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公共性的意义及功能

二、报纸公共性的意义及功能

报纸公共性的来源与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相关联，“印刷资本主义”的概念表达了报纸与现代民主不可分离的关系。但报纸的公共性在资本主义晚期则发生了变异。哈贝马斯之所以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之说，是针对晚期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变化，传媒作为公共领域的表现，与这种变化紧密相连。近年来公共领域再次成为国际学界讨论的焦点问题，可以看作是知识界对于当下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反思。这股思潮涉及公共领域的诸多方面。如公共领域的生成条件，公共领域的制约因素，公共领域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表现，公共领域的未来发展等等。诸多讨论应该有一个共同设定的前提是，公共领域对于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更有学者将社会未来发展的前途寄托于公共领域的复兴。报纸公共性的意义和公共领域对于当下社会的功能有密切关联。

公共领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体现。在阿伦特那里，公共领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明时期。阿伦特对于政治的界定是，以言语交流而不是暴力解决争端，“所谓政治的——就是说生活在城邦之中——乃是表示任何事情都应该透过言语与说服来决定，而不是用武力及暴力决定”。（Hannah Arendt，1958，第26—31页）公共领域因此成为以言说替代暴力处理公共事务的政治文明的必要基础。阿伦特定义的公共领域具有如下特征：“公共领域是行动者透过言行展现自我、与他人协力行动的领域；公共领域是一个以意见取代真理、从意见中掌握真理的领域。”（Hannah Arendt，1958，第26—31页）阿伦特的界说提供了这样的思路，公共领域并非必然是一个有形的空间（哈贝马斯在追述资产阶级早期公共领域时则经常提及沙龙、咖啡馆等实在的空间），“公共领域”一词从表面上经常给人以实体空间的错觉。阿伦特指出，公共领域的本质是一种动态的行动。公共领域的功能不是获取绝对真理，而是以不同意见的呈现和交流达成政治目标，真理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显现。在这个层面哈贝马斯从另一角度解释了报纸与公共领域的关联。旧有公共领域的交流以直接的人际传播达成。但当公共领域的规模逐渐扩大之时，参与者的数量增多，不能为一个实体空间比如咖啡馆有效连接时，报刊成为一个必要的替代性媒介。哈贝马斯曾经详细地描述了18世纪初期，在咖啡馆中形成的公共领域是如何逐渐以报刊为工具彼此连接的。（哈贝马斯，1999b，第171页）公共领域规模的扩大为报纸介入其中提供了契机，但报纸又绝非一个只是承载数量的技术性中介，报刊与公共领域的本质联系，是以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形态为基础的。在论及报纸公共性时，现代政治文明的实质是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公共领域的功能是有助于实现以处理公共事务为目的的言语交流，以此作为报纸公共性的诉求点，报纸的公共性可能获得丰富的解释。

公共性何以成为衡量报纸品质的一个通用标准，公共性何以成为社会对于报纸的一种共同期待，这必须从现代社会的基本形态中寻找原因。

根据哈贝马斯的分析，公共领域产生的前提是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有独立于国家政治结构的社会力量存在。社会独立于国家有两种途径：自我调整的经济和公众或共同意见。（查尔斯·泰勒，1999，第21页）在第二种途径中，新闻传媒的作用非同小可。泰勒认为，新闻传媒在其中有着比一般传播媒介更激进的作用，“以印刷品为传播媒介而形成的公众或公共意见这一新的空间，能够成为进行更为激进挑战活动的一个渊源，亦即根据社会自身的立场对政治结构的首要地位提出质疑。”（查尔斯·泰勒，1999，第21页）报纸被视为公众或公共意见的新空间。泰勒极为强调印刷传媒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将传媒的这种作用上升到社会政治结构的层面：“现在，这些集会民众的权力正在被一个以印刷品为传媒的新型的公众空间所夺取，而这种公共空间并不为任何传统结构，甚或任何种类的面对面的会谈所包含。社会之政治品格被转移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场域。”（查尔斯·泰勒，1999，第21页）泰勒最终指出：“类似于这种转移的变迁已经成为理解现代民主的关键。”（查尔斯·泰勒，1999，第21页）在泰勒这里，公众或公共意见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的意义极端重要，而自由意见与专制权力不可能有良好的合作，但公众或公共意见代表了共同承认，在“认同的”的现代政治中，政治权力不仅完全不能忽略公共意见，而且必须给予极端重视。报纸因此成为官方和公众争夺的一个场域。官方以各种手段控制经由报纸生成的公共意见。如压制报纸表达公共意见，或是以公众个人或公众组织的名义表达官方意见。而社会和公民个人也以各种方式争取报纸的话语权。报纸正是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此种意义上被期待具有公共性。公共性因此成为现代报纸的一个品质。

在现代社会，报纸的公共性可以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对公众讲话，持公共立场，谈公共事务。（许纪霖，2003，第29页）在现实中，报纸公共性的实现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从纯粹的理论层面看，报纸可以具备以上三个特征，公众也因此给予报纸以这样的期待。但在实践层面，报纸这些目标的追求会受到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只有明晰报纸公共性的特征，才能对其中的干扰因素有充分的认识。

报纸的公共性首先来源于公共领域的特征，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公共领域的实质内涵。

阿伦特从人类生活的社会性阐述了公共空间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共同生活在世界上，这从根本上意味着，事物的世界处于共同拥有这个世界的人之间，就如同一张桌子的四周围坐着许多人一样；世界像每一个中间事物一样，都同时将人联系起来和分离开来。”（阿伦特，1999，第83页）阿伦特认为，公共空间的存在，并非意味着每个人或者每个群体的同质性，正相反，差异性是公共空间存在的前提，因此公共性并不意味着取消差异性，而是与差异性并存，甚至是保有差异性的手段。因此“公共性的丧失与文化差异性的抹杀乃是同一事件，它们都发生在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内部”。（汪晖，1998，第43页）阿伦特强调，公共性在于不同的人由不同的视角对世界产生的不同认知的交流，因此公共领域的意义在于表达差异性的意见，而不是追求绝对的一致性真理，“意见以世界如何向我呈现的方式掌握这个世界，因此，它并非主观的幻想及随心所欲，亦非某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假设是世界会根据每个人所处的位置，而向每个人展现不同的面貌。世界的‘同一性’、它的‘共同处’或它的‘客观性’在于下述事实：尽管人们彼此有别，立场迥异，甚至意见不同，但是向我们展现的是同一个世界——‘你与我毕竟都是人’”。（Hannah Arendt，1990）阿伦特认为，了解他人的想法和意见是公共领域最重要的功能。阿伦特从人类社会性本质出发阐释的公共领域，在现代社会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人的差异性增添了社会分化导致的多元化的内涵。因此，公共领域表现的差异性增加了不同利益集团争取各自利益的因素，“公共领域逐渐成为一个利益调节的场所”。（汪晖，1998，第40页）在这样的公共领域中，报纸的公共性开始有了功利性目的：调节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达到社会的平衡。至此，阿伦特解释了公共领域的两个功能，一是表达个人意见，以此达到“真理的显现”（阿伦特援用海德格尔“真理即显现”的思想，转引自江宜桦，2003）；二是协调各个利益集团，以维护社会的平衡与稳定。

阿伦特非同一般的表现还在于，她指出公共领域还有除去手段之外的目的性意义，即交流本身构成了现代社会一般公民的生活意义。那种认为政治生活本身构成一种生活理想的人们认为，放弃公共交流，从公共领域退入狭窄的仅仅满足私人需要的领域，是在追求被托克维尔称之为“微小而庸俗的快乐”。（查尔斯·泰勒，1999，第26页）阿伦特所阐述的公共领域的功能，成为现代报纸公共性的重要诉求。

关于现代报纸的公共性，阿伦特对于公共领域特征和功能的阐释有两个方面特别需要关注。

一是阿伦特认为：“公共领域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触手可及的实体，而是一个由人们的言行互动所构成的场域。”（江宜桦，2003，第175页）因此报纸的公共性不能仅仅在报纸所提供的公共平台这个层面被讨论。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是一次次动态变化的行动，而非一个个静止稳定的空间。当人们就共同关切的事物与他人交流时，公共领域便产生了；而当人们放弃对公共事务的关注，转而专注于一己之兴趣时，公共领域立即消失。因此报纸的公共性应落实在报纸是否参与或者促动了一次次公共交流的行动，而不是仅仅从报纸在社会中的构成来判断其公共性的有无或强弱。这样的视点对于分析报纸的公共性具有更强的解析力。它可以避免仅仅考察报纸的结构性因素比如报纸的所有制来分析报纸的公共性，而是以报纸在每一次重要的有关公共事务的交流中的实际表现来认识报纸的公共性。当然报纸的结构性因素必然会对报纸的行动产生重大影响，但报纸的行动从来不可能被结构性因素先天地决定。结构性因素是重要的，但不能将报纸的所有表现都化约到这个单一的层面。相反，结构性因素必须在报纸的具体行动中才能够得到丰富的、有效的解释。阿伦特对于公共领域的这个创见对于认识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的报纸的公共性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的新闻传媒在结构性因素方面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但由非结构性因素牵引的变化（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传媒的有限商业化运作等等），都导致了报纸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具体行动的巨大变化，而且使得报纸与其他新闻传媒，以及不同报纸间产生了重大的差异。如果仅仅以当前报纸的结构性因素在宏观层面考察报纸的公共性，这些有重大价值的表现将得不到充分的阐释，甚至可能被完全遮蔽。

二是阿伦特赋予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是调节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的手段。与哈贝马斯相比，阿伦特并不刻意强调公共领域交流的理性原则。因此她强调人们在公共领域中平等沟通的意义，而反对任意地以真理为名阻遏意见的表达。若有人以绝对真理强加于政治意见之上，反而会破坏公共领域的生成，“当哲学家把他的真理（他对永恒的沉思）提交给城邦，这个真理马上就会变成众多意见之中的一种意见。它不再具有什么特殊性，因为没有任何可见的标志足以分辨真理与意见”。（江宜桦，2003，第177页）因此，公共领域中的交流并不一定是理性的，而可以包括“非理性的”，“我们都知道，有时某些简单的陈述或沉默的抗议，比起雄辩滔滔的说辞更能打动人心，发挥说服力”。（江宜桦，2003，第190页）“非理性”之所以被许可，有价值，是因为公共领域中的交流“并不假定我们要追求具有普遍性规范效力的共识，或试图建立一种自由主义式的普遍性价值体系”。（江宜桦，2003，第190页）相较于哈贝马斯，阿伦特的这种思想更接近于现代社会中报纸的真实状态，也才能成为衡量报纸公共性的有效标准，因为这个思想切合现代社会以多元价值观为基础的现实。

对于中国报纸的分析而言，它的意义更加特殊。在中国有报纸以来的文化传统中，报纸一直是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政治力量对于报纸的管制不能与西方社会号称的报纸自由主义传统相提并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报纸从来不是普通人平等交流的平台，而是各种精英分子教化人民的工具。有各种强势人物或者集团高举“绝对真理”之名以统一社会的不同意见，在这样的情形中，报纸被神话为真理的载体，以统摄社会纷繁复杂的舆论。这样的认知，导致报纸作为新闻传媒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这样的认知在当下中国社会仍有相当多的拥护者。针对这样的偏见，阿伦特的观点非常有说服力，她认为：“政治生活的可贵，正在于行为者彼此愿意给对方说话、表示的权利或地位。政治人进行对话沟通，不只因为大家相信政治的场域是一个充满意见的世界，不能任意以真理为名阻遏意见的表达；而且也因为表述意见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性的行为，不论意见的内容如何，表述沟通会使得公众领域维持不坠。如果人们不再意识到言谈的这层深意，转而深居简出，不问世事，那么公共领域与政治生活就会销声匿迹。”（江宜桦，2003，第176页）以这样的标准衡量当前中国报纸的公共性，不是要降低公共性的标准，而是以公共领域的实质考察报纸在当下中国社会中的真实意义。

报纸的公共性还可以从传播形态的变化获得更丰富的解释。

哈贝马斯的理论在这一方面做出了深入的阐释。在哈贝马斯建立的公共领域范式中，人际传播是最为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传播媒介。因此有学者认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在本质上是一个对话性的概念。“它是以在一个共享的空间中聚集在一起、作为平等的参与者面对面地交谈的相互对话的个体观念为基础的。”（陶东风，2004，第132页）因此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常常与早期欧洲的公共空间如沙龙、咖啡馆等连接在一起的，也因此人际传播的特性如主体在场、口语媒介等都表现得十分充分。诸如报纸这样的大众传播方式对于公共领域的介入，对现代公共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对现代大众传媒持激烈批判态度的哈贝马斯才会断言公共领域在19世纪与20世纪因传媒的发展而衰落了。（陶东风，2004，第131页）

大众传播的特性在于它的中介性。报纸这样的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独特的中介机构。大众传播的中介性对于公共领域的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

大众传播的中介性意味着参与传播各方的时空分离。大众传播的公共性再也不意味着公众时间和空间的一体化。大众传播可以将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的人们聚合起来，形成公共领域，公共空间的可能性增大了，但人际传播的优势如参与者即时的互动完全丧失了，因此大众传播建构的公共领域具有“解空间化”的特点，“指在大众传媒时代，某个事件或某个个体的公共性（可见性）不再与一种‘共享的共同场所’相关，因而可以获得一种新的、可称之为‘被传媒中介化的’公共性或‘经传媒调节的’公共性，其特点是常常独立于（不借助于）他们（它们）被大量个体直接观察的可能性。”（陶东风，2004，第133页）“即时在现场”已经不是个体介入公共领域的必要条件，在相当程度上，个体的活动被大众传媒所替代了。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猛烈抨击了现代大众传播对于公共领域的威胁与伤害。

大众传播的中介性意味着传媒机构不可能是一个完全中立的存在，它受到各种社会力量的利用甚至是控制，传媒机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形势下，也必须为自身的利益考虑。仅仅从技术角度讲，大众传播为大众平等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而大众传播的巨大影响力致使它吸引了各种社会力量的介入。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因为大众传播的这种中介性，如果传媒机构为强势力量掌控，就有可能产生极端的专制，许多学者因此对于传播技术发展对民主产生的威胁抱有深切的忧虑。

哈贝马斯对于人际传播迷恋导致的大众传播威胁公共领域论，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如汤普森认为，哈贝马斯指责大众传媒扼杀了公共领域，是因为他忽视了随着社会的变迁，公共生活的本质发生的变化。我们必须在新的历史场景中考察公共领域的意义。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大众传播建构了公共领域的一个新类型，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经验公共生活、参与公共领域的条件。哈贝马斯理论的缺陷就是不能解释现代传播媒介以怎样的方式改变了公共性的本质，因为他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一种本质上是空间性、对话性的公共性观念之上的。（汤普森，《大众传播·社会理论·公共生活》，转引自陶东风，2004）

也有研究者认为，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阐述是一个社会哲学家的理想类型，而不是对于社会现实的描述，因此与大多数社会的现实相去甚远。（魏斐德，1999，第375页）黄宗智认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有两个意图。作为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哈贝马斯企图将实际历史经验归类为若干模式，因此他认为公共领域有许多种类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只是其中的一个模型。同时，作为道德哲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哈贝马斯，抱有批判当代政治的旨趣，因此，他提出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评判当代社会的抽象标准。（黄宗智，1999，第423页）考察报纸公共性时，充分了解哈贝马斯的这些意图可以避免一些偏差。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标准应该成为审视报纸公共性的一个有效视角，而不是一个机械的标准体系。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理论开启了一个崭新的观察视角，报纸的公共性应该从哈贝马斯所阐释的古典公共领域概念中获得自身的起点，并且从中吸收核心内涵，重点要考察在当今的社会形态中，报纸作为大众传媒是以何种方式对公共领域产生影响的，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