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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办报琐记

时间:2022-03-0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当时,江大新闻系主任由校党委常委、副校长于生兼任。公社对江大师生深入农村开门办学表示欢迎,对我们提出办公社小报的建议也很支持,当即表示同意。《小兰报》的出版,成了全社范围内的一大新闻。《小兰报》一共出了7期,随着我们两个月开门办学活动的结束,报纸也随之停刊了。当年大力倡导开门办报的于生同志早已作古,我也年逾古稀,退休快十年了,可是,回忆往事,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开门办报琐记——老江大忆旧

邓长荪

1959年8月,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统一分配至原江西大学新闻系任教。当时,江大新闻系主任由校党委常委、副校长于生兼任。于生同志是从根据地走过来的老新闻工作者,来江西前,曾在北京新华总社工作,任采编部副主任,有着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他对新闻教育的某些做法,是颇具开创性的。

于生在主持新闻系工作期间,有两项举措使我们得益匪浅,至今难忘:一是他强调,党的新闻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极强的工作,干新闻工作一定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政治上的分析判断能力。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从事党的新闻工作的指南。因此,他把学习毛泽东著作列为新闻系本科生的必修课。学生花一个学期的时间,通读《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在此基础上,再用一个学期重点研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篇目以及他为新华社、延安《解放日报》写的有关文章和新闻作品。先由学生自学,写读书心得,课堂讨论,再由老师讲课总结。

二是他认为,新闻工作是一项实践性强的工作,与现实生活有着最密切、最直接、最广泛的联系。校园里培养不出优秀记者,黑板上学不会采访写作。因此,他提出新闻教学要校内校外相结合,课堂教学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四年学习期间,除一个学期的毕业实习外,还有二至三次开门办学活动,进行社会调查和采写编实践,向社会学习,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

1960年秋,根据系里安排,新闻系58级和59级学生,由老师带领,分赴南昌、丰城、临川等县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开门办学。白天与社员一起劳动,协助社队搞一些宣传活动,如出黑板报、刷标语等,晚上和雨天学习讨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办基层小报。我和59级的六名学生分配在南昌县小兰公社。这六名同学是崔源启(毕业分配在江西日报社,后任该报副总编辑)、曾祥平(毕业分配在民政部,后任民政部政研室主任)、汤德廉(毕业分配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周国华(毕业分配在上饶地委宣传部),还有两人已记不清姓名了。小兰公社离南昌市较近,社长是当时有名的省劳动模范罗海保,条件相对较好。公社对江大师生深入农村开门办学表示欢迎,对我们提出办公社小报的建议也很支持,当即表示同意。很快公社拨了一间小房间给我们做编辑室,并答应提供油印机、纸张和油墨;为了方便工作,特意把我们安排在离公社最近的生产队住,在公社食堂吃饭。第二天,小报的名字也定了——《小兰报》,八开两版,每周一期。

自己动手办报,这对那些十八九岁的大学生来说,可是大姑娘上轿——第一次。大家心情激动、充满喜悦和期待,跃跃欲试,很快就动手干起来了。白天,在田间地头,同学们边劳动边与社员聊天交谈,了解情况,收集素材;晚上,无论是月朗星稀还是风雨交加,在那崎岖不平的田间小道上,经常可以见到同学们亮着手电筒、深入干部社员家调查采访的身影。在我们那间小小的编辑室里,大家写的写,改的改,编的编,一派紧张繁忙的氛围。负责刻钢板的周国华同学,是一个不善言谈、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的小伙子。刻钢板看似简单,要刻好却不容易。刻轻了,透不过油墨,印不清楚;刻重了,划破蜡纸,容易断裂。而周国华刻的蜡纸,却轻重适宜、笔画工整,印出来的小报清楚、整洁、不皱不糊。起初刻的是仿宋体,后来他逐渐学会了刻美术体。经过七八天的紧张工作,第一期《小兰报》终于出版了。当我们拿着第一张纸质粗黄、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时,同学们竟然激动得欢呼起来。第一期60份,很快就分送到公社和各大队、生产队。

《小兰报》的出版,成了全社范围内的一大新闻。此后,各大队、生产队开会,读小兰报几乎成了不可或缺的内容,公社广播站也经常播报上的新闻。报上登的人和事,是真是假、是好是坏,是社员们经常议论品评的话题。我们没有想到,一张小小的油印报纸,竟然引起农民朋友如此多的关注,牵动着如此多人的心。“干好新闻工作,当党的新闻战线上的普通一兵”的自豪感和责任心,在我们心中油然而生。

当时,农村交通非常不便,通讯工具更落后,一个大队的大队部才有一部手摇电话机,有时喊破喉咙也打不通。我们调查采访、了解情况、收集材料、核实人名数字以及分送报纸等,都得靠两条腿。小兰公社虽然范围不很大,可是,只靠我们六七个人,要学习、要劳动、要办报、要到公社各村队去跑,确实感到紧张。于是,我们学习过去革命根据地发动和依靠群众办报的做法,开始有计划、有目的向社队干部和农村知识青年组稿约稿,主动向公社汇报工作。这样做还真的有效。此后,公社对我们的办报活动更关心了,邀请我们列席有关会议,给我们阅读有关文件,有时还给我们出点子,提供新闻线索,晚上还上门向我们反映情况,送交稿件的人更是络绎不绝——我们的编辑室成了名副其实的“通联处”。农民朋友所说所写的都是发生在他们身边的真人真事,这就使《小兰报》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更受干部社员的欢迎。最初每期印60份,已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很快增加到每期印100份(由于纸张供应紧张,小兰报的印数以后没有再增加)。

《小兰报》一共出了7期,随着我们两个月开门办学活动的结束,报纸也随之停刊了。返校后,同学们在进行开门办学小结时,感受最深、谈得最多的有三点:一是通过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思想上得到了锻炼;二是两个月的办报活动,采写编印发都得动手干,了解了办报的全过程,提高了业务动手能力;三是学习了做群众工作。而这正是当时我们背起行李、迈向农村的初衷。

事情已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当年大力倡导开门办报的于生同志早已作古,我也年逾古稀,退休快十年了,可是,回忆往事,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我怀念那走出校门、在社会这广阔天地里,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在实践中学知识、长才干的教学方法;怀念那没有隔阂、平等相处、同干同学、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怀念农民朋友给予我们的热忱关心和帮助。

(邓长荪,原南昌大学新闻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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