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调控市场的货币政策目标

第二节　国家调控市场的货币政策目标

不同的国家，不仅在调控市场的货币政策目标（最终目标）的选择上存在着差异，而且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也有所变化。本节将在考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调控市场的货币政策目标的基础上，作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选择。

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调控市场的货币政策目标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将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和国际收支平衡作为最终目标，这是众所周知的。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也经历了一个由单一到多元的演变过程。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体系成立时，是把保证币值和市场物价的稳定、为商业银行提供可靠的信用作为最终目标。到了3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经历大危机大萧条，失业问题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于是，充分就业就成了与稳定币值并重的货币政策目标。以后，又出现了经济滞胀和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的局面。随之，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都被列为货币政策目标。这样就形成了被人们所熟知的四大目标。

日本中央银行的最终目标有三：（1）国内物价稳定。（2）国际收支平衡。（3）与资本设备生产相适应的总需求平衡。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它不包括充分就业，这是由于日本失业率很低，不构成经济中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它并不把促进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同时并列作为政策目标。日本中央银行认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一个统一体。他们吸收了西方中央银行在同时追求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目标过程中，顾此失彼，经常出现为了换取高速经济增长而牺牲物价稳定，而后为了恢复物价稳定又压抑经济增长的左右徘徊局面的教训。为了避免政策目标上的冲突，在选择最终目标时，他们始终把稳定物价作为最基本的着眼点。

同美国一样，原联邦德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也是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和国际收支平衡。但在实际工作中，稳定货币从而稳定物价常常被中央银行置于首位。他们强调，社会市场经济就是稳定的货币制度，认为货币的稳定是形成良好的价格制度和维持有效竞争机制的基本条件。

在处理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的关系上，日本和原联邦德国的中央银行都特别重视物价的稳定，并且把它作为首要最终目标。日本银行虽然没有把经济增长公开宣布为政策目标，但是，由于日本货币政策狠抓稳定物价这一环，便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金融环境，有力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和原联邦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表明，稳定货币从而稳定市场物价是经济增长的前提，经济增长是货币稳定的结果。只要坚定地实行稳定货币政策，就能为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最终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

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历通货膨胀的痛苦之前，通常只把经济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忽略了稳定市场物价在经济起飞时期的重要作用，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在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越来越严重地受到通货膨胀的困扰。通货膨胀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最后迫使这些国家改弦易辙，把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从促进经济增长转到实现市场物价稳定上来。这些对于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应该是有启迪和借鉴作用的。

二、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市场的目标选择——一元还是多元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对于货币政策调控市场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是存在较大的分歧的，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有人主张“单一的”——稳定币值；有人认为应是“双重的”——发展经济和稳定物价；还有的人觉得应是“多元的”——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上述种种分歧集中到一点，那就是我国的货币政策是采用单一目标，还是多元目标（两元以上）？

不可否认，从人们的主观愿望来说，都是期望货币政策目标越多越好，似乎只有确定的目标数量尽可能地多，才能做到全面兼顾，才能体现出货币政策效力强大。然而，美好的愿望并不等于客观现实：一方面，可能实现的货币政策目标的多少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目标的多少也不是衡量货币政策好坏、优劣的标准。也就是说，并非货币政策目标越多越好。那么，究竟怎样从量的方面来把握货币政策调控市场的目标呢？

黑格尔说过，目标需要有实现自己的手段。货币政策目标也是通过运用一系列相互协调的货币政策手段来实现的。如果政策手段不完善、不健全，即便是合理的政策目标，也是难以按照预期的设想来实现的。所以，货币政策目标变量首先就受到政策手段变量的直接约束。这种约束可以归结为一种“短缺制约”——没有足够多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手段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换句话说，可能实现的货币政策目标的多寡取决于货币政策手段的多寡及有效程度。我们赞成这样的看法，即手段变量的数目必须不能少于目标变量的数目，这是经济政策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²⁾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而言，则可以说，能够使用的货币政策手段变量数目构成了对所能确定的货币政策目标变量数目的最终界限，超越这一界限的目标变量必定是无法实现的。忽视了这一点，盲目乐观地主张多元货币政策目标，是不现实的，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奢望。

而就货币政策手段来说，在一定的经济体制背景下，货币当局（中央银行）所能操作的只是某一部分货币政策手段，或者说，在很多情况下，中央银行不能自由地、随意地选择货币政策手段。而能够采用或选择使用多少或什么政策手段，取决于在这一经济体制中是否存在着让这一政策手段发挥效力的条件、环境和基础。

这里我们不妨简单地观察一下货币政策手段的运作过程（下一节我们还将具体考察我国的货币政策手段）：中央银行——金融市场（专业银行）——微观经济组织。这作用过程的含义是，中央银行操作货币政策手段，作用于金融市场（在金融市场极不发达的我国，则直接作用于专业银行），然后通过资金的供求变化及利率的升降，引导或影响微观经济组织（包括专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企业乃至个人等）的经济活动及行为，最终达到货币政策目标。很显然，货币政策手段的效果如何，取决于专业银行和其他微观经济组织能否灵敏地作出与中央银行的预期方向、程度相一致的反应。否则，任何一环节发生梗阻，都会影响以至削弱货币政策手段的作用效果，从而妨碍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

具体而言，如果我们把上述货币政策手段的作用过程（或称调节过程）视为中央银行向专业银行及其他微观经济组织发出信号，那么，政策手段能否起到应有的作用，则首先取决于信号发出者——中央银行发出的信号是否具有真实可靠性，不是扭曲、失真甚至矛盾的信号。也就是说取决于中央银行是否具备娴熟的操作货币政策手段的技术。其次取决于信号接收者——专业银行和其他微观经济组织作出反应的情况，即传导机制是否健全和灵敏。如果信号接收者能够按照发出者的预期非常灵敏地作出反应，则说明货币政策手段发挥了预期的调节作用，这样也就容易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反之，如果信号接收者对发出的信号无动于衷，或者虽然有所反应，但并未作出如同调节者所预期的那种程度的反应，或者反应的动作方向与调节者预期的方向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背道而驰，则可以认为这一货币政策手段根本不起作用，或者作用不大，甚至可能带来某种负效应。归根到底，说明这一政策手段在这一体制背景之下无用武之地，缺乏作用的基础。

再进一步分析，货币政策手段的运作条件和基础，又牵涉到以下一些基本问题：第一，专业银行和其他微观经济组织的经济行为。当专业银行和其他微观经济组织并不关心这一政策手段可能对它产生的影响，即不具有任何刺激或压力时，这一政策手段的作用必然是微乎其微的。通俗一点说，如果专业银行和其他微观经济组织的利益约束是软化的，那么，由中央银行发出的调节信号就会被滞留或扭曲。因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手段主要是运用经济手段（也不否认有时采用行政手段）影响信号接收者的经济利益，进而诱使其相应地作出反应和调整。如果利益机制本身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但约束是相当软弱的，那么信号接收者对调控信号的反应也必然是迟钝和消极的，从而导致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手段的结果往往与其初衷格格不入。第二，专业银行和其他微观经济组织作出合理反应的内、外部条件。一般说来，中央银行操作某一货币政策手段时，往往是要求专业银行和其他微观经济组织扩张或抑制（增加或减少，而非停止）某一方面的经济活动，即在某些活动之间进行边际替换，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如果专业银行和其他微观经济组织做不到这一点，其自身无法对其活动进行边际选择，只能进行非此即彼的变换，则货币政策手段的作用结果与预期就难免发生很大的偏差。比如说，在我国，各专业银行缺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求平衡的观念，尚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企业。这样，中央银行无论是增减货币供应量，还是提高或降低利率，专业银行都不能作出灵敏的反应。第三，中央银行的各种货币政策手段之间，以及货币政策手段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手段之间是否协调。如果这些手段本身的作用方向不一致，甚至力量相互抵消，货币政策手段也就无法发挥预期的作用，货币政策目标当然也就无从实现。

至此，我们觉得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一般性的结论：一定的微观经济基础决定了可供选择使用的货币政策手段的数量和范围，而一定数量和范围的货币政策手段又决定了可供选择的货币政策目标的数量和范围。欲超越这一范围去实现新的目标，那无异于缘木求鱼。

从下一节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背景下，中央银行可供操作并且确能发挥作用的货币政策手段是很有限的。在有限的货币政策手段的制约下，多元的货币政策目标必然无法同时实现，而不得不放弃其中一些目标。当然，这里应该说，在这样一种体制下，不能实现更多的货币政策目标的原因，不在于货币政策，而在于经济体制；不是货币政策未能统筹兼顾，而是在这种体制下，做不到统筹兼顾，或者不能很好地做到统筹兼顾。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我们认为，有限的货币政策手段决定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只能是单一的，而不是多元的。

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的分析并非主张机械地将货币政策目标数量与手段数量对应或等同起来，并不是说一个手段只允许有一个目标。或者以此类推。我们所着重强调的只是货币政策目标的数量受到货币政策手段数量的限制。

下列情况可以作为上述结论的佐证。长期以来，在我国占主导地位并代表官方意见的是货币政策的“双重目标”：发展经济与稳定币值。但实际的运行结果却是经常的顾此失彼——超高速的经济增长与严重的通货膨胀并存，虽然达到了名义的国民经济增长的目标，但货币稳定的目标却落了空，并未达到“两全”的目标。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要单纯地达到一个目标，毕竟不是十分困难，但是如果要同时实现两个目标，则绝非易事。因为有时两个目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往往使为实现两个目标所作出的各种努力顾此失彼，以致两个目标很难同时兼得。我们觉得，发展经济与稳定物价不属于同一层次的目标（前者是比后者更高一级的目标），它们之间事实上存在一种非平等性。这样在实际操作、执行过程中，就极容易被异化、扭曲，二者不可能受到平等对待和同等重视，而往往是放弃稳定物价而“屈服”于发展经济，最终结局可想而知，是稳定物价形同虚设。

也许有人会问，目前不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政策目标为什么仍是多元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除了想说明这些国家操作货币政策手段的条件比较成熟，基础比较雄厚，环境比较优越，以致可供选择使用的货币政策手段较多以外，还想指出从这些国家货币政策目标的历史演变中，有两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货币政策目标是从单一逐步过渡到多元的，并且这些目标都是与当时政府（或货币当局）所要解决的问题密切相关的；二是即便在过渡到多元的货币政策目标之后，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条件下，仍然有侧重点的不同，任何情况下也没有同时充分实现所有的货币政策多元目标。

三、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市场的目标选择——稳定物价还是经济增长

从上面的阐述中，已经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出我们的结论：货币政策目标单一化，至少是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应当这样。尽管如此，也还有一个选择问题，即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是经济增长，还是稳定物价，抑或是充分就业？……这就涉及货币政策目标的质的规定性问题——什么样的经济变量可以而且应该作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市场的目标？什么样的经济变量则不能？

关于这一选择问题，西方宏观经济学认为：“货币当局应当选择这样一种变量作为指示器，这种变量同货币政策的联系紧密得多，这就是说，这种变量的数值变动实际上由货币政策的变动所决定，并且紧紧地随着后者的变动而变动。”⁽³⁾因此，他们认为：“将充分就业这样的所谓终极目标变量作为政策指针的做法是行不通的。”⁽⁴⁾简单的理由是“失业率变量受到货币政策以外的各种因素的有力影响。换句话说，将失业率当做指示器，向经济制度中注入为矫正失业问题所必需的任一数量的追加货币，这种做法可能会带来损害，甚至在失业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之际就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⁵⁾

在我们看来，一项经济变量是否可以而且应该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主要取决于其是否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该经济变量是否构成近期以至长远货币政策所应考虑的主要因素。否则的话，就失去了作为“目标”的本来意义。其二是在现成的经济体制背景和已有的货币政策手段前提下，该经济变量是否是货币政策所能直接达到或实现的。间接能达到的只可视作间接目标。以上二者构成了货币政策目标的完整的约束条件，缺一不可。

在我国经济理论界，虽然也有人提出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但我们认为，一方面，这二者尚不是现实经济中所应解决的主要问题；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尚难以对这二者直接发挥作用。所以，现在还没有充分的理由使这二者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这样，目前占主导地位而且观点截然对立的主要就是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以稳定货币为目标，另一种则倾向于以经济增长为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

是稳定币值，还是充分就业或者经济增长？这在西方货币理论中是始终存在争论的，而且至今尚无定论。在战后，美国经济学界曾就上述问题发表不同意见并各执一端进行长期论争的，主要有现代货币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和后凯恩斯主义流派（其代表人物是托宾）。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不是万能的，既不可能在长期内钉住利率来加速经济增长，也不能在长期内钉住失业率来推进充分就业。货币政策所能完成的任务是使货币不成为重大经济纷扰的根源，从而为市场经济提供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并且对来自其他重大的、明显的经济动荡发挥抵消作用。因而，弗里德曼主张货币政策的长期目标应该是保持物价稳定，实现没有通货膨胀的繁荣。但作为虔诚的凯恩斯主义者的托宾则不赞成弗里德曼的主张。他认为现代通货膨胀的原因应从现代工业化社会的结构性特征中去寻找，而不能沿用传统的货币发行过量造成过度需求而导致通货膨胀的原理来解释。如果中央银行一味制止通货膨胀而紧缩货币，就会造成经济衰退。所以，他反对任何旨在对付通货膨胀，而使经济受困于“流动性匮乏”的货币政策。而力主货币政策应以实现产量和就业的潜在水平，亦即“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为目标，坚持积极的需求管理，不断地刺激经济增长。

在我国经济理论界，主张货币政策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同志认为，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起飞时期，起飞的目的能否实现，不取决于我国是否始终存在一个物价稳定的经济环境，而取决于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因此，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而使物价稳定目标退居其次，似乎是一种最佳选择方案。⁽⁶⁾还有的同志直接提出，鉴于今后几年内物价上涨很难控制，我国的货币政策应当着眼于经济增长，通过通货膨胀，实现国民收入的强制性储蓄，为基础工业积累资金，增加供给，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物价上涨问题。⁽⁷⁾

我们认为，把经济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甚至唯一目标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经济增长是各项经济政策（当然也包括货币政策）的总目标，所以，经济增长的实现，就必定是各项经济政策以各自的特殊功能协调配合、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某一单项的经济政策所能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增长不能仅仅是某一经济政策的直接目标，显然也不是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

其次，主张把经济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是在一定程度上把经济增长同稳定物价绝对地对立了起来，从而造成两个错觉：一是否认稳定物价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从而认为稳定物价必然制约经济增长；二是认为通货膨胀可以持续地刺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通货膨胀。

再次，把经济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也就是要求货币政策直接服务于经济增长，这本无可厚非。问题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具有极强的“赶超意识”和“数量、速度扩张冲动欲望”，缺乏一种理性的“增长、扩张约束力”，这就必然会导致各方面要求银行增加贷款，迫使银行扩大货币发行。而由经济超高速增长带来的货币非经济发行，又必然导致和加剧通货膨胀，在通货膨胀情形下的经济增长一定是虚假的，“短命的”。因为温和的或初期的通货膨胀，在生产潜力尚未充分发挥时，可能会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短期刺激作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必然导致：（1）受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人们将收入（储蓄）更多地用于近期消费，从而降低国民经济的积累能力，而积累倾向过低又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动力缺乏。（2）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由于建设周期长，投资风险大，而自然受到抑制。（3）强制实行收入再分配，不合理地拉大个人收入差距，造成收入分配上的不公平，从而导致社会生活的不稳定，市场秩序的紊乱，破坏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这样，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必然最终摧毁整个经济运行机制，破坏经济运行秩序，导致经济增长停滞甚至衰退。纵观世界古今，恐怕还找不到一个长期在通货膨胀情形下成功地发展本国经济的先例。倒是不乏在通货膨胀背景之下，由于放弃治理或者治理不当而最后陷入滞胀困境的国家。我国近年来迫于通货膨胀的压力，不得不多次实施经济紧缩政策，也说明了这一点。

由此看来，把经济增长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是不足取的。而把稳定市场物价作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市场的直接目标应是一种理性选择。

我们主张以稳定市场物价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的：

第一，从世界范围来看，尽管各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几乎毫无例外地把稳定物价（或称稳定币值）作为货币政策目标。这已如前所述。

第二，我们主张以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实际上稳定物价同经济增长并不是毫无关系。稳定物价是经济增长的前提，而经济增长是稳定物价的政策结果，只要坚定不移地执行稳定通货的货币政策，就能为经济增长提供宽松的金融环境，最终实现持续的、稳定的经济增长。

第三，在一个国家所有的宏观经济目标（如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中，每一个目标的实现都应当运用特定的经济政策或者综合运用多项经济政策。其中与物价稳定目标相对应的是货币政策（当然我们不否认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也需要其他经济政策的配合）。

第四，我们主张以稳定物价作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市场的目标，并不否认在实现稳定物价的前提下可以兼顾经济增长等其他目标。我们都承认，鱼和熊掌虽不可兼得，但可兼顾。也就是说，在一个特定时点上，货币政策企图同时实现几个大目标是不可能的，但是，兼顾几个大目标却是能够做到的。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求得物价稳定，就会制约经济增长。

总起来说，我们这些年，是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了物价稳定。可以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位移”、倒置、选择不当——放弃物价稳定，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超高速经济增长，是导致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根本性原因。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治理通货膨胀，要治理通货膨胀，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倾斜了的货币政策目标矫正过来——切切实实地、自始至终地把物价稳定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