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和“自然化”

1．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和“自然化”

但是，语言是如何与意识形态发生联系的呢？这必须从语言、思维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考察。根据萨丕尔-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人们透过语言所构造的心理范畴来观察和理解世界，语言的不同导致了文化的不同；而对语言惯常的、规则化的使用就产生了该文化特定的思维模式，语言塑造着思维。沃尔夫曾这样论道：

我们根据自己的母语所规定的线索分割自然。我们从现象世界中抽取的范畴和种类之被认识，不是因为它们就呈现在每位观察者的面前。相反，世界表现为一股千变万化的印象之流，必须由我们的心灵来组织——这就是说，多半要靠我们心中的语言系统来组织。我们将自然分割开来，将其组织成概念，正如我们所做的那样赋予其意义。这多半是我们一致达成协议，以这种方式组织自然，这个协议贯穿于我们的言语共同体，并且根据我们的语言模式加以整理。当然，这是一个潜在的、未陈说的协议，然而，它的措辞是绝对强制性的，若不服从该协议规定的材料组织和分类法，我们简直无法言说。

我们对言谈都有一种幻觉，认为言谈是很自由自在和自发的，并且仅仅“表达”了任何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这种幻觉的现象源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表面看来无拘束的言谈内部存在的那种强制现象是非常专断的，以致说话者和旁听者是无意中被束缚的，就像无意中受自然法则左右那样。^[26]

这就是说，语言中隐含着认知上的“预设”（presupposition），它是不为人所觉察的心理范畴、背景知识、认知图式等，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影响着使用者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人们很容易对那些通过具有社会属性的语言的运用而获得强化的感性知识习以为常，并将其与客观现实等同起来，这个过程通常被称为“现实的社会性建构”，具有意识形态特征。那么，通过约定俗成的语言体系及其编码的意义体系是如何导致意识形态的“合法化”（legitimation）和“习惯化”（habitualization）的呢？一般说来，人在其社会化过程中，主要是通过语言的中介来理解周遭的世界的，但语言中所表达的意义却不是个人的、任意的或偶然的。“在一个社会的漫长历史中会有一种词汇体系或措辞发展成适合该社会需求的体系——这些需求是占支配地位的特权群体的利益要求。这些重要群体控制着把他们喜欢的意义体系合法化的手段：学校、图书馆、大众传播媒体等。这样，语言就变成了社会实践的一部分，成为维持主要社会秩序的工具。”^[27]由此，语言的意识形态性便昭然若揭了。当人们对浸润着意识形态的语言不加质疑和审查地频繁使用时，那些带有意识形态的语句，如“恐怖主义”（terrorism）、“人权”（human rights）、“全球化”（globalization）等，便作为一般语言意义而悄然进入人们的潜意识了，这便是意识形态的“自然化”（naturaliza-tion）。

意识形态在语言中的“合法化”和“自然化”，提醒我们去关注那些更具迷惑性的“下意识的种族主义”^[28]，如白人对非裔美国人不得不承受的遭遇保持同情，又觉得黑人令人不适或者对黑人不屑一顾。这种矛盾而又微妙的态度是现代种族主义（modern racism）^[29]的典型特征。保持这种态度的人一般具有很强的平等主义观念，“秀”着平等、正直、无偏见、不歧视的自我影像。但是，他们在表现平等主义的行为特征的同时，仍然呈现出对种族成员的消极情感或观念，比如，在“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话语背后，隐含的是冷漠与隔离。这种现象称为厌恶性种族主义或规避性种族主义（aversive racism）^[30]。偏见来源于基本的社会范畴化过程及区分不同群体（内群体和外群体）的认知加工，同时一旦群体性质得到确认，则可能出现不同的态度模式。那些拥有厌恶性种族主义（或规避性种族主义）意识的人，努力使得个体对种族群体交替表现出积极或消极态度。具体的反映倾向依赖于反应情境中的社会规范结构和产生种族判断的潜力。若情境明显地唤起一个无偏见反应，或者参与偏见反应的判断合理化过程无法产生，则具体反应是积极的；当社会规范比较模糊或者刻板判断易于操作，则厌恶性种族主义者（或规避性种族主义者）的消极反应倾向将上升到外显水平。此时，他们的偏见反应往往不为自我所承认，因而虽然其偏见情感乃至观念都与平等主义价值结构相冲突，但是这种冲突必然由于自我影像一致性的下意识维护而不会在意识状态中浮现，并且这种在模糊情境下浮现的微妙的偏见反应所涉及的认知过程是自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