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技术与意识形态的整合

三、传播技术与意识形态的整合

关于技术和文化的问题，自近代理性主义兴起以来，始终是人们争议的话题。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科学和人文观念深入人心，但对于两者的关系，却始终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境况。那么，技术和文化是截然对立的吗?与伊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的思想相关联，凯瑞也坚持认为，技术也是一种文化的产物，技术对意识形态起到整合的作用。对于技术和文化的关系，凯瑞提出了如下一些问题，技术如何成为文化因素，传播技术形态的变迁是如何影响经验建构的，传播技术是如何改变经验在其中得到理解和表达的社会形态的，在历史、技术与社会的作用下，思想表达了些什么，它为谁而表达，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他坚持认为，只有将传播与技术、社会结构的生动意义联系在一起，才能确保我们对文化有进一步的理解。

以文化为路径，凯瑞推崇的是北美传播学研究的另一种学统，即以杜威为代表的早期芝加哥学派和以经济学家的眼光研究媒介的伊尼斯。在方法论上，他信奉格尔兹的文本阐释。凯瑞借他对伊尼斯的一番评价表达了他本人的学术志趣与理想:“一种历史的、经验的、阐释的和批判的学术型研究模式。”电报便是他眼中的一个文本。凯瑞以历史、文化为经纬，引经据典，将19世纪中叶电报到来之时的日常世俗生活、宗教理念一一还原。凯瑞以其超凡的洞察能力，对这一技术事件作了全面分析。通过对电报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的分析，凯瑞指出了技术的变化对意识形态的影响。

凯瑞认为，电报的发明是将人类带入所有现代文明的隐喻(metaphorically)，同时也决定了美国传播发展的主要线索，也就是说第一次使得传播从以“运输”(transportation)为核心的“传递观”分离出来。但是对于电报的发明引起的意义却没有得到关注。其意义在于，电报不仅使得讯息从物体的物理运动中分离出来，而且它是传播的意能动地控制物理过程。为什么这样认为呢?凯瑞解释说，传递观下的传播，因受到空间的限制，传播与运输紧密联系。但电报将传播从地理空间的限制束缚中解放出来，于是电报就改变了传播与运输之间的一致性，也就改变了人们对传播的思维模式。因此，电报无论在正规的理论领域还是在日常生活的行为意识中，它都开启了思考传播的新途径。在这个意义上看，电报不仅是一种新的商业工具，同时也是一种转变思想的工具。凯瑞认为，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随着电报被大公司所控制，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通讯王国的雏形的出现;其二，电报作为第一个以科学和工程为基础的工业，集中体现的是信息经济的问题;其三，电报带来了语言性质的转变，带来了日常知识与意识结构的变化;其四，电报也是传播的分水岭。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凯瑞认为，电报主要改变了人们的观念或是意识形态，对此他重点作了分析。

电报的重要性在于，它彻底改变了人类互动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以及产生了新的语言形式和新的概念系统，并带来了新的社会结构关系。根据凯瑞的分析，电报与意识形态存在三种关系。第一种关系是电报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关系。电报是一种新的、完全不同的生产力，它要求新的法律、新的经济理论、新的政治部署、管理技巧、组织结构和科学理性，使那种私人拥有、受垄断企业控制的发展趋势合法化、有效化。意识形态与电报之间的第二种关系在于公众的想象，这些想象都是宗教性的想象，而且是伴随着电报的引进而产生的。那么，对于这一问题，在美国尤其是“神化与符号”的研究领域，电报的神化还需要更彻底的研究。电报在发展初期得到狂热的推崇，被誉为“旷野里无声的居住者”，被穿上了宗教灵感与世俗千福年说(millenarianism)的预言外衣。凯瑞则把预言称为“电子至上论”。在凯瑞看来，正是这种不可见性(invisibility)，使得电和电报有力地促进了宗教与哲学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它代表了思想和身体的二元论的神秘性，以及在思想领域这一非物质世界所蕴藏的生命活力。就像有些观点认为的，电是“虚幻的、神秘的和难以理解的。它活跃在太空中，似乎连接了精神与物质两界”(Gzitrom，1982)。这里实际上凯瑞也在说明，电报对人的改变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更是精神的思维方式的变化。那么，对电报的这种公众的神话式的想象中，实际上隐含的是人们的意识形态，即对电报的赞扬中意识形态的中心原则，“传播、交易、动机带来了人性、启蒙、进步”(Schivelbusch，1978)，以电报技术为载体的传播活动，建构起了人类共享的意义世界和文化形式。

更为重要的是，电报直接切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引起了传播发展的根本性的变化，对此，凯瑞围绕电报的产生导致的“传播”和“运输”分离的基本观点，从日常生活和时间的范畴加以分析，指出这种分离如何成为影响人们意识形态和日常观念的基本因素。凯瑞的敏锐之处，就在于通过日常的时间的变化，分析隐藏在事件背后的宏大背景，这确实是作为传播学研究值得学习的基本理路。凯瑞认为，电报通过独特的语言形式，改变了书面语言的表达性质，进而改变了意识本身的性质。此外，电报成就了帝国主义(imperialism)，促使殖民主义转向帝国主义，加强了帝国的控制能力。为了更明确地阐释这一问题，凯瑞专门就“商品市场”和“标准时间”的组织化过程，分析和考察了电报引起的人们日常行为中最重要的对“空间”和“时间”的理解的问题。首先，正是电报的应用，使得全国性的市场得以建立和重组，通过快速的信息传递，对商品价格和商品供应的确定性有了保障，市场交易得以规范和完善，促成了全国性的期货市场的建立。这些凯瑞都作了深邃的思辨和分析。其次，电报通过标准时区的设置，使人们对时间的意识也产生了相同的影响。在电报产生之前，美国各地的时间十分混乱和严重不统一，为了避免这种巨大混乱，人们就考虑建立标准时间，而电报的快速传输，就使得这种时间的统一成为可能。凯瑞认识到，在这两类看似简单的现象中，通过电报的影响，实际上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在日常行为层面对人们的时间和空间意识的改变，而时间和空间意识，恰恰是人们认识观念中最基本的决定因素。这里面隐含的最根本问题就是，随着信息沟通变得更加便捷，人们的交往更加便利，集中化和分散化的辩证关系则凸现出来。一方面，传播使得大范围的控制成为可能，但另一方面，传播变得更加私人化。这其实就是技术和意识形态的深层悖论。我们看到，凯瑞的这种技术文化观，实际上深受伊尼斯的影响，而从根本来看，这些思想渊源则可以直接追溯到芝加哥学派。

总之，综观凯瑞在本书中表现出来的学术理路，在他的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理想主义的情怀，毕竟是我们难以企及的境界，况且在当代社会中，这种声音显得是那样的微弱。正如凯瑞所说的，我们现有的传播模式不是厘清现代文化之混乱，而是加剧了这种混乱，我们正在为长期被滥用的、服务于政治、商业与心理疗法的基本传播过程付出代价。由于我们把传播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当作为政治、经济提供机遇，我们就差不多毫无保留地献身于政府和商业性事务，很少把这些进步当成为扩大人们学习、交流思想和经验的权利。因此，他指出，根据仪式模式重新打造传播研究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进一步把握传播这一“奇妙”过程的本质，而是为重构一种关于传播的模式，并为传播再造一种模式提供一条途径，为重塑我们共同的文化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介绍凯瑞，目的是想通过凯瑞的这种人文关怀，警醒我们传播研究的功利迷梦，即突破过分地强调功利主义的拘囿，使得传播研究真正成为构建人类文化价值的有效途径。传播学作为人文学科，毕竟还要坚持基本的价值取向和人文关怀，而不要成为某些利益集团为实现特定目标的控制工具或手段。尽管在我们当代中国社会，随着社会的急剧分化，在一些利益集团的权力的左右下，一些功利化的学术研究呈现出表面的繁荣，但人文学科的真正的学术价值，就在于凯瑞的这种深切的理想主义的关怀中。凯瑞的这种似乎无关乎现实功利应用的形而上的思想，并未得到人们的重视，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凯瑞作为美国的传播学者，能够不追逐时尚，而静心思考这些关乎人类发展的大问题，这本身就体现了人文学者应有的博大情怀!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

［2］〔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3］潘忠党:《解读凯利·新闻教育·新闻与传播之别》，《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4］丁未:《电报的故事——詹姆斯·凯瑞的〈作为文化的传播〉札记》，《新闻记者》2006年第3期。

【注释】

(1)［作者简介］姚君喜，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