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介组织在中国兴衰起伏的发展轨迹，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国家与社会发展变化及其互动关系演变的曲折历程。从中可以得到以下启发。
(一)中介组织的发展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
无论是传统民间社团的发展还是新时期中介组织的复兴，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间新社会群体的形成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不论是20世纪初民间社团的发展，还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中介组织复兴，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方面条件迥然相异，但它们都是市场经济成分发展的结果，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发展较快、数量较多的也是经济社团，其活动内容虽各有侧重，但宗旨都是为了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这表明它们的发展与经济因素的演变紧密相关。
(二)中介组织的发展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
中国传统民间社团的发展和中介组织的复兴与政府推行的政策直接相关。由于中国长期延续的强国家、弱社会特征在这一历史时期并未从根本上消除，所以政府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间社团的存亡。19世纪末，即有维新派人士和工商界代表提出创办商会等新型社团，但因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而难以付诸实现。到20世纪初期，商会以及其他各类新型民间社团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接连诞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清政府推行“新政”，主动倡导和鼓励商人成立商会。1927年以后，民间社团的发展遭到挫折，也是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对民间社团的种种约束与限制政策。1949年后，从计划体制时代的民间社团发展的沉寂状态到新时期的复苏与发展，同样与政府的有关政策变化有着直接关系。所以，中国的中介组织真正依照自身规律正常而顺利发展，仍然任重道远。
(三)中介组织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具有协调功能
在20世纪的中国，中介组织建立后与政府的关系更多的不是相互对立，而是以相互协作式的互动为主。尤其是经济社团，实际上担当着某种特殊的中介角色，在许多方面起到了弥补政府功能的作用。20世纪初诞生的商会，就承担着“通官商之邮”的重要职责，使官与商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商会自成立之后，曾积极协助政府落实发展实业的举措，在税收问题上充当居间调停的角色。当然，在政府的政策违反民意时，包括商会在内的民间社团也会提出反对意见，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某种制衡功能。但从总体上看，中介组织对政府的举措还是以正面的积极回应为主，负面的制衡为次。这一特点在新时期的中介组织中体现得更为突出。
(四)中介组织的自身发展规律有待展现
从中介组织的内部建制看，20世纪初建立的一部分新型社团，由于在内部的规章和组织制度等各方面都是仿照欧美以及日本等国的有关社团设置的，加上当时清政府也没对其做过多的具体干预和限制，因而具备了较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它们的组织和运作主要依照契约性的规章，而不是由个别人说了算，更不是事事听从官府的指令。1927年以后，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多方约束、限制，各民间社团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就大不如以前了。而目前的中介组织，就总体而言，其独立性、自主性较之西方同类组织也逊色好多。
此外，由于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特殊性，他们的中介组织的作用比较突出，尤其是在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的进程中，中介组织已成为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主体之一;同时在协助政府实现经济调节功能，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协调企业、社会与政府的关系，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稳定，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培育和规范市场等各个方面，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许多领域，中介组织替代政府行使公共管理职能，这既有利于政府职能的优化，减少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的机会，阻止滋生腐败，也有利于保持和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保证市场机制的顺利进行，同时还有利于促进民主管理，增进民主。在这些方面，我们有必要借鉴香港和台湾地区中介组织发展和管理的经验，更有效地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
从第三部门理论看，中介组织产生的社会背景在中西方之间存在较大差别。西方的第三部门是在已成为现实的公民社会内部产生与发展的，并不需要为实现公民社会而奋斗。而中国的第三部门却需要为建立公民社会而奋斗，而且它的许多同仁也是以此为抱负的。可以说，中国的第三部门较之西方第三部门，肩负着更重的历史使命。目前在中国，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以民主为导向的政治改革的逐步深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发生意义深远的变革，具体表现为:社会领域的自主性和社会成员自由流动空间不断扩大;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社会”趋于瓦解，体制内的“单位人”向体制外的“社会人”转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进行以“权力转移”为核心的利益格局分化和重组;中国公民社会正在逐渐发育。就此而言，中国中介组织发展的意义不仅限于一般的市场运行、慈善和公益，它还意味着对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的新的理解，实际上要从争取最起码的公民参与空间做起。因此，它实际上背负着现代化的沉重使命，与另两个部门的现代化即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建设有着共同的命运。
【注释】
[1]吴锦良:《政府改革与第三部门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0页。
[2]宁可:《述“社邑”》，《北京师院学报》1985年第1期。
[3]《兴商为强国之本说》，《商务报》1904年第8期。
[4]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上海商团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6页。
[5]耐得翁:《都城纪胜》，诸行。
[6]吴自牧:《梦粱录》，团行。
[7]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1册，第687页。
[8]《时报》，1920年4月2日。
[9]《总商会月报》，3卷1号。
[10]《申报》，1922年6月23日。
[11]《总商会月报》，3卷1号。
[12]《申报》，1923年7月17日。
[13]［美］布兰纳·顾德曼:《新文化，旧习俗:同乡组织和五四运动》，《上海:通往世界之桥》第272～276页。
[14]《民国日报》1919年6月24日。
[15]《民国日报》1919年6月27日。
[16]全汉升:《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食货》第1卷第4期。
[17]张玉法:《戊戌时期的学会运动》，《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18]张玉法:《戊戌时期的学会运动》，《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19]王颖、折晓叶等:《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20]孙立平、晋军等:《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21]袁纯清主编:《人民群众团体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21页。
[22]康晓光:《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3]毕监武:《社团革命——中国社团发展的经济学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2页。
[24]孙立平、晋军、何江穗、毕向阳:《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25]一般认为，国家全能主义强调或奉行国家权力居于至高无上和绝对支配的地位，认为国家权力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亦即国家权力是组织和管理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唯一主体，其基本模式就是社会完全被国家吞噬的强国家、弱社会。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