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向公共性的一次回摆

三　公共新闻：报纸向公共性的一次回摆

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新闻报道方式——公共新闻，公共新闻还有“市民新闻”和“社区新闻”的别名。名称如此之多，主要是因为公共新闻到目前为止尚无明确的概念界定。纽约大学新闻学系主任杰伊·罗森（Jay Rosen）曾试着为“公共新闻”下了一个定义（Rosen，1999：22）。作为一种日常报道方式的“公共新闻”，它要求新闻工作者：

1.在报道中将视人民视为公民和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而非受害者或旁观者；

2.帮助政治性社群针对问题而采取行动，而非仅仅知晓问题；

3.改善公共讨论环境，而非对它的被破坏袖手旁观；

4.帮助改善公共生活，使得它能被人们关注。

但这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定义，它重描述而轻抽象概括，并未划定公共新闻的内涵与外延，倒更像公共新闻的原则与目的。作为一套理念、一项运动和一群记者的实践（Voakes，2004，35），公共新闻还在发展中。正因为如此，杰伊·罗森认为并不能简单地将“公共新闻”视为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而更确切的说法是实践对理论的作用（Rosen，1999：21）。之所以这样说，罗森想强调的即是公共新闻作为一种新的报道方式，是现有理论所无法涵盖的，而它却可以丰富现有的新闻理论。罗森亦多次指出，记者们的实践活动将不断地扬弃和修正公共新闻的某些理念（转引自Voakes，2004：25）。

公共新闻并非始于学界理论的指引而是源于业界的尝试，它始于一家报纸的试验，随后又有其他媒体跟进。《维奇塔雄鹰报》（Wichita Eagle）在1990年当地州长的竞选报道中进行了一次全新尝试，报纸报道的重点不像通常的选举报道那样放在竞选活动本身，诸如候选人的活动和得票变化等，而是把候选人的施政纲领与当前存在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报道。该报在这次选举报道中一共讨论了10个问题，每个问题都配以详细的背景分析，连续在星期日的报纸上以名为“他们的立场”（Where They Stand）的专题形式推出，报纸将两个竞选对手的不同观点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性报道。为了选择这10个问题，报纸进行了民意调查，搜集了大量相关资料。该报的目的非常明确，即“给读者以机会在最大程度上了解竞选者在与堪萨斯人利益相关的每一个主要问题上的立场”，同时，也告知竞选人：“你要说对于核心事件最有意义的内容，我们将报道它并会持续报道它”（转引自蔡雯，2005：14）。1993年，一家名为《夏洛特观察者》（Charlotte Observer）的报纸在报道一场当地种族冲突时，对这个地区的居民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对冲突双方当事人、目击者、白人家庭、少数族裔居民，还有这个地区相邻地区的居民们进行了采访。报社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所有人的观点都在报纸上得到了反映，在报社的努力下，居民们开始选派代表组成代理机构，专门讨论解决问题的对策，并采取措施使这场冲突没有进一步激化。1994年《威斯康星日报》（Wisconsin State Journal）编辑弗兰克·登滕（Frank Denton）与密苏里新闻学院的院长助理埃塞·撒尔森（Esther Thorson）合作进行了一次关于州长选举的报道试验。这一报道活动由多家媒介和社会组织合作进行，包括《威斯康星日报》、威斯康星公共电视台（Wisconsin Public Television）、威斯康星公共广播电台（Wisconsin Public Radio）、伍德传播集团（Wood Communications Croup）等。他们合作发起名为“我们人民/威斯康星”（We the People/Wisconsin）的活动。在该活动中媒介发起关于在选举中提出的各种公共问题如公共卫生改革、财政赤字等的讨论，他们组织普通市民参加市政会议，并追踪报道公民讨论；并且，媒体通过对选举的报道，对公民进行教育，使公民了解自己的权利以及如何理解政治竞选中真正值得他们关注的事。媒介将给公众的忠告印在报纸的社论版上，甚至还编印了名为《选民的自我防卫手册》的小册子。

这些都是公共新闻的范例，此后不久就有若干报纸开始跟进进行公共新闻报道。据“皮尤公共新闻研究中心”（Pew Center for Civic Journalism）收集的资料显示，从1994—2002年，提交研究的公共新闻项目共有652项；据麦迪逊大学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估计，在1994—2002年间，至少有1/5的美国日报，即1500家日报中的至少322家已经尝试了某种形式的“公共新闻”报道（陆银味，2005：250）。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报道中，很多媒体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单纯做“赛马”式的报道，只关心竞选人的活动和得票变化，而是提供更多的版面和时段让公众讨论在选举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如伊拉克战争、税收政策、社会保险等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论题，比较布什和克里的不同竞选主张及其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

公共新闻也得到了某些基金和组织的赞助和支持，比如皮尤公益信托基金（Pew Charitable Trusts）、凯特林基金会（Kettering Foundation）还有奈特—里德（Knight Ridder）集团已故总裁詹姆斯·巴藤在内的公司领导的支持。其中，“皮尤公共新闻研究中心”通过为公共新闻报道项目提供基金、举办研讨会和为优秀的公共新闻报道设立“詹姆斯·K.巴滕奖”（James K.Batten Award）而大力促进公共新闻的发展。公共新闻的报道内容也有所拓展。威斯康星大学的列维斯·夫雷兰德（Lewis Friedland）及其同事考察了600余个公共新闻项目后发现，早期公共新闻报道主要是与选举有关，而后扩展到社区问题，一般是社区的长期规划或者是诸如种族关系、青年或移民等特殊问题，而最近几年的公共新闻又增加了基于网络技术的公共地图和互动项目（转引自Paul S.Voakes，2004：31）。

虽然公共新闻并无一个通行的定义，但就其报道实践来看，它还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的和大体一致的操作手法。公共新闻的目的就是媒介通过报道带动公民讨论和促成社区问题的解决，并且，媒介以此“重获公众的信任，重建与逐渐远离的受众的关系，重新点燃专业的理想，从而以一种更根本的方式，促进美国民主的健康发展”（Rosen，1999：22）。

作为一种报道方式，公共新闻的报道手法大致有这样的特点：

1.事实选择上，要选择那些与社区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即使是早期的竞选报道，报道选择的事实也都是与选民自身生活有关、能引起选民兴趣的话题。为了寻找这样的事实，公共新闻强调记者要直接参与到社区生活中去，记者要走进社区，与居民沟通交谈，寻找居民关心的话题。媒体会采取民意调查，邀请焦点小组做访谈等形式来确定哪些问题是居民最关注的，随后媒体会进行采访调研试图解答这些问题。除了组织报道外，媒体会经常采取赠送礼物、举行聚会、发起各种论坛、召开公民会议等形式吸引社区居民的参与。

2.事实呈现上，要在新闻报道中体现和表达出民众的观点，报道他们对公共事件的意见、建议和愿望，并且要试图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语言上，要做到表意清晰。菲利普·梅耶强调公共新闻报道要易读，“事件座标”要清晰，以便于选民在做选择时对事件有明晰的认识（Meyer，2000：42-43）。并且，公共新闻报道要注意做到富于人情味，因为报道的最终目的是吸引公众的兴趣，使其参与到公共事件中来。

从公共新闻的报道手法可以看出，公共新闻的主要特点是：

1.公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通过参与新闻报道成了公共议题的建构者。公共新闻讲求与公众的互动，较之传统的新闻报道方式，这的确是很大的进步。詹姆斯·凯瑞认为托管模式^[2]的弊端即是托管者——媒介不可避免地将注意力放在媒介的权力而不是公众的权力上（Carey，1999：57）。而长期以来，媒介在构建议程时习惯于以具有政治经济权力的个人或群体为导向，忽视公众议题成为媒介议程设置的常态。

2.媒体角色的转换，媒体也不再是单纯的信息发布者，而是新闻事件的推动者。虽然，推动者的媒体角色迥异于信息模式中媒体的旁观者角色，但在美国新闻史上，这种媒介角色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黄色新闻时期，《新闻报》就曾宣称行动是新式新闻事业的最大特点，“它不会等着事情改变，它会让事情改变”（Bleyer，1927：371）。实际上，公共新闻与新式新闻事业倡导的公共改革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两者都重视城市或社区的建设，都强调媒体的主动性。不过，新式新闻事业倡导公共改革主要是通过揭丑的调查性报道进行的，报道集中于展示冲突，而公共新闻的注意力在于解决问题（Max Frankel，1995，转引自Voakes，2004：30）。

公共新闻出现后，引发了针锋相对的争论。支持者认为这是挽救美国公民政治冷漠和疏远媒介的有效方式（Rosen，1999：22；Carey，1999：58）；而反对者认为公共新闻违背客观性理念，他们认为新闻业的首要职责是提供准确的信息，而非倡导社会政治运动，媒介要独立于其他社会服务性的组织或机构（Voakes，2004：30）。《纽约时报》的前主编马克斯·弗科尔（Max Frankel）把公共新闻事业称为“修理新闻事业”，他认为，新闻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告知事实，并使其客观和公正，社会变革的任务应由改革者进行，而不是新闻业的职责（转引自陆银味，2005：252）。《华盛顿邮报》主编列昂那德·冬尼（Leonard Downie）也对“公共新闻”提出了疑问，他认为这个被称作“公共新闻”的东西，更多的像是报社发展推广部门要做的事，而不是记者应该做的事（转引自蔡雯，2004：79）。所以，虽然公共新闻风行一时，但传统大报都未接纳它。一方面，这些大报均为全国性的报纸，而公共新闻多局限于社区的范围，并不适合这些报纸，另一方面，这些报纸一直有着客观报道的悠久传统，他们对于公共新闻的主观性十分反感。

但是，有趣的是，记者大多对公共新闻持肯定态度。密苏里大学的彼得·盖德（Peter Gade）及其同事对来自开展公共新闻的报纸和并未开展公共新闻的传统报纸的各20名记者展开的研究显示，尽管发行人对公共新闻持批评态度，但大部分记者对此持肯定态度。而鲍尔·沃科斯（Paul Voakes）的研究也证明大部分记者赞同公共新闻的基本操作方式（Voakes，2004：31）。对于记者来说，强调记者主观能动性和参与精神的公共新闻报道是建立个人职业威信和获得职业归属感的有效方式。20世纪90年代初对新闻记者的调查显示，他们的职业满意度明显下降，这似乎是部分由于他们的职业自主性的降低（Weaver ＆ Wilhoit，1991；Underwood，1991，转引自Hallin，1996：245）。但对于发行人来说，公共新闻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工作，成本太高，它需要通过民意调查来准确把握公众的观点和需要，需要大量研究来探讨形成公共事件的深层原因及解决办法，这是以多快好省为生产原则的媒体所不能接受的。

既然如此，公共新闻为什么会出现呢？

首先是因为美国公众的政治冷漠和媒介接触的减少。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1973-1975年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自此，新自由主义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潮。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成为美国的官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极力宣扬私有制，反对公有制；主张自由经营，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贸易，鼓吹经济全球化。在新自由主义主张采取市场作用和利益的最大化，非市场制度作用的最小化政策的推动下，美国新闻业向受市场利益驱动的产业方向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新闻业的商业主义倾向日趋严重。一股公开将市场策略运用于新闻部门的潮流席卷美国新闻业。新闻业的经营人员们发明了“整合新闻纸”的概念，即将编辑、广告、发行、市场研究、促销全面统一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之下，使报纸最大程度地获得利润。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闻媒体刮起了兼并、联合的风潮，使新闻业的垄断加剧，利益集团的影响成为新闻业的主要控制体系。为追求商业利益，新闻的娱乐化倾向加剧，广告时间和份额增多。并且，受成本核算的影响，硬新闻比例大为下降，几乎很少有报道关注社会生活中与公众利益相关的重大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这20年间，报纸在国际新闻报道方面的投入大幅下降，报纸国际新闻占报纸新闻总量的比例从1971年的10.2％下降至1988年的2.6％（Emery，1989，转引自Hallin，1996：255）。媒体监督批评的声音也变得十分微弱。总之，唯利是图使得媒体的公共性极度衰落。

政治冷漠是这样一个以经济利益为唯一指挥棒的社会的必然产物。因为，新自由主义还有一套政治理论，它认为在经济统治一切、政府干预经济尽可能少的情况下，社会运作才能达到最佳。新自由主义深信市场比其他任何途径都更有能力采用新技术来解决好社会问题。简言之，新自由主义民主就是那种政治机构控制少、辩论甚至更少的制度（麦克切斯尼，2004：11）。美国各种选举投票率在过去的30年中急剧下降，民主成了“没有公民的民主”（Robert Entman，1989，转引自麦克切斯尼，2004：7）。虽然媒体并非是民主衰落的唯一或主要的原因，但是，它们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且与其他导致民主衰落的很多因素联系紧密（麦克切斯尼，2004，8）。在美国，大众媒介一直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媒介的使命是提供信息与分析以培养民主社会所需的知情的选民，而这也正是《权利法案》为新闻自由提供保护的前提。但如今，传媒公信力的下降使得受众逐渐地远离了媒介，媒介也成了“没有大众的大众传播媒介”（巴格迪坎，1986：211）。失去了公众，大众传媒也就丧失了其在民主社会具有合法地位的前提。哈佛大学的罗伯特·普特曼（Robert Putnam）将公众信任看作大众媒介的社会资本——社群解决公共问题的社会信托网络，而失去了公众的信任，媒体也就失去了它的社会资本（Robert Putnam，1995，65-78，转引自Voakes，2004：26）。

在这种情况下，媒体不得不积极寻找出路，吸引公众并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而20世纪90年代成为美国政治哲学潮流的社群主义成为公共新闻的理论来源。社群主义是在对新自由主义的反驳中逐渐形成的，1991年，50位学者和政治家签发了一份名为“负责的社群主义纲领：权利与责任”的宣言。社群主义认为个人的存在离不开社群，社群的属性是自我的本质。从这里我们可以依稀找到社群主义与芝加哥学派的某些共通之处，二者都强调个人与社会的互相依存。而亦有学者注意到杜威的民主思想与公共新闻理念存在着的某种关联（Peters，1999；Voakes，2004；黄旦，2005；谢静，2005）。西奥多·格拉斯（Theodore Glasser）和斯蒂芬尼·卡拉福特（Stephanie Craft）还将美国社会哲学家对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理论的发现视为公共新闻出现的原因之一，哈贝马斯认为“公共空间”内的对话有助于达成民主共识（转引自Voakes，2004：26、27）。

其次，多年来美国媒体政治报道的不尽如人意，尤其是选举报道已沦为远离实际生活的圈内人自己的游戏也是公共新闻出现的原因之一。1988年美国媒体在总统选举报道中的糟糕表现更是直接诱因。在1988年的选举报道中，媒体与政治体系形成了惊人的默契，二者完全回避自由国际主义、国家福利、国家安全等当时美国面临的重大问题。而与公众自身利益十分相关的储蓄和信贷危机之后的银行体系问题也在竞选运动和媒介报道的议题之外，公众真切地感受到媒介再也不是代表和保护其利益的看门狗了（Carey，1999：59-60）。公众积聚的不满终于促使某些报纸尝试新的报道方式。

虽然目前对于公共新闻效果的调查较少，但某些研究显示公众在报道前后对于公共事务的认知和态度确实有所改变。《威斯康星日报》的编辑弗兰克·登滕和密苏里大学的埃塞·塞罗森的研究发现，凡是注意到“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这个报道项目的人，对于政治的兴趣和知识都有所增长。而夫雷兰德也发现，虽然公共新闻本身并不能创造社会资本，因为这需要很长时间，但公共新闻确实加强了社群网络的联系，有时会产生新的联系（转引自Voakes，2004：32）。但并非所有的效果研究都这么乐观，也有研究发现读者的兴趣和知识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不过，夫雷兰德对三个城市的居民所作的访谈显示民众对公共新闻并不反感。沃科斯也认为，虽然公共新闻的反对者不乏洞见，但对公共新闻的反对并不致命，公共新闻与传统新闻在某些道德价值上，比如强调新闻要独立于官方立场等方面具有相容性（Voakes，2004：32、33）。进入21世纪，公共新闻的热潮有所消退，一些支持它的人已经转到别的项目上，那些为公共新闻提供资金的基金会，例如皮尤、奈特和凯特林因为试图影响控制媒介议程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埃弗利特·E·丹尼斯等，2004：113）。但作为报纸为履行其公共性责任的尝试，公共新闻应该还会继续存在。

不过，对于其终极目标——扶民主大厦于将倾，公共新闻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约翰·彼得斯认为，因现实中存在着的四大障碍：规模、人性、社会结构和民主信仰而使得作为对话的民主难以落实，而将民主视为对话正是公共新闻的理论基础（Peters，1999）。依阿华大学的汉诺·哈迪特（Hanno Hardt）批评公共新闻的“注意力只停留于内容和标题的表面，而没有关注由于媒体企业正在改变的目标而造成的结构性限制”，他认为只要媒体还是私人企业，赢利就一定比公共服务更重要（Hardt，1999：208，转引自Voakes，2004：29-30）。也正是有感于此，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只是将“公共新闻”视为一种“善意的尝试”，因为公共新闻“完全忽视了所有者和广告的结构性因素，而正是这些因素破坏了新闻的公正性和客观性”（麦克切斯尼，2004：408）。在媒体商业性和公共性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公共新闻的出现是媒体在寻找动态平衡的过程中向公共性的一次回摆，这次回摆是在其原有的结构框架中进行的，当然公共新闻也就只能是一次新闻报道的改良，而无法成为挽救民主的结构性改革。

21世纪的美国报纸可谓内忧外患，追逐利益的商业化报纸以牺牲自己的公信力为代价，并且，面临电视、互联网等电子媒体的强大竞争优势，报纸的赢利能力也在不断地萎缩。根据“美国报业协会”的数据，在1984年达到高峰的美国报纸的发行量在2003年跌幅近13％，跌至5520万份。同时，刨除物价上涨因素，报纸广告收入总额几乎没有变化。在1985年，刨除物价上涨因素，报纸广告收入为430.4亿美元，比2003年的449.4亿美元少不了多少。18年间报纸广告收入的纯增长只有4.4％。而同期的现价GDP却增长了161％（Julia Angwin ect.，2005）。2004年，《新闻日报》等美国报纸相继卷入虚报发行量的丑闻，美国报纸的生存压力可见一斑。并且，报纸对年轻读者缺乏吸引力，多项调查显示现在的年轻人已经远离报纸，他们更多的是从互联网上获得新闻。2004年，美国只有39％的18岁至24岁的年轻人每天接触一份报纸，而20年前这个数字达到59％。新闻集团总裁默多克警告说，年轻受众接触新闻的方式正在发生“革命”，他们主要依靠互联网获得新闻，如果报业认识不到这些变化就将“沦为出局者”（Angwin et al.，2005）。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众媒介，美国报纸确实面临转型的压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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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Rosen，Jay.The Action of the Idea：Public Journalism in Built Form[A].In Glasser，Theodore L.（Ed.），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M].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1999：21-48.

[34]Schudson，Michael.What Public Journalism Knows about Journalism but Doesn't Know about“Public”[A].In Glasser，Theodore L.（Ed.），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M].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1999：118-133.

[35]Schudson，Michael.Discovering the News：A Sociology of the American Newspapers[M].New York：Basic Books，Inc.，1978：227.

[36]Voakes，Paul S..A Brief History of Public Journalism[DB/EBSCO].National Civic Review，2004，93（3）：25-35.

【注释】

[1]西奥多·彼德森在《报刊的四种理论》的第三章《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一文中将20世纪对报刊的批评主题概括为（彼德森，1980，90-91）：
　　1.报刊为它自己的目的使用其巨大的力量。报刊老板特别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传播自己的意见，损害反对的意见。
　　2.报刊为大商业效劳，并且有时让广告户控制其编辑方针和编辑内容。
　　3.报刊曾对抗社会变革。
　　4.报刊的时事报道，时常更多地注意肤浅的和刺激性的事件，而不注意当前发生的重要事件。它的文娱材料常常缺乏积极的内容。
　　5.报刊已经危害了社会道德。
　　6.报刊无理地侵犯了个人的私生活。
　　7.报刊被一个社会经济阶级——笼统地说即“商业阶级”——所控制，后来者就无法厕身这一事业。因此，这就危害了自由而公开的思想市场。

[2]米切尔·舒德森认为美国历史上媒介服务于民主的模式有三种类型：市场模式（媒介取悦受众）、鼓吹模式（媒介从政党的角度提供新闻）和托管模式（作为专业组织，媒介向受众提供他们认为受众应该知道的新闻）（Schudson，1999，119-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