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制生成中的自觉建构

三、德制生成中的自觉建构

当我们构想道德制度时，遇到的第一个疑问就是：依据什么样的道德去构建所谓道德制度呢？这表面看来是一个最具杀伤力的怀疑。事实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却不可能直接地做出，而是需要提醒提出这种怀疑的人去审视自己提出问题的思维方式。如果他在自己所提的问题中发现了那种形而上学的、线性的、静态的和实体性思维方式的话，你就可以告诉他，关于道德制度的构想是从属于一种实践性的、复杂的、动态的和（可能是）虚拟性的思维方式。也许我们会为道德制度确定某种道德价值形态，但是，这种道德价值肯定是开放性的，是不断地在人类公共生活实践中被加以丰富的，它的形式和内容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凝固为某种确定的形态。具体说来，在思考道德制度建构的问题时，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去寻找一些最为基本的道德原则，而不是去关注哪些道德范畴可以成为制度建构的基石。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发现了一些基本的道德原则并给予它们以持续的关注，就能够在制度设计的理论构思以及制度安排的实践中把我们引向对制度的实质性内容的道德定位。如果追踪溯源的话，我们还将推向人的道德良知，在某种意义上，对道德制度的呼唤是基于人类良知尚未完全泯灭这一前提的。尽管这些仅存的良知也常常受到怀疑，却是点燃道德制度建构的燎原之火的火种。

不难想象的是，当德制的主张被提出后，人们肯定会投以怀疑的眼光，什么德制？！无从理解也无法接受。是的，在法制的语境下去畅想德制甚至会显得荒诞无稽。不过，我们需要指出，法制也不是亘古就有的，法制也是前人建构行为的结果。严格说来，法制的历史仅仅几百年。只是在关于人的平等理念和知识深入人心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法制的社会建构方案。而且，直到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整个人类都还在为了法制的社会建构方案的进一步完善而努力。可是，法制建构方案行将就木，这就像性能更好的以清洁能源为动力的汽车即将取代燃油汽车一样。当然，出于维护法制的要求而排斥德制构想是有理由的。当城市交通拥挤的时候，人们自然会首先提出拓宽马路和规范交通秩序的要求，可是，如果我们想到汽车是可以停靠在高楼的阳台上的时候，那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呢？会不会把拓宽马路的经费用在研制那种可以把楼顶作为停车场的汽车上去呢？在法制与德制之间，难道就不存在着这样的选择吗？当然，我们在规划一种社会建构方案的时候，需要考虑其基础，这就是一个我们把大厦建在什么地方以及对地基有着什么样的要求的问题。

在法制的社会建构方案尚未被提出的时候，人类所拥有的是权制，即权力的制度。权制是建立在人的等级化的基础上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随着城市的出现、地域界限的打破、熟人社会被陌生人社会所取代，也就是说，随着市民社会的出现，提出了平等的要求，社会等级化的合理性逐渐丧失。这种社会平等的要求以及现实在以理论的形式表述出来的时候，就是“天赋人权”观念的提出。因而，在天赋人权的基础上提出了法制建构的方案，用以取代此前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权制。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人的平等的主题逐渐褪色，只有那些不顾历史进步之现实的人、那些对法制持有宗教般虔诚信仰的人，才会时时处处地思考“人权”的问题。

如果人们稍稍留心于当下的社会现实，就会发现，在整个工业社会以及在法制框架下，人的平等得到法理支持，但在职业间、人群间、地区间、国家间的不平等，却是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正是这种不平等，到了工业社会后期，成为最大的社会危机策源地。比如，如果金融从业人员的工资不是太高，就不会发展出科学的但却有害于人类的金融操作技巧，也就不会出现200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如果金融从业人员与环保组织成员的薪水一样的话，那么金融从业人员也许就会像环保组织成员一样，不仅崇尚技术，而且也尊重良知。这种职业间、人群间、地区间、国家间的不平等是产生于工业社会的，也是工业社会无法解决的。恰恰是这些问题，将组成工业社会的“送葬者队伍”。我们看到，后工业化是与全球化运动同时出现的，全球化突出了上述不平等问题，把这些问题推向了需要加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的中心。或者说，全球化运动使职业间、人群间、地区间、国家间不平等的问题暴露得更加充分了，放大了这些不平等问题对人类社会的破坏性影响。因而，也向新的社会建构方案提出了迫切要求。既然基于人的不平等要求而提出的社会建构方案是法制的，那么，这样一种不仅基于人的平等而且基于世界平等的建构方案，也就应当是德制的了。

当然，近代以来的法制也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或者说，作为近代制度基石的人权是包含着自由和平等两个基本维度的。但是，为什么基于近代社会的平等追求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在实践上却成为事实上不平等的根源？这是因为，从平等出发可以走向两个方向：其一，基于人的平等而相互制约、相互批评、相互排斥和开展竞争，这样做能够实现的仅仅是形式平等，所促进的是平等地开展竞争。其二，基于人的平等而开展合作，相互尊重、协商对话，在分歧和差异中找到共识和发现共同点，协力处理所面对的共同问题，这样做将会赢得一种实质平等。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所走的是前一条道路，所造就的是一个竞争性的社会环境。在这个竞争的社会环境中，总是让人们在平等的前提和基础上相互攻讦和伤害，并通过制度化的设置而把人们的这种相互攻讦和伤害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其得以具有可持续性。结果，实质平等不仅无法考虑，而且只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就会对平等的竞争提出挑战。所以，竞争社会中的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是两不相立的。虽然这在具体的领域和可见的范围内具有可持续性的特征，而在整个社会的意义上，却走向了风险社会，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去考虑后一条道路的可能性。在后一条道路上去思考社会建构以及制度建设的问题，我们提出了超越形式平等的要求，也同时提出了超越竞争社会的要求，即提出合作的构想，并认为合作社会的制度将是德制。事实上，在后工业化的时代，我们已经隐约看到，后一条道路才是唯一的出路。

正如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在演进中成形的，道德制度也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现在，我们只能说合作的社会将拥有一种道德的制度。至于这种制度的完整形象，则不是我们可以描绘出来的，它可能需要几代人去探索和建构。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在于提出这种制度建构的设想，指出建构这种制度的必要性。或者说，我们需要从人类历史进步的趋势中去预测这种制度产生的必然性。

不过，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尽管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种种迹象都证明德制的出现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自觉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则是不可废的。在农业社会的后期，社会的发展在客观上提出了社会依存性增长的要求，可是，造就社会依存性结构的工作是通过制度安排来实现的。我们可以设想，当历史提出了增强社会依存性的要求时，而相应的制度安排工作如果没有跟上的话，那么社会就会出现停滞，甚至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事实上，当人类进入21世纪后，我们已经深切地感受到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都在迅速增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断言，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此时人们在社会生活以及一切社会活动中的依存性都增长到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临界点，以至于人们稍有不慎就会面临着危机事件的袭击，甚至有些学者把人类社会的当前状况称作“全球风险社会”。在此条件下，如果不是自觉地和主动地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而是仅仅把制度演进寄托于德制生成的必然性上，就有可能使人类错失德制建设的机遇。所以，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进程中，通过自觉的制度安排去建构社会依存性结构是一项历史任务。

从历史上看，权力制度赖以建立的“精神”是一种模糊的精神，这个时候，“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作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8]理性觉醒了，要求把一切都搞得清楚明白，所以，制度建设也就成了进行理性设计和安排的事情了。人的利益追求以及加以实现的路径，都是可计算、可谋划的，与之相适应，制度设计也是经过精心谋划的产物，而且，是可以一再地加以实证地证明的。道德制度的设计无疑需要以法律制度的文明成就为前提，法律制度设计过程中的理性化特征显然是要加以继承的。但是，即使是理性自身也需要得到提升，即从工具理性提升到实践理性，需要按照实践理性的原则去作出道德制度的设计。

不过，我们必须指出，德制建设将不是一种精英创制的过程。因为，在精英创制的社会中，无论精英作出了多大努力，总是无法解决制度匮乏的问题。在一些领域，可能会存在着制度过剩的问题，而这些个别领域的制度过剩，恰恰会成为社会总体上制度匮乏的原因。所以，精英创制只能看作是人类社会低级阶段的特殊现象。在合作社会中，最先表现的新特征就是告别精英创制的历史，代之以社会成员的普遍创制，从而实现近代民主追求的理想。有趣的是，社会成员普遍创制之理想的实现，却是在民主制度的扬弃中达到的。一切关于民主的构想都把人民的创制权看作最基本的内容，但是，一切致力于民主的实践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无法真正地把创制权赋予人民。也就是说，创制权依然属于少数社会精英的。合作社会将非常容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合作社会的道德制度不是源于精英的理性设计，而是源于公众的理性实践，正是在人们的合作行动以及合作关系的发展中，产生了道德制度。而且，道德制度永远不会出现形式上的僵化，它会随着合作的需要和合作的新进展而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