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前提下生产劳动中的媒介生成

二、分工前提下生产劳动中的媒介生成

（一）分工的源起与作用

何谓分工？王建军认为，分工是一个人或某个经济组织将现有的一部分（或全部）操作或职能分割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操作或职能，并交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经济组织去从事的过程。分工属于经济组织与制度概念范畴，而非单纯性的技术因素，其从静态上看，是一种状态或水平，从动态上看，则是一个发展过程。^[2]

亚当·斯密认为，分工起源于具有自然差异的人的才能，并起因于人类独有的交换与易货倾向，交换及易货属私利行为，其利益决定于分工，假定个人乐于专业化及提高生产力，经由剩余产品之交换行为，促使个人增加财富，此过程将扩大社会生产，促进社会繁荣，并达成私利与公益的调和。进一步地，亚当·斯密指出了分工促进劳动生产力提高的三大原因：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专业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需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发明，只有在分工的基础上方才可能。^[3]

而在主要批判继承了威廉·配第与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关于分工的起源，马克思指出：“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分工（即所谓的自然分工）。”进一步地，马克思认为，分工只有人的生理前提远远不够，还必须有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按马克思的理解，分工与生产力是一种互为因果的逻辑关系，“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明显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还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分工与生产力的交互发展，“分工的自然形成的性质”逐渐为分工的社会性质所取代。^[4]所谓的社会分工由此诞生。

分工尤其社会分工在人类发展历史中的作用十分重大：其一，在一定意义上讲，分工就是生产力，分工发展的程度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分工也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分工还是人类科学文化发展的重要推手。其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样：“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分工愈发达，积累愈增加，这种分裂也就愈剧烈。”分工是私有制、阶级产生的重要条件，是阶级对立的重要原因，也是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以及城乡利益冲突的力量来源。其三，分工是导致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的全面解放目标的实现难度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

（二）分工、生产劳动与生产力

1．从生产活动到分工

按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类需要可以划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自尊需要与自我成就需要等五个层次，其中，最为基础的是维持自然生命延续的生理需要，如吃饭、生育等。

从诞生之日起，人最重大也是最基础的任务显然是个体生命的存在与族群的延续，即人自身的生产，而要保证人自身的生产，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就必须被满足。但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时代里，即使如此基本的需要，以个体方式生存的人显然都很难得到满足，因此，为了维持基本生存，人必须想方设法寻求到能满足自身需要的物品，于是，在物质资料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在“交换”活动还没有出现（或者说还没经常性发生）之前，基于性别、天赋差别、偶然性等诸多不同的客观因素，自主意识（非本能反应）的生产活动（如采摘、渔猎等）即已开始。在不同的个人与族群之间，作为分工发展第一阶段的自然分工出现了并主要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按性别和年龄的差别所形成的生理分工；二是在地域资源的差异及自然产品差异性基础上形成的分工，即自然地域分工。

在自然分工出现之后，由于自主意识的生产活动均具有鲜明的过程特性，因此，如果某个生产活动的全过程均由一个人独自完成，效率将极其低下，这对满足人的生存与种族延续之需将十分不利，更遑论发展之需。于是，先民们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逐渐认识到，将某个生产活动的全过程分割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操作或职能，并交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去完成将更为有效，这样，社会分工（如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便出现了。

作为人类从事各种生产活动（劳动）的社会划分及其独立化、专业化，社会分工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社会分工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活动的效率并使物品的剩余成为可能，于是，在不同的个人或族群之间，以物换物的交换行为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多，“市场”也因此而逐渐形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出的发生在东大陆原始社会后期的三次社会大分工，即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商人阶级的出现也才成为了公认的结论。

2．从分工到劳动^[5]

作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配第，在面对具体的实在劳动时，从理论上“一开始就是从它的社会总体形势上当作分工来理解的”。马克思曾指出：“配第也把分工当作生产力来论述，而且构想比亚当·斯密还要宏大……他不仅像后来亚当·斯密以制针业那样举出制表业为例，而且用大工厂企业的观点来看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在配第的理论体系中，各种特殊性的分工是社会使用价值的劳动形式，分工本身是作为社会劳动的总体形式，社会劳动是分工的本质内容，分工的进一步抽象就是劳动。

亚当·斯密也以分工为逻辑起点构建了其庞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尽管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分工”仅作为哲学范畴的一个概念，被马克思认为是作为类的活动的人和作为类本质力量的显然外化了的表现，但通过在《哲学的贫困》里正面评价亚当·斯密的方式，马克思肯定了亚当·斯密“把一切政治、党派、宗教都归结为经济范畴”“财产是国家的本质，发财是国家的目的”等观点，并以此承认了亚当·斯密关于分工的本质内涵是劳动，即社会劳动的核心主张。从此开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三大支柱之一（此外还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研究把对社会问题的探讨转向了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活动，并试图从生产劳动出发揭示私有财产和劳动与资本对立的根源。为此，马克思首先指出了物质生产劳动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

由于分工的出现给人类的生产劳动带来了重大影响，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全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一致同意：分工同生产的丰富，分工同资本的积累是相互制约的。”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换言之，社会分工也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马克思的“分工的本质——劳动一旦被承认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分工就自然不得不被理解为财富生产的一个主要动力”的观点将社会分工问题与生产劳动密切联系了起来，这不但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而且推动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生产活动的秘密，并从中找到了社会历史活动发展的基本规律。

总体看来，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分工是一个在生产活动中产生和发展着的具体历史范畴。

3．从分工到生产力^[6]

就社会分工与人的生产活动的内在联系上看，它是生产活动的表现形式，既表现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表现了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形式，体现了社会分工在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中的统一。

一方面，就社会分工的生产力属性而言，社会分工意味着生产资料和社会劳动在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之间的一种客体性划分。这种划分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同时又反过来推动着生产力的提高。马克思注意到，从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的变革中可清晰地看到社会分工的历史演变，即“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而自发地或‘自然地产生的’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正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造成了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造成了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三者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又以社会分工为中介规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是形成和制约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基础。社会分工所具有的生产关系属性，意味着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分离，意味着生产资料和社会劳动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匹配，即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阶段还决定个人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就包含着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不同形式。”

（三）“分工”即“信息”

由于分工是一个人或某个经济组织将现有的一部分（或全部）操作或职能分割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操作或职能，并交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经济组织去从事的过程，其从静态上看，是一种状态或水平，从动态上看，则是一个发展过程。

从分工的以上定义出发，以下内容值得高度重视。

1．从本体论出发

从本体论出发，即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信息是事物的存在方式（事物的内部结构和外部联系）和运动状态（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上变化所展示的特征、态势和规律）的核心表现形式之一，而在这里，所谓的“事物”泛指存在于人类社会、思维活动和自然界中一切可能的对象，自然也包括在生产活动（即劳动）中的全部所涉之物，因此，作为生产活动的构成要素之一，信息作为生产劳动的工具与对象的属性毋庸置疑，再加上“分工的进一步抽象即劳动，分工的本质即劳动”等已在前文被确定下来的重要结论，分工即为信息的论断自然成立。

2．从认知论出发

从认知论出发，信息是主体所感知或表述的事物的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其中，主体所感知的是外部世界向主体输入的信息，主体所表述的则是主体向外部世界输出的信息。

通过对分工概念的分析我们得知，人作为分工主体的地位确定无疑，在分工（即劳动）中，分工主体（分工者，也是劳动者）总是需要把对各种生产活动（即生产劳动）的操作或职能的划分及时、无随机性地传递至分工对象（即分工定义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经济组织”），因此，分工者这一主体在分工中显然会经常性地对外“表述”以消除分工要求的不确定性。于是，分工主体对外部世界输出的“信息”产生了，正如信息论奠基人香农（Shannon）认为的一样：“信息是用来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这无疑很好地暗合了传播学关于信息概念的基本认知，因为从传播学出发，信息被认为是在一定情况下能够减少或消除不确定性的任何事物，是人的精神创造物。

很显然，分工者作为分工主体对外部世界（核心是分工对象）关于分工的表述，显然符合认知论意义上信息定义的基本内涵，因此，至少在“分工”作为持续性过程中的分工主体向分工对象的表述环节，分工即信息的结论成立。

进一步地，作为一个过程型的认知对象，分工及其本质——劳动总是要求获得一个确定的结果，因此，仅有分工主体对分工对象（客体）的“表述”以及建立在该“表述”上的信息，显然并不充分，期待发生的确定性结果自然也可能不会出现。

实际上，分工对象对分工主体对外表述的信息的接受与反馈（即分工主体对分工对象作为外部世界的感知）作为另一类认知论意义上的信息，其对分工最终的效果影响巨大。实际上，只有当分工主体关于分工对外部世界的“表述”与其“感知”到的来自外部世界的输入信息（即分工对象向分工主体的反馈）高度一致时，分工主体和分工对象才能就分工所涉及的操作或职能划分形成共识并进而保证分工（即劳动）的最终效果。恰如控制论创始人维纳（Norbert Wiener）认为的一样：“信息是人们在适应外部世界，并使这种适应反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互相交换的内容和名称。”

（四）信息作为生产工具

1．生产工具理论部分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生产力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包括了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三大核心要素，其中，劳动力作为生产力中“人”的因素，总是最为活跃。

劳动工具，亦称生产工具，作为生产资料的核心构成，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用来直接加工劳动对象的物件，是人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媒介，是生产力作为改造自然的现实物质力量的集中表现，它被用于劳动者和劳动对象之间，起着传导劳动的作用。生产工具作为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其发展水平，决定了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广度和深度。

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是人类生产劳动过程中独有的特征，人类生产劳动即从制造工具开始。生产工具在生产资料中起主导作用，社会生产的变化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发展上，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发展上开始的。生产工具不仅是社会控制自然的尺度，也是生产关系的指示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样：“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7]

生产工具的内容和形式总是随着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早期的生产工具（石木工具、金属工具）依靠劳动者自身体力用手操纵；其后的机器则逐渐形成了复杂的体系；而现代的自动化工具，又增加了以计算机为核心的自控装置，生产工具的日益复杂化，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2．信息作为生产工具

本书在前文部分已指出，在本体论层次上，信息是事物的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的表现形式之一。在认识论层次上，信息是主体所感知或表述之事物的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恰如控制论创始人维纳（Norbert Wiener）认为的一样：“信息是人们在适应外部世界，并使这种适应反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互相交换的内容和名称。”而从传播学出发，信息指的是在一定情况下能够减少或消除不确定性的任何事物，是人的精神创造物，正如信息论奠基人香农（Shannon）定义的一样：“信息是用来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信息的工具属性已经开始显露出来。

继续回到“分工”概念的定义，我们将发现，当分工者将生产活动中的职能或操作以有意义的符号“表述”给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工对象时，“分工（劳动）信息”产生了。

进一步地，当这些分工信息被分工对象（劳动者）应用于生产活动中去之后，信息（尤其是分工信息）将自然而然地被分工者（劳动者）作用于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对象上，并将使劳动对象的面貌、性质、属性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信息成为能够“加工”劳动对象的特殊工具，于是，信息本身也演变成为生产工具。

（五）从生存需要到媒介生成

首先需要强调，在前面已给出了“分工”即“信息”的重要结论，结合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经典定义，分工（即劳动）与媒介这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关的概念，至少可能以信息概念为中介被合乎逻辑地联系起来。

在营销学经典理论中，有一条影响极其深远的逻辑进路：需要（指人没有得到某些满足的感觉或感受状态）—欲望（指对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具体对象的愿望，更指建立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不同基础之上的需要，与需要不同，欲望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选择性）—需求（是以购买能力为基础，有能力实现的欲望，也指有能力实现的对某个具体对象的欲望）。

在这条层层递进的路径上，需要作为起点，经欲望为中介达至需求这一终点。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条路径可以简单解读为：因为人类有需要，所以人类有欲望；因为人类有欲望，所以人类有需求。也可解读为：需要是滋生欲望的温床，欲望是支撑需求的基石。

借鉴以上路径的思路与结构，本书认为，在分工（即生产劳动）的形成过程中，存在着一条“生存需要—生产活动—分工（劳动）”的逻辑进路，并且，正是在这一路径的作用下，媒介被最终催生并反作用于分工（生产劳动），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深刻影响着分工（生产劳动）的演进发展。

首先，正如前文已经论述的一样，从生命作为最高的意义出发，在物质资料极度缺乏的原始社会后期，生存作为最基本的需要（即对个人生存与族群延续很难得到满足的强烈感觉）始终困扰着其时的人们，于是，如何使这一需要被更好地满足自然成为了其时人们的最大问题。人类发展史已经告诉我们，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活动因此登上了人类文明的舞台中央，并在不断演进过程中造就了分工（生产劳动），进而实现了“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生存需要在生产活动（一般表现为物质资料的生产）的参与下造就了分工，即“生存需要—生产活动—分工（劳动）”的第一次循环。

其次，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分工就是生产力，分工发展的程度即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分工（生产劳动）的出现，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发展历史，包括人类社会、思维活动和自然界中一切可能的对象（即哲学本体论中的“事物”），其存在方式（即事物的内部结构和外部联系）和运动状态（即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上变化所展示的特征、态势和规律）的面貌也因此不断发生变化。自然地，作为事物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核心表现形式的“信息”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也因此越发明显。在前面已论证的“分工即信息”观点的作用下，“信息”作为“生存需要”的产物之一，成为了一定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基础上能够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具体对象和“生存需要”与“媒介生成”之间的中介，不但向前影响着生存需要，也向后影响着媒介生成。

最后，就如以生存需要为起点，以生产活动为中介，催生了分工（生产劳动）一样，以分工为起点（或者以信息为起点），以人的认知活动为中介，我们将顺利地推演出媒介生成的必然性。

前文已经说明，从认知论出发，信息是主体所感知（外部世界向主体输入）或表述（主体向外部世界输出）的事物的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因此，通过对分工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要想使分工确实有效，分工主体与分工对象之间的信息传播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

当分工主体与分工对象之间的信息传播成为了新的需要之后，在人的认知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性的生产活动）的参与下，“生存需要—生产活动—分工（劳动）”的旧有循环，将以“信息需要—认知活动—媒介生成（新的分工）”的全新样态开始其新一轮即第二次循环，这将会直接导致能够顺应信息传播特殊要求的生产力新形态。于是，就像马克思在论证分工是私有制的重要条件时所指出的一样：“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分工愈发达，积累愈增加，这种分裂也就愈剧烈。”^[8]于是，本书前文所定义的媒介，自然将应运而生。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信息传播需要以认知活动（一种特殊的、精神性的生产活动）为中介，必将导致媒介生成，而作为“生存需要—生产活动—分工（劳动）”两次循环的结果，媒介具有明显的“二次分工（劳动）产物”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