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政策规避的表现

二、媒介政策规避的表现

政策规避就是对政策执行偏差、政策执行走样及一切背离政策目标的政策执行行为的概括。政策规避一方面指政策执行主体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尽管名义上、形式上符合政策要求，实际上却有意歪曲、偏离了政策目标，甚至与政策目标完全背道而驰；另一方面也指政策执行主体不顾客观条件和形势的发展变化，有意或消极不作为地机械照搬政策，致使政策目标不能实现或不能完全实现。当前，媒介政策规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策敷衍。即执行者在实施政策过程中只做表面文章，将政策束之高阁，敷衍塞责，并未采取具体措施来贯彻执行，更谈不上解决什么具体的政策问题、实现什么政策目标了。传播业内政策敷衍现象并不少见，比如，媒介喉舌和产业的双重属性使得有的媒介把工作重心放在获取经济利益上，对于如何更好地完成中央和政府下达的宣传任务不肯下工夫琢磨，有时流于做表面文章；又比如，我国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往往以行政治理，如召开会议、下发文件等为手段，这种手段规模大、声势强，但往往带来政策敷衍的后果。类似现象不仅浪费大量的政策资源，同时也会给社会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

二是政策附加。指执行者在原政策内容的基础上自行增添了若干新内容，使政策的调控对象、范围、目标、力度超出原有要求，从而使原政策不能到位或扩大化。2004年国家有关政策要求将事业性质的广电集团改为总台，把经营性资产剥离组建新的产业经营公司或集团公司进行产业化运营，同时鼓励社会民营资本参与节目制作。这一政策旨在加强国家对传媒业的区分管理，培育节目市场，推动传媒业产业属性一面的发展。但是很多地方传媒集团在把电影、电视、网络以及大众娱乐类、社会服务类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经营归于产业经营范围的同时，对能够购买播出的节目资格进行了种种限制，从而保护了“自己的”节目制作公司，把很多民营公司的节目产品拒之门外，其直接结果就是中国的节目市场久久培育不起来，大量的节目制作企业学不会在市场中生存。类似的许多地方性的“土政策”，常常打着“结合实际、贯彻政策”的旗号，自行附加其他不相关的政策，使政策执行复杂化，其目的是谋取私利，因此也严重偏离了原有的政策目标。

三是政策利用。即政策成了某些地方政府或权力部门手中的资源，通过分配“特殊”政策，或利用政策漏洞等扩大自身利益，这样做往往偏离了政策走向，使政策失去原有的严肃性和公共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利用从表面上看并不与政策明显相悖，具有强烈的隐蔽性，但其危害却是极大的。就拿“有偿不闻”来说，这种行为抓住了政策本身难以观照到所有具体行为的先天特点，于是“没发现”、“不晓得”乃至“吃不准报道的角度、时机”等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还可以在写稿中避重就轻，或隐其姓名或瞒其事实，或漏其责任或在数字上打马虎眼，在这个过程中，不为金钱所动、不畏权势所屈、报道事实真相、捍卫新闻公正的媒介责任丧失了，那么，媒介社会形象和可信度又从何而来呢？

四是政策照搬。指执行者对有关政策机械地照搬照抄，不善于结合自身实际，影响了政策灵活性作用的发挥。这样不但不能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还容易形成责任推诿，把过错归咎于政策本身。比如，国家允许媒介根据有关规定和自身条件，发挥其联系面广和信息、人才、技术、知识、设备的优势，开展与自身业务相关的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结果有些媒介经营者在缺乏多种经营的管理经验、市场经验和人力资源的情况下，盲目投融资，贪大求全，四面出击，不问融资的成本和投资的回报率，把大量资金投向主业以外的办公大楼、酒店、度假村等，最终多元化经营的状况整体并不理想，甚至“赔本”并影响了主业发展。这提醒我们，政策有原则上的严肃性，但也必须具有高度的灵活性。执行者在政策执行中要因地制宜，不能千篇一律地生搬硬套，将政策执行简单化。

五是政策抵制。政策的执行对象对现有的政策不认同，不接受，从而产生抵制情绪，使政策不能够执行到位、达到预期效果。西部某省台长思强图变，在国家提倡跨地区、跨媒体整合的背景下，意欲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媒体联合办卫星电视频道，使得本地媒体走出发展困难的境地。结果因为触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该协议在省台主管局的竭力干预下被迫流产。在这里，行政边界即是各级电视台的市场边界，在这样的政策抵制下，“烂掉”成了国有资产的命运。一般来讲，对政策的认同程度有相当大的成分取决于与自身利益的一致程度，也和对政策的了解程度、政策对象的心理或素质等因素相关。政策抵制的危害在于不仅使政策得不到有效贯彻，同时还严重损害了政策的严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