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出口贸易的理论研究

第一节　民营企业出口贸易的理论研究

基于不同的研究背景和假设，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比较优势理论为代表的古典和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以规模经济为内生优势的新贸易理论、以专业经济为内生优势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以及以企业异质性假设为基础的新—新贸易理论这几个阶段。古典和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以完全竞争市场等假设为前提，强调贸易的互利性，主要解释了产业间贸易；二战后，以全球贸易的新态势为契机，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新贸易理论扩展了比较优势的范围，从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技术进步等角度解释了新出现的贸易现象；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则以专业化分工来解释贸易，力图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统一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之内；近几年来，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企业的差异化愈发突出，以微观企业为研究主体的学者越来越多，以梅利兹（Melitz，2003）、安特拉斯（Antras，2003）和伯纳德（Bernard，2003）等人的研究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逐渐兴起。这里我们主要对新贸易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以及基于企业异质性的新—新贸易理论进行综述，并介绍关于我国民营企业出口贸易的研究进展。

一、新贸易理论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一）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的早期研究仍然遵循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着重对与H-O理论相悖的经济现象进行解释。例如，新生产要素理论认为生产要素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土地、劳动和资本外，还包含自然资源、技术、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信息、管理等，这些要素同样影响着一国的国际分工和贸易结构。林德（Linder，1961）最早从需求方面寻找贸易的原因，提出了需求偏好相似理论，他认为工业品双向贸易的发生是由相互重叠的需求所决定的。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学分析方法与工具的改进和发展，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开始将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嫁接到新古典贸易理论中，并在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假设下解释现代国际贸易现象。这些理论观点最早出现在克鲁格曼（Krugman，1979，1980，1981）、兰卡斯特（Lancaster，1980）、迪克西特和诺曼（Dixit＆Norman，1980）、赫尔普曼（Helpman，1981）和埃西尔（Ethier，1982）等经济学家的论著中。后来，布兰德和斯潘塞（Brander＆Spencer，1985）、伊顿和格罗斯曼（Eaton＆Grossman，1986）等经济学家不断加入此行列，并由此形成了“新贸易理论”（New Trade Theory），其中贡献最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等人的研究使贸易问题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热点，新贸易理论也成为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史上又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方法来源于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1977）建立的D-S模型。该模型阐述了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消费者需求多样化和企业生产规模化的两难冲突问题。从生产者角度来讲，产品的生产规模越大成本就越低，因此产品的品种越少越好；而从消费者角度来讲，由于多样化的消费偏好，产品的品种越多越好。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市场竞争能使这种两难冲突达到一定的均衡，这可能是一种次优的均衡，即每一个生产者都去生产一种差别性产品——既满足了消费者追求多样化和物美价廉的消费需求，又能使生产者获得一定程度的垄断利益——从而形成某种程度的垄断竞争局面。相关结论是：一个统一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市场更能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从而使这一两难冲突的解决空间得以增大。由于国际贸易能使市场规模扩大，甚至扩大到覆盖整个世界，使更多的人有更多机会消费更多样化和更廉价的产品，从而更容易地达到均衡，所以这就为国际贸易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克鲁格曼（Krugman，1979）将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1977）提出的垄断竞争模型推广到开放条件下，证明了当市场结构从完全竞争变为不完全竞争，并且达到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的时候，即使两国间不存在技术和要素禀赋差异，产品水平差异性和规模经济也可以推动国际贸易发展。同时，克鲁格曼还认为，产品的国内需求有利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而规模经济将有效降低平均成本，使该产品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力，从而促进出口。基于以上原因，企业应扩大国内市场，获得相应的规模收益递增效应，进而推动出口贸易。

1983年，克鲁格曼在《美国经济评论》（AER）上发表了“工业国家间贸易的新理论”一文，进一步将产业组织理论应用于国际贸易，以分析产业内贸易，并着重阐述了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将规模经济与比较利益相结合来分析产业内贸易；二是分析可能有助于说明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动态的技术竞争理论。

几乎在同一时期，基于类似的方法，其他经济学家也相继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和理论。如迪克西特和诺曼（Dixit＆Norman，1980）出版的专著《国际贸易理论》以及兰卡斯特（Lancaster，1980）的“完全垄断竞争下的产业内贸易商”、赫尔普曼（Helpman，1981）的“产品差别、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下的国际贸易：一个张伯伦—赫克歇尔—俄林方法”和埃西尔（Ethier，1982）的“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国内和国际规模报酬”等研究论文。1985年，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出版了《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一书。该书在以往两位作者及其他经济学家对国际贸易理论和产业结构理论交叉研究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新的贸易理论分析方法。该书将种类繁多的特殊理论模型作了一番综合后，一方面提炼出了各种不同模型中的共同要素，另一方面又构筑了与传统贸易理论的延续性，从而建立了自己的模型，并用它来分析以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特征的国际贸易理论。他们的研究使原来分散零碎、处于外围的贸易理论在继承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精髓的同时，逐渐凝结成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部分，也标志着新贸易理论的正式形成。

尽管新贸易理论改进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方法，但其理论模型建立在对竞争行为、公司数量、寡头所得超额利润的大小、分析的局部均衡性质、工具的选择等方面的严格假设条件下，这使得该理论对贸易实践的解释力受到了限制。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新贸易理论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是贸易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而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却在发生改变。该理论主要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结合美国的具体实践进行研究所得出的，没有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去解释贸易现象，这也使得该理论的普遍性受到了人们的质疑。

（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杨小凯等人创立的新的经济学流派。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依托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将贸易的起因归结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的相互作用，从而给贸易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解释思路，使贸易理论的核心重新回到分工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上来。

新兴古典经济学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的重要缺陷，从每个个体既是消费者同时又是生产者的现实出发分析个体的决策过程及其结果。基于个体是消费者—生产者的新框架更适合国家层面上对单个国家进行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把对个体之间分工和贸易的分析用于分析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用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及其折中主义的个体专业化决策思路重新考察了国际贸易理论，并构建分工演进模型对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进行新的解释，构成了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杨小凯（Yang，1991，1996）的内生比较优势模型中，每个人的天生条件可能相同，彼此之间不一定有与生俱来的差别，即可能不存在外生比较优势。人们偏好多样化消费，而专业化生产虽然能带来高效率，但却会增加交易次数。这就产生了一种两难冲突：如果利用专业化经济，生产效率肯定会提高，但是它却带来了交易费用的增加。这种两难冲突的结果，会产生最优分工水平。当人们属于不同行业时，他们就会通过专业化而内生地（或后天地）获得比外行高的生产率。内生分工与专业化的贸易模型产生了如下命题：随着交易效率不断提高，劳动分工会发生演进，而经济发展、贸易和市场结构变化现象都是这个演进过程的不同侧面。伴随着分工的演进，每个个体的专业化水平、生产率、贸易依存度、商业化程度、内生比较利益、生产集中度、市场一体化程度、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商品种类及相关市场个数都会提高或增加，同时自给自足率下降。⁽¹⁾

尽管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都是斯密内生理论的继承，但两种理论依托不同的分析框架，这决定了两者必然存在区别。第一，虽然两种理论都认为比较优势是后天获得的，但这两种理论中内生优势产生的基础不同。新贸易理论中内生优势的基础是规模经济，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是专业化经济。而且，在新兴古典框架中，专业化经济和消费多样性是可以相容的。第二，新贸易理论不能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进问题。新贸易理论基于新古典框架，认为国内贸易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两分假定的自然结论，其贸易理论只用于解释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之间没有联系，也就没有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进问题。而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修订了基本的前提假定，从而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联系起来，并给出了统一的解释。同时，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用解释贸易产生的原理解释了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演进的机理。

二、企业异质性与出口动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通过大量实证分析发现，国际贸易其实是企业一种相对稀少的行为，并非一国所有的企业都选择对外贸易。伯纳德和詹森（Bernard＆Jensen，1995）关于美国企业的研究，以及伯纳德和瓦格纳（Bernard＆Wagner，1996）针对德国企业的研究都发现，只有较少的企业从事出口贸易，且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具有很大差异。与非出口企业相比，出口企业具有更大的规模，更高的生产率，使用技术更熟练的工人，具备更高的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克莱里季斯、拉赫和泰伯特（Clerides，Lach＆Tybout，1998）针对哥伦比亚、墨西哥和摩洛哥三国的出口企业，伊顿、克藤和克拉玛兹（Eaton，Kortum＆Kramarz，2004）针对法国企业都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为什么有的企业会从事出口贸易而有的企业则从事国内贸易？出口是否能够提高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正是这些现象使得对企业异质性的研究吸引了大批学者的注意，以企业异质性为前提假设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trade models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产生了，这些贸易理论被鲍德温等（Baldwin＆Nicoud，2004）称为“新—新贸易理论”。

梅利兹（Melitz，2003）对异质企业贸易模型的建立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以霍本哈因（Hopenhayn，1992）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垄断竞争动态产业模型为基础，扩展了克鲁格曼（Krugman，1980）的贸易模型，同时引入企业生产率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中企业的差异和出口决策行为。结果显示，贸易能够引发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能继续为本土市场提供产品甚至退出市场；在这样的条件下，国际贸易将进一步促使资源重新配置，流向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从而使出口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生产率不断提高，并获得较高的福利水平；此外，利益分配将有利于那些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因为这些企业既为本土市场生产也为出口市场生产，而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已经退出市场，其结果是整个产业的生产率因为国际贸易而得到提升。因此，该理论认为，当削减关税、降低运输成本或扩大出口市场规模时，整个产业的生产率也会得到相应提高，这些贸易措施都将提高本土和出口市场销售的平均生产率。

那么，企业异质性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耶普尔（Yeaple，2005）在梅利兹（Melitz，2003）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一般均衡贸易模型，并将企业异质性的根源归结为竞争性技术、国际贸易成本、具备异质性技术的工人等三个要素，从而发展了梅利兹（Melitz，2003）只将生产效率的差异作为企业异质性根源的论断。同时，该模型还将贸易成本与企业的进入决策、技术选择、是否出口以及雇佣工人的类型等四方面决策联系起来，从而有效解释了不断增加的技术溢价的原因。

在解释企业贸易行为的选择方面，赫尔普曼、梅利兹和耶普尔（Helpman，Melitz＆Yeaple，2004）拓展了梅利兹（Melitz，2003）的模型，构建了一个多国多部门的一般均衡贸易模型，进一步解释异质企业是通过出口还是FDI来开拓国际市场的。该模型在引入企业异质性特征后，将同一产业内不同企业区分开来，从而决定哪些企业从事出口，哪些企业成为跨国公司或只在国内销售。赫尔普曼等（Helpman et al.，2007）则在此基础上更加细致地分析了出口与FDI的选择问题。他们在企业异质性的假定下将FDI分为水平FDI和垂直FDI，并建立了一个分析跨国公司一体化战略选择的理论模型。赫尔普曼、格罗斯曼和费杰尔邦（Helpman，Grossman＆Fajgelbaum，2009）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做了进一步探讨，在假定消费者收入异质、消费者偏好异质和产品异质的情况下对不同的贸易选择和福利分配进行了分析。

梅利兹（Melitz，2003）创立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经赫尔普曼、鲍德温、耶普尔等人的发展，已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该理论创造性地打破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关于企业同质性的假定，并将理论的研究视角从产业层面细化到企业层面，从而发现生产率、技术、拥有异质性技术的工人是企业异质性的根源，并进一步解释了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生产率差异的原因，进而丰富了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类型。然而，新—新贸易理论作为一个比较年轻的理论，尚未形成统一的分析框架，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三、中国民营企业出口贸易研究

基于上述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国内一些学者就我国民营企业的出口贸易问题展开了探讨。章新（2004）在研究浙江省中小型民营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时指出，中小型民营出口企业的产业集群、应对市场的灵活性、市场竞争意识以及家族式管理的优势使得它们在出口贸易上更具有国际竞争力。林剑和梁树新（2005）也基于民营企业出口的环境变化，分析了民营企业在出口产品竞争力、市场拓展能力以及贸易方式和渠道灵活性等方面的特点，提出要进一步优化产权结构，加强对出口结构的引导和人才培养机制建设等建议。龚晓菊（2005）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考察，从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出发构建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动力结构，并指出：“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是最主要的发展动力，土地资源、资本、人力资源、技术进步等所有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有效因素都是在新的制度框架下起作用的。”鲁桐和李朝明（2003）认为，对中小制造企业而言，国际化发展的主要困难是怎样把产品销往海外市场。由于资源有限，民营企业缺乏对海外市场的了解，对其自身品牌的认知也需要时间的积累。通过研究，他们发现温州民营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主要依靠两个途径：一是“借船出海”，接受海外企业的委托加工，从事贴牌生产（OEM）；二是主动出击，从事直接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品牌优势。

在贸易互动的国际化进程中，民营企业的劣势也非常明显。杭言勇（2005）基于大量的统计数据，分析了浙江省民营企业出口贸易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如出口规模偏小、外贸人才缺乏等，并提出了一系列促进浙江省民营企业出口贸易的政策建议。张友仁（2003）从产业组织角度分析了中国出口贸易过度竞争的现象，指出在外贸经营权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经营主体的多元化，私营企业迅速成长为主力，但众多中小型外贸企业协调约束机制滞后，创新能力不足，处于自发竞争状态，为此他提出要提高出口贸易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集中度，以促进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国际化。

另外，也有学者以新—新贸易理论为基础，探讨了我国企业的国际化问题。洪联英和罗能生（2007）针对当前我国在“走出去”战略问题上产生的政策走向与经验分歧困境，以梅利兹（Melitz，2003）的生产率异质性模型为基础，整合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应用这一框架对中国企业在国际化发展中的路径及其策略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的研究表明，我国FDI企业在“走出去”路径上存在异质性企业行为趋同，我国外向型出口企业在“国内参与国际化”路径上存在技术技能劣势效应。他们的研究为明确新形势下我国企业国际化发展路径及策略选择提供了理论启示，并为更好地推进实施我国中小企业“走出去”战略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方法。李春顶（2009）扩展了国际贸易前沿研究领域的新—新贸易理论模型，他的研究得出了“生产率高的企业应该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应该选择出口贸易”的结论。同时，他还选取我国1997—2006年间的分行业面板数据，用不同的方法估算和矫正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并得出了我国不同行业应有的国际化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