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大众传播媒介导致了文字文化和口语文化的巨大差异，由传播方式带来的这两种文化的差异甚至是独立于意识形态和时空概念之外的。西方传播学者预言，媒介的演化导致人类历史正经历着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过程，电子传播使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不再只是偏重视觉、文字和线性结构，一切就像回到部落时期般成为“多重感官认知体验事实”的时代，这就是在更高层次上的重新部落化过程。[1]广播电视传播把口语文化推上了大众传播交往的显著地位，换句话说，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的口语文化特征将导致人类社会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巨大改变。广播有声语言是完全脱离具体画面的单纯依靠声音传播的大众传播口语。与印刷媒介的文字传播相比，广播有声语言传播不利于听众感知传播内容在逻辑上的不一致或矛盾，对听众把握语言的观念性内容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广播传播的方式使听众和有声语言表达主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拉近，传播交往的形式更趋向个人化。同时，广播没有复杂的“入门等级层次”，更具民主性，是典型的“情感媒介”，这样，听众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有声语言表达的情感性；与电视有声语言传播相比，广播有声语言无须与图像配合，相对独立地发挥作用，位于媒介传播的核心地位，并且表达主体的身份认同是通过声音而不是形象，为听众提供了除去传播内容之外的、更多的想象空间和素材。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情感和想象在广播有声语言表达领域的角色地位。离开情感和想象的具体观照，广播有声语言传播不仅失去电子媒介传播的相对区别性特点，而且失去了口语传播的“多重感官认知体验事实”的“重新部落化”的文化魅力。
本书需要简单阐释一下广播有声语言表达所牵涉的几个重要视阈。第一，广播有声语言表达的核心要素是声音，声音感知的通感能力把人的听觉、视觉、嗅觉、触觉、动觉（筋肉感觉）等整合，并作用于语言传播内容，直接对有声语言表达的审美特征发生影响。因此，声音的传播不仅仅实现人们“多重感官认知体验事实”的理想，而且带领听众进入享受有声语言美学价值的精神交往层面。第二，本书的广播有声语言传播特指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播音主持。由于普通话语言特征的规约，广播有声语言表达的审美要求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之上的，比如准确、规范、音韵美等。第三，广播有声语言具体的表达活动是遵循意识形态、国情民意、时代特征要求的。我国广播有声语言传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为世界广播传播提供了多元性、对话性、个性化的典型范例，为世界传播史作出中国独立的贡献。第四，广播有声语言表达的创新不是单纯依赖于传播语境和时代精神才产生的，而是与中华民族深厚的美学、哲学思想血脉相连。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审美评价、美学思想和美学理想是一个成熟的、独特的系统，与中国的哲学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渗透在语言中。语言和美学天然的血缘关系是鼓舞我选定并坚持本书选题的精神力量。
出于对我国广播事业的崇敬和热爱，我认为有必要在导论中对人民广播有声语言传播的历史功绩、业务发展、理论建设进行简明的回顾和梳理。
我国广播有声语言传播具有特殊的发展历程。1923年，《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呼号为XRO）首创于上海，是外国人擅自开办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国情，带有当时鲜明的时代和社会烙印。此后，中国广播呈现民营电台为谋取商业利益而动的商业化特征，典型表现为娱乐化、市民化、庸俗化和政治妥协化。[2]
我国的人民广播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陕北，中国人民的声音嘹亮地响起来，为今后60多年的人民广播奠定了先进性的基础。人民广播随着新华广播电台在延安的开播而诞生，为传播劳动人民的伟业和新文化的强音立下了汗马功劳。播音工作得到党的重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称赞。1947年春节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毛泽东见到播音员时说：“你们广播得很好，广播工作很重要。”毛泽东听了蟠龙大捷和真武洞祝捷大会的消息和评论，称赞播音员说：“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义正词严！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鼓舞人心。真是爱憎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这一时期，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曾视察电台，充分肯定了播音工作的重要性和所取得的成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庄严宣告就是通过人民广播回响在全球。此后，人民广播同共和国的成长一起，经历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文革”10年、开始改革开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20多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广播绽放了首次的辉煌。播音工作也健康蓬勃的发展，业务实践和理论探讨的风气浓厚。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同志对夏青宣读宪法草案给予了高度评价，“真是三分文章七分读”。1965年，齐越播的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在这个时期，原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同志提出突破播音的创作模式，开始无稿播音的研究和试验。60年代初到1966年，广播的播音水平受到全社会的高度赞赏。但是，从1966年下半年到1978年下半年，我国的广播事业滑进了畸形发展的轨道，虽然60年代早期播出了一些受听众欢迎的节目，但嗣后的传播状况呈现怪诞的面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期，广播事业坚持“自己走路”，努力探索广播的特点和传播规律，大胆地进行新闻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逐步进入良性的生存空间。
在广播有声语言传播方面，国家对播音工作的重视和观念的更新令广播很快从“文革”期间的混乱局面摆脱出来，并且开始取得长足的进步。1978年，第11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指出：“广播电视新闻的播出，最后是由播音员来完成的。播音员是有好的传统的，但有些过去适用的播音腔要改革，除发布政令、宣读重要报告、播送重要政治性文章，语调必须庄重外，一般说来，播音员要像知心朋友同听众朋友说话”，“播音速度要根据时代的节奏加以调整。”此后中央广播事业局多次召开全国播音经验交流会，探讨播音改革的方向，提出新时代的播音业务标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1987年开始实施以“加强新闻，精办专题，搞活文艺，扩大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宗旨，按照“早晨以新闻为主，中午以综合节目为主，晚上以文艺为主”的原则全面调整和改革节目布局。在播音方面，改进专题节目播音方式，提倡不同的播音风格，推出主持人形式。1986年底，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借鉴香港电台广播的经验，推出了广播电台运作的新模式，“珠江经验”在当时的广播电影电视部有关研究机构的大力推广下，很快被很多地方学习和借鉴。1992年底到1993年初，上海在借鉴中进行创新，开办上海东方广播电台，节目的表达样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热线电话节目、直播节目、谈话节目等节目形态开始大量运用，节目主持的样式开始出现，扩充了广播有声语言表达的形式。总的说来，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对广播播音的探索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新时期任务不同，播出内容不同，宣传对象不同，必须探索新的广播形式、新的播讲方法，进行恰如其分的语言表达，声情并茂，娓娓动听，使播音风格多样化，百花齐放；一是强调播音在广播中的重要的基础地位。播音要坚持字正腔圆，风格要端庄大方、庄重自然。要大力提高节目主持人的素质，加强基本功的训练，除了规范化、口语化、通俗化之外，还需要掌握多种语言表达形式，重视推广普通话。[3]
广播有声语言的发展和进步同广播传播的总体前行紧密相关。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以珠江经济广播电台为首的一些电台摆脱了文字传媒运作模式的束缚，推动广播走出低谷。但是，相当多的广播电台并没有借鉴到“珠江模式”的精髓，而只是形式上的“克隆”，照搬照抄，使全国广播的情况表面看上去风风火火地进行着改革，但在传媒竞争中和受众的倾向上都不容乐观。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好赶上电视的大发展时期，广播开始被有些人称作“弱势媒体”，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近10年。广播事业是否真的进入发展低迷期了？
电视诞生之初带给广播的冲击是情理之中的，毕竟电视诉诸多感官接收信息渠道的冲击力和吸引力非常可观，声像刺激比单独诉诸听觉的声音要丰富得多，加之当时经济、交通和通讯条件的限制，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亲眼”领略大千世界多姿多彩的样貌，怎能不对电视倍加青睐呢？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电视发展的态势远远超过广播。1999年统计显示，我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广播电视节目实现了卫星传送，有线电视用户已高达7000多万户。全国广播人口覆盖率已达88.21％，电视人口覆盖率达到89.01％。从人口覆盖率上看，电视的确超越了广播。从广告市场份额来看，到1997年，电视广告市场份额上升到24.8％，而广播下降到2.3％，似乎电视强势、广播弱势的局面已定。但是，就近几年的统计数字分析，广播的发展并没有停步甚至倒退，而是不断地出现新动态。据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对1999～2000年全国20个城市居民接触五大媒体情况的调查可以发现，广播的收听到达率不断攀升，1999年每天收听广播的居民为31.3％，2000年，这个比例上升为35.5％，而电视观众趋于饱和，报纸和杂志日到达率有所下降。同时，从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比例、广播自身纵向发展的历史和媒体横向比较的潜在素质来看，广播事业发展不但不低迷，而且势头愈来愈稳健。[4]目前有一部分广播电台在体制和机制改革方面的步子迈得较快，在动态中调整业务和管理的思路，力求最大程度上去除广播传播的不利因素，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把广播办得别开生面，确立了大众传媒群体中最耀眼的“明星地位”，在局部成为强势媒体。比如北京、浙江、黑龙江的交通广播，中央和地方的音乐广播等。美国著名的新媒介研究专家罗杰・菲德勒在《媒介形态变化》一书中说，“新媒介并不是自发地和独立地产生的——它们从旧的媒介形态变化中逐渐产生。当比较新的传媒形式出现时，比较旧的形式通常不会死亡——它们会继续演进和适应。”“演进和适应”的过程不是被动的听天由命，而是创新的过程，否则，即使不会死亡也不会活得很有生气。因此，广播的出路只有在于创新。创新、互动、前瞻、持续发展必将成为显示当代广播生命活力的明显特征。
国家广电总局将2003年确定为“广播发展年”是遵循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方针，应全体广播人的愿望提出来的，这个重要的战略决策为广播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不容错失的大好机遇。这个机遇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时代和社会双手奉送的，是全体广播人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各界切切实实干出来的。要扭转广播是弱势媒体的印象，首先要以响亮的声音和令人刮目相看的业绩，向社会证明广播在多媒体时代无法取代的地位和独特魅力。成功的实践也必须有坚实的、前瞻的理论作为精神动力和发展思路，理论创新的责任和实践创新的说服力有机结合才能提高广播的整体竞争实力。
广播有声语言表达的理论研究方面，播音理论的建设从最初陕北台的“十天工作总结”，到1954年的《播音员和播音工作》、《播音员和实况广播》、《克服报告新闻的八股腔》、《播社论的体会》、《把现实中的情景鲜明地再现在听众面前》等为播音专业发展奠定思想理论基础的五篇实践体会文章；从学习和翻译前苏联播音工作经验、理论，到1955年“全国播音业务学习会”开展业务学习和讨论总结出结合实际的“本土化”经验；从组织业务学习讨论和传授业务经验，到以《中国播音学》为代表的系统的播音主持理论的创立，中国播音理论从广播播音经验汇编的萌芽时期走向有声语言艺术理论体系开始成熟的发展时期，其中饱含了几代播音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的巨大的智力劳动和智慧结晶。
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在意识形态、传播规律、传播语境、社会责任、文化传承等多种因素综合制约下，我国当代广播有声语言已经形成一种特殊的语体，并且体现出当代民族性、文化性、时代感和汉语普通话的独特魅力。优秀广播有声语言的示范作用会带动听众语言听辨力和审美能力的提升，进而影响大众的语言行为方式和创造能力。这样的语言与社会共变的关系是良性的，能够为表达主体进一步地发掘广播机制中利于有声语言发展的因素提供富饶的土壤，打开广播有声语言价值和审美功能的新局面。
广播有声语言表达在人民广播成长的初期，根据革命斗争和宣传的需要，不断在实践中摸索，总结经验体会，形成了适应当时广播传播需要的表达样式和总体风格。那时的播音充满革命的信心、战斗的欢乐和传递“中国人民战胜艰难险阻、走向胜利的声音”、“人民和党政治上一致的声音”、“中国共产党堂堂正正的真理之声”的“无比自豪”。[5]虽然经历了“文革”期间“高、平、空”、“冷、僵、远”的混乱和倒退阶段，广播有声语言表达并没有丧失本身具有的顽强生命力，在播音一线的实践者和播音理论工作者的共同追求和努力下，广播有声语言坚守“规范性、庄重性、鼓动性、时代感、分寸感、亲切感”的表达特点，遵循深入理解—具体感受—形之于声—及于受众的创作规律，努力实现“信息共享、认知共识、愉悦共鸣”的语言大众传播功能。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导下，广播传播的思路愈来愈开阔，广播有声语言有稿播音和无稿主持的样式丰富多彩，宣读式、讲解式、谈话式、朗诵式在不同形态和内容的节目中灵活运用，语言风格多姿多彩的面貌从多个角度和层面上满足和提升听众的认知及审美需要。
广播有声语言的语体特点首先是规范化，这是本书阐述广播有声语言表达创新价值的基础性前提。我国的人民广播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为语言规范的法律依据和指导方针，在坚持大众传播语言规范化的道路上，广播语言走得坚定而扎实。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提出，“电台广播员、电影和话剧演员，他们也都是语言规范的宣传家，每天有无数的观众和听众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向他们学习。他们在普通话的推广上，过去已经有过很大功劳，今后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推广普通话的情况下，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自然也就必须加强自己的语言的规范。”从那时到今天，广播有声语言一直较好体现着语言规范的要求。1994年，原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广播电影电视部共同发出《关于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决定》，要求对播音员、主持人等专业人员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逐步实行持普通话水平合格证书上岗的规定。事实证明，这个决策和办法对广播有声语言规范起到了约束、促进和提高的作用。相当数量的播音员、主持人经过培训和测试，达到规定标准。这是国家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推动大众传播语言规范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传播语言的规范工作不仅仅局限于普通话的测试和培训，广播电影电视部还制定了《关于中央三台〈播音员、主持人持证上岗暂行规定〉的意见》，明确要求播音专业人员，从1998年1月1日起，实施持证上岗，通过测试获得相应的《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是播音员、主持人上岗的必备条件之一。作为行业的从业规定，广电部明确规定，省级以上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主持人的普通话水平应达到一级甲等。播音员、主持人上岗还需要通过专业考评和随机的业务考核。国家广电总局分别于2001年和2002年，颁布《播音员主持人持证上岗规定》和《〈播音员主持人持证上岗规定〉实施细则》，决定于2003年开展全国播音员主持人持证上岗资格考试，这对于广播电台、电视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进一步提高广播电视节目质量，加强和规范播音主持从业人员的资格管理和岗位管理，促进播音员主持人队伍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广电总局规定的精神，持证上岗资格考试从政治思想素质、政策理论水平、现实表现、业务能力、职业道德和基础知识等几个方面对播音员主持人进行全面的考核，对播音员主持人的基本专业素质要求是“德才兼备，声形俱佳”。这项资格考试虽然还没有对播音员主持人语言功力（比如，广播播音要做到以情带声、声情并茂、悦耳动听）进行整体要求，但是对提高节目传播的质量起到监督、检验和促进的作用，对提升专业队伍素质的整体水平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广播有声语言传播的现状是有目共睹的，主流是规范大方、时代感强，其中不乏经典的表达。在广播再现辉煌的“爬坡”阶段，我国人民广播60多年来艰苦奋斗、继往开来的巨大成绩和当下的探索是发展创新的宝贵财富，本书的初衷和努力目标，就是试图踏着前辈耕耘的足迹，借助“广播发展年”的大势，在客观分析广播的相对优势和劣势的基础上，深入探索广播有声语言创新和发展的根本思路。同时也是表达我对前辈学人的深深敬意。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会渐渐不满足于物质的、有形的具体对象的直白坦露，逐渐转向更为高级的审美层面追求。广播的非可视性和非回复性的传播特点正好提供了巨大的想象、创造空间。诉诸听觉联想和想象，广播有声语言以声音的延展性、模糊性、情感性、形象性占据了很多“审美的耳朵”，为听众提供了“视通万里”、“思接千载”的机会和可能。广播事业的长足发展就是建立在对广播传播中所谓的“劣势”里优势因素的研究、开掘和利用之上的，这将是逐渐认识和靠近广播传播规律的艰难跋涉。本书首先对广播的优势因素进行“沙中淘金”式的分析，即分析诉诸听觉想象的有声语言给听众带来的发挥想象力、创造力的审美满足感，然后进一步探询传受互动中语言表达在美学空间中的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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