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传播中主流媒体的角色与功能研究

1.2　危机传播中主流媒体的角色与功能研究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主流媒体片面听从党政机关的管理，忽视媒体的公共服务功能，致使公共危机发生后，主流媒体的功能仅仅是做党和政府的“传声筒”。2003年，“非典”事件成为媒体在危机传播中角色转变的一个突破口。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按照1989年出台的《关于改进突发事件报道工作的通知》的规定，遇到包括疫情在内的重大突发事件，要请示国务院领导，一般由中央新闻单位报道，必要时由新华社统一发稿。同时由于正处于“两会”期间，中央新闻单位都没有给予重点报道。主流媒体的集体失语，使得公众因无法获知准确信息而引发骚动，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成为人们了解环境变动的唯一选择。2003年4月1日起，国务院党中央开始正视公共危机，由相关媒体每日向公众通报疫情，疫情通报完全放开。也是从2003年开始，我国主流媒体在公共危机中承担的角色开始由单一的“传声筒”向多角色转变。

2004年，史安斌率先提出主流媒体“传声筒”角色需要转变，认为我们坚持新闻媒体的“喉舌”定位，绝不意味着媒体是政府“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附庸。他们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进行舆论监督的“平台”，他们既要及时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也应不遗余力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³⁾龚新琼详尽阐释了大众传媒的核心功能是环境守望功能。她认为环境守望是媒体注定的社会责任与生存的必然选择。2006年《国家公共卫生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出台预示了大众传媒没有了这样那样逃避守望的借口，坚定执著与敏锐透彻将成为大众传媒实现守望功能的精神追求与专业保证。衡量守望是否实现的标准是所传播危机信息的质量即危机信息的真实性、时效性和准确性。政府观念的转变和传媒职业的自律是大众传媒环境守望功能实现的关键。⁽⁴⁾

从2008年开始，中国开始进入公共安全事件高发期，公众对公共危机报道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关于公共危机的报道呈现越来越透明化、公开化的趋势。不少学者则从“5·12地震”、“瓮安事件”等个案入手，解析主流媒体的角色和功能，其重点基本集中在媒体的“预警功能”、“传播功能”、“引导功能”和“监督功能”这四个基本方面。吴廷俊根据“瓮安事件”中主流媒体角色的变化，提出主流媒体角色的转变需要靠媒体自醒或法律的强制，而不该是行政命令;同时他也提出主流媒体在公共危机中承担着“及时真实的传递信息”、“引导社会舆论”、“缓释社会情绪”以及“对危机事件进行深刻反思”四个方面的功能。⁽⁵⁾陈力丹提出新媒体的发展和普及，使得突发事件中仅凭党政权力压制媒体的做法已经不再可行。大众传播渠道被封锁以后，以手机等新媒体为载体的人际传播仍在继续，公众转向其他渠道满足信息获取的需求，反而加大信息传播中的噪音，使真实信息的传播受阻，为危机爆发埋下祸根。至此，应对突发事件现在已经不能由政府单独完成了，需要将媒体纳入应对措施中，媒体担任着从突发事件爆发前的预警和监测，危机处理中的状态评估、信息传递、利益相关者的调节，到危机恢复期的形象塑造中的主导角色。⁽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