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际比较得到的启发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部门比较研究项目”负责人萨拉蒙(Lester M.Salamon)教授把20世纪末全球非营利组织快速发展的现象描述为“全球结社革命”(the Global Associational Revolution)，并把它提高到与民族国家崛起相媲美的高度。在本章的介绍中可以看到，不仅发达国家中介组织数量巨大，而且具有东亚文化传统的东亚地区，如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的中介组织也快速增加，东欧转型国家的变化更大，中介组织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和发展，处在第三世界的拉丁美洲、非洲国家也都出现了“结社革命”。虽然各国中介组织的情况千差万别，但从它们的发展中，还是能得到一些重要的有益的启发。

(一)中介组织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市场机制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市场机制难以解决复杂多样的社会问题，并常会造成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生态环境等问题，特别是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造成诸多困难，因而难以推动社会发展。那么，政府可否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呢?一些西方国家实施的“福利国家”政策，到20世纪下半叶均已陷入困境;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包揽人民福利的办法，也同样难以为继，单纯依靠政府力量不足以完全解决社会问题。非营利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企业之外的另一大社会组织要素，可以成为政府与企业、市场和社会之间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自己的重要功能，如减轻政府负担，协调社会均衡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创造新型的社会公益服务性行业;调动人的积极因素，为市民提供参与改进社区生活环境的机制和平台;通过非营利机构的服务项目，吸引企业资金，改善社会环境;鼓励捐赠和参与，优化社会价值观念，树立助人为乐的道德风尚，等等。

(二)制度建设是中介组织发展的重要环节

在中介组织的发展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既要创造有利于中介组织发展的环境，规范中介组织运作，又要处理好政府与中介组织的关系。从各国的实践看，加强中介组织的自律和他律的制度建设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要重视中介组织的法律建设。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中，有的是在民法中，有的是制定特别法来规范中介组织的运作，使中介组织合法化、制度化。其次，应重视中介组织自律机制的建设，形成一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内在机制，使其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再次，要重视对中介组织监管工作的动态过程。很多国家都规定，中介组织监管部门不仅要求非营利组织提供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还有权要求中介组织随时报告活动信息，同时借助社会力量强化对中介组织的监督，提高中介组织的透明度。

(三)中介组织发展必须结合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各国和地区的中介组织虽然存在一些共性的东西，但不可否认的是，各国和地区的中介组织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如政治制度、经济水平、社会阶层分化等，抛开这些不提，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如有的国家有宗教慈善事业、民间捐赠的传统，有的国家则完全由政府包揽社会福利事业。因此，在考虑中介组织发展政策的时候，不仅要重视法律环境的建设，还要重视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在本章的介绍中，日本和匈牙利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匈牙利的中介组织有悠久的传统，所以在有利的法律制度出台后，中介组织在短期内得到惊人的恢复和发展;而在日本，有重官轻民的传统，历来政府对中介组织管理严格，虽然也出台了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但传统文化的印记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

(四)重视我国中介组织的发展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目前中介组织的发展还远不够成熟。但是在我国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重视中介组织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中的重大意义。中介组织可以承担微观的社会服务和管理职能，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提升社会的运行质量，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可以扩大就业渠道，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必备条件;可以为维护经济社会秩序提供重要保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目前我国应从法律环境、制度框架、资金来源、监管机制等方面大力培育中介组织的发展。

【注释】

[1]杨团:《美国非营利组织管理》，《中国民政》，199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