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外商在华办报

二、鸦片战争后外商在华办报

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报业首先在香港、上海以及其他沿海口岸发展起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汉口、九江、镇江、天津、烟台等地均成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在华的办报活动又从东南沿海扩展到中原腹地，直至在清王朝的首都北京也出现了外国传教士主办的近代报刊。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实际上是在华外报的发展。在一个不算太长的时间内，外报独占了中国的报坛，并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几乎遍布全国的庞大网络。

1.外文商业报刊

鸦片战争之前，在清政府严格的海禁中，对外国人在中国办外文报刊稍为宽和，因此战前在华外文报刊的发展比中文报刊要快得多。战前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17种报刊中，外文报刊就有11种;从地点看，战前的外文报刊主要集中在澳门和广州两地;从文字类别看，主要是葡文和英文两种;从内容来看，这阶段的外文报刊主要是帮助在华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情况，通报一些简单的商务情报和人事动态消息，介绍一些当时当地发生的大事。这些报刊发行量小，中国人能直接读懂的寥寥无几，因而影响不大。

鸦片战争结束之后，海禁大开，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吏、商人、流氓、传教士、冒险家纷纷来华，留居在中国的外国人人数逐年上升。直接以这些外国人为读者对象的外文报刊也迅猛发展。办报地点也由沿海到内地，文种也由葡文、英文两种增加到英、日、葡、德、法、俄六种。以刊期计，有日刊、三日刊、周刊、月刊、年刊等，总数达120多种。在外国人创办的外文报刊中，就数量讲，以日文最多，就时间讲，以葡萄牙文最早，但就势力讲，以英文最大。这些外文报刊的编辑和主笔，一般都不是普通的文化人，而是外国殖民主义者派遣来华的文化特务。这些办报人往往是集办报、传教、贩毒、直接参加侵华活动四位于一体。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殖民主义侵略撞开中国大门而出谋献策。因此，这些外文报刊成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喉舌，它们在敌视中国人民的宣传方面，比外国人办的披着温文尔雅面纱的中文报刊要放肆得多。在这些外文报刊中，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是《字林西报》。

(1)《字林西报》的创办及其影响

上海的第一家近代报刊是1850年8月3日创刊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一份商业性周刊，该报每星期六出版，每期对开一张，共4页。1864年7月改名《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日刊，属英商字林洋行所有，该报1951年才自行停刊，前后共出版101年。

《字林西报》最早的创办人是奚安门(H.Shearmam)，历任编辑有奚安门、李德立、壁克、鲍林、裨治文、林乐知、丁韪良、巴尔福等。他们中有的是商人，有的是英国驻华的官员，有的是传教士，但大多是中国通，如巴尔福就以描写中国生活的散文著称。

《字林西报》主要反映在华英国资本家的观点和要求，奚安门所写的发刊词就公开表示:“我们别为自己假扮……我们的热情的努力，将唤起一种对于广大的商业和亲切的国际政治关系之安适。”它有一个口号，印在言论版的上端，叫做“公正而不中立”，它是公开为英国侵华政策和英国在华商人效劳的，被视为英国驻沪领事馆和租界当局的喉舌。为了刺探中国情报，《字林西报》的触角伸得很长，几乎在中国内地每一个设有教堂的城镇(包括甘肃、新疆等边远地区)都聘有通讯员，专门负责收集当地资料，为英帝国主义制订侵华政策和英国商人在华做生意提供情报。

《字林西报》十分重视新闻报道，曾一度获得独享路透社电讯的特权。同时也很重视言论，经常对中国政局与中外关系发表意见。该报报道面广，信息及时，内容丰富，受到中外人士的重视，社会影响较大。

这一时期上海出版的英文报刊中除了《字林西报》外，还有《中国之友》(Mercury)等。《中国之友》1866年由广州迁往上海，改为晚报继续出版，为上海第一份晚报，1869年停刊;《华洋通闻》1874年创刊，由葡萄牙人创办，出版后不久即由巴尔福继任主编，曾发表他的《远东浪游》一书的主要内容;《文汇报》1879年4月17日创刊，晚刊，英人克拉克等人为主编，乃上海的主要晚报之一，也是国内最先使用煤气引擎轮转机印报的报纸，后并入美国人主办的《大美晚报》。该报对中国问题的报道与评论肆无忌惮，为清廷所不容。

至19世纪90年代，上海形成了《字林西报》、《华洋通闻》和《文汇报》三足鼎立的局面。

(2)香港外文商业性报刊的兴起

鸦片战争后，香港为英国政府所控制，大量英国移民涌入香港，使该地区的外国侨民居全国第一位，为英文商业报纸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国之友》(Friend of China)、《香港纪录报)(Hong Kong Register)、《德臣报》(China Mail)和《孖剌报》(Daily Press)，是香港最先出现的4家最有影响的商业性报纸。

《中国之友》于1842年3月17日创刊于澳门，同年3月24日自第2期起迁往香港，并与《香港公报》合并，改名《中国之友与香港公报》，1844年恢复本名，单独发行，持支持香港政府的态度。1850年8月，英商台仁特(William Tarrant)购得产权担任主编后，持反对政府的态度。

该报特别重视中国新闻，对太平天国做过系统报道，对太平军持同情态度，这在香港外文报刊中是少见的，曾引起香港舆论界的广泛注意。台仁特对香港政府的弊政和腐败行为进行猛烈攻击，敢于指名道姓揭露香港政府高级官吏的丑闻，曾因此于1859年被控诽谤罪入狱。当年9月21日，《中国之友》停刊，1860年迁往广州复刊。

2.外商中文报刊

鸦片战争前，中文报刊几乎全为传教士所办，外文报刊多为商办。战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外商办报十分活跃，除外文商业报纸外，中文商业报纸发展十分迅速，并很快成了外国殖民主义者在华报刊的主要势力。

(1)香港外商中文报刊

鸦片战争后，香港的传教士报刊基本上被商业报刊所取代。香港外商报刊以外文尤其是英文报刊为主。虽然也创办不少中文报刊，但数量和质量都不及上海。香港的第一张中文商业性报纸，是《香港船头货价纸》。该报由孖剌报馆于1858年初创办。周三刊，每星期逢二、四、六印发，主要刊登商情、船期和广告，每期也有二、三条新闻。1865年初，《香港船头货价纸》改名为《香港中外新报》，新闻进一步增多，发行对象从一般商人扩大到普通市民，并另出“行情纸”，为读者提供市场信息。1873年改为日报。

香港中文商业报纸除了《香港中外新报》外，较有影响的还有德臣报馆于1871年3月创办的《中外新闻七日报》。该报以报道中外新闻为主，也有一些评论。1872年4月6日，《中外新闻七日报》停刊，改出《香港华字日报》，独立发行，仍由德臣报馆印刷。与《香港中外新报》对垒，逐渐发展成为香港最重要的两份中文报刊。

(2)上海外商中文报刊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久，上海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外贸易主要集散地，并取代香港成为全国的商业贸易中心。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的大量倾销，他们迫切需要有一种中文报刊为其产品做广告，于是外商中文商业报刊便应运而生。

外商中文报纸的发展以1872年《申报》的创刊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上海新报》为代表，后一阶段以《申报》、《新闻报》为代表。

①《上海新报》的创办

《上海新报》(《The Chinese Shipping List＆Advertiser》)，创刊于1861年11月，由字林西报馆出版，是上海最早的外商中文报刊。初为周刊，自1862年5月7日起改为周三刊，每星期二、四、六出版。1872年7月又改为日刊。该报由英商字林洋行出资创办，始终由西方传教士任主笔，第一任是伍德，第二任是傅兰雅，第三任是林乐知。因与《申报》竞争失败，于1872年12月31日停刊。

《上海新报》主要是为商业贸易服务，把商情、船期、物价表等放在首位，这一点从其英文报名可明显看出。创刊号上刊登的字林主人的启事，阐述了该报的创办目的:

大凡商贾贸易，贵乎信息流通。本行印此新报，所有一切国政军情，市俗利弊，生意价值，船货往来，无所不载。类如上海地方，五方杂处，为商贾者，或以言语莫辨，或以音信无闻，以致买卖常有阻滞，观此新报，即可知某货定于某日出售，届期亲赴看货面议，可免经手辗转宕延，以免买空盘之误。^[12]

《上海新报》初创时只有两个版面，第一版为商业信息和新闻，第二版几乎全是商业性内容。1868年2月扩为四个版面后，除第二版刊有新闻和偶尔登一点言论外，其余一、三、四版全部是广告、船期、行情等商业信息。

《上海新报》自1862年2月1日起采用英国式的固定版面安排的方法，便于读者阅读:第一版为广告，第二版为中外新闻，第三版是广告及船期表、行情表，第四版是行情表及机器图说。值得指出的是，从1870年3月24日起，《上海新报》开始采用新闻标题，每条新闻上均加简明标题，而且字号也比正文大。用头号活字排印，正文则用4号活字。加标题后，读者只看标题便可知新闻的大概内容。此前，国内各报没有专门介绍新闻内容的标题，个别报刊上出现过栏题。

②《申报》的出版及与《上海新报》的竞争

在《上海新报》创刊10年之后，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在上海出现了。这个竞争对手就是1872年4月30日创刊的《申报》。《申报》原名全称为《申江新报》，是旧中国最有影响的一家报纸，起初由英国商人美查、伍华、普莱亚、麦基洛等四人合资创办，后产权归美查一人所有。1909年产权归国人所有。1949年5月《申报》停刊，先后出版77年。

美查于同治初年(即19世纪60年代初期)来华经营茶叶、缫丝等出口贸易。当时资本主义各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是以商品输出为主要形式，在中国大量推销商品和掠夺资源。美查经营茶、丝亏本，无奈之际，想改行经营其他赚钱。他的买办陈莘庚看到《上海新报》销路好，利润大，便建议办报。美查没有选择独资办报，而是和其他3人订立合同，每人投资400两银子，合资办报。无论盈余或亏损都划分为3份，美查独占两份，其他3人共占一份，并将报名定为《申江新报》，简称《申报》。初创时为双日八版报纸，从第5号改为日报。

《申报》在创办之初，就决定同当时上海报业的龙头老大《上海新报》决一雌雄。为了达到经营盈利和竞争获胜的目的，《申报》针对《上海新报》的弱点，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一是增强时效性，降低成本和报价。针对《上海新报》是逢周二、四、六出版的周三刊，而且使用的是上等新闻纸，每份售铜钱30文的情况，《申报》从第五期后将原双日刊改为日刊，并使用国产毛太纸印刷，降低成本，每份零售只收8文，到报馆购买只收6文。《上海新报》只得从7月2日起也改为日报，忍痛赔本将报价降为8文。

二是改革言论，增加政论文章，拓宽读者市场。《申报》针对《上海新报》不设论说的缺点，开发论谈内容。创刊时头版就刊载“论说”，打破了此前包括《上海新报》在内的商业性报刊不发表论文的惯例，而且每期必有，很引人注目。仅创刊第一个月就发表评论文章72篇，迎合了外商和中国官僚士绅的需求。美查等人重视报纸言论，他们认为“利”和“义”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办报虽要得利，但必要时要“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13]。《申报》的言论或为中国富强献计献策，或对陈规陋习、苛税政治口诛笔伐，具有明显的启迪民智的作用。

三是改革新闻报道，重视新闻真实性，让社会新闻唱主角。《申报》为了满足各方面读者的需要，不断改进新闻报道，扩大报道面，增加新闻量。《申报》创刊初期，每期只有几条新闻，10年后增加到一二十条，90年代增加到四五十条。《申报》很重视新闻的真实性。1874年派访员赴台湾实地采访日军侵台战事，发表了具体生动的《台湾军事实录》等战地通讯，这既是上海中文报纸上最早的军事通讯，也是《申报》重视新闻真实性的反映。《申报》很重视社会新闻，注意新闻反映社会实际。1873年11月，浙江余杭(今杭州)发生了轰动朝野的“杨乃武冤案”，《申报》从1874年1月6日开始报道到1877年4月7日止，连续报道三年多。这是当时中文报刊中最早最长的连续报道。该报道披露了冤案的真相，形成了社会舆论，对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起了积极的作用。1882年1月26日，《申报》登载了发自天津的中国第一条国内新闻电讯。

四是重视副刊性文字和广告。虽然《上海新报》此前已经开辟了专栏，但和当时其他报纸一样，方式是收费为文人刊登文艺作品。《申报》看准了文人群体，公开征集、免费刊登文人的文艺作品，特别是语言通俗、音调轻快的竹枝词。这一创造性的举措，使文人雅士和普通市民读者趋之若鹜，为《申报》打开销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也被后起的《字林沪报》、《新闻报》所效仿，同时开了报纸副刊的先河。广告也是《申报》经营的重点。在创刊后几天的《招刊告白引》中云:“尝游通都大邑，见中国一城一邑，一岁一市之中，有怀一端之事思告白于人而无由遍诉者……西人之为民下者亦尝患此久矣，思夫善其术以出之。盖有新闻纸出，而民之情不至拥于上闻矣。”“告白一事，俗之所不能免，而事事有相关也。”^[14]这是我国早期报纸刊载的论述广告的一篇较为重要的文章。《申报》的广告，内容无所不包，在版面上占据相当的篇幅。“在中国报刊史上，《申报》第一次将近代报纸的新闻、言论、文艺副刊及广告这四项基本内容综合在版面上，是中国新闻史上形态最完备的近代报纸。”^[15]

五是开发新的销售发行渠道。《申报》除了和《上海新报》一样，在上海市内广设销售点外，还在城外甚至外省创设分销处。其中报贩早晨在城外分销点取报时不交钱，晚上交钱时还可退回售不完的报纸。《申报》创刊半年后便在杭州设立分销处，为该报有外埠通讯员之始，而《上海新报》始终未设外省分销处。此外，《申报》还广聘中国文人如赵逸如(经理)、蒋芷湘(主笔)、何桂笙、钱昕伯、吴子让(编辑、撰稿)等负责经营和编撰工作，以赢得中国读者的喜好。

这样，《申报》经过精心策划并实施的改革措施，仅用了8个月时间，便击败了强大的竞争对手——老牌的《上海新报》，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之后，《申报》吸取《上海新报》的教训，开始着手扩大报刊业务和谋划经营策略。为了与其他报纸竞争，不断扩大版面容量，将字号变小，增加内容;为了提高印刷速度和质量，将人力手摇印刷机换成大印架单滚筒电力印刷机;拓展经营业务，除出版《瀛环琐记》月刊外，还于1876年3月创办了一种为便利“稍识字者”阅读的白话报《民报》(周三刊);1877年4月，又创办不定期的《环瀛画报》;1884年5月，还办起了以新闻时事画为主的《点石斋画报》(旬刊)，开我国新闻画报的先河。

美查创办《申报》是他商业活动的继续。《申报》的宗旨是“以行业营生为计”，即办报是为了“营生”，为了赚钱，这是它同以往的宗教性报刊和其他商业性报刊的主要区别所在。宗教报刊重在宣传，不在营利，常免费赠阅;以往商业报纸旨在利用报纸宣传为主人所从事的商业贸易盈利，主要不在报纸本身赚钱。商业报纸中出现以办报直接赚钱的《申报》，标志着中国近代报纸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因此，《申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家商业性报纸，美查便是中国近代新闻业史上的第一个报业资本家。

美查靠办《申报》发财后，又陆续经营了江苏药水厂、燧昌自来水局、申昌书局、点石斋石印局和肥皂厂等工业企业，同时，还在新加坡东北的沙岛开办了一个占地4万亩的农场，拥有资产过百万，形成了报纸、事业经营、企业经营的完整链条。

③《新闻报》的出版及其与《申报》的竞争

《申报》打垮《上海新报》以后，几乎垄断了上海的商业性报纸，直到《新闻报》创刊，才打破了《申报》的垄断局面。在《新闻报》创刊之前，还有一种报纸叫《字林沪报》。1882年5月由字林洋行创办，为《字林西报》的中文版。字林洋行在它的《上海新报》停刊10年之后又重整旗鼓，而且将《申报》总编辑蔡尔康挖了过来，很显然是为了报10年前的“一箭之仇”。

《字林沪报》在创办之初恰逢中法战争爆发，由于该报有《字林西报》作后盾，消息来源广泛、迅速，经翻译处理后，稿件观点鲜明，刊登时间均比上海一般报馆要早几天，比素以报道迅速见长的《申报》新闻也要早一天。此外，该报还采取扩大版面、取消星期日休刊等改革措施，一度成为当时上海与《申报》竞争最激烈的一家商业报纸。中法战争结束，一般国际新闻不为读者注意，该报利用外文稿的优势日益见弱，相反，《申报》不断采用电报传递消息等手段进行重大新闻的报道，使得该报相形见绌。

在与《申报》竞争中，蔡尔康没有多大的创新精神。他任《字林沪报》的主编后，处处摹仿《申报》，亦步亦趋，后来竟采用贿赂《申报》排字房工人和买通电报局电报生、盗取《申报》电讯稿的拙劣手法，以此与《申报》抗衡，在读者中造成极坏影响，声誉大跌，同时也遭《申报》和其他报馆同业的非议。此后频繁更换经营和编撰人员，经营每况愈下，最后被迫停刊了。不过，《字林沪报》有一个创举，就是开始创办副刊，并固定副刊版面。《字林沪报》1897年11月24日创办附张《消闲报》，开我国报纸副刊之先声。

《字林沪报》没有打破《申报》的垄断局面，直到《新闻报》创刊以后才打破了这种局面。《新闻报》是1893年2月27日创办的，这是几个外国商人和中国商人合资创办的一张报纸，创办人是英国商人丹福士。但报纸在他们手上并无起色，几年后卖给了美国商人福开森，才获得了长足发展，打破了《申报》的垄断局面。

《新闻报》获胜的法宝，不外乎两点:一是善于用人，敢于用人;二是打造经营特色，填补市场空白。

福开森不仅是商人，还是文化人。他和中国政界关系比较密切，因此视野比较开阔。福开森能够使《新闻报》打开局面，最主要的是他大胆起用一个人——汪汉溪。福开森在买这个报纸的时候，当时还是南洋公学的校长，他必须找一个能经营管理的人来办报，被他聘请来的蔡尔康只是个文人，不懂经营。经过长时间观察，福开森选定了一个人——汪汉溪来替他经营管理报业。汪汉溪当时还只是南洋公学里的小会计，但有很强的敬业精神。福开森每天坐马车上班的时候，看到第一个签到的是汪汉溪，最迟签退的还是汪汉溪，从来不迟到、不早退。作为会计，汪汉溪不仅账管得非常好，字写得也很漂亮。所以福开森大胆起用汪汉溪，从一个普通职员一下子提拔为《新闻报》的总经理。为了感激福开森的知遇之恩，汪汉溪勤勤恳恳地工作了一辈子。

为了同《申报》展开竞争，福开森和汪汉溪商量制定出一个很好的办报方针。他分析到《申报》的市场主要是读书人和官场，因为它主要报道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经过再三研究，根据当时上海商业化程度已经很深的状况，他们决定以经济新闻特别是商业新闻为重点，把读者定位为商人，在为商业服务上获得突破。他们用大量版面刊登商业新闻，刊登商品行情。于是他们在上海市区商界一下子打开了销路。在上海，大到洋行，小到理发店、洗澡堂，凡是要做生意的人都要看《新闻报》，所以没过多久，这张报纸就与《申报》并驾齐驱并向全国发展了。

这一时期的商业性报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从传播思想来讲可能不如传教士报刊明显，但是其对中国报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却是巨大的。商业性报纸的涌现，推动了新闻时效观念的提高，原来的中文报刊均为月刊、周刊，而中文商业报纸则多为周三刊和日报。由于刊期缩短和信息时间要求的加快，通讯手段和编采工作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印刷条件也日趋先进，有力地促进了新闻业务的进一步提高。为了争取快速出版，中文商业性报纸已经摆脱了以往的书本形式，形成近代报纸散页出版物的模式，从而使报纸的版面编排更加丰富多彩。商业性报纸要求信息量大、及时、真实，使报纸充分体现新闻纸的特性，因此消闲性的志怪传奇之作被日益排除在新闻之外。总之，中文商业性报纸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