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意识形态的传播新技术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传播新技术

针对欧洲媒介变革的格局，丹尼斯·麦奎尔认为有四种解释的理论模式：技术决定论模式；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模式；自由市场及放开控制模式；信息社会论模式。^[12]其中，技术决定论模式把变革解释为通信技术的进步，这种进步是不可避免的。技术发明潜在地削弱了在短缺和高费用的情况下严格控制的理论，大量的低费用媒介被视为是使用新技术的成果，新技术的运用提高了传播的效率，因此制度的配置最终必须服从这个逻辑。

第二和第三种理论模式尽管价值观不同，但都与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原则有关。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模式认为，如果随着新技术的开发运用，旧体系中某些保护软弱的文化和政治传播价值的要素遭到破坏，说明新技术主要服务于经济和市场的需要，并进一步形成私人媒介的商业化垄断，使社会中的阶级偏见增多。相反，自由市场和放开控制模式则欢迎新通信技术的商业开发，认为目前尚不存在一个开放社会必须遵从的逻辑。

第四种信息社会的解释模式建立在对计算机运用的过分期待上，认为通信打破了旧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改变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并能解决社会中阶级的冲突。但这种美好的愿望显然由于制度的约束而大打折扣，它和技术决定论一样忽视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性。

综合比较，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比较全面地解释了欧洲媒介变革的动因，它认为除了政治、经济策略和技术要素外，还要考虑严肃的文化要素。

批判的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13]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眼中，媒介不仅是国家的话筒，权力的工具，还是统治者用来维护意识形态、传递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甚至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直接履行着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职能，维护着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吉登斯曾评价说，马克思是一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着深刻洞察力的分析家，他正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具有以往任何一种社会都不具备的扩张本性，这种扩张本性不仅体现在空间意义上，而且对技术创新具有强烈的推动欲。^[14]赫伯特·席勒也认为，20世纪的新兴通信技术浪潮证实了公司管理人对新的商业手段创造利润的假设。因为技术创新能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更多的剩余价值。

著名传播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在《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一书中指出，新科技的影响和冲击经常被当做社会的一个“既定现象”（given）。也就是说，新技术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至于科技对社会产生的冲击不需要大惊小怪。威廉斯据此指出，这种取向意味着其他关于科技与社会关系的核心问题被掩盖了。因为如果检视科技与社会使用之间的联系，就要考察一些机构如何对这些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产生影响。只有进一步提出这些问题，才有可能揭露科技对一个社会日常生活的真正冲击。要想全面了解科技如何影响社会，就必须指出在特殊的文化脉络下科技如何实际地应用。他说，“很明显地，符合那些真正决策团体意志优先权的需求，将更迅速吸引各种资源的投资，和官方的允许、批准或鼓励，而科技要能真正发展和具有影响力，都得依赖这些条件”。^[15]

新技术的发生经常与社会中的富有者和有权力者的利益息息相关，只有科技促进了社会中那些经济权力者的利益，科技才会迅速地发展，一些相当重要的科技发明比如网络，最初就是为了军事的需要才得以开发的。加汉姆进一步指出，20世纪80年代资讯科技的发展，与跨国公司和法人将劳动力密集制造业的工作散布到第三世界紧密相联，它直接导致了对于科技需求的增加。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介市场化是资本主义全球政治经济战略的一部分。

经济学家布赖恩·阿瑟（Brian Arthur）曾指出：“某种产品的更新与技术效能没有多少关系，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关系，而完全与实力有关。”^[16]这里所说的实力主要指经济实力，而经济实力是以国家权力为依托的。科技的发展加剧了企业所有权的集中。正如电信的发展并不一定促使商务活动分散化，相反，而是使商务活动集中在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在这种商务的空间聚合中，产生了经济权力的集中，而经济权力的集中必然带来政治权力的干预。依托传播技术的更新，不同的媒介在构建文化的过程中有着不同的作用。伊尼斯将传播媒介分为倚重时间的媒介和倚重空间的媒介，将帝国也分为倚重时间的帝国和倚重空间的帝国，即宗教帝国和政治帝国。倚重时间的媒介，如羊皮纸、黏土和石头，性质耐久，有利于宗教的传承、维持宗教帝国的统治权威；而倚重空间的媒介，如莎草纸、电报和广播，质地轻便“有利于集中化”^[17]，为政治帝国的空间扩张和远距离控制提供了便利。由此可以分析，现代社会中有线电视、卫星数字技术的运用更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战略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