4)如果只有卦画或卦名,那只是一个个毫无意义的符号。所以只有在赋予六十四个别卦各自的卦辞和爻辞之后,才使整个《易经》的六十四卦体现出万事万物的变化。那么,六十四卦的卦辞和爻辞是谁制作的呢?孔子在其所作的《系辞传》里告诉我们:“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这段话非常重要。首先“设卦观象”者,既不是伏羲氏,也不是周文王,孔子只笼统地说是圣人。愚以为孔子这样处理极为慎重和明智。在他研究《周易》的时候,已经无法考证出谁是设卦观象的作者,笼统地将其称为“圣人”最为明智。其次,他告诉我们只有卦画而没有《系辞》,就不能明吉凶。而《系辞》是圣人根据阴阳的变化互相推进所观察到的得失之象、忧虞之象、进退之象、昼夜之象来拟定卦辞和爻辞,以便君子根据刚柔变化来判断吉凶或悔吝。每个卦都有六个爻,其中暗含着三极(即天、地、人)相互关联的规律,所以他还告诉我们应该正确地对待《周易》和运用《周易》,那就是要十分深入而缜密地研究爻辞。每卦所含六爻之间的变动,贯穿着天道、地道和人道的相互关联。结合君子所处的具体环境,周密细致地钻研卦辞和爻辞的微言大义,才能得吉而无不利。占卦的活动绝非简单地求知吉凶。

(5)《周易》的形成是基于统治阶级君王“稽疑”的需要。《周易》的流传端赖孔子的“晚而喜《易》、《序》、《彖》、《象》、《说卦》、《文言》,韦编三绝”,才使《周易》从简单占卜稽疑、判断吉凶的功能,提升为君王治国实践里更加理性、深思熟虑、尽力减少错误的指南。清代焦循说《易经》是“寡过之书”(《易通释》),这一评价很符合《周易》经儒家诠释之后(即有了《易传》)的性质,也就是说,《周易》在没有《易传》之前,只是占卦之书,而在有了《易传》之后,便成为治国之道的经典了。《周易》取得了这个资格而流传至今,应归功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士人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