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语言表达个性的内涵阐释

一、有声语言表达个性的内涵阐释

（一）有声语言表达的元特征——声如其人

广播传播中，有声语言表达的元特征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声如其人。声如其人包含以下几个层次的含义：

1.“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在广播传播中，能够塑造和展现主体形象的所有视觉效果都掩藏在声音的背后，成为声音表达的辅助手段和技巧。声音取代与表达主体相关联的任何指号而成为表达主体唯一的形象和象征。常有这样的情况，广播节目的语境不能被看到，只能被感觉性地“听到”；而且通过对表达主体的有声语言想象出来的语境与现实语境有时并不一致，这个“不一致”会导致听众对表达主体评价的偏差。某交通广播频率有一档展现人生百态、体现人文关怀的节目《百姓TAXI》，在一次节目中，女主持人报道了发生在一位北京出租车司机身上的酸甜苦辣的故事。这位司机的儿子患了严重的肾病，夫妻俩在为儿子求医问药的治疗过程中，体验了生活的苦痛与艰辛，也得到了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关心和帮助。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社会人生复杂和艰辛、希望与活力的真实相态，节目带给听众的感动、思考和回味应该是深沉而豁达的。但是，由于女主持人的声音带有童声色彩，吐字偏前，气浮声浅，语言表达习惯性的甜美、轻快，在听觉想象中，主持人是一副心无城府、天真烂漫的表情。尽管语言表达中经常出现感怀、悲悯、反思的语汇，但语气中却洋溢着初春嫩柳般的清浅，人生的蕴藉在她的语言表达中显得单纯而且清澈，节目的多重回味和人文关怀也因此略显轻飘。听得出这位主持人工作认真，细心善良，但她的有声语言表达同节目的风格和分量存在着严重的不和谐，听众的听觉印象不能符合对节目内容的心理期待，因而会产生对主持人形象的消极评价，令人遗憾。

2.“声”的双重构成完成了一个审美客体的形式

前文已经谈到，有声语言表达由两种异质的材料组成，即语音和人声。二者在时间性方面有共通之处，有了时间的流动才生成意义。但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语音是单维的，人声是多向度立体的，二者结合而成的有声语言具有提供想象思维和听觉意象的在场性和提供审美意蕴和审美体验的不在场性。作为有声语言艺术的构成材料和表现形式，声音包含着深刻的观念性内在，构筑了表达形式摆脱表现材料的异质束缚又回归感性外在形象的“返朴归真”。

3.“其人”是节目中的“自我”在听众心目中的幻象

“其人”在听众头脑中的形象是“特定的主体”，不一定是表达主体的“本我”，也不一定是节目需要的“自我”。应节目的需要而预设的“自我”和听众认定的“特定主体”之间是否存在差距，对听众来说并不重要，但对表达主体的创作和传播的效果来说却很重要。表达主体的声音创造了一个相对于“自我”的他者，这个“他者”才是听众想象中的表达主体。当表达主体的“自我”与他者的差异比较悬殊时，“自我”有可能失去个性的归属感而在两个“角色”间游离，有的则是形成“自我”与“他者”的分裂。播音员、主持人的职业角色社会化程度非常高，作为节目的表达主体，他必须强化和美化节目需要的那部分自我，弱化和淡化节目不需要的那部分自我。当表达主体缺乏声音形象驾驭的表达功力时，表达主体的“本我”和节目中的“自我”之间就会产生较多的错位。有些播音员、主持人想要在节目里表现自己设计和规划的“个性”，却往往适得其反，根本原因是对“自我”的“不认识”和语言功力的薄弱。当听众头脑中的他者和节目要求的表达主体“自我形象”不和谐时，就像前文所举的例子一样令人遗憾。

4.“声如其人”是表达主体的职业角色的全面实现

表达主体的品性和生命体验能够全部体现在声音中，“声如其人”的属性是有声语言对表达主体所有（包括自觉的和下意识的）遮蔽和伪装的全面曝光。由视觉导致的对表达主体的“误读”在广播中为零。因此，优秀的播音员、主持人是真实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作用下的“自我”与节目表达主体形象最大程度的融合和协同。“声如其人”的属性是有声语言在广播语境下，对人的情感本质对象化和外在形式所做明证性和经验性的整合，是表达主体的声音意象和观念思想的对立统一。

“声如其人”作为广播有声语言表达的元特征，显示出不同于电视有声语言表达的“声画和谐”的典型独特情态——“声情并茂”。与之相悖的现象就是“声欠情足”和“声足情欠”。前者是表达主体的语言功力不够扎实，后者则暴露了其表达观念的偏误和语言悟性的缺乏。广播有声语言表达中的“情”分为四个层次：情绪、感情、情怀和情感。这四个层次逐级升华，“情”从个体的、向内的、特殊的，上升到普遍的、外射的、一般的，愈来愈抽象，愈来愈深广，愈来愈大气。当表达主体的“情”饱和浓度达到感染听众、打动听众的时候，显示了主体间较低层次的融合；当“情”引发听众的幽思，可以产生激情澎湃的效果时，说明主体间发生了最纯粹、最朴素、最伟大的灵性共振并合成交响。“情”源自何方呢？“情”不单是心理机制产生的特殊心理功能，更是宇宙万事万物投射到人的心灵和精神的生命感应物，因此，表达主体除了内省，必须观照他者的存在和感应。同样，在广播媒介中，表达主体的语言个性的理论起点和审美归宿也都应该是对他者的观照和折射。

（二）有声语言表达个性的参照物——他者（otherness）

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总有一种东西能够逃离总体性，在同一性体系之外，以“他者”的形态出场。它确立了存在的关系，告诉我们以何种角度看待自我。他者是一个存在者赖以存在的前提，这个前提具有超越性和无限性，它超越的是自身和主体同一性。在广播传播中，他者就是相互独立于各自系统之外的因素，比如表达主体之于接受主体，社会现实之于表达主体，节目之于现实世界，有声语言之于接受主体，等等。对于任何一个存在者来说，他者的存在使其存在具有了主体的意义，连同他者无限性的神秘力量一起，使存在者不得不时时刻刻地观照他者，并且顺应他者的召唤。当我们持这个观念进行语言传播活动时，就发现话语不仅以其述说的对象世界为前提，而且要以参与述说的他者为前提，他者的存在使我们的话语不仅有指示的功能，而且还有一种强制和召唤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因他者的他异性、超越性和无限性而产生的。他者的面孔对于“我”来说是模糊的，因为以“我”的有限性是不能进入他者的无限性中的，换句话说，无法以语言表述全面呈现他者的他异性和无限性，虽然语言和他者的面孔总是同时出现。语言的传承性使我们继承了有限的概念和文化，由于它不能超越自己的属性，所以当我们探讨他者时，面对的仍然是广阔的未知。但这并不是说就此我们只好别无选择地跳进虚无的陷阱，毕竟，从“过去”我们隐约触摸到他者的脉搏，只是在触摸的一瞬间，它又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在“自我”领域中的个性不是相对于自我而言的，而是相对于与他者的关系而言的。不同个体的“自我”对他者的追求、理解和感悟形成了“这个”个体的个性。这样的观点将对表达主体自我标榜和自我炫耀的传播意识进行本质性打击。目前，在广播节目中有这样一种怪现象，主持人借宣读互动信息的机会，借听众之口夸耀自己，有的语句言辞过分夸张、直露。这完全是忽略他者的自作聪明。我相信只要在广播中“出声”的主持人都有可能不止一次地被听众夸奖，但这应该被看作继续努力完善自我的动力，而不是借国家大众传播机器在节目中树立个人“一己”的形象，节目是大众传播的公共资源，不是个人造势的“自留地”。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注重品牌的宣传，但若要起到正面加强效果，一定要讲究原则性、艺术性和分寸感。归根结底，如果不能意识到他者的性质和权威，作为语言表达主体的个性是无从显露的。

所以，如果一谈到个性就不由自主地想到虚妄的怪异、与众不同或是类似的东西，就大错特错了。在现代性中，总体性占领了时间维度上的庞大空间，使人们不得不以个性的方式试图僭越总体性带给生命的窒息，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所以，把个性理解为——对现代性的嘲讽和反抗，是挣脱复制的工业化本质走向人的生命本质的不懈努力——并不为过，但最根本的是找到个性的本原，即“我”对他者的应答和责任。“我”和他者处于同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民族的“经验史”在这个共同体中源远流长，渗透到“我”和他者的血脉中，因此，个性得到了被感知、被理解、被接受、被欣赏的精神基础。法国哲学家勒维纳斯认为，面对他者，回答他者的呼唤，承担起对他者的责任，这就是语言。^[1]在大众传播语境下，语言更不是内部的自言自语。他者是有声语言表达的前提、依据、背景、对象、目标，它体现出表达主体活跃地处于一个显示其鲜明存在的关系中。对他者的认识程度决定表达的个性到底具有多大的号召力和生命力。在广播有声语言表达活动中，他者包含了接受主体、节目内容和形式中独一无二的性质，但不仅限于此，还包含与之相关联的经得起时间打磨的永恒的、超验的存在。

判断广播有声语言个性的核心指标是它是否能以其语言品位给听众带来审美愉悦。这不仅取决于表达主体的语言功力，更来自于担负对他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自觉。广播有声语言独特之处在于它直接触及人的心灵，所以必须通过产生审美的愉悦感（而不是强烈的反差刺激抑或诸如此类的感受），才能实现广播的功能和价值。愉悦的浅层心理感受是快感。众所周知，此快感不是由感觉输入带来的低层次感官刺激（虽然它位于浅层审美机制），而是从联想、想象出发，达到感悟层面的深层审美快感。深层次的审美快感使听众从庸常的日常生活中暂时隔离出来，心灵得到片刻的舒缓和安宁，是脱离低层次趣味的审美感受。

有声语言审美愉悦感主要包括：音声美、韵律美、分寸美和意蕴美。^[2]张颂教授在谈及语言传播美感的这四个层面时说，“这四个层面，包含了感觉美和知觉美、内在美和形式美、直觉美和通感美、理性美和情感美、主体美和客体美、实在美和空灵美、时间美和空间美等多方面、多角度的综合，相互差异又相互贯通，可随遇而安，又可登堂入室。”^[3]在当前的广播节目中，我们不难听到令人产生浅层心理快感的有声语言表达，比如，节目主持人讲述天南地北的奇闻怪事、笑话传奇，伶牙俐齿、形神兼备、惟妙惟肖、喜兴热闹，可以把听众讲得或莞尔一笑，或前仰后合。这样的审美快感属于浅层审美机制的产物，很难对听众的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产生意味深长的影响。毋庸讳言，人都有求新求异的本能，对省力的、平面的、当下的新异刺激容易产生快感，但是五彩缤纷的声音碎片集合成缺乏意义、关联和蕴藉的听觉刺激只能即听即过，留不下内心的体味和感悟。广播有声语言如果单纯沉溺于听觉的易听性和轻松性，就会失去在大众传播领域的话语权和责任感。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求新求异不仅是一种本能的思维方式，同时是一种文化和审美的时代思潮，它代表着对传统进行彻底批判和颠覆的后现代性艺术观念。这对于批判和反抗西方现代理性带来的人类精神束缚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当今时代背景观照下，从西方传染到东方的后现代性思潮对中国特色文化的发展弊大于利，是发展道路上的旁支，不能影响对中华民族精粹文化传承的主流。

在众多的大众传播载体中，电影之于电视处于声像艺术审美层面的尖端地位；书籍之于报纸、杂志独占传统印刷媒介经典性、权威性的鳌头；唯独广播没有同一类型的媒介的竞争，因此广播的发展需要立足于发挥独特性优势，即有声语言在精神领域的无限拓展和升级的潜能，而不是与其他媒介争一时之短长。就单纯的、浅层的感官刺激而言，电视和网络的声像兼备、文字海量、互动快捷等特征远远比广播具有传播的强势，特别是声像结合的传播方式全方位扑向受众的各种感知系统，更容易满足受众“平面人”的被动接受的心态。广播有声语言的易逝性决定了只有给予听众创造性的想象，听觉感知转化为内心收获，广播传播才能由被动接受地位转为主动占领地位。发扬广播语言创新在美学功能深层机制中的主观能动性是自身发展与社会、历史责任的共建。

潜入深层审美机制的有声语言表达生成高品位的审美价值。比如，以独特的视角、犀利的目光洞察社会生活，有声语言因此充满时代精神的勃勃生机；节目承载着对听众深沉的关切感和凝重的责任感，有声语言真诚、亲切而且厚重；还有的有声语言散发着别具一格的情致和悠长的韵味……留在听众心中的是生命活泼、多姿多彩、震撼灵魂、经典流传的声音意象以及因其而积淀下来的审美惊奇、审美意趣和审美感悟。

首先，语言品位的基层在于表达是否自然。自然不是天然自在的，不是原始粗鄙的，也不是蔑视规律和原则的随心所欲。艺术创作的自然是主体对他者诚实认知而获得的内心体验，通过恰切形式表现的创造物。对他人的模仿是有声语言表达的入门阶段，还不具备参与语言品位论题讨论的资格。致力于语言创新，塑造独特、出众的审美印象的表达主体只有超越模仿的阶段才能以一定的品位登堂入室。其次，语言品位的高低取决于主体内心经验是否高远、深邃。表达主体如果经常陷在狭隘、单薄、局促的庸常生活状态中，先天赋予的感应外部世界的敏感素质和能力很容易被淡化和磨蚀。而高远、深邃的内心经验虽然出自尘嚣之中，但能够在“心物交融”的瞬间抽离、内省，以超越实境的纯净心灵感应社会生活、自然和宇宙。最后，语言品位的高低以有声语言表达的现实效果作为具体参照。广播有声语言是实践的艺术，停留在内部的语言是无法进入大众传播流程的，外化的表达是有声语言品位栖居的家园。当表达主体的话语在节目中开始响起，听众听觉感知的触角应声而动。随着话语表达的推进，听众的联想和想象就开始活跃，表达主体本身以及话语的意旨、内容、形式渐渐化作暧昧的声音意象，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在确定的一刹那又倏地飘离，在这看似不定的、活跃的想象中间，语言的品位就已经显露出来了。

曾经有过这样的忧虑，科技文明和工业化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物质的发明创造能够将人类的消费“欲壑”一步一步填充，但同时也把那条鸿沟撑得愈来愈大，物欲横流推动消费主义的长久不衰。听众需要被集束的、高效的、高回报的信息满足，而文化价值和审美诉求已成“明日黄花”。在“大众化”的传播中，高品位似乎和收视率、收听率所指代的大众文化结成了夙怨，演变成了大众传播中永恒的两难选择。忧虑的出现有其现实针对性，但不足以成为洪水猛兽。应对危机的关键是我们采取冷静、系统的策略迎头出击。当前要解决这个矛盾，就是要培养和提高听众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水平，令听众以“审美的耳朵”倾听广播有声语言的传播。表达主体和听众能否建立起积极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对于节目内容表现和送达形式的认知态度和经验。从表达主体的立场出发，不能期待听众天赋地、自发地拥有“审美的耳朵”。表达主体的责任是以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渐进的教化塑造听众的语言审美品位。

用声音触动听众，形成主体间的“协商”意向。能够进入“协商”视阈的有声语言具有鲜明的创新形式和高质量的创新价值。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评价“高质量”的体系各有侧重。我的侧重点落实于有声语言表达与广播语境中相关因素的和谐程度。第一，抓住广播传播的特色和优势，突显有声语言表达的核心功能，不盲目跟随时尚潮流和所谓的新理念，作传播样式上的表面文章。运用大量采访录音和现场音响是广播突出声音特色的传播方式，其中典型的声音和音响所承载的传真、传情、传神的“刺激因”是广播优势之所在。但是如果目的仅仅是追求形式和手段本身，就是舍本逐末了。我们听到有些现场报道大量使用现场音响，缺乏必要的语言阐释，给听众理解带来很大的障碍。“一听就懂”是对有声语言传播最基本的要求。有的节目片面强调“第一现场”的当下感，忽略了背景的介绍、事件的完整性和动态性的概说，使报道成为“半成品”，人为地制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有的甚至导致错误引导，使广播处于零散的碎片状态，连理解的层面都不能实现，何谈创新和审美？广播评论曾一度被认为观念性过强、缺乏现场感而被冷落一旁。其实它是体现广播特色的不可缺少的语体，因为具有独特的逻辑力量和审美理趣而独树一帜。这种方式是建立在采访真实现场的基础之上的，是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共同作用下的产物。表达主体与新闻现场拉开一段时空距离，冷静、全面、发展地看待事态的现实意义，表达中的思考和韵味对听众的刺激是深层的、长久的，效果更加深沉动人。冷静的距离美和理性美对于提升听众深入认识世界、具体体验和感悟人生的素质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充分开发声音传真、传情、传神的听觉触动能力，在解读人性的基础上传达历史、人文和美学的内涵。广播有声语言表达诉诸情感和想象的审美取向是以人为本的，打动人的感情是传播的手段和策略，关怀人的精神是传播理念的诉求。这也是解决高品位和大众性矛盾的根本道路。获得亚广联信息节目大奖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分析性节目《白发的期盼》，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与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切身关系的赡养老人问题。这是一个具有普遍大众性的话题，贴近听众，贴近生活，更为可贵的是主持人从“第一人称”的角度进行表达，把真切、细腻而丰满的感情融入老人精神赡养这个品位高、内涵深的理性话题当中，每一段旁白都是主持人感同身受和理性思考的结晶。面对着老年人对亲情的渴望、等待和怅然，中年人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无奈、遗憾和淡然，青年人对家庭概念的模糊、冷漠和疏离，主持人由衷地生发出这样的反思和探询：“当传统的延续在现代年轻人身上出现断裂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置身社会变革的巨浪中，我们能做些什么？巨浪过后，我们能留住什么？”一下子将听众的情感共鸣引向意味深长的思索，节目的品位提升到历史感和人文性的高度，丰富了有声语言的深层蕴含。

一般说来，流行而高尚的是普遍喜闻乐见的，晦涩而高尚的是曲高和寡的。大众传播关怀的层面、表达的愿望和语言的功力有所不同，所导致的话语表述结构就会产生差异，这个差异直接区分喜闻乐见和曲高和寡的品位。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莫扎特等大家在内的艺术家至今仍然被尊崇，他们的作品作为经典流传至今，实现了“流行而高尚”的境界，我想其根源在于艺术构思、艺术内涵、表述方式的个性创造，而且这个创造同宇宙的脉动暗合，使身处宇宙中任何时空的生命与之发生共振，人的全部发展都被激活。由创作者通过艺术作品统摄宇宙和受众造就了艺术经典的传奇。在大众的阅读史中，除了内心的共鸣、性灵的愉悦和精神的自由，别无羁绊和负累。用老舍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用顶通俗的话说明顶深刻的道理，是艺术含义上的返朴归真。

（三）有声语言表达个性的艺术哲学——和而不同

“和”在《中庸》里解释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是中华民族内心深处沉淀的一种审美意绪，是在中华文化系统中谁也不能躲避的艺术哲学。

公元前521年左右，乐官州鸠对“和”有这样的看法，“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我国“和”的艺术美学旗帜是来源于音乐的，“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尚书・尧典》）。和音乐有着近亲关系的有声语言直接从音乐的美学理想中汲取养料，强调既“和”且“谐”。先于孔子两个多世纪的周太史史伯说：“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阐发了自然万物的生长发展要达到“和”的目的，就必须“取和而去同”的道理。晏子在与齐景王议政阐发“和与同异”的道理时，举音乐“和五声”的例子加以论证，“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后来孔子进一步阐发“和”与“同”是相互对立的，“和”与“不同”才是矛盾统一，深层一致的。和而不同是建立在对世界各种复杂事物的建构认识基础上的哲学理论，体现了中华文化中艺术哲学和生命哲学的紧相契合。

在广播有声语言表达的艺术活动中，和而不同既是创作的艺术哲学又是接受的艺术觉察。“和”既是创作主体追求和谐的理念，又是接受主体寻求的审美感悟；“和”的表征就是表达的表层结构的匀称、适度和心理的深层建构的流畅、暗合。“不同”既是宇宙万事万物存在情态和发展趋势的本质属性，又是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在同一艺术活动场的心理感应。在西方哲学中我们可以找到主体对于“不同”的审美认知的心理基础。胡塞尔在论述接受性的经验时，强调在“外部知觉”中，即在联想、注意、兴趣和趋向中，最简单、最朴素的知觉包含着某种能动的“自我关注”的情绪力量，而“动觉属于知觉的本质”，因此，“自我关注”的情绪力量和知觉的对象都是运动的。这就意味着，包括主体在内的世间万物以及主体内部的“自我关注”都是运动着的，是呈现多元性的。中国的先哲早就懂得这个道理，“声一无听，物一无文”。黑格尔在解释音乐是如何把声音调配得妥帖时说：“声音本身是一种有许多差异面的整体，可以分散和结合成为样式最多的紧密协调，本质性的对立与和解。”^[4]对音乐来讲，“不同”是通过有规律的、不断变化的音色和旋律来表现声音世界的生命情态和精神内核；对有声语言来讲，“不同”是表述方式所选择的语汇、结构次序和色彩变化，以及声音所承载的精气神的流动；对思想观点来讲，“不同”是看待事物的角度的各异和层面的高低。“不同”意味着主体不同、主旨不同、角度不同、形式不同、趋势不同，但是“不同”是审美客体的变和审美主体知觉的动的紧密谐调。艺术创作的生态系统因“不同”而“和”，“不同”的本质还是“对立与和解”之后的“和”。

人类文化的承继和拓展赋予“信息”这个概念无限的活力和张力。尽管人们对它的具体含义有着不同侧面的理解，但是大家还是在其“消除不确定性”的属性方面取得了共识。在信息高度共享的现代社会，信息特权愈来愈萎缩，换句话说，普通大众拥有更多的方式和渠道满足自己获取各种信息的愿望。在大众传播的竞争日益激烈的局面下，信息的优先、独占和垄断愈来愈丧失优势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传播方式的个性化愈发显露出强势的力量。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对话成为世界愈来愈普遍的话语活动主题。无论把全球化解读为“西方化”也好，“文化霸权”也好，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是必然的。因此，面对全球化的潮流，我们的关键对策是争取话语权，并且用通行的话语方式表达我们的心声。尽管西方的单边政治、话语霸权表现得异常顽固，尽管东方主义、民族主义不断地觉醒、反弹，东西方的对话和融合还是随着时代发展的召唤而推进着，对于很多现象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评价的解读，在深层结构中有着惊人的相似趋势，比如，对他者的认识和欣赏，抽象主义和反常合道，象征主义和理的圆融，等等。但是，由于民族心理、文化传统、哲学体系、宗教信仰的立场区别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东西方的对话依然存在着阶段性的鸿沟。比如，西方的对话更多地体现为一厢情愿的责任，东方的对话更多地表现为亦步亦趋，特别是在大众媒介传播的领域，对话几近克隆。人们都在寻求对话所能带来的共荣和发展，但是由于理解的差异、观念的不同，导致了话语方式上的“众语喧哗”。因此，对话的目标如果转化为求“和”，似乎更能够直接走向艺术和世界的真谛。求“和”绝对排斥克隆、盲目的类仿和“表达无意识”。广播有声语言表达的“大自然”状态和固定腔调与求“和”的理念是根本对立的。广播有声语言表达僵化和固化的深层原因不仅仅是传播活动内部各矛盾要素的相互作用，而且是某些消极的社会文化思潮在大众传播领域全面渗透的结果。世界进入了一个流动性很强的格局，在时间维度上的“更新、更先进”意味着在空间上占据了优势。空间力量的扩张则意味着权力的坚固和膨胀。权力将属于时间上的“过去”的事物义无反顾地侵占进而将其瓦解，以便建立所谓的新的、先进的、完善的秩序。于是，我们从一个前设的“参考群体”时代走向一个“普遍观照”的时代，换句话说，我们的时代强调横向的观照和未来的“先占”。在经历频繁的、深刻的变化时，人们不敢放心地参照过去的经验，不能自信地设立未来的目标。裹挟在这股现代性的潮流中，人们变得无所适从，不得不将自己视野中的他人的行为模式奉为圭臬，以便获得片刻的、从众的安全感。由此，我们理解了为什么有声语言表达的“播音腔”、“主持调”不是个别现象了。相对的固化和单调是现代性本身固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产物。大家以一种空间上的趋同流动来应对时间上的差异流动，造成了用微观上的固化和模式对抗宏观上的非结构性变化。流动性对社会思潮的影响和左右是我不敢加以草率批评和干预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毕竟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但可怕的是，我们暂时看不到这种流动的状态的前途，它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的稳定性能维持多久，它流向何方，它是否能找到归途，这是我不能回答的问题。更为深邃的“黑洞”是，人类历史是否就按照未知的、不可想象的轨道进入下一个流动的怪圈而不能自控？如果说“差异产生差异”是大势所趋，那么其结果是多样性的极大丰富还是霸权的单极统治？我期待前者，因为那是因对话而和谐存在的平台。我也坚信，如果坚守流动性中相对恒定的、具有先进性品质的要素，我们的精神家园就不至沦陷。毕竟，人类作为万物灵长，感官快感和精神愉悦之间的层级性跃进能够期待实现。

世界的多样性和多元化鼓励话语方式个性化的成长。首先，独具个性的话语方式都必须遵循一个基本的法则：贴合语境。与电视有声语言不同的是，广播有声语言的语境虚拟性强。比如，电视节目主持人面对几百人的现场主持节目时，虽然主持人需要同时观照现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但语境是真实可感的。而广播节目主持人对“众人”播音的语境是设想的，是“目中无人”，但“心中有人”的。即使是同一类型、同一形态、同一题材、同一主题的节目，广播有声语言和电视有声语言的语境也是区别鲜明的。其次，在有声语言表达中，语汇的选择、修辞的特点、语气的分寸、节奏的类型和基调的色彩最先冲击受众的听感。其背后需要有强烈的表达愿望和正确的表达观念支撑，否则，语言表达的方式缺乏说服力、感染力和个性魅力。广播有声语言在听众头脑中形成愉悦的听觉印象，说明表达主体与听众审美心理机制发生主动性对应，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表达主体的有声语言表达观念（语言观、价值观和审美观）和功力。广播有声语言表达中的消极现象各异，但其根源一般惊人地相似。主要在于缺乏对汉语表达特点的深入研究和领悟，认识不到汉语表达对传播中华思想文化传统的重要性；另外就是表达主体语言功力薄弱，心有余而力不足。我认为，解决问题的切实举措是宣传能够体现主流性和经典性的作品，树立出色的有声语言表达榜样。最后，强调表达主体语言个性的前提是媒体的风格定位。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江南为柑，江北为枳”，表达主体的语言个性要符合听众的民族、地域和审美的文化心理。比如，同样是专业化的交通广播频率，不同地域的节目语言表达审美感受具有差异性，主要是受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北京交通广播和深圳交通广播都分别有一档以汽车资讯和服务为主题的节目，北京的《1039交通服务热线》，一般通过短信平台与听众即时互动，提供服务性的信息或帮助，语言轻松俏皮、随意热络，绘制出一幅北京市民阶层平实、诙谐的城市风情画；深圳的《安静看车》，语言的主体风格就像版头的广告语“温柔地站在你和汽车之间”，优雅体贴，充满艺术灵性。二者都克服了专业性枯燥、平淡讲述的负面影响，通过不同的表达样态体现语言传播的艺术性和个性化。

广播新闻现场报道是主流的节目形态，讲究有声语言表达的新闻性和艺术性。曾获中国广播奖和中国新闻奖两个一等奖的现场直播节目《“上海五国”元首第六次会晤》显示了表达方式的创新。根据会议日程的安排，会晤之后的签字仪式时间有半个小时，五位元首轮流签字，中间有很长时间的冷场，这种情形很容易令广播现场直播被动、无趣。鉴于新闻事件日程安排的制约，节目放弃了以往一男一女两名播音员播读事先准备好的直播稿的表达方式，启用中央台时政部一名对这个题材了如指掌的记者和一名上海台主持人，另外有一位国际问题专家作为嘉宾主持。主持人掌控直播进度，依靠现场语言灵活调度；嘉宾主持保证现场解说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在现场活动“冷场”期间详尽地介绍、分析“上海五国”元首会晤机制形成的原因和意义。特别是节目的片花，将这次会议的宗旨、意义用三言两语提纲挈领地反映出来，配以适当的音乐，在直播的开始、进行中和结束时反复插播，即使长达一小时的节目也不显冗长、平淡，反而很好地烘托和调节了直播现场的气氛。整个节目的话语方式层次分明、一气呵成、丰富多彩，既显示了国家大台的端庄大气、权威感强，又体现了改革开放时期重大新闻时政报道的时代创新特色。这是广播扬独家之优势的话语方式的成功实践。

（四）有声语言表达个性的标记——“声音品牌”

“按照不同的内容来确定不同的体制和风格，这就是定势。”^[5]实际上，定势是规律在一定程度上的外在表现形式。当定势开始违背规律时就表现为“去和而取同”，导致“同则不继”的消极影响。定势是主体在经验和对象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思维模式和先在结构。它无影无形地站在那里，主体不行动，定势无意义，一旦主体开始实践就势必在某处与它相遇。在人类实践中，定势不都是前行的阻力，没有定势就没有主体的共感和经验移植；“要定势，还要‘并总群势’，要掌握各种各样的势，才可以按照不同内容选择跟它相应的体制和风格来写”^[6]，有声语言表达也是同理，没有定势，哪里有各种各样的“势”呢？定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内容与形式的谐和关系遭到破坏，就会发展成固定的模式，也会改变成新的定势。因此定势并不一定是被动的和静态的，而是一个生成新“势”的起点和产生新的艺术空间的方法。

在有声语言创作中，定势不是自然养成的。表达主体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内心经验与艺术语言基本规律接触和磨合，当达到一定的平衡时，语言创作的定势开始形成。突破定势的确可以带来听感的新鲜趣味，但它并不一定是形式上的新异。求新求异是大众的普遍心理，但是新异因格调和品位的不同，其存在和流传的时间、范围和深度就不同。大众媒介传播欢迎新异并不意味着对它放任自流，任其蔓生恣肆，而是以新异触动听众、吸引听众，进而对其欣赏趣味和品位进行负责任的引导。定势突破的实质是将定势发挥到最接近规律的境域。规律是先在的，但境域是表达主体的经验和判断与规律的对象化的融合。这个境域在表达主体的不断摸索、认识并且以锤炼语言功力的手段去营造的过程中稳定下来，并渐渐地趋向某种理想化的预设。当我们聆听齐越时，分明感受到的是大气磅礴、豪放激越，当我们倾听夏青时，庄重严谨、规整大气赫然显现，而林如的质朴含蓄、优雅甜美都是由定势升华而成的。我们需要定势养成，定势也不一定阻碍创新，关键在于定势不能成为有声语言活化的羁绊，不能成为习惯势力。一旦定势导致令人生厌的语言形式，即有声无物，有声无气，有声无情，有声无韵，有声无神，可以推测表达主体的思维陷入了机械化或磨蚀了创造性，简单地说，就是“主体话语意识缺席”。从听众感知的角度来说，“主体缺席”的声音形式势必引发注意力分散、兴趣转移和审美疲劳。

具体到目前广播有声语言的定势问题，其负面的形象主要体现在语势趋同、“声音品牌”面目模糊等方面。可以仔细分析、归纳为两点：

第一，语速偏快和节奏局促。语速快的现象源于一种理解，有人认为既然广播是时间性媒体，在单位时间内说出更多的话可以传达更多的信息，占据更多的时间资源。表面上看是符合逻辑的，关键问题是传播的对象是具有认知心理过程的人群，而且这些人群的认知能力存在着差异，何况同一个人对不同内容的话语认知的能力也不同。因此，有必要对听众收听心理做一个具体细致的研究，也有必要对不同题材和语体的语言传播在听众接受心理上的具体反应进行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找出一个传播效果最大化的基本规律。语速快与慢的适当性应该根据听觉认知心理的测试和感受满足的主观评价而确定，不是从众心理驱使下的时尚或潮流能左右的。否则，语速和节奏表达不适当，将导致收听状态偏离从容自在，从而削弱广播媒介的根本功能，同时也会影响到表达主体在听众心目中的印象。不同播音样式的语速根据内容、播出时段、听众群体类型、表达主体自然语速的个体特征而有差异，需要具体调查和测定。一般新闻性节目语速快，其中消息播报快于专题、评论和访谈；收听高峰时段的语速快于常态时段，因为此间听众一般处于目的性强的收听状态；面向青少年的节目语速快于针对中老年人的节目语速；女性的语速一般快于男性。但是，速度的差异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明显。大众传播活动中的表达主体职业能力的鲜明特征还在于，在语速和节奏恰当的基础上，进一步观照听觉审美心理的敏感和满足，不但追求听得清楚明白，还须达到听得舒畅愉悦，这是审美层次的要求，也是职业社会学意义的基本规约。

第二，语势单调，有固定腔调。语势单调的表达就像没有主旋律和副歌区分、没有高潮部分的歌曲，听上去好似心不在焉、神思恍惚或是絮絮叨叨、婆婆妈妈。有的表达就像蹩脚的小曲，哼哼唧唧、呕呀啁喳，听众听到前面的话就很容易预测到后面怎么说，缺乏新鲜感和趣味性。我们形象地称之为“唱调”。尽管“唱调”的表达有其固有的起伏变化，甚至可以做到通顺流利，但从整体听感上，变化简陋机械的固定腔调与苍白平淡的表达效果是一样的。而且，这样的表达令听众感到表达主体“动口不动心”，态度不够真诚自然，自己没有受到真正的体贴和尊重。

如何将“自我”中鲜活、自然的个性转化为节目需要的语言个性，涉及语言个性与语言表达功力的关系，这是个令很多表达主体困惑的问题。许多表达主体在生活中是趣味盎然的人，颇具个人魅力，但在节目中却苍白平淡、面目模糊；又或有些在生活中综合素质表现不错的，在节目中却显得水平不高、品位不佳。这是表达主体对职业的本质属性认识不够清晰，职业感和职业状态不够强烈，是职业素质在主体内部的素质系统中不能融通，但归根结底，是表达主体的语言功力欠缺的表现。在节目传播中，表达主体的角色绝对不等同于生活中的原型，强化节目要求的那部分自我，削弱节目排斥的那部分自我，是原则性的语言表达理念。另外，广播有声语言是一种语言艺术形式，虽然是口语语体，但并不是生活口语，不仅在语汇选择标准、语言组织方式、语言目标设定等方面比生活口语端庄、高雅、畅达，在语音、语调、语速、语气、节奏等表达范畴里也要求规范准确、鲜活丰富。在语言规范的基准上，学习和运用正确的发声方法美化音色、音质；明确广播传播语境对语言表达的具体要求，比如对象感集中、真诚，语流起伏变化丰富灵动，语音清晰有力等；使符合节目要求的个性特征流露在语言表达方式中，比如，热情、体贴、敏锐、干练、幽默等，表现在语言表达中呈现出的语言节奏干净明快、语气风趣不俗、语言组织严谨流畅、一语中的等。有些表达主体在节目中魅力尽失甚至面目可厌，不一定是语言思维或语言组织的问题，大多数是因为自我的个性与语言表达所需的功力之间错位，这一矛盾不易解决。

广播有声语言表达的艺术性体现在表达主体对“声音品牌”的塑造上。听众在接触有声语言表达时，或多或少地会产生“感受错位”或“认知杂音”，即节目传播的内容与听众原有的感受、知识、经验、观点、审美习惯等有差异时，听众会下意识地怀疑、拒绝或修正传者的声音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表达主体需要在听众还未理解言语意义、做出清晰判断之前，就以悦耳动听的声音形象占领他们的听觉，这个“亲密接触”转瞬之间完成，它的作用是意想不到的。声音的“首音效应”和“光环效应”有可能伴随整个语言传播过程。美好的声音形象当然同时包括声音形式和内容。作用于听众思维和情感之前首先要给听众美好的感知觉印象，这是塑造声音品牌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频率专业化改革的趋势下，不仅频率的内容呈现系统性、专业化，而且有声语言必须呈现整体性频率特色。这是一个频率的声音品牌。在频率内部，每个表达主体要在频率整体风格的要求下创建和完善自己的声音品牌。

树立声音品牌的另一个要点是锤炼富有文学意味的汉语口语表达。有的人喜欢把普通话表达和英语节目主持相比较，主要目的是想说明两种语言表达的要求、现状、诉求等有多大的差距。诚然，我国大众传播学理论和实践落后于西方一些国家，但有些问题需要具体分析研究，得出客观、冷静、科学的结论，而且关键是要提出建设性的思路和策略。在声音方面，汉语和英语的语音系统差别较大。汉语普通话中有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是音节（syllable），其中的元音响亮而丰满，一般不以辅音结尾，有音乐般抑扬顿挫的声调；英语表达的最小有意义的语音单位是词（word），很多元音夹杂在前后的辅音中，并不一定响亮、圆润，以辅音结尾的词很多，不易听清，只有简单的升调和降调，语流一般比较平。所以，从这一点上看，对英语发音的颗粒感和收音的圆润不能做任何要求。而汉语普通话表达讲究字音的颗粒性，要求字正腔圆、珠圆玉润的听觉美感；汉语普通话有四个声调，在语流中幻化为语调的抑扬顿挫的调性美，而英语以升、降调来区别语法意义，它是不过于强调参差错落、抑扬顿挫的美感的。因此，在语言的韵律、节奏和听觉美感上，汉语普通话表达和英语表达在形式上的可比性并不是那么明显。汉语表达的思维逻辑和英语也有很大不同。英语的语法结构具有很强的拓展性，以中心词领起，使用大量复杂的关系从句，句子叠加式扩展的方向一般是向右的；汉语普通话表达很少运用关系从句，而常常使用复杂的定语、状语或补语，语句中心词有时在后部甚至末尾。这样语法结构上的差别显示了汉语和英语的思维方式不同，继而影响到表达方式。汉语普通话表达的逻辑性相对松散，对于韵律和情感的重视相对强烈得多。常以细腻、复杂、具体的描述和修辞打动人心，通过鲜明的语气和重音表达强烈的情感和态度。汉语的音节特征有利于这样的表达方式，音节（特别是元音）表现得更为清晰、丰满、有力、灵活，与需要表征的意义和情感相互作用，相得益彰。有时我们会看到某个播音员、主持人由于语文水平比较低，导致语言思维不畅通，语汇的择取单调、犹豫或是有失贴切，语言结构组织得凌乱、残缺，不能在思维和表达过程中即时修正、补救和打磨，由于语言思维和表达不同步、不和谐而导致有声语言的风采尽失。有的播音员、主持人语言组织的逻辑比较紧密，观点和主题比较突出，但语言的色彩单一，修辞简单，感情淡薄、刻板，假若多一些文学意味会取得锦上添花的效果。前面谈到了语言自身的隐喻系统能够为语言表达带来生机和神韵，但是如果没有语气和节奏的准确参与，隐喻的活力只能蛰伏在语言的内部，而不能形之于声令听众感悟到。语言的隐喻效果不是语义和语法形式天然承载的，而是通过表达主体的创作，以贴切、鲜明而意象无穷的声音形式表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