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地区革命派报刊

三、武汉地区革命派报刊

革命派所办报纸大都集中于沿海地区，内地比较集中的仅有武汉一地。因武汉是当时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商埠，又是长江中上游革命党人活动的中心。辛亥革命时期，武汉地区的革命报纸具有特殊地位。

1904年，刘静庵、胡瑛等人建起了武汉地区第一个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谋划发动武装起义，但事情不密，成员被通缉而解散。1906年，刘静庵等人又组织了“日知会”，名义上是教会设立的提供书报阅览的组织，以教会名义订购了许多革命书籍并公开借阅，吸引了许多进步青年。后来被人告密，刘静庵等被捕。1908年，湖北新军中的杨王鹏等人组织“群治学社”，1910年又改名为“振武学社”，联络益知社、武学研究会等一些革命小团体，于1911年1月组成了“文学社”。由蒋翊武、詹大悲等负责，活动非常活跃，成为发动武昌起义的重要组织。

同时共存的另一个大的革命组织是“共进会鄂省总会”，是从东京共进会派生而来，刘公、孙武是其主要领导。这两个革命组织都加入了同盟会。武昌起义时，两会合作，组成统一的指挥部，推举蒋翊武为湖北革命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公任军政府总理，共同组织领导了武昌起义。

这些革命组织一方面策划起义，一方面创建报刊，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从1905年到1911年，先后办起了10多种报纸，计有《楚报》、《江汉日报》、《武昌白话报》、《湖北日报》、《商务日报》、《雄风报》、《大江报》、《政学日报》、《夏报》、《白话新报》等。起义后有《大汉报》和《中华民国公报》、《新汉报》、《民心报》、《震旦民报》等。由于清政府统治的严酷，革命派在武汉所办的报纸大多是旋生旋灭，出版时间不长。但革命志士前赴后继，表现出了百折不挠的革命气概。

1.《大江报》

辛亥革命前夕，詹大悲主持的《大江报》是武汉地区知名度最高的报纸。

詹大悲(1887—1927年)，近代民主革命者，报刊宣传活动家，湖北蕲春人。1903年到武昌、汉口从事革命活动，先后参加革命团体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同盟会。主编《商务报》、《大江白话报》、《大江报》。1911年初，与蒋翊武等主持改组振武学社为文学社，任文书部部长。以《大江报》为阵地，宣传革命，被捕下狱。武昌起义后出狱，任军政府汉口分府主任。1913年“二次革命”前后，在湖北和江西积极策划反袁武装斗争，失败后逃亡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进行护国、护法斗争。1923年10月，他参加起草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1924年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拥护孙中山实行三大政策。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詹大悲一面利用自己的身份将“在汉被捕的共产党嫌疑分子二三百人全部释放”，一面在《汉口民国日报》、《楚光日报》等报刊上反复揭露反动派的罪行，高呼“国共两党合作万岁”。同年12月17日，被两湖清乡督办胡宗铎以“赤化分子阴谋暴动罪”杀害。

1910年12月14日，受革命影响的富家子弟胡为霖出资创办《大江白话报》，聘詹大悲、何海鸣为正副主笔。该报言论激烈，很快为社会瞩目。胡父担心事态扩大，急将其子召回，报务陷入停顿。詹大悲筹资接办，任经理兼主笔，于1911年1月3日更名为《大江报》，使之成为湖北革命团体振武学社的机关报。振武学社被取缔后，该报又成为革命团体文学社的舆论阵地。《大江报》笔锋锐利，遇事敢言，每日著论“攻刺时政，鼓吹革命不稍讳”，在武汉地区各报中，其“敢言之名，惟该报首屈一指”。1911年1月21日，英国巡捕无理殴毙汉口人力车夫吴一狗案发生，清朝地方当局为讨好帝国主义者，特通知各报不准撰文评载。在此高压下，各报“噤若寒蝉”，独《大江报》“据实直书，无所畏惮”，以头号字标题，公开予以揭载，并著社论《洋大人何敢在汉口打死吴一狗》，谴责英帝国主义者的暴行。文中指出:“外人这样虐待我们，与当局的腐朽无能是分不开的。”不仅揭露了内外反动派狼狈为奸的丑恶面目，而且暗存革命深义。《大江报》自此为社会注意，“大悲之名，遂喧腾于报界”。

该报的主要读者对象是湖北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在各标营聘有特约记者、特约编辑和通讯员，经常反映新军士兵的疾苦，诉说他们的不平，与新军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大江报》的影响下，许多新军士兵加入革命团体，到起义前夕，新军中的革命党达5000人，占湖北新军编制的1/3，这些人成了发动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

当年7月17日，针对清政府所谓“和平改革”，《大江报》发表何海鸣所撰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猛烈抨击清政府出卖领土主权和立宪派叩头上书的改良主义主张，警告国民如不奋起革命，必将招致亡国。过了几天，革命党人黄侃路过武汉，留宿《大江报》社，詹大悲约黄侃起草一时评。黄侃挥毫，一气呵成。大悲阅后，拍案叫绝，称赞为“振聋发聩之作”，代拟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于次日(7月26日)在《大江报》正版刊出。该文标题显赫，痛切直书，号召革命，惊世骇俗，大掀革命狂潮，严重动摇满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其实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前的一篇战斗檄文。全文如下: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然自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为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痛巨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可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2]

该文署名“奇谈”，“大乱”实际是“革命”的代名词。短评发表后，脍炙人口，一时传诵。鄂督瑞徵惊恐万分，立即以“言论激烈”，“扰害治安”为名，查封《大江报》，将詹大悲、何海鸣逮捕入狱，此即“大江报案”。两个多月后，武昌起义爆发。

1912年6月《大江报》复刊，复刊的《大江报》本着一贯敢言的作风，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对拥袁的共和党痛加抨击，尤其对该党党魁黎元洪攻击厉害，文字激烈的程度，甚至有以“断头”署名者。后又刊登鼓吹“社会主义”文章，并配发宣传性的时评，被黎元洪抓到了把柄。黎即以“专取无政府主义，为乱党秘密机关，擅造妖言，摇惑人心”为罪名，派军警封报捕人。命令捉到《大江报》人，立即就地正法。又一次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报界大案“大江报案”。

2.武昌起义后出刊的报纸

武昌起义后，为扩大起义声势，宣传革命主张，革命党人迅速创办了一批报刊，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大汉报》和《中华民国公报》。

《大汉报》于1911年10月15日(即武昌起义后5天)在汉口创刊，是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新出版的第一份报刊，堪称民国第一张报纸。最初由胡石庵一人独立主持，油光纸单面印刷，日出一小张。

胡石庵(1879—1926年)，亦名人杰、金门，号天石、忏憨室主，湖北天门人。17岁以案首入学，博闻强识，被誉为“鄂中奇才”。19岁赴北京，与谭嗣同交好，戊戌变法失败后返回武昌。1900年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起义，胡任参谋，事败后被捕入狱。获释后继续在武昌、上海等地从事文学、革命活动，著有《新儒林外史》、《马上儿女传》、《楚囚十日记》等小说和散文，成为当时武汉地区知名的报刊小说家。1926年10月23日在汉口病逝。

1910年，胡石庵集资在汉口歆生路创办“大成汉记印刷公司”，出版革命书籍，编印白话小说、报纸，宣扬民族主义。革命党人所办《江汉日报》、《商务报》、《大江报》皆赖大成公司印刷发行，公司成为党人联络点。

《大汉报》采用黄帝纪元，用“中华民国政府”名义发表“檄文”、“禁令”，实际上是胡石庵个人所办，胡一人承担采访、撰稿、校印发行。创刊当天即销售1万份，一时轰动武汉三镇，后增加为2万份仍供不应求。外地读者纷纷函电订阅，京津地区，甚至有人愿以五十金求一份《大汉报》。不少报刊转载甚至翻印该报，欧美通讯社也大量转载该报新闻及评论。被称为“革命之先锋”，革命党人称赞“胡石庵一支笔，胜过吾辈三千毛瑟枪”。当时流行童谣:“《大汉报》真个巧，见了它，胆大了;《大汉报》胆真大，别人怕，它不怕。”

《大汉报》为保卫革命成果，稳定革命形势，发表了不少具体生动的新闻，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也杜撰了不少假新闻，如创刊第二天假冒孙中山的名义发表《孙大总统告同胞书》，当时临时政府还未成立，根本没有总统一说，但当时许多人信以为真。创刊号上的《黄州巡防营独立》、《九江独立，下游上驶军舰均被截获》等四条新闻专电都是捏造。武昌告急时也发了不少虚构新闻。对此，胡的理由是“既可以安军心，又可以丧敌胆，这个谎非扯不可”。

1914年3月，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到武汉，湖北督军段芝贵恃势欲以重金买名伶王克琴献之，王誓死不从。胡撰文在《大汉报》揭露此事，段芝贵派人封闭《大汉报》，逮捕胡石庵及报社全体人员，关进了陆军监狱。袁死后胡石庵方得出狱。1917年又复刊《大汉报》。1926年胡石庵病逝，《大汉报》也随之最终停刊。

《中华民国公报》创刊于1911年10月16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的正式机关报。开办经费由黎元洪从藩库存银中拨给，军政府每月津贴5000元，利用湖北官报局旧址创办。

第一任社长张樾。自称“暂为本军政府参谋部附设机关”，“宗旨即以军政府之宗旨为宗旨，以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改建共和民国为主义”。创办初期主要报道有关起义和各省光复、清政府顽抗情况，大量刊登军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公告，评论革命形势和军政府的政策。每天免费发行4000份，不登商业广告。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南京临时政府于元月29日创办公报，武汉的《中华民国公报》就不再具有政府公报的性质，后为黎元洪控制，成为其言论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