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负面功能的具体表现

一、媒介负面功能的具体表现

传播媒介具有监视环境、联系社会、传承文化、提供娱乐等巨大的社会正面功能。它及时报道环境发生的种种变化,为公众的正确行动提供依据;它协调、整合社会各种因素,使其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以步调一致地采取行动,应付环境的挑战;它传承社会文化,使优秀文化遗产代代相传,促进社会成员与传统文化规范的融合、协调,从而推动人的“社会化”;它提供娱乐,愉悦身心,帮助人们摆脱工作和现实烦扰。媒介素养教育通过系统地介绍媒介知识和运作规律,帮助受教育者掌握传播技巧,从而为充分发挥媒介的上述正面功能奠定公众基础。

然而,如前所述,媒介素养教育提出的最初动机在于遏制乃至消除大众媒介的负面影响,培养公众的评判意识和对媒介负面功能的醒觉能力始终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任务。

李普曼的“两个环境”理论着力于阐述“媒介环境”与“现实环境”的差异,论证大众传播媒介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具有“意义构成功能”。由于“拟态环境的环境化”趋向,人们往往将“媒介环境”视为“现实环境”,由认知误差导致的行为误差在所难免。因此,从整体上看,大众传播媒介的“意义构成功能”和“塑造媒介环境的功能”可以纳入“负面功能”的范畴;同时,由于媒介的这一功能是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描述、说明、解释,受众“从所读到、看到和听到的内容,发展出对物质现实和社会现实的主观及共认的意义构想”,其产生作用的方式往往比较隐秘、似有若无、潜移默化,因此,也被视为“隐性功能”。

应该说,“两个环境”理论是从宏观的角度揭示大众媒介的负面影响,为我们整体把握媒介与社会的互动,特别是媒介对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提供了总体思路。那么,媒介具有哪些具体的“负面功能”,以及由此可能对社会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媒介素养教育本质的理解。

大众媒介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一直是传播学和社会学十分关注的领域。西方传播学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的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罗伯特·默顿的负面功能研究最为系统,最具影响力。1948年,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发表了《大众传播、大众鉴赏力和有组织的社会行为》一文。这篇文章虽然也论及大众传播的正面功能,如“授予地位的功能”、“促进社会准则的实行”等,但其负面功能的论述最有价值。

文章指出:“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也可以为恶服务的工具;而总的说来,如果不加以适当的控制,它为恶服务的可能性则更大。”^[13]

他们认为,大众传播的负面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促长“社会顺从主义”,削弱公众的辨别力和对社会的批判精神

他们以美国大众传播体制为例,来解释“社会顺从主义”产生的根源及表现。他们指出,大众媒介是由大企业支持的,而大企业又与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大众媒介是为维护这种制度服务的。因此,媒介总是不断地宣传现存社会结构的合理性,并强调人们应该义不容辞地接受这种结构。大众媒介不仅不断地肯定现状,而且始终不触及与社会结构有关的实质性问题,很少为人们对社会作批判性评价提供依据,使受众顺从现状,限制了受众对社会作中肯的批判。

(2)降低大众的审美鉴赏力和文化水平

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认为,随着大多数广播节目、电影、杂志和相当一部分书籍和报纸以消遣为目的,其公式化的通俗作品降低了大众的审美能力和知识鉴赏能力。大众媒介是面向大众的,满足最广大受众的需求,才能赢得更多的广告利润,而一个社会能欣赏高雅、精英文化的毕竟是少数,因此,大众传播所提供的文化娱乐内容,其水准往往与高雅文化有相当的距离,是一种“大众文化”。长久地接触这种低品位的“大众文化”,受众的审美鉴赏能力和文化水平不仅得不到提高,反而会逐渐地退化。

(3)大众媒介剥夺了人们的闲暇时间

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认为,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的闲暇时间比过去多了,他们显然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接触优秀文化遗产。人们为争取休息自由、大众教育和社会安定而进行斗争,原本是希望自己一旦摆脱种种束缚之后,就可以享受我们社会伟大的文化成果,如莎士比亚、贝多芬甚至康德的作品。相反,他们现在都转向了一些大众文化明星。多少代以来,人们为了争取更多的自由时间而进行斗争,但是现在他们在自由时间里是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打交道,而不是跟哥伦比亚大学打交道。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形象地把大众媒介的这一负面功能称为“时间窃贼”。

(4)麻醉人的精神

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指出,由于受众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于阅读报刊、收听广播和收看电视节目,他们用于参加有组织的行动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为数众多的传播产品只能使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停留在表面,而这种表面性常常掩盖了群众的冷漠态度。他们只是阅读、收听和思考,却以为这可以代替决断和行动,他们逐渐地误以为对当代的种种问题作些了解也就是对这些问题采取了某种行动。就这一点而言,大众传播可以算是最高尚、最有效的一种社会麻醉品。大众传播的麻醉作用可能十分有效,中毒的人甚至都不了解自己的病端。

除了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外,其他传播学者也对大众传播的负面功能作了多角度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

(1)大众传播使人产生冷漠心理。尽管人们希望得到更多的信息,但当某一类信息过量时,又会对信息产生冷漠的态度。

(2)导致人们的隔离。人们花大量时间接触大众传媒,而很少有时间去进行社会联系和人际交往,以至逐步与社会、与群体疏远。

(3)导致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依靠先进的科技手段,大众传媒迅猛发展。发达国家凭借自身雄厚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在拥有大众传媒的数量和质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导致世界新闻信息传播的不均衡、不平等。发达国家单向地向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灌输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体系,对不发达国家的社会文化传统构成巨大的潜在威胁,从而招致强烈不满。

(4)凶杀、暴力和色情泛滥。受商业利益驱使,电视、录像、报刊、电影中充斥大量的暴力渲染和有关性的自然主义描写。这些不健康的内容,严重影响社会,尤其是一些受教育程度较低、艺术鉴赏和识别能力差的青少年。色情、凶杀、暴力泛滥已成为西方商业化体制下大众传播的一大久治不愈的顽症。

哈佛大学利米高教授发起成立了传媒与儿童健康中心,研究传媒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上两个世纪,儿童及青少年面对的最大危害是疾病、贫穷和营养不良。但在这个世纪,他们面对的威胁转变为吸毒、自杀、痴肥、性滥交,这些都是“自行引发的危害健康行为”(acquired health risk behaviors)。在美国,青少年的首项死因是跟醉酒有关的交通意外。这些危害健康的行为从何而来?源头有很多,利米高指出其中一个源头可能是传媒,因为不少青少年表示很多行为是从娱乐媒体(entertainment media)学习而来。把传媒看作是社会病灶,并不可取,不过有些研究结果也不容忽视。利米高说根据研究报告,上网及看电视时间愈长,痴肥的机会愈大;在媒体上经常观看性爱场面的青少年,性活跃期会提前两年。^[14]

以色列政府健康教育及推广部发表“媒体健康素养”报告,指出该国青少年的吸烟、节食、伤害他人、性取向等行为都与媒体息息相关。^[15]在中国大陆,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一项调查表明,在抽取的三千名大中学生中曾光顾色情网站的占46%,青少年沉湎于黄色垃圾中给身心带来极大的伤害,轻者耽误学业,重者走向违法犯罪。一篇名为《115名死刑犯的童年》的论文统计,在115名死刑犯中,受到黄色毒害的有103人,比例高达9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