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办报的呼声

一、国人办报的呼声

鸦片战争前后，随着在华外报的发展和西方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传入，一部分激进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开始受到世界文化的熏陶，对近代报刊的社会作用有所认识，国人办报的呼声也随之出现。通过借鉴外报经验，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自己创办报纸传播思想，揭开了中国新闻事业的新篇章。

1.林则徐和《澳门新闻纸》

国人办报是从译报开始的，通过译报认识到报刊及其社会功能。林则徐的《澳门新闻纸》首开译报之风。林则徐(1785一1850年)，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等，福州人，是鸦片战争时期我国杰出的政治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为抵抗西方侵略，组织翻译西方书报，探求西方知识，成为我国近代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驱者。

1838年3月，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到广东禁烟，发现自己对鸦片知识及鸦片洋商情况一无所知，从而认识到“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1]，他选择澳门作为“探访夷情”的“窗口”，并派人到澳门搜集外国人出版的各种书报，包括商业情报和传教小册子，以及介绍西方历史、地理的书籍;同时聘用梁发的儿子梁进德、袁德辉等精通外文的中国人在府中秘密组织翻译班子，将从澳门收集来的《广州周报》和《广州纪事报》两家英文周报以及其他购自澳门的外国报纸中有关鸦片贸易和其他政治军事方面的消息、言论翻译成中文，提供给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海关监督和军方，并抄报朝廷，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参考。这种翻译材料先是零散的，并无名称，后来汇集成册，被称为《澳门新闻纸》。现存6册，共17l条。另外，林则徐在译抄《澳门新闻纸》的基础上，又选择其中的部分内容，亲自加工润色，按类编为《澳门月报》。分为《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兵事》、《论各国夷情》等5辑，共52条。

《澳门新闻纸》的主要内容是禁烟和兵事两个方面，由于它只送给林则徐、广东巡抚怡良和道光帝等几个特定的对象参阅，不公开发行，不向社会传播，因此不能算是报纸，只能算是情报工具，可视为我国最早的译报。

《澳门新闻纸》及其之后的译报活动，为国人自主办报培养和储备了报纸人才，加快了国人自办报刊的步伐。

2.魏源《海国图志》中“夷情备采”的译报思想

继承和发展林则徐译报思想的是他的好友魏源。1841年6月，林则徐被罢职，发往新疆伊犁，途经江苏镇江时，会见魏源。他把在广州禁烟斗争中编写的《四洲志》和收集到的外报资料，全部交给了魏源，托他将这些资料整理成书。1848年9月魏源完成了50卷《海国图志》，他将林则徐的译报思想简要地归纳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并将《澳门月报》5辑收入《海国图志》之中，署名“林则徐译”。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提出了“夷情备采”的译报思想。他目睹了林则徐禁烟和反击侵略者所取得的初步胜利，认为关键在于“知夷情”，因而他提出了“筹夷事必知夷情”的观点。为达到“知夷情”，主张“立译馆，编译书”。在他看来，搜集外报、编译外报，是为了“夷情备采”，最终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还以赞赏的口吻介绍了西方的新闻事业:“澳门所谓新闻纸者，初出于意大里亚(即意大利。编者注)国，后各国皆出，遇事之新奇及有关系者，皆许刻印散售，各国无禁。苟当事留意探阅，亦可觇各国之情形，皆边防所不可忽视也。”^[2]又称:“探阅新闻纸，亦驭夷要策。”将购阅新式报刊与“制夷”结合起来，探阅“新闻纸”是为通晓“夷情”，进而达到“制夷”抵抗外国侵略的目的。初步阐述了他对外报的观点，意识到新闻的重要性。

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还较早地介绍了西方报刊新闻的舆论监督作用。他说:英国“刊印逐日新闻纸以论国政，如各官宪政事有失，许百姓议之，故人恐受责于清议也”^[3]。把办报与西方民主联系起来，可以说是中国人揭示报纸社会政治功能的最早陈述。

魏源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的译报思想，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但由于受时代的局限，魏源新闻思想还显得不够成熟。

3.洪仁玕《资政新篇》中关于新闻事业的构想

太平天国时期，干王洪仁玕在其撰写的《资政新篇》中，提出了他对新闻事业的设想，被称为“中国近代报刊思想史上的最初阶段的一个逐步递进的阶梯”^[4]。他高度评价了“新闻篇”(即报刊)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中国第一个明确提出新闻构想的人。

洪仁玕的主要新闻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于设立新闻机构的认识。洪仁玕认为朝廷应该设立新闻机构和新闻官，便于了解各地舆情，为朝廷制定政策提供依据。新闻机构和新闻官应该享有独立权，不受地方行政机关和人事的限制，直接对天王负责。

二是对于报纸作用的认识。洪仁玕认为报纸的作用主要表现在:①报纸是维系中央政权、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有力工具，可以通过报纸去禁朋党之弊。②办报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手段。可以通过报纸这座桥梁沟通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和民众之间的公议。③报纸可以教育民众、移风易俗。④报纸有监督政府的作用。利用报纸发动人们写检举信揭露阴谋篡权者，使之无处藏身，从而达到“上下情通”、“权归于一”。

三是对于新闻特性的认识。洪仁玕认为，新闻“只须实写，勿着一字浮文”，提倡反映真实情况的报道，反对空洞无物的虚假之作。为此他对新闻官的选拔也作了一些具体规定:新闻官须“性品诚实不阿”。

洪仁玕的这些主张和建议，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洪秀全也表示大体上同意，只是认为“俟杀绝残妖后行未迟也”。不久，太平天国覆灭，洪仁玕的办报主张未能得到实施。

尽管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洪仁玕的新闻思想未能付诸实施便夭折了，但它对中国近代报人的办报实践尤其是维新派的办报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作为中国最早最完整的新闻思想，洪仁玕的新闻设想十分具有前瞻性，他对于报纸的作用、功能以及对报人要求的阐述，奠定了中国近代新闻理论的基础，即使在今天看来，它们仍然是新闻理论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4.郑观应的新闻思想

郑观应是近代有影响的工商业民族资本家，一个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实业经营家。他一生著述很多，但最有影响的是《盛世危言》。其中有两篇关于新闻学的专论，即《日报》上、下篇，虽然篇幅不长，但对报纸的作用、性质和办报原则等都有深刻的论述，集中反映了他的新闻思想。归纳起来，包括以下3个方面的内容:

(1)对报纸的作用和功能的认识

在谈到日报的作用时，郑观应的看法主要有两个方面:政治辅助功能和社会教化作用。就前者而言，郑观应将报纸与西方的议院相提并论，认为报纸和议院，都是发表公议的地方，在联系政府与民众方面可起到独特的桥梁作用，是民主政治的枢纽。他从日报有助于政治这个总前提下，具体分析了日报的功能:报纸是国家之耳目，可起到“通民隐、达民情”、进而“得民心，张国势”的作用。为此，必须要建立议院，广设日报。就后者而言，郑观应认为报纸丰富的内容和雅俗共赏的特征有助于“增人智慧，益人聪明”，从而扩大人们的见识，促其明晓义理，最终推进社会风气的改良。

(2)对新闻法制的认识

在《日报》中，郑观应明确提出了新闻立法的建议，呼吁政府制定法律，保护报馆事业的正常运行，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他认为允许自由地创办各种报纸，是中国变法自强的一个重要方面。郑观应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提出新闻法制的思想家。

(3)对新闻文体文风和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认识

对于新闻的文风，郑观应认为，新闻文体的基本要求是语言上浅近质直，“文义粗浅，取其易知”、“尽删浮伪之风”;内容上要“据事直书，实事求是，无妄言谰语、子虚乌有之谈”。他反对中国传统的“深文曲笔”、“隐而不发”的行文方式，认为它们与新闻格格不入，应彻底摒弃。

对于新闻工作者，郑观应认为“执笔者尤须毫无私曲，暗托者则婉谢之，纳贿者则峻拒之，胸中不染一尘，惟澄观天下之得失是非，自抒伟论”^[5]。就是说，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公正廉洁的作风，保持独立的人格，不能以文谋私;新闻工作者还要追求新闻事实的准确，“据事直书，实事求是”，防止“子虚乌有之谈”(《日报下》)，这可以看做是郑观应对新闻真实性原则的见解。

郑观应虽然没有全面地参与办报活动，他所提出的关于新闻事业的许多构想都源于西方各国的办报实践和办报理念，但是他的这些新闻主张在当时仍不失为出类拔萃的远见卓识，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