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此时此刻，全人类已如履薄冰，冰面正从四面八方裂开：“现在，人类物质力量的增长，已足以使生物圈变成一个难以栖身的地方。如果人类仍不能一致采取有力行动，紧急制止贪婪短视的行为对生物圈造成的污染和掠夺，就会在不远的将来造成这种自杀性的后果。”[3]汤因比写道：“直到当代，人们才恍然认识到，人类的出现对生物圈内包括人类本身所有生命的栖身带来了威胁……因此，我们处在生物圈的历史，以及它的造物和居民之一——人类的一个短促的历史转折点上。人类征服了生命的母亲……如果生物圈被搞得不再适于栖身，人与其他一切物种都将遭到灭绝。”[4]
汤因比寄望于人类良知的自我觉醒：“人类是大地母亲的最强有力和最不可思议的孩子。其不可思议之处就在于，在生物圈的所有居民中，只有人类同时又是另一个王国——非物质的、无形的精神王国的居民。在生物圈中，人类是一种身心合一的生物，活动于有限的物质世界。在人类活动的这一方面，人类获得意识以来的目的就一直是使自己成为环境的主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他的这种努力已经成功在望，自身的毁灭可能也已遥遥在望了。但人类的另一个家园，即人类的精神世界也是全部客观实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生物圈的区别，在于它是非物质的和无限的。在精神世界的生活中，人类发现他的使命不是谋求在物质上掌握环境，而是在精神上掌握自身。”[5]
没有比这段论述更经典、更简洁也更深刻地描绘出“人在宇宙中的恰当地位”以及人生的本质：在物质上，人是有限的，是身心合一、交互为用的生物，尽管屡屡遭受挫败，他总是企图成为环境的主人；在精神上，人是无限的，人能够通过无限的精神潜能掌握自身，从而获得无限的精神自由，即：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超越了环境的一切束缚与局限。
从物质有限性向精神无限性的升华，是古典世界观的基础。希腊人的箴言是：“认识你自己！”与之表面相反的箴言——基督教的教诲是：“舍弃你自己！”佛陀的教诲是：“消灭你自己！”无论是理性认识的世俗行动，还是舍弃自身的宗教作为，其核心都是：意识到个体物质存在的有限性，进而在精神上超越它。超越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心灵的平静与自由。
孔子以人生的不同阶段象征人类成长的历史：“十有五而志于学”，这是在好奇心引领下热情探索一切并最终确立人生伟大志向的“希腊阶段”，孔子称之为“兴于诗”；随着对物质世界有限性的认识不断深化，人的道德自我开始挺立起来，以应对物质世界的各种有限性问题，尤其是人类社会性交往中产生的问题，此即“三十而立”，《礼记·学记》所谓“强立而不反”，孔子又称之为“立于礼”，“礼”就是自我约束，以应对一切有限性问题：生死、善恶、得失、荣辱、一切社会生活中必然出现的是是非非、一切文明的盛衰起落，孔子一概以“礼”作为协调的准则，一切对立矛盾的因素，因彼此自我约束而化解、而和谐，人生因此立于“不惑”之境。这大致相当于克服有限性的“宗教阶段”，但中国人认为：无限性不是上帝，而是真正“无限定”的“道”，因此一切宗教都被哲学化和伦理化了；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一次次从物质有限性中自我振拔出来，进入音乐般和谐美妙的精神自由之中，孔子称之为“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又可谓“成于乐”。
天命是中国文化中具有最高强度的词语。天命指向每一个人的人生。《大戴礼记·本命》云：“分于道者谓之命，分，制也。”人之天命意味着：人受制于天，人受制于道，人知天命，即知道自己的局限，进而在物质局限之内寻求精神解放之途。行文至此，笔者突然领悟孔子将“心、欲、矩”三词连用以形容人生最高境界的深刻意味：心之所欲无穷，但宇宙有一定之规，只有认识到物质世界以及依附其上的人类文明社会的种种局限（“矩”），人的精神才获得自由。行文至此，笔者心生感动、寄慨遥深：古今中外，“伟人”多多，但以5000年的人类历史衡量，大多不过沧海一粟，有的更是昙花一现，只有孔子的思想，才真正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是变幻不息的思想潮流之下的真正大海。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云：“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陈致平《中华通史》称孔子为“人类的巨星”，实乃千古的评。孔子的思想确实灿若明星，照耀着人类历史，尤其照耀着今日世界的浓浓黑暗。
笔者幼年颇不喜“规矩”二字而好“反抗”之谈，读《论语》时，对“不逾矩”、“克己复礼”之说深不以为然；待阅历增长，始知自然与社会均有局限，无限自由只能靠社会层面上人的自我约束、彼此协调和在精神层面上人的自我控制与自我升华来实现，此时反观《论语》，方如梦初醒：心之欲也无涯，物之生也有涯，以有涯逐无涯，必殆。从有涯之生中悟道之无涯，心之所欲方可入广大和谐之境，发而为翱翔不尽的美妙音乐。
贝多芬在钢琴奏鸣曲《悲怆》的第一乐章中，以强烈的叹息与火热的旋律象征现实和理想的冲突，而深情柔美的第二乐章则如同剧烈冲突之后的休养生息、更深沉的思考、矛盾的和解与协调。第三乐章作为终曲，以轻快活泼的节奏开始，仿佛青春重新焕发了活力，阴郁的调子、无可奈何的叹息被欢乐的浪潮所淹没，音乐在一派阳光与明朗中涌向终点。威廉·肯普夫的演奏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一点：音符犹如清流，欢蹦乱跳地从长满青苔的岩石之间泻下，直沁人的心田。80年代初从录音机中录下这段音乐时，播音员，一个深沉的男声，以优雅的节奏和语气，诉说着“贝多芬那个时代德国进步知识阶层丰富的内心世界”，尽管这篇解说词错误地认为第三乐章的“斗争性不强”，把杰作误认成“败笔”，但整个节目的气氛令人陶醉。2001年，中央电视台开播科学教育频道，一个靠写小说出名的女人，在电视上一边不停地挥动胳膊比画着，一边以“现代音乐”的不屑，形容贝多芬的音乐是“过了时的大浪漫”。
站在这个无知女人背后的，是同样无知的近代世界观。与古典世界观对物质有限性和精神无限性的深刻认识不同，近代世界观认为物质是无限的，人类认识、控制物质世界的理性能力也是无限的，惟一有限的，是人类的精神生活，它受制于物质生活，是物质生活的反映。受近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短促而虚假的“繁荣”鼓舞，近代世界观在物质无限观、理性无限观之外，发展出一种线性时间观，认为时间也像空间一样有起点和终点，并且直线前进，同时时间又是可逆的，人可以借助某种方法回到过去。在此基础上，现代人形成了所谓“进步”的历史观，他们一口咬定自己是历史发展的最高峰，此前的一切都是“落后的”、“过时的”。
这才是真正无知的“大浪漫”，自我吹嘘与炫耀这一人性弱点的大暴露。现代历史因为这种无知正遭遇惨败。汤因比以亲身经历宣告了这种不可持续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破产：“一位出生于1889年的英国中产者认为，从他开始认识周围世界时起到1914年8月这段时间，人间的天堂即将来临……对于一个像本文作者这样，生活于1897年前后的英国中产阶级的孩子来说，那一年，正是英国举国欢庆维多利亚女王统治60周年的日子，仿佛他所诞生的那个世界已超乎于历史之外，因为历史所意味的‘开化’民族已将不公正、暴力和苦难都留在身后，它们将不复重演。人们就是如此天真地看待这一切的。西方文明才是‘文明’。它是惟一的文明，它的兴起及在全世界的统治是必然的，它的功德也是值得大加赞扬的。‘文明’已经扎下了根，而这正是历史如今已经陈腐了的原因。”[6]
陈腐的近代世界观一再宣扬自身的伟大，尚不知道自身已步入崩溃的边缘。汤因比写道：“成为乐观主义者根据的那些（现代）成就，确乎是令人难忘的。但这些成就中的每一个都不是尽善尽美的，自身就孕育着产生未来灾难的种子。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瑕疵已是洞若观火了……”[7]他指出，灾难的种子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已经种下：“18世纪中后期开始于英国的技术和经济革命，转移到了农业、畜牧业和工业。1871年，这一革命超出了英国，席卷欧洲大陆，并且叩响了北美和日本的大门。时至20世纪70年代，这一革命仍有方兴未艾之势。尽管这场革命似乎仍未完结，但是当我们今天回首往事时却可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工业革命使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发生了颠倒……迄今为止，像生物圈中的其他芸芸众生一样，人类仍无法超越生物圈为他提供的生存空间的限制……事实上，连同人类在内的一切物种，迄今为止都生活在生物圈的恩惠之下。而工业革命却使生物圈遭受了由人类所带来的灭顶之灾。人类植根于生物圈并且无法离开它而生存，因此，当人类获得的力量足以使生物圈不适于人类生存时，人类的生存便受到了人类自身的威胁。”[8]
工业革命不仅破坏了生物圈使人类面临自我灭绝，它的另一个直接的社会后果是贫富分化、贪欲膨胀和道德堕落：“生活和劳动条件以及收入和财产分配方面的这些变化，以不公正和痛苦为代价而使国民生产总值得到增长……这些就是物质财富生产的增长给人类带来的自相矛盾的和不幸的结果。造成这种社会弊端的原因在于那些掀起工业革命的企业家们的动机。他们的动机是贪欲，而贪欲则使人们摆脱了传统的法律、习惯和意识形态的束缚。”[9]
汤因比在论述1763～1973年这200多年的世界历史时，非常鲜明地把标题和主题确定为“生物圈”（《人类与大地母亲》第八十、第八十一章），这意味着，作为对人类事务具有超人的敏锐与深刻洞察的历史哲学大师，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已经看穿了自己所处时代最紧迫的课题以及自己身后的世界命运。他总结自己的祖国——英国——“在这一时期的最大业绩是开创了工业革命。在这一革命的进程中，为了博取人类的欢心，英国打破了生物圈与人类之间的力量平衡，而这最终将使生物圈在人类力量的作用下，变得不适于所有生命物种的生存，其中也将毫无例外地包括人类本身。”[10]
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此前是人与万物的和谐被偶然的政治动荡打乱的历史，而在今天，一切和谐都被打破了。人类“内心深处的交战”与外在世界的战火燃成一片，硝烟污染了大气层。“1914～1973年成为全人类自相残杀的苦难时代。”迄今这一残杀仍在全球各地继续着。人类在自相残杀之余还把屠刀对准养育自己的母亲：“在大规模地把非生命的自然物理能用于机器之前，人类还不具有把生物圈破坏和剥夺到山穷水尽、不可救药地步的力量……在今天的生物圈内，除了人类自身之外，不存在能置人类于死地的敌人。科学在技术方面的应用，已经使人类变得越来越可怕。”[11]
现代化机械大生产使人类付出了高昂的精神代价：“随着每一个技术方面的进步，机械性的工作越来越使人在精神上遭受痛苦。传送带和装配线的发明，增加了生产，降低了成本，却付出了精神上的代价，它把男人们和女人们变成了‘被科学地管理’着的机器上的齿轮。”[12]齿轮是没有思想和感情的，人的“齿轮化”造成现代社会普遍的精神委靡与文化堕落，恶俗淹没了一切。机械化使生产劳动更为物质化、单调化，并以减少人对精神需要的满足作为代价，这造成工作乐趣与质量标准的下降。假冒伪劣充斥了社会各个角落，厚颜无耻代代风行，人们的口头禅是：“我是流氓我怕谁！”
汤因比深入分析了当代政治体制：“自15世纪由于中国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掌握了航海技术而使人类文明世界连为一个整体以来，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一直是某种经济上的时代错误……人类已经变得依赖于经济上的全球一体化，但仍不愿在政治范围内放弃民族分立。尽管从1914年以来，它已经导致了战争浩劫，但这种不相适应的状况仍在继续。接踵而来的是，人类事务已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致使整个人类社会陷于瘫痪。”[13]
当代世界高度依赖民族国家或地区性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和政治领导，偏偏这种决策和领导是不值得信赖的：“我们已经论及了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分化为地区性主权国家和它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全球一体化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人类当今困境的症结所在。人们需要某种形式的全球政府来保持地区性的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和平，来重建人类与生物圈其余部分之间的平衡，因为这种平衡已被作为工业革命结果的人类物质力量的空前增长所打破。然而，这项全球规模的事业的艰巨性和非个人所为性令人望而却步……进一步的分化正在导致商业的难于管理和信息的难于理解。规避的行为并没有消除这种过剩现象，相反，人们仍允许这种现象继续扩大并可能使它最终为人类所无法控制。”[14]
在《人类与大地母亲》的最后一章（第八十二章）“抚今追昔，以史为鉴”中，汤因比进一步指出：“地区性主权国家是一种难于掌握的机构。它们是两头落空。”一方面，高高在上的国家机器经常无力唤起人们进行自愿合作；另一方面，这些国家有足够的力量挑起战争，却不能缔造和平。“当今世界上的地区性主权国家，都没有维持和平的能力，也不具备把生物圈从人为的污染中拯救出来，或保护生物圈的非替代性自然资源的能力。政治方面的这种全球性的无政府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人类文明世界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已经成为一个整体。”[15]
目前日益加剧的生态灭绝已不容许任何形式的拖延：“在这些使人迷惑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判断是确定的。人类，这个大地母亲的孩子，如果继续他的弑母之罪的话，他将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他所面临的惩罚将是人类的自我毁灭。”[16]
汤因比呼吁全人类的道德觉醒与精神变革：“这最近200年间的进步，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财富和力量，人类作恶的物质力量与对付这种力量的精神能力之间的‘道德鸿沟’，像神话中敞开着的地狱之门那样不断扩大着裂痕。”[17]生态灾难呼唤着人类精神的新生：“在这200年中，人类已使他的物质力量增大到足以威胁生物圈生存的地步；但是他精神方面的潜能却未能随之增长。结果是两者之间的鸿沟在不断地扩大。这种不断扩大的裂隙使人忧心忡忡。因为人类精神潜能的提高，是目前能够挽救生物圈的生物圈构成要素中惟一可以信赖的变化。”[18]
汤因比预感到：“似乎可能的是，这种（政治）统一将推迟到人类自身酿成更大的灾难之时。”[19]波澜壮阔的巨著《人类与大地母亲》以这样的警句结束：“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20]
目前的人类仍然处于浑浑噩噩之中，全球政治领导人、企业领导人、媒体尤其是广大民众的生态觉悟，是地球和人类自身起死回生的关键之所在。当此生死存亡之秋，当许多国家仍在公开或秘密地进行核实验、核扩军、核讹诈的时候；当各国政府、企业和媒体仍在推诿塞责目前迫在眉睫的生态环境责任之时；当全球化的风险日益加重之时；当富翁们竞相花钱搭乘宇宙飞船遨游太空，把他们麻木不仁的德性撒播到全宇宙之时；全世界人民必须紧急行动起来，焕发因上述情况而屡屡受损的人类良知，为了自己和子孙的未来，进行伟大的“环境抵抗运动”，为一切人、一切生命而战，这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行动：如果胜利了，历史将继续；如果失败了，无人能够幸存。在这全球规模的绿色行动中，将回荡着中国古老智慧的壮丽音乐：“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阴阳不测之谓神。”（《易传·系辞》）“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老子：《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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