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革命派报刊

四、海外革命派报刊

1.留日学生办报活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日本的办报活动，与20世纪初中国人留学日本热潮密切相关。1868年，日本建立起明治政府，随即开始了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史称“明治维新”。借此日本逐步发达起来，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中比较开明的官吏就提出以日本为法。加之到日本留学非常方便:交通便捷，不需护照，来去自由，生活费用低廉，生活环境相近。到20世纪初，留学日本成为一种时尚。据统计，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1900年大约有100名，1902年增加到1000名，1906年最多，约有15000名。很多留学生参加了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有的甚至成为革命的骨干。从1900年到辛亥革命，留日学生办起了一批又一批报刊，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从事革命宣传。据《中国近代报刊名录》记载，清末中国人在日本创办的报刊共109种，其中革命报刊65种，使日本成为革命派报刊活动的最大基地。

留日学生报刊活动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1900—1902年为第一个时期，只有少数进步留学生以自己的力量进行报刊活动;1903年前后为第二个时期，大多以留学生同乡会的名义创办;第三个时期为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多是数个同盟会会员或参加同盟会的各革命团体成员所办。

第一时期中，有《开智录》、《译书汇编》、《国民报》三种。

《开智录》于1900年11月1日在横滨出版，是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个刊物，“开智会”的机关报，该会为中国留日学生早期社团之一，由郑贯公于1900年冬创立。半月刊，次年夏停刊，共出10余期。借《清议报》印刷所印刷，并随之一起发行，在南洋、美洲一带华侨读者中很受欢迎，称赞其“文字浅显，立论新奇”。

其宗旨是“倡自由之言论，伸独立之民权，启上下之脑筋，采中、东(指日本)、西之善法”。其内容有译有论，栏目分为“本会论说”、“言论自由录”、“杂文”、“译书”、“小说”、“词林”、“时事笑谭”、“粤讴解心”等。该刊发表了《民约论》、《自由略论》、《民权真义》、《法国革命史》以及《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等颇具影响的文章。由于该刊革命倾向明显，引起保皇派的强烈反对，保皇总会下令解除郑贯公的《清议报》编辑职务，清议报社也不再承印，《开智录》遂被迫停刊。

1900年12月6日，《译书汇编》创刊于东京，月刊。由我国第一个留日学生团体“励志会”成员戢元丞、杨廷栋等创办，以编译孟德斯鸠、卢梭、斯宾塞等人的政治著作为特色。第9期起，改为发表同人所著政治文章为主，以编译为辅，共出21期。1903年改名为《政法学报》，到1904年4月停刊。

这两个刊物，重在宣传民主思想，但都还没有提出明确的革命主张，同改良派的政治分野不很明显。第一个具有明显革命倾向的刊物是《国民报》，该刊于1901年5月10日在东京创刊，被誉为“留学界提倡革命之第一种刊物”，月刊，同年8月停刊，仅出4期。由秦力山、程家柽、沈翔云、冯自由、雷奋等创办并主持。其特色是用尖锐犀利的笔锋大力提倡革命排满，发表《说汉种》、《中国灭亡论》、《二十世纪之中国》等文章，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以及对内实行种族压迫，对外投降的清政府，并明确提出以暴力推翻清廷统治的主张。第4期发表章太炎的《正仇满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保皇派的第一篇文章。

1902年以后，留日学生人数激增，其反清革命思潮也日益高涨。各省留日学生纷纷按省份成立同乡会，以同乡会的名义出版了一批报刊。较有影响的是《游学译编》(湖南同乡会)、《湖北学生界》、《直说》(直隶同乡会)、《浙江潮》(鲁迅第一篇小说《斯巴达之魂》即在此刊上发表)、《江苏》等，此为第二个时期。

这些刊物大都在日本出版，在国内发行，对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早期的宣传内容主要是从爱国、爱家乡的角度出发，宣扬团结御侮，救亡图存;翻译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以“开民智、广见闻”。1903年“拒俄运动”和“苏报案”的发生，使留学生们认识到了清廷的本质而与其决裂，开始直言不讳地鼓吹反清革命运动。

由于没有统一的领导，宣传上很难互相配合，加上经济没有保障，这些报刊出版时间都不长，最多的仅出了12期，到1904年6月便先后停刊了。

1905年，中国革命形势进入高涨时期。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和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组织在东京成立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组织——中国同盟会。革命派报刊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除创办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外，革命派还号召各省留日学生创办地方刊物，以扩大革命声势。留日学生刊物进入第三个发展时期，据统计，到1907年，这类杂志有27种之多。主要有《二十世纪之支那》、《醒狮》、《复报》、《云南》、《鹃声》、《洞庭波》、《汉帜》、《汉风》、《中国新女界杂志》、《二十世纪之中国女子》、《大江七日报》、《天义报》、《四川》、《河南》、《晋乘》、《关陇》、《夏声》、《江西》等。

2.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1)《民报》的创建

1905年，孙中山由欧洲到达日本进行活动，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形势为之高涨。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以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团体为基础，在8月20日组建“中国革命同盟会”，以便团结革命力量，统一领导革命运动。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同盟会纲领。在成立大会上，黄兴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为同盟会机关报，获得一致同意。

《二十世纪之支那》于1905年6月3日在东京创刊，是湖南、湖北、广东、江苏、安徽等省留学生联合创办的一个革命刊物，宋教仁主持，程家柽主编。就在准备好办理移交手续时，该刊被日本军警查封，因为第2期刊登《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揭露了日本对中国辽东半岛的领土野心。同盟会决定改名《民报》另行出版。又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同盟会的第一个大型机关报——《民报》，1905年11月26日终于在东京创刊。

《民报》是一个大型政论时事性刊物，月刊，32开，每期150页左右，约6—8万字。设有“论说”、“时评”、“译丛”、“谈丛”、“纪事”、“撰录”等栏目。1910年2月最后停刊，该报虽为月刊，但由于脱期和中途停刊，5年时间里共出26期。

前6期的主编，名义上是张继，实际上是胡汉民。7—18期，由章炳麟主编。第19期，章以脑病辞职就医，就由张继主编;20—22期，由陶成章主编。23、24两期，仍由章炳麟主编。时值清政府赴美谈判特使唐绍仪途经日本，唆使驻日清使向日本政府交涉，要求查禁《民报》。日本政府就以《民报》24期所载汤增璧《革命之心理》一文有提倡暗杀、扰乱治安的嫌疑为借口，在1908年10月19日下令封禁《民报》。章炳麟、黄兴等人虽极力抗争，但仍无效果。1年后，受孙中山委托，汪精卫到日本复刊《民报》，于1910年1月1日在东京秘密出版第25期，假托在巴黎出版，实际仍在东京。但仅出两期，汪精卫就因忙于回国搞暗杀活动而停刊。

《民报》撰稿人主要有章炳麟、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汪东、廖仲恺等人，前后有68人。章炳麟写得最多，共计近60篇。胡汉民有20多篇，《民报发刊词》即由其执笔，孙中山改定。汪精卫也有20多篇。这两人在当时被看做孙中山的左膀右臂。

《民报》的宗旨，是宣传“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如其发刊词所言:

近时杂志之作者亦夥矣，姱词以为美，嚣听而无所终，摘埴索涂，不获则反复其词而自惑。求其斟时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谓对症发药者，已不可见;而况夫孤怀宏识，远瞩将来者乎?夫缮群之道，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其最宜。此群之历史既与彼群殊，则所以掖而进之之阶级，不无后先进止之别。由之不贰，此所以为舆论之母也。

予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美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18世纪之末，19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20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其他旋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

……

翳我祖国，以最大之民族，聪明强力，超绝等伦，而沉梦不起，万事堕坏;幸为风潮所激，醒其渴睡。旦夕之间，奋发振强，励精不已，则事半功倍，良非夸嫚。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吾于《民报》之出世觇之。^[3]

在这一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将其革命主张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后被简称为“三民主义”。在第三期上，胡汉民发表《民报之六大主义》，系统阐述了同盟会的六大纲领，可视为对“三民主义”的发挥:一、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护世界真正之平和，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革新之事业。

围绕这一中心，《民报》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宣传:一是以排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这方面的比重较大，不仅刊出了很多排满思想强烈的文章，还有很多明末抗清事迹及岳飞等民族英雄的画像及资料。二是以创立民国为中心的民权主义。明确提出“平等自由”，号召建立民主共和国。三是以土地国有、平均地权为中心的民生主义。同时对历史上和正在进行的各国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进行了关注，如法国、俄国民主运动以及印度的抗英斗争。再次是对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进行介绍，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朱执信以“蛰伸”的笔名在第2期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文中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

1907年3月以后，孙中山等离开日本，同盟会的活动中心移往南洋。留在东京协助章太炎主编《民报》的是刘师培、黄侃等。《民报》除了进一步宣传“三民主义”，也刊登了很多主张“光复”，宣扬佛学、国粹的文章，与孙中山的分歧越来越大。

《民报》的发行，主要采取伪装封面公开付邮和秘密捎带的办法在国内发行，影响范围很大，反响也极其强烈。其创刊号印了7版，其他期也多次再版，仍供不应求。发行量最高达17000份。

(2)《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分歧论争由来已久。1901年8月，东京的《国民报》就发表章太炎的《正仇满论》，对改良派的政治主张进行批驳，这是革命与改良论争的最早一篇历史文献。1902年改良派的《岭海报》攻击革命派策划广州起义是大逆不道，《中国日报》予以驳斥，双方笔战逾月。1903年，康有为发表《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海内外革命派报刊纷纷发文批驳，如《中国日报》刊出黄世仲《辩康有为政见书》，《苏报》刊出章太炎《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1903年底到1904年初，孙中山在夏威夷组织《檀山新报》与改良派的《新中国报》进行论战。可以说，双方的论争尽管比较分散，规模也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火药味越来越浓。

在同盟会成立之前，中国占主流的思想潮流仍然是维新改良，不清除维新立宪改良思想的影响，革命思想就无法深入人心，革命阵营就无法扩大。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民报》一创刊就以“主帅”的身份，率先对保皇派发起了攻击。创刊号上刊登了汪精卫《民族的国民》、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和朱执信《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三篇文章，指名道姓地批判康有为、梁启超君主立宪的主张。

保皇派很快作出回应，1906年春，《新民丛报》将反对民主革命、鼓吹立宪的《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等文章，编辑成题为《中国存亡一大问题》的小册子，广为散发。形成了《民报》与《新民丛报》两军对垒的论争局面。

1906年4月，《民报》第3期以号外形式发表胡汉民的《〈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将论战双方的重大分歧归纳为12条，表示要“自第四期以下，分类辩驳”。两报之间的大规模论战由此展开。

《民报》论战的主将是汪精卫、胡汉民与章炳麟，《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双方论战主要围绕以下几点进行:

第一，要不要实行民族革命，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新民丛报》的观点是，满人早已与汉人同化，因此不存在民族差别问题;排满必然会引起民族仇杀，造成天下大乱。主张拥戴光绪，推动朝廷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民报》则认为，满洲贵族统治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对外投降卖国。要靠这样的政府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反抗侵略，已无可能，满洲统治必须推翻。

第二，要不要实行民权革命，建立共和政体?《新民丛报》认为中国落后，人民“学识幼稚”，没有资格成为共和国民。只能实行“开明专制”和君主立宪，进行逐步改良。《民报》则说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国家秩序和人民权利都没有保障。中国人民完全有民权立宪之能力，主张废除君主，建立民主共和国。

第三，要不要实行民生主义，实行土地国有、平均地权?《新民丛报》否认中国存在贫富差别悬殊现象，认为没有进行社会革命的必要。更反对实行土地国有、平均地权，认为实行土地国有是一种“掠夺”，是讨好社会下层、造成社会混乱的政策。《民报》则认为封建的土地政策造成贫富严重不均的现象。只有实行土地国有、平均地权，才能消除贫富差别，解决社会民生问题，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

第四，革命会不会招来帝国主义的干涉，导致中国被瓜分?《新民丛报》认为，革命一旦爆发，则“杀人流血”，引起内乱。就会遭到帝国主义的干涉，使中国被列强“瓜分”，导致亡国灭种的下场。《民报》则认为，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不会出现像历史上为争帝位而造成的内乱。革命只“革”本国政府的命，不是排外，不会损害帝国主义的利益，因此不可能招来干涉。如果不革命，国家只会越来越弱，最终难逃被瓜分的命运。

这场大论战，持续到1907年11月《新民丛报》停刊才结束，历时近两年，以《民报》的大获全胜而终结。《民报》之所以胜利，一在于其顺应历史潮流，革命较之改良更符合当时人民的愿望与要求。二在于双方力量的对比，《民报》论战主将有3人，参战者有20多人;而《新民丛报》主将仅有梁启超1人，参战者也极少。三在于事实的力量，清廷的腐败、统治者的专横有目共睹。

这场大论战，极大地削弱了保皇派的影响，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形成思潮。许多支持改良的人士转而支持革命，革命思想的传播一日千里，革命就此形成不可扼抑之势。1906年12月，《民报》在东京召开1周年纪念会，到会者有1万多人。1907年8月，梁启超、蒋智由等在东京组织“政闻社”，成立大会上，政闻社成员仅到200多人，而革命派却到了1000多人。梁启超登台演讲，话刚开头，革命派人士纷纷喊打，梁启超狼狈而逃。论战也促进了革命派报刊的发展，此后，革命派报刊在海外迅速发展，且由海外而国内，逐渐取代改良报刊而成中国报刊业之主流。

3.在南洋、美洲等地出版的革命报刊

孙中山曾说“华侨是革命之母”，他早期的革命活动主要是在华侨中开展的。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的第一批成员和赞助人几乎都是华侨，而以后的会员中华侨占70%以上。为了在华侨中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促进革命运动的开展，从1900年起，革命派开始在华侨集中的美洲、南洋等地加强宣传活动。到辛亥革命前，在海外创办或主持的报刊有30多种，主要有美洲《檀山新报》、《大同日报》、《民生日报》、《自由新报》、《大声杂志》、《少年中国晨报》、《华美日报》、《大汉报》、《民醒报》等;南洋地区《图南日报》、《仰光新报》、《南洋总汇报》、《中兴日报》、《星洲日报》、《南侨日报》、《槟城新报》、《吉隆坡日报》、《光华日报》、《四洲周报》、《华暹日报》、《全缅公报》、《苏门答腊报》、《华铎报》、《公理报》等;澳大利亚有《警东新报》和《民国报》。这些报纸吹响了民主革命的号角，为激发华侨的爱国热情、积极支持国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下面选择其中重要的予以介绍:

《檀山新报》，又名《隆记檀山新报》，为美洲第一份由革命党人主办的中文报纸。原名《隆记报》，1881年由华侨商人程蔚南创刊于檀香山。初创时为石印周刊，后改为日报。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该报曾是孙中山联络革命志士和募集经费的重要据点。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孙中山曾争取与他们合作，共图革命。康有为坚决拒绝，而梁启超表示接受，想与孙中山合作反清。1899年冬，梁启超受康有为之命到檀香山，临行前，请孙中山写了一封介绍信以便与当地的革命人士联络，表示“诚意皈依革命”。但梁到后半年多的时间，大肆鼓吹保皇思想，建立保皇会，并在1900年4月创刊《新中国报》进行宣传。受其“保皇即革命”等宣传口号的影响，夏威夷保皇会发展迅速，甚至有许多人脱离兴中会加入保皇会。

1903年，孙中山再到檀香山，《新中国报》当时的主笔陈继俨害怕孙中山的到来会影响保皇会的势力，就在报纸上对孙中山进行丑化攻击。为了同保皇派进行斗争，孙中山将《隆记报》改组为兴中会在檀香山的机关报，名字改为《檀山新报》。并亲自领导与保皇派进行了一次论战。

1903年12月，孙中山发表《敬告同乡书》，1904年1月，又发表《敬告保皇会同志书》。针对保皇派散布的“保皇即革命”、“满汉不分，君民一体”共同爱国、革命会招致瓜分、民主要有过渡等观点进行批驳。并从香港调集人员加强《檀山新报》的宣传力量。经过这一论战，革命派在夏威夷的力量获得了发展，兴中会会员人数猛增。

1906年后，程蔚南因年迈将报纸转让给同盟会员曾长福等人，改名《民生日报》继续出版。

《图南日报》，为南洋第一家革命报刊，1904年由陈楚楠和张永福创于新加坡，两人均为华侨商人，具有强烈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1903年曾集资翻印《革命军》5000册，加上伪装的封面，在南洋各地散发。该报特聘原任香港《中国日报》记者的陈诗仲任总编，兴中会的外围中和堂的组织者尤列被聘为名誉编辑。初创时日印1000份，但订阅者很少。为打开销路，1904年底特意编印带有宣传革命文字的彩色月份牌，随报赠送，受到读者欢迎，销量升到2000份，在南洋华侨中颇有影响。1905年冬天，终因经营困难而停刊。

《大同日报》，1902年创刊于美国旧金山，由洪门致公堂出资，聘康有为弟子欧榘甲为总编。欧是保皇会的骨干，在他的主持下，该报成为改良派的喉舌。

洪门是旧中国的秘密帮会之一，他们一致的对外称呼是“天地会”或“红帮”，对内则称洪门。“洪”是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号的“洪”，其目的是反清复明。洪门主要在福建、广东及长江流域一带活动，随着淘金热，这些秘密会社组织逐渐蔓延至南洋及美国各地。致公堂是洪门的一个海外分支机构，清咸丰、同治年间致公堂成立，又称义兴公司，逐步发展成为最大的海外华侨会党组织。致公堂总部设于旧金山，纽约、芝加哥等地设有分堂。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华侨约有9万人，十之八九加入了致公堂。1904年孙中山为联络华侨而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接受“洪棍”(洪门称“元帅”为“洪棍”)之职。在总堂大佬(会长)黄三德支持下重订同盟会章程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由爱国华侨司徒美堂任总监督。1911年(宣统三年)曾与同盟会联合组成洪门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筹款支援辛亥革命。1925年，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美洲各地、香港、澳门和上海等地的洪门组织起了华侨政党——中国致公党。

1904年4月，孙中山抵达旧金山，在华侨中进行革命宣传，但遭到当地保皇派的攻击。欧榘甲利用《大同日报》，接连发表文章攻击孙中山是“伪革命党”。致公堂领导人劝告欧与孙中山合作，但欧坚决拒绝，引起致公堂的不满，最终将其辞退，并请孙中山推荐人来主持《大同日报》。这一事件即是中国新闻史上著名的《大同日报》易帜事件。

1904年夏，参加过《湖北学生界》编辑工作的刘成禺接任《大同日报》的总编辑。《大同日报》“大倡革命排满，放言无忌”，由保皇派的喉舌一变而为革命派的宣传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