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制度人”定位

一、把握“制度人”定位

在记者招待会的组织与传播中,政府与记者出于大合作、小交锋的状态。对于政府来说,要想通过议程设置达到目的,通过记者传递信息给公众,必须积极与媒体记者进行交流,安排关键记者的提问甚至“记托”。对于媒体来说,因其代表着受众的利益,需要通过与政府的交锋争取公众的知情权。在这里,提问的记者和应答的政府官员不能仅代表自己,而应该被视作“制度人”,或是“职业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统一宣传口径和捍卫国家利益,必定存在着一些记者绝对不能提,或政府官员绝对不能答的问题,这些问题便不能成为我们讨论的重点。因此,问答的交锋还是主要体现在“中间地带”的争夺上,集中于一些政府官员不易绕开但又不好作答的问题上。

政府记者招待会是一个规范的集体工作。新闻发言人多遵循“分析舆情——确立宣传方针——制定发布方式——模拟答记者问——统一传播口径”的工作流程,遵守口径一致的原则,即说什么、说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说,由政府机构和上级官员制定标准。有时,遇到记者的追问时,新闻发言人会坚守发言口径,重申己方观点,或使用“除了刚才已提供的信息外,我不掌握更多的情况了”、“关于这个问题,建议您向具体的业务部门了解”等语句。政府机构总是注意收集各大媒体有关方面的社论、言论与评论,从中找出记者们可能会提的问题。在事先的策划会上,新闻官员会负责把收集到的几十个重点题目交给举办记者招待会的部门,帮助他们分析国内外舆论并预先准备好问题清单。

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一周举行三次记者招待会,新闻办公室有很多工作人员对可能被问到的问题进行准备,把回答的要点整理出一个叫做“新闻指南”的笔记本。为统一口径,白宫新闻办公室预先为新闻发言人制定“今日新闻线索”。发言人手里总有一个卷宗,卷宗里有活页纸,上面将不同的问题及回答要点作了分类,以供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时进行查阅。国务院发言人的卷宗内容按国家分类,上面有对不同国家不同问题的正式表态口径。如果有记者问到一个发言人不太熟悉的问题,该发言人就会表示,“请让我查查。”如果查不到答案,发言人就会说,“我授权有限,不能多说,请原谅。”在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整个发布过程有上百人的参与,从基层到高层甚至国务卿,都会提供一些需要当天发布的信息的意见和看法。大约有20多人直接进行前期的发布准备工作,每天工作24小时,其中一部分人会跟踪每天深夜到第二天凌晨的新闻报道,看看是否有最新或突发性新闻发生。

政府举办的记者招待会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指导性,特别是在对外政策方面,一旦确立口径,驻外使领馆、政府各部门以及其他延伸机构都必须按照该口径在全世界解释本国的政策,公开表达对某一问题的立场。外交新闻发言人有一些职业禁忌,如,国家授权的可以说,未经授权的不能说；不能泄露国家外交及一切机密；不确切知道的事情不能说；已经确立的外交政策可以公布；尚在制定或修正中的外交政策不能对外公布；等等。对此,做过五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理查德·鲍彻说：“我作为发言人站在那里并不是在谈我个人的立场、想法和看法。我所说的都是美国总统和国务卿想要说的话,是解释美国的政策,我的工作就是公布和解释这些政策。我是国务卿的发言人,我实际上是在替国务卿讲话,而不是在替理查政德·鲍彻讲话。”

政府官员的应答是新闻报道的来源,是社会讨论的原始材料,通常会激起公众舆论的巨大反响。因此,政府官员在发表言论的时候,一般都比较谨慎。政府官员的级别越高,越应重视发表意见的政治后果。一旦失言甚或失态,就会招致记者招待会宣传目的的失败,给个人形象与政府形象带来负面效应。1998年4月,朱镕基访问法国,“无疆界记者”的反华传单递到了他的手里。有香港记者立即问他对此有何评价,朱镕基平静地说：“我没看见。”上世纪90年代初,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一再向吴建民追问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结果如何,并一定要他回答“如果破裂了会怎么样”。吴建民没有失态,而是耐心地说：“我们希望谈判取得进展,让双方都能够满意”。

因此,政府官员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可以思考以下10个问题：(1)我们对事情的了解程度如何？(2)我们需要对此问题表态吗？(3)如果需要表态,我们应该表态到什么程度？(4)这种表态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5)我们所说的话对我们的官僚组织和个人职位有什么影响？(6)我们有没有激怒听众？(7)我们的声明是否算得上足够充分而肯定？(8)我们的表态是否有连贯性？(9)我们有没有选用正确的用语？(10)我们有没有使我们的行动具有令人信服的逻辑依据？

政府官员在面对众多记者的提问时,应该尽可能保持冷静,不能发怒,也不能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在记者提问时,政府官员应该表现出倾听的态度,平静耐心地把问题听完整,并表示出对问题的重视和思考；同时,还应该面对全场观众,用认真平和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人。有时记者会提出一些刁钻的甚至故意为难的问题,企图激怒回答者并将其引入陷阱,记者招待会的现场气氛也会因此而紧张起来。这时,应答者更应当镇定自若,表现出最大的涵养和最佳的风度,微笑平静地稳住现场,根据不同的情况、提问的动机、问题答案的影响力以及问题的尖锐程度,使用各种策略作出理想的回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菲利浦·里克谈到自己的发布经验时说道：“有些时候记者变得很有攻击性,很爱追根究底。但是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记住不要让记者们把你给激怒了,使你失去控制了。他们会很想那么做的,因为他们只是努力想让你说些能让他们写得更多的东西。所以当我偶尔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变得很沮丧的时候,说明那些记者成功了,他们成功地使我失去了理智。”

图片说明：白宫新闻发言人费莱舍

2002年10月,白宫新闻发言人弗莱舍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有一颗子弹射入萨达姆的头颅,将比出动千军万马推翻他要省事得多。”这一过火的言论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应,不久弗莱舍便因此事卸任。对此,美国宾州大学政治和公共事务中心主任特里·麦当娜说,“要胜任白宫发言人这一角色,必须具备超乎寻常的人格”,“白宫发言人总是像热锅上的蚂蚁,而担任这一要职的人往往头脑冷静,镇定自若,切忌一时冲动”。2007年1月24日,被性丑闻事件纠缠了半年的以色列总统卡察夫举行记者招待会,第一次就此事公开表态。卡察夫坚称自己很“清白”,而且决不辞职。他说,“我的妻子吉拉和我的家人都站在我这边。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会逐渐清晰。以色列的每一位公民,到时都会明白我遭遇到的不公是多么可怕。”他指责媒体对此事不依不饶,给他带来灾难：“虚假而恶毒的谣言已经在以色列家喻户晓,毁坏了我的名声。作为一个人,一名公民,一位总统,我正在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在记者招待会上,卡察夫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当场要求与他发生口角的一名记者“滚出去”,使记者招待会的气氛极其紧张。

同样,向政府官员提问的媒体记者也是“制度人”或“职业人”。他们代表本国受众、本媒体提问,代表着国家利益、地区利益和媒体利益,应该考虑到本国的国情、历史与现实。2005年4月17日,日本外务报道官高岛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国某广播电台的一位女记者在提问中要求高岛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作出解释,并请日本考虑“如果布什祭拜那些向广岛投下原子弹的美军,日本人会是什么心情”。报道说,“高岛避重就轻地说：‘我不是首相本人,我不清楚首相的考虑。但小泉首相表示过将重新考虑通过适当形式参拜靖国神社’。”对此,有人评价说,“看了这则报道,心里别有一番滋味。这不仅是因为高岛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回答‘避重就轻’,更多的还在于这位中国女记者提问中举例的失当(可以说愚蠢)。我揣摩,高岛听到这样的发问,心中定会窃喜。我不怀疑这位中国女记者提问的本意是好的,她是要说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伤害了中国和亚洲人民的感情,但她以‘请日本考虑如果布什祭拜那些向广岛投下原子弹的美军,日本人会是什么心情’作反衬,则恰恰上了日本多年来不遗余力地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否认自己是加害者)宣传的当。”这一事例说明,记者提问也不能随心所欲,需要坚守自己“制度人”或“职业人”的定位,充分考虑自己的提问是否损害了国家利益和媒体受众利益,不能因提问失当反而成为对方国的宣传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