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价值失衡到价值增值

第四节　从价值失衡到价值增值

一、电视节目的价值失衡

在媒体激烈竞争的今天，电视台要想求生存、图发展，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通过对电视节目进行科学的、整体的、全面的运作策划，整合起所有的力量参与竞争，才能实现较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当我们谈到电视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好处时，也不能不面对电视所带来的麻烦。一些媒体置电视节目的基本原则与规律于不顾，盲目追求“卖点”，匆忙推出种种“策划”，结果导致电视炒作之风愈演愈烈。2010年，江苏卫视重磅推出相亲节目《非诚勿扰》火爆全国，此后各大卫视纷纷推出自己的电视相亲节目，如浙江卫视的《为爱向前冲》、安徽卫视的《缘来是你》、山东卫视的《爱情来敲门》、东方卫视的《百里挑一》，一时间各台栏目匆匆上马、良莠不齐。为了博取收视率，节目刻意制造敏感话题，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公愤。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观众对“电视问题”发出不安的忧虑，对电视节目的作用以及价值产生了深刻怀疑，对电视文化表现出严重担忧。

（一）电视节目的价值失衡的表现

1．真人秀节目的恶俗化

自湖南电视台推出“超级女声”一炮走红之后，荧屏选秀成为一些电视台吸引年轻观众的主打节目。湖南经视的《明星学院》、华娱卫视的《我是中国星》（现在改名为《华娱星制造》）、上海卫视的《莱卡我型我SHOW）），还有央视《非常6＋1》的特别节目《梦想中国》等。但在某些选秀过程中，主持人声嘶力竭煽情吆喝，营造狂欢的仪式化气氛。选手们卖乖露丑花样百出，有唱不上去的，台风滑稽的，或五音不全的，答非所问的，肉麻当有趣的，等等。而评委们毒舌如簧，恶语相加，粉丝们却激情洋溢，如痴如醉。这类电视选秀节目内容单调、品位不高，商业气息过于浓厚，对青少年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2．娱乐性节目的粗俗化

弗洛伊德就明确指出，“人类总是寻求快乐，避免不快乐。”^[5]但是，在竞技性娱乐节目中，常以失败者的被捉弄与受挫为乐；在综艺类的节目中，常出现荤段子、暴露镜头；在群众参与的娱乐节目中，常以吃虫子等戏弄人的活动娱乐观众，使娱乐变异为“愚乐”。在这些综艺节目中，主办方刻意安排一些恶心环节，却美其名曰“考验参加者的勇气”，几位艺人在参加吴宗宪主持的《我猜我猜我猜猜猜》时，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下了兔子大便，导致几位艺人事后恶心不已。

3．电视剧节目的戏说风

曾几何时，荧屏上刮起戏说风，戏说历史、戏说经典，尤其是在翻拍改编经典影视剧中，胡编滥造，添油加醋，戏不够情来凑，情不够性来救，如电视剧《林海雪原》中杨子荣与匪首成了情敌，和少剑波陷入三角恋；《红色娘子军》中洪长青与吴琼花有了情感纠葛，使红色经典几乎变异为“桃色经典”，在戏说中颠覆了传统、消解了经典。

4．主持人语言的庸俗化

为了刺激观众，有些主持人常将肉麻当有趣，以调侃、挑逗、暧昧、露骨的言语，或装港腔台调，或打情骂俏，或恣意嘲弄，或刻意调笑，在俗不可耐中充满着低级趣味。最为明显的是现在台湾的某些综艺节目时常充斥着不雅的语言，“屁啦”、“见鬼了”、“死三八”等均是出现率极高的词语，一些不雅的形容和句子也让人难以接受，但主持人却乐此不疲。在费翔被要求拍卖胸毛的《康熙来了》这档节目中，就曾经出现过男主持蔡康永在脖子上套着个马桶上节目的事情，当时女主持小S一见就说：“我好想上去尿尿啊……”不能不说，此类节目有违主流价值导向，不利于青少年的成长。

（二）电视节目价值失衡的原因

其一，与市场经济发展中过度追求收视率有关。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社会加快了市场经济的步伐，在大多数电视台自负盈亏走向市场的过程中，收视率便成为电视台成功与否的标准，诸多电视台在面向市场中削减了文化类节目，而加强了娱乐性节目，有的电视台实行“娱乐突围战略”，这成为稳定拓展收视率的法宝。

其二，与大众文化兴盛中一味迎合大众趣味有关。一些电视台为了拓展节目的收视率，采取一味迎合大众趣味的策略，以降低电视节目的品位扩展市场，在颠覆传统中盲目制造娱乐，在追求通俗化的过程中却走向了庸俗媚俗，在表面的时尚化娱乐化中沦为低俗化。1999年初，在山西河津铝厂附近发现了81具尸骨。一些新闻媒体在尚未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对此大加揣测、炒作，一时间引起了许多不明真相人们的恐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后来的侦查表明：这只是一对迷信梦魇的夫妇所为，根本不存在什么“杀人狂魔”。

其三，与“复制时代”电视编导缺乏原创力有关。老电影、老电视的翻拍充斥着电视剧频道。娱乐性节目大多也克隆自国外的节目，在蔚然成风的克隆节目中，我们的电视节目缺乏原创性与个性化，日益走向低俗化。

二、如何实现电视节目的价值从失衡走向增值

电视节目体现的是一个电视台的品位、一个城市的品格、一个国家的面目。电视节目的品位和价值不仅关系到人们现实生活，也关系到民族的未来，遏制电视节目价值失衡的趋势，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端正电视制作策划观念，克服唯收视率是瞻的偏向。在题材选择上要符合主流的社会价值规律，抓大鱼、活鱼，准确勾画出社会发展的进程，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要善于从人民群众关心的话题着手。长期以来，我们过于强调电视节目的教育意义，忽略了其娱乐作用，近年来却走向另一极端，一味注重其娱乐效应，而无视其教育意义。如有家有线台在报道一位走失的幼女时，竟连续13天用了15篇稿子报道小姑娘的在杭经历、寻母过程和最终归宿。其中有3天同时发了两条稿子，并且不厌其烦地用大特写镜头。电视台本来可以将题材挖深挖透，深入探讨我国传统恋爱、婚姻、抚养子女等观念在社会转型期受到的冲击。但遗憾的是，该连续报道中许多消息只是单纯地就事论事，有几篇稿子还不惜篇幅猜测、推断小女孩的故乡在何方。这些本来只需要在某篇稿子中略作交代的细节，却成了大炒特炒的主要内容，纯粹是为了提高收视率，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不免有小题大做、人为炒作之嫌。

第二，合理安排电视栏目，扩大电视节目的文化含量。广东某电视台曾经策划了这样一个选题：作者将50年代至80年代各个时期出生的人的童年生活加以对比，从表面上这是一种回忆，而实际上这种对比用一些生活小事，折射出我们生活和社会的变迁，极富时代气息。而倘若无视题材的新闻价值，仅仅是为了抢一两条独家新闻，或是仅仅为了满足部分受众的猎奇需要，则很容易导致新闻炒作。除了节目内容的策划，栏目类型的挖掘也能提高电视文化的涵养。比如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之类的访谈类节目、“央视”2套的《商道》（原来的《财富故事会》）以及Discovery频道等。通过这些节目可以和别人一起见证成长，思索人生，从一些别开生面的人物故事中搜寻各式各样的创意和灵感，给自己以启示和鼓励。在娱乐、综艺等节目中，也应该努力扩大节目的文化含量，摆脱庸俗、低俗、恶俗的倾向，保持电视节目的健康品格。东方卫视2008年新推出的综艺谈话节目《新老娘舅》，每天邀请一对有矛盾的当事人步入演播室，主持人倪琳一改“红娘”本色，成了一个热心的“新老舅妈”，帮着和“新老娘舅”人民调解员现场为当事人排忧解难，通过节目告诉观众面对纠纷的智慧和解决矛盾的艺术，倡导文明积极、营造了健康向上的电视文化环境和社会新风尚。

第三，遏制电视盲目拷贝风气，注重打造节目的文化品牌。近年来，我国电视节目的生产几乎都遵循着一个不成文的规律，那就是：欧美／日本首创─→（港／台移植）─→国内“星火”─→国内“燎原”。盲目拷贝与跟风造成了荧屏节目面目相似，缺乏个性，因而必须注重创造电视节目独特的文化品牌，在突出电视节目的创新性中，不断提高与完善节目的文化品位，打造电视节目的文化品牌。比如，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借鉴了台湾娱乐节目《超级星期天》中的精华，根据自身情况“克隆”其对节目发展有意义的部分，而不是单纯的模仿、抄袭。他们从实际出发来组织节目，不拘泥于一成不变的模式，不断改革创新，砍掉平庸俗气、不受欢迎的环节，改进丰富那些有益有趣、备受欢迎的板块，使收视率长盛不衰。在此基础之上，也不断创新来维护其节目品牌的生命力，与时俱进，不断完善，使栏目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和长期性，在节目定位上具有相对固定性，使其成为综艺类节目的一个典范。除此之前，比较知名且成功的电视节目还有，中央台的《幸运52》克隆英国的《GO BINGO》，《开心辞典》克隆英国的《百万富翁》，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克隆美国的《美国偶像》，浙江卫视的《我爱记歌词》模仿美国的《歌唱小蜜蜂》，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