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行动中的组织生成与联盟建构

仅有价值和意义是无法构成组织的，或者只是拉什所说的“无组织”。但是，只要人们合作起来开展有意义的行动，就会产生一定的关系与秩序，浮现出特定的结构，进而可能形成组织或联盟。之所以只是可能，是因为组织或联盟建构需要参与者不断地、有意识地努力（自反性建构），没有这种自反性建构，组织或联盟也难以成形，更难以持续。从行动的角度来看，组织和联盟使得合作更为持久，行动更加有效。也正是各种组织和联盟的存在构成了社会的肌理，即使特定组织或联盟解散了，其关系网络还会以不同形式存在，为其他合作行动提供机会。具体地说，联盟的自反性建构是通过传播（互动）来实现的，同时也包括传播媒介的中介和锁定。

真爱梦想基金会为了动员集体行动，不仅努力形成共意，而且还以各种互动方式建构了一个具有一定的秩序结构、能够相对稳定持续运作的联盟网络。这个网络也就是法国社会学者拉图尔所说的“行动者网络”（Callon　＆Latour，1981），它不同于传统观念中的社会实体（如科层组织），而是强调互动、流变和过程。但同时，由于拉图尔所说的行动者不仅具有能动性，而且还包括人和非人（如技术设备）^[19]，因此又为网络赋予了一定的持久性。作为人类活动产物的非人类行动者，总是凝结了一定的制度与行为，当它加入某一网络时，就把以往的制度和行为嵌入进来，使得这一网络超越了当时当下的情境，具有了一定的持续性与稳定性。从传播的观念来看，这种非人类行动者也是一种媒介。由是，联盟网络既不同于传统组织观念的僵化、凝固，也不是完全的变动不居，而是一个在互动中不断形成与调整的关系网络。

在真爱梦想所建构的联盟网络中，有两个非人类行动者（媒介）非常关键，一个是“梦想中心”，另一个是互联网。作为一种物质空间，“梦想中心”一方面用色彩、技术和符号展示素质教育理念，表征了城市与现代性（谢静，2011b）；另一方面，又成为锁定联盟的一个“吸引装置”（Callon，1986），是一个重要的网络行动者。各校的梦想中心采用了标准化的修建与配置方式，是“梦想课程”得以开展的具体空间，也是志愿者对乡村教师进行培训的场所。它与传统的教室截然不同，是学校“最漂亮的地方”，深深吸引了孩子们。一些乡村学校缺少活动室，教师开会、娱乐也常使用梦想中心，因此梦想中心又成为教师“最喜欢的地方”。志愿者每年短暂的现场培训，则宣示了基金会与梦想中心的实际联系，使其不再仅仅是需要铭记的历史。梦想中心同时彰显了行动的公益意义和自愿意义，并将民间组织、志愿者、教师和学生联结起来，加以锁定，形成网络。而且，梦想中心又在日常的多种形式的使用过程中，嵌入到当地的生活网络。

互联网是一个更为活跃的“吸引装置”，基金会不仅使用互联网宣传自己、传递公益价值和理念进行共意动员，而且还利用互联网联结异时异地的行动者，巩固联盟网络。互联网是一个虚拟的空间，其价值在于超越时空的限制将人们聚合起来。从资源动员的效果来看，互联网还只是基金会的补充媒介。作为非公募基金会，它的资金来源主要基于人脉资源，机构和专业志愿者也大多源于人际关系。不过，也有企业通过其官网了解以后而主动上门联系；志愿者招募也通常采用合作机构加互联网（如官网、微博等）的模式。不过，在真爱梦想基金会的公益行动中，互联网的作用更主要地体现在维护和巩固联盟之中。最初，基金会在其官网上开设了“梦想博客”，鼓励参与梦想课程的教师和学校撰写博客，加强相互交流。为了激励更为广泛、深入的参与，基金会2010年又推出“梦想银行”^[20]，以积分的方式对教授梦想课程、撰写博文、参与基金会培训等活动进行评估，并给以不同的物质奖励。为适应互联网技术发展和公众媒介使用习惯，2012年3月，基金会开发出新的互联网互动平台“梦想盒子”（a dream box），“将门户、论坛、博客、社交网络、群组、相册和微博等功能集成为一体，实现了一次登录，多平台运行的功能。”此外，基金会也利用其他商业网站如新浪微博、QQ等进行互动。这些网络媒介将分散在各地的参与者联结起来，形成虚拟社区，实现异时异地的互动。比如，对于分散各地的乡村教师而言，博客和论坛让他们有机会与志同道合者交流，而不再感觉是孤军奋战。

真爱梦想基金会建设“梦想博客”、“梦想银行”、“梦想盒子”等虚拟空间的行为，也可视为联盟自反性建构的一种手段，它们对维持和巩固联盟具有积极作用。不过，联盟的自反性建构不仅仅在虚拟空间展开，在培训和支教过程中，明确而模式化的团队建设也是基金会建构联盟的重要措施。事实上，团队建设本身就是基金会给志愿者和乡村教师培训、志愿者给乡村教师培训的一项重要内容。借助企业常用的“引导人训练”、“团队训练”等方式，基金会工作人员或志愿者要求受训对象组成团队、协商角色分工、在游戏和讨论中配合行动等。这些团队建设手段主要针对临时团队，可以帮助参与者迅速彼此认识、打破交流障碍、开展比较简单的任务，比如合作完成某一个游戏任务，或者在10天内完成支教工作。对于具有较大认同度的参与者来说，团队建设效果比较明显，比如梦想教练计划的开展大多比较顺利。当然，在行动过程中，也会出现角色僭越、角色冲突的现象，团队成员需要不断重新协商角色定位与关系，有时甚至需要基金会的干预才能解决矛盾。

对于大学生志愿者，基金会过去并未进行太多维护，只是将其作为“零散冗余资源”对待，但是这不仅导致临时团队的合作与行动困难，而且也不利于联盟网络建构。从2011年起，基金会开始在临时组建的下乡支教团队中加入具有一定梦想课程教学经验的“种子教师”，使得临时团队具有了一定的历史传承，年龄和身份差异也产生了互补效应，结构更为稳定。而且，在支教结束后，仍然具有行动热情的志愿者在基金会帮扶之下，又组成了“梦想沙伐旅”，以线上线下的方式继续关注、探讨梦想课程和公益行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志愿者临时团队的不足，让一部分志愿者在支教团队解散以后能够在“梦想沙伐旅”中继续互动、维系关系，既有利于后续行动中的快速参与，又能巩固自愿与公益认同。

与“梦想沙伐旅”相似，真爱梦想基金会还鼓励对梦想课程有兴趣的乡村教师组成梦想“教师沙龙”，当基金会和志愿者离去以后，乡村教师能够相互支持、自我发展。教师沙龙多由邻近学校联合组成，开展课程观摩、交流、学习、培训等活动，基金会根据其活动情况与成果给予经费支持。有意思的是，获得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也被看做教师沙龙的重要成果，这使得教育沙龙与教育主管部门也进行关联，成为这一民间活动得到政府部门支持的又一手段与途径。

根据群理论，群参与者之间主要是弱连接；而在我们看来，合作领域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有强有弱，他们通过各种媒介和吸引装置的锁定，以及大量的自反性建构，建立起关系强弱不等、密度不一的复杂网络。比如志愿者，对于他们的动员大多获得了既有关系网络的支持，这些“嵌入的网络”往往具有强连接；而且他们之间强烈的认同也有助于相互之间强连接的建立。乡村教师之间也有类似的强连接。基金会理事还有部分成员任职于商业组织，这些成员与不同阵营的理事成员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当然，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如志愿者与乡村教师之间，关系强度往往要弱一些，相关参与者在行动中形成的弱连接，以更为松散的方式、通过传播媒介将不同群体联结起来。这样，在联盟网络之中就有了多个层次的网络结构，它们可以在不同时间、展开不同内容的行动，而且价值主张也不必完全相同。

从传统的组织理论来看，成员构成越是异质、分散，互动和有效关系维持就越困难，成本越高。但是，在社会运动中由异质群体构成的大型网络，由于存在多个同质群体作为次级网络，大大提高了网络的关系密度。这些同质群体在合作中起到桥梁中介的作用，并且促进了网络的活跃程度。同时，由于数字网络（互联网）的低成本、低风险和高灵活度等特点，联盟网络得以维持，而不需要创建新的结构形式，或者依赖外部制度支持（Coopman，2011）。真爱梦想基金会组建的各类群体，如“梦想沙伐旅”和梦想“教师沙龙”等，将相对同质的人群聚集起来、密切互动，再通过“梦想博客”、“梦想盒子”媒介等加以联结，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联盟网络。

需要指出的是，本节的阐述主要是以真爱梦想基金会为中心展开的，这并不表明我们认为基金会在整个联盟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恰恰相反，网络概念区分于传统组织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非中心性。在整个梦想中心使用和梦想课程教授过程中，基金会实际上已“退居二线”，主要由学校和教师自发、自主进行。虽然基金会也通过“梦想银行”等方式进行激励，但由于不存在传统组织的等级关系，这种激励措施也不具备强制性。“梦想沙伐旅”和梦想“教师沙龙”等组织形式的运作也由参与者自行设计安排，基金会只是提供一定的物质激励。当然，如果没有基金会的工作，整个网络无法建立、也不能维持。所以，真爱梦想基金会在整个联盟中更像是发起人和代言人。发起人可以催化联盟的产生，为其建立渠道，使各种能量和资源得以输入（范李等，2010）；而代言人则将联盟中的其他行动者的不同愿望转换成一个愿望，使得联盟能够以一个整体开展行动（Callon，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