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意识形态（二）

15．语言和意识形态（二）

15．语言和意识形态（二）^[1]

一、引言

在本文的上篇中我们简单地讨论了关于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一些主要的理论和观点，在这一部分里我们将简述意识形态的语言性和语言的意识形态功能。让我们从意识形态本体论开始。

二、意识形态本体论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赋予了意识形态领域以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他指出，思想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在统治阶级内部创造了一个思想家群体，他们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系统地阐述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最终脱离开其产生和发展的物质条件，表面上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独立存在；即它们与它们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分离，被赋予了维护现存社会秩序所必需的，代表着各阶级的共同利益或普遍意志的地位（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pp．52—54）。费尔克劳（Fairclough，1989）把这一过程叫做“支配性意识形态的自然化”（the naturalization of the dominant ideology），在此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出于自身利益而倡导的意识形态通过话语实践逐步为整个社会的成员所认可，变成了常识性的或者“自然”的东西，具有了本体论的性质。

阿尔杜塞（Althusser）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上层建筑区分为“压制性国家机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缩写为ISAs）两个部分。前者包括政府、行政机构、武装力量、警察、法庭、监狱等；它们主要通过暴力来发挥作用。后者包括宗教（各教会系统）、教育（公私学校）、法律（这一领域实际上是压制性国家机器与ISAs的重叠处）、家庭、政治（政府、政党）、工会、大众传播媒体、体育和文艺等文化活动等；它们主要通过意识形态来发挥作用，运用非强制性的、令人容易接受的方式服务于特定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阿尔杜塞认为ISAs既是意识形态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场所又是其利害关系之所在，而且正是ISAs使意识形态获得了某种物质性的存在。

学者普遍认为，阿尔杜塞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标志着他对意识形态理论的探索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因为，他在这篇文章中将海德格尔（Heidegger）等人的关于“人是语言的存在物”这个命题改造为“人是意识形态的存在物”，从而赋予了意识形态以本体论的意义：“人类社会孳生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之于人类历史就像元素和空气之于他们的呼吸和生命一样不可缺少。只有带有意识形态的世界观才能想象出没有意识形态的社会，才能接受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其历史形态的一种）消失得无影无踪，完全为科学所代替的世界。”（Althusser，1969：23）显然，这种本体论观点与他先前的关于意识形态是想象的或虚幻的观点形成了对立：先前的观点是否定性的，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表征体系，在其中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构成想象态关系；本体论的观点则是肯定性的，指意识形态具有一种物质性存在，这种物质性存在主要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体现。

阿尔杜塞关于意识形态具有“物质性”的观点，特别是他因此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有助于我们思考语篇的生成和存在方式及其意识形态本质：语篇的生成并非完全是个人的自由创造，它必定要与特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相联系并受其制约，因为任何言者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处于一个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人，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着具体的位置。同样，语篇的意义是由语篇与其生成的具体语境之间的关系决定的；不仅如此，语篇总是在一定场合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例如家庭、学校、工会或其他社会机构）中被特定的社会人“消费”的，因而其意义总会打上“消费者”的“烙印”（见辛斌，2002）。

三、意识形态的语言性

虽然马克思和阿尔杜塞都赋予意识形态以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和本原性，但是意识形态从来就离不开语言：“人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p．35）阿尔杜塞关于意识形态“设问”（interpellation）的理论也表明了意识形态对语言的依赖性，因为“设问”本身就是一种言语行为。

关于意识形态的作用方式，即个人是如何获得意识形态的论述构成阿尔杜塞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核心部分。在这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再次显示了其重要性，因为它弥补了意识形态理论中一个普遍存在的脱节，即精神状态与社会制度、人的主观世界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与意识形态的外部起源及其在社会现实各种历史性制度中所发挥的功用之间的脱节。阿尔杜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设问”。他认为所有形式的意识形态都是通过塑造意识主体而发挥作用的，并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话语（ideological discourses）塑造和强化认知主体的主观意识的这个过程叫做“设问”，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每一个人预备一个主体位置，它呼唤出每一个体并赋予他一个名称，而后通过自我形象或者表征的形式为他提供一种想象态的满足：“那么，我将指出，意识形态以这样的方式‘行事’或‘起作用’：它在个人中征募部属（subject）（它把他们全部征募了），或者将个人转化为部属（它把他们全部转化了）；它恰恰是通过我称之为设问或者打招呼（hailing）来这样运作的，我们可以根据平时最常见的警察（或者其他人）用‘嗨，你’来招呼人的现象来设想这种运作。”（Althusser，1970：55）在这段话里阿尔杜塞把意识形态对一个人的设问比作在街上被警察或他人所招呼，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受到招呼的人都会闻声回首，而恰恰是这一回首使他变成了“部属”。“为什么呢？因为他认识到招呼‘确实’是向他打的，的确是他（而非他人）被人招呼。”（ibid．）阿尔杜塞认为，“设问”对于每个人往往只是种“识别”（recognition）的过程，通过识别出意识形态的设问，他就变成了其部属；当意识形态“招呼”他们时，他们便认识到自己是谁。这就是说，每个人在生活中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即被某种意识形态说服并相信它向他展示的东西实际上代表了他自身内在的特性或自我，从而他接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假设和信念并把它们认同为自我。此后，在任何场合，他都会像识别自我一样识别出这种意识形态，而后者一有机会就会不断强化自己的存在。用阿尔杜塞的话说就是对它已经“招募”的个人不断进行“设问”。

设问往往是通过被质问人的潜意识发挥作用的。例如，属于某一从属群体的读者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时可能会（而且经常会）无意中占据作者为这部作品的“理想读者”（ideal reader）所建构的“阅读位置”（reading position），从而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所受到的控制。韦伯斯特（Webster，1990）在讨论读者阅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anina）时就指出：“读者被引向莱文并通过他变成了体验小说想象力的中心：除非我们在阅读中特意抵制这种定位，否则很难避免这一过程。”（Webster，转引自Hawthorn，1992：146）这毫不奇怪，因为，在阿尔杜塞看来，既然意识形态贯穿人类历史的始终，那么，个人因特定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从一开始就已经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俘虏”了：“你和我始终已经是部属，而且因此不断实践着识别意识形态的活动”（Althusser，1970：55）。这种“识别”其实是“错误的识别”（misrecognition）：在这种识别过程中，被质询的个体已经意识不到自己受到的控制，并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给了某种意识形态，因而必然忽视真正的现实。用威顿（Weedon）等人的话说，就是“说话时，主体把自己等同于‘他人’，即意义的来源，就好像意义来自他自己，这是一种误解。正是这种误解现象而被阿尔杜塞、拉康等人抓住，认为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作用方式。它被视为主体认同某一特定意识形态的基础，认同的过程是经由所谓的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设问’来实施的”（Weedon et al．，1980：204）。

威顿提到的“主体”在英语中用“subject”这个词表示。在阿尔杜塞的理论中“subject”有两种含义^[2]：（a）指一个自由主体、一个行动中心、一个行为发起者和责任者；（b）指一个从属者，他服从一种更高的权威，因而被剥夺了所有的自由，只有一种自由例外，即他是自愿接受自己的从属地位的。阿尔杜塞对“subject”一词的理解与拉康相近。拉康把人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和主体的形成视为这样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人经由“镜像阶段”（the Mirror Stage）从“想象界”（the Imaginary）过渡到“象征界”（the Symbolic）^[3]。拉康认为，从镜像阶段起主体就开始在象征界，即语言秩序和表述的世界，被确立，而这种确立依赖于对“世界的比喻建构”（the figura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的认识：对镜子里的“另一个”或者“他人”的至关重要的认识；这是自己又非自己的“另一个”代表主体进入象征界。因此，进入象征界意味着认识到主体是分离的，被谈及的“我”与实际说话的“我”不一样。这意味着“我”既是他或她的认识主体（即阿尔杜塞理论中“subject”的第一个意思）又“是另一个意义上的主体，服从于某人或某事物的权威和规定。那个某事物恰好就是象征秩序，即语言”。（Cameron，1985：119）格林（Green）和莱比汉（Le Bihan）指出，“或许拉康最著名的评论，至少就文学评论家而言，是‘无意识具有像语言一样的结构’……通过语言，主体学习和内化社会结构，以及更具体的性别差异。主体的地位和身份是由语言建构的”（Green ＆Le Bihan，1996：169）。这就是为什么勒塞尔克乐（Lecercle）把“作者”（author）称作一个复合体，他既是“主人”（master）又是“奴隶”（slave）（Lecercle，1999：150）。

关于个人如何被特定意识形态所“招募”，成为其“部属”，罗素（Russell）关于人们怎样教育儿童的论述对我们或许会有启发。他指出，我们在给儿童灌输思想时经常表现得相当武断。例如，在向儿童描述地球的形状时我们不是对他们说：“有人说地球是圆的，也有人说是平的。将来你们长大了的时候，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把他们的论据检查一番而做／得出你们自己的结论。”我们不说这些而只是说：地球是圆的。“到了儿童成长到能够检查论据的时候我们的宣传已经堵塞了他们的思想，因此，即使是‘地平学会’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在他们心里也不能产生印象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我们认为真正重要的道德箴言上，例如‘不要挖鼻子’或‘不要用刀吃豆子’。用刀吃豆子可能还有值得赞许的理由（不过我不知道），但在早年受了说服的催眠式的影响，我已经完全不能鉴赏这些理由了。”（罗素，1998：191—192）

阿尔杜塞的“设问”理论最大的问题是，他把个人基本上视为社会化和反复灌输过程的产物。但是，个人从来就不单纯是两者相加的结果；他们从来就不是总是顺从地扮演分配给自己的角色的演员（见Lecercle，1999：167，185；Butler，1997：160）。作为人，他们的天性之一便是能够在不同程度上与影响自己的社会过程拉开距离，对这些过程进行思考、批评、论争、嘲弄或拒绝。但是，他们与社会化和反复灌输过程的这种批评性的和论争性的关系并不一定会破坏社会秩序或社会生产，因为拒绝一种价值观或规范可能意味着与此同时接受另一种，或者这种拒绝可能促使他们参与有助于维持社会现状的社会活动（Willis，1977）。

四、语言的意识形态功能

从学科分类的角度看，语言学属于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领域而不属于自然科学领域。根据柏瑟（Pêcheux）在一篇以“Herbert”为笔名的文章中的观点，社会科学尚未完成与意识形态的必要的“认识论决裂”（epistemological break），所以它产出的不是科学知识而是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他认为社会科学根本就不是科学而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社会科学在社会中发展，社会政治实践的目标主要是以保持整个社会结构不变的方式来改变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是与政治实践相关联的意识形态的直接延伸（见Herbert，1966）。柏瑟将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或领域，包括语言学，视为一门门的“技术”（technique），它们通过语篇与政治实践以及由此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各种意识形态紧密相联。那么，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语言和语篇）的情况如何呢？沃洛西诺夫（Volosinov）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中一再强调了符号与意识形态两者之间的依存关系。他指出，意识形态贯穿整个符号学领域或全部表义系统，“意识形态领域与符号领域相重合。它们相等同。凡是有符号的地方就有意识形态存在。凡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就具有符号价值”；“没有符号就不会有意识形态”（pp．9—10）。

许多当代关于语言与意识形态的看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萨丕尔-沃尔夫（Sa p i r－Wh o r f）的语言相对论的影响。语言相对论使人们广泛注意到语言与认知和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心理学家的研究已经表明观察与思考总是相伴发生，不存在纯粹的感觉行为。任何人对经验的感知和理解都是以其兴趣、已经拥有的图式知识和由此产生的对世界事物的预期为基础的。人们实际看到的事物或现象总是受其注意力指向的限制，即他们看到了什么和没看到什么取决于他们向何处看和注意的是什么。这意味着人们最终所看到的只是他们能够看到的一部分，这其中的一小部分进入大脑，而大脑最终储存下来的就更少（Burton，1982：196）。具有社会属性的语言参与感性知识的储存和交流，那些借助语言习得并通过语言运用而获得强化的感性知识极容易被人们习以为常，当作一种不容置疑的自然物。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作“现实的社会性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它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认知活动是人的大脑同外部世界以互动形式进行信息加工的活动，人的认知不是对外部事物纯粹的、客观的、直接的反映；大脑有认知图式作为大脑同认识对象的中介面，认知的结果并不严格地同客观世界本体对应。具体到作为言语理解的认知活动，认知科学认为，语言同外部世界并不直接一一对应，语言的结构与功能都积淀了人类的经验，语言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是通过人的认知作为中介的，过程大体是：外部世界—认知加工—概念范畴—语言符号。”（徐盛桓，2002）

加达默尔、洪堡特和维特根斯坦都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强调语言的这种意识形态性质。他们指出，语言就是世界观，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加达默尔对此是这样解释的：人和世界的关系最终可以表现为一种语言关系。意向性的言语活动给人带来一个“世界”，一个“有意义的”世界，而世界在本质上具有语言性。我们的整个世界经验，人类对世界的一切认识都离不开从语言这个核心出发，都得依靠语言这个中介。但是，另一方面语言又不仅仅是意义的载体或传递工具，而是人们进入并栖居的地方，是传统的蓄水池，我们只能通过语言认识世界，我们只能在语言中进行思维，因此，了解语言也就是了解世界。（见何卫平，2001：325）我们不妨对加达默尔的解释进行更通俗的再解释，那就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我们总是早已处于语言之中，正如我们早已居于世界之中。语言是我们进入世界的前提，它总是先于我们而存在，正如世界先于我们存在一样。因此，意识形态总是通过语言把自己强加于每个人。这也正是阿尔杜塞的观点。

语言在一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起着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作用，这种作用往往不被主体意识到。巴赫金曾指出，在一个人的社会化过程的早期，文本之外的影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影响通过话语或者其他符号体现出来，而这些话语是别人的话语，首先是母亲的话语。然后，这些“他人话语”与以前听到过的另外的“他人话语”通过对话式的加工变成“自己的他人话语”，而后再变成自己的话语（即去掉括号）：“他人话语成为佚名话语，被人据为己有（当然经过改头换面）；意识发生独白化。与他人话语的初始的对话关系也被忘却，因为他人话语仿佛吸收到业已掌握了的他人话语之中（通过“自己的他人话语”这一阶段）。创造性意识在独白化过程中，靠匿名作者充实了自身。这一独白化过程是十分重要的。随后已独白化的意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入新的对话（已是与外部新的他人声音进行对话）。”（巴赫金，1998：382）

柏瑟表达过相似的观点。他不赞成把意义看做自在的独立于语言的东西而把语言仅看做交流这种意义的工具，认为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旨在掩盖或模糊人文／社会科学与政治的联系并把这些所谓的科学置于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他指出，我们必须弄明白生产体系的实践者在没有被正式安排位置甚至不知道自己在体系中还有位置的情况下，是如何自发地或者本能地识别自己所处的地位的；恰恰是语言从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我们只有抛弃语言是单纯的交际工具的观点，才能理解语言的这种给每个人在生产体系中定位的作用。这种作用往往是无形的，看不见甚至也感觉不到，因为语言一方面为个人设定其社会地位和身份，而另一方面它又掩盖这种定位的方式和过程。应该注意的是，柏瑟并不否认语言的交际功能，他只是认为交际功能不过是语言所具有的多种功能之一。

最后让我们用伊格尔顿（Eagleton）的话来结束对语言的意识形态功能的讨论。伊格尔顿（1976）在讨论文学语篇的意识形态性质时不是把语篇视为对一个绝对的现实的易位，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生产，是“把某些以往对现实的表述塑造成一种虚幻的客体”（p．75）。伊格尔顿认为，我们所了解的现实和历史实际上是由语篇建构的；如果文学语篇“偏离历史，并不是因为它们把它变成了虚幻的东西，从一种本体论转向另一种本体论，而是因为它构想的意义来自以往对现实的表述而不是来自现实本身。语篇中编织的意义、概念和反应本质上首先属于想象出来的现实，这种想象就是意识形态。”（Eagleton，1976：75）

五、结语

本文分上下两篇概要讨论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含义以及它与语言／语篇的关系。把某些思想或事物作为虚假现象来剖析或作为错误观念来批评，这在西方哲学史上由来已久。近代哲学以来培根的知识偶像论和法国启蒙运动中的社会批评都表现了类似的倾向。但是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之后，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体系才与作为观念背后基础的物质因素，特别是经济政治因素联系了起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形成的意识形态理论随之成为思想与非思想的利益和权力等准物质力量互为因果的理论。这样的用法迄今仍是欧美意识形态理论中的正统观念。在一个世纪以来的种种相关讨论中，对利益与权力的解释各有不同；但这些讨论的共同之处表现为在所关注的精神现象背后挖掘非精神的，支配性的准物质力量因素，这是当今批评语言学和一切意识形态批评的主要兴趣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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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辛斌．“意义的客观论与主观论”．《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2002／3．

【注释】

[1]原载于《符号学与符号学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

[2]事实上，“subject”这个词不仅在阿尔杜塞的理论中而是在英语里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历史中都始终存在着这两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含义（见Lecercle，1999：168—171）。

[3]想象界：这是一种“象征前”（pre－Symbolic）状态，是在镜像阶段开始形成的自我的自恋性意象，是自我的幻想或想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主体尚不能区分自身和世界，无意识和有意识的映像。镜像阶段：这是一个从想象界向象征界的过渡；主体获得了主观性、语言和区分事物的意识。象征界：这是一个语言和表述的世界，代表主体的符号性规范。它既存在于主体之先，因为主体还未出生就已处于象征性秩序的支配之下，同时又存在于主体的想象界之后，为想象、幻想或审美提供必需的语言规范。拉康认为正是通过这个阶段尚未成熟的幼儿变成为一个“主体”。进入象征界就意味着“主体”进入语言，受到语言这个“能指网络”（the network of signifiers）的塑造。（见Green ＆Le Bihan，1996：178—179；王一川，1994：7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