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广播电视事业

第二节　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广播电视事业

从1957年4月开始至1976年底“文革”结束，由于我党工作方针的严重失误，此起彼伏的政治斗争成了中国社会的主题。包括广播在内的新闻传播事业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新闻本身的规律性遭受严重破坏，广播事业的发展也是异常曲折、艰辛。

一、“反右派”斗争期间的广播事业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简称“三反”)为内容的整风运动。6月上旬，中共中央开始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全国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开始了。由于过于严重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反右斗争开始扩大化。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外干部被错化为“右派分子”。

按照中央部署，全国广播系统不少人士在整风运动中提出了很多善意的批评意见，但都被视为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被划为“右派分子”。1957年底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广播系统共批判、斗争了364名“右派分子”，大部分是编播人员，其中广播事业局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83人，^[10]包括主管对外广播的副局长、党组成员温济泽和对外部负责人邹晓青、张纪明，三人被扣上了“反党小集团”的帽子。1958年10月8日，广播电视局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宣布温济泽为右派分子，开出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直到1978年上半年才得到纠正。广播与其他新闻媒体一样，按照中央的要求，先是大量广播“鸣放”的意见，并不批驳，即所谓“引蛇出洞”。1957年6月8日之后，则开始连篇累牍地大肆批判，有些电台还制作了专题节目，对“反右”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期间的广播事业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各行各业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

在此之前，广播事业局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被定位为“促进全国广播工作大跃进”的会议，认为“广播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提出的方针是“多、快、好、省地办节目，办事业，为教育和团结广大人民，为保卫祖国、灭资兴无、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服务”，并强调广播应站在全国各方面的前头。局长梅益以《政治是广播工作大跃进的统帅》为题作了总结发言：(1)关于广播工作“大跃进”的方针，指出节目工作“大跃进”主要是质量和数量的问题，“必须大力提高节目的质量，同时在兼顾需要和可能的条件下适当增加节目的数量”^[11]；提出广播有三个任务，即宣传政治、普及知识和文化娱乐，同时要注意改进文风；(2)关于广播事业的“大跃进”问题主要是规模和速度的问题；(3)广播工作“大跃进”的关键在于干部，提出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广播工作的队伍。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

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全国人民、各行各业被一种非理性的、急于求成的冒进氛围所包围，一系列搞运动式的方针、路线和做法严重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此背景下，作为党的宣传机关的广播电台，一是为“大跃进”推波助澜，一是自身“大跃进”式发展。

根据第五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精神，全国广播电台都大力宣传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如中央台举办了《大跃进凯歌》、《三面红旗万万岁》等专题节目。1958年夏天，安徽电台组织了五次《庆丰收特别节目》，为早稻亩产万斤的“卫星”敲鼓打锣庆贺，以至于出现了亩产3万斤的浮夸报道。中央台在《钢铁战线上》节目中，报道了广西罗城县36小时生产生铁26.6万吨的虚假消息。河北电台1958年7月报道了河北一个村庄打井班创造了8小时打一眼井的新纪录，这个纪录随即被打破，先后出现了6小时、4小时15分钟和3小时35分钟的“新纪录”。广播电台一定程度上成了浮夸风的推动者，“日日充满前进的战斗声，天天传出振奋人心的大捷报”。新闻节目如此，文艺节目也不例外，主要表现就是文艺的政治化。1958年3月，地方电台的政治性文艺节目占15％，9月份上升到49％。^[12]对外广播也是浮夸风盛行，引起国外听众的反感。

有的地方甚至把广播电台办成了生产指挥部门，不切实际地瞎指挥。吉林电台举办的《钢铁高产日特别节目》，全天24小时播音，要求当地在一夜之间使“钢铁元帅升帐”。在宣传“大跃进”过程中，不少广播电台还采取了广播大会的形式，以扩大宣传声势。1958年6月30日，广播电台举办报丰收、庆丰收广播大会，全省约有1000万人收听。全国地方台在1958年共举办广播大会303次，其中江西电台一家就举办了11次。1959年4月至1960年4月，中央电台也举办过19次广播大会，动辄几百万人收听。^[13]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很多场合提出警告，告诉记者“头脑要清楚、要冷静”，“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14]他在《关于当前宣传工作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宣传要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作风，要做出检查，实事求是地宣传‘大跃进’。”1959年2月，广播事业局召开第六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局长梅益作了题为《广播要更大更好更全面地配合大跃进》的报告，认为1958年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紧密地配合了“大跃进”；主要经验是政治挂帅，为中心工作服务，当促进派，走群众路线是办好广播的关键；存在的缺点是宣传中的浮夸和片面性；1959年广播宣传还要继续为“大跃进”服务，做好经常性的宣传，办好文艺节目，注意广播节目的思想性、艺术性、多样性、口语化。此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地广播电台作了一些纠偏工作，但由于“反右倾”运动的开展而没有深入下去。

三、电视事业的创办及初步发展

1926年，被称为“电视之父”的英国科学家J.L.贝尔德(John Logie Baird)成功地完成了画面传送和接收的完整组合实验，并于1月26日在伦敦公开表演。1929年，英国开始了实验性电视广播。1930年，英国广播公司与贝尔德合作，进行声像同步播出获得成功。1936年11月，英国广播公司建成一座实用电视台。这是英国第一家，也是世界上第一家电视台。此后，苏联、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相继开办电视台。

中国电视诞生相对较晚。1955年2月，中央广播局提出在北京建立电视台的建议，并被列入文教五年计划中讨论。1956年，中央广播局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试办电视问题，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1957年8月17日，中央广播局决定成立北京电视台(1978年5月1日更名为中央电视台)实验台筹备机构。同年12月，中央广播局派出中国电视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苏联和民主德国，考察两国电视节目的设置情况。1958年春，中国第一套黑白电视广播设备试制成功。

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开始试验播送节目。利用的是广播大楼西侧四层楼上的一个60多平方米的由排练厅改建成的简陋的导演控制室。9月2日正式播送。这是我国第一座电视台。电视台开播后，我国先从苏联进口了200部黑白电视机。天津生产的第一批“北京牌”电视机很快投入市场。

试播期间，每周播出两次节目，每次2～3小时。节目内容除新闻性节目、社会教育节目和文艺节目外，全是直播。1958年6月15日，北京电视台播出了我国电视史上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6月19日，还转播了一场篮球比赛。正式播出后，节目由每周两次增至每周四次。从1960年1月1日起，北京电视台试行新的固定节目时间表，每周播出八次，星期日上午增加一次节目。设置了十几个固定栏目，既有面对广大观众的栏目，又有特定对象栏目；既有新闻性栏目，又有知识性、娱乐性栏目。这些尝试是在设备、场地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节目(包括电视剧)大多采取直播的方式，任何一个环节的差错都会打乱整个播出。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电视事业的创办显得异常难能可贵。1960年5月，北京电视台新楼落成，建有一个600平方米的演播室，还有两个小演播室，条件得以大幅度改善。

继北京电视台之后，各地电视台也纷纷建立。1958年10月，上海电视台成立，12月，哈尔滨电视台开始播出。5月27日至6月1日，全国电视工作经验交流会召开，不顾当时的实际困难而要求各地大力发展电视事业。此后，西安、福州、合肥、乌鲁木齐、昆明等都创办了电视台。但由于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大部分电视台停止播送节目。^[15]1961年底，全国已建立电视台、实验电视台和转播台26座，并且预计到1962年发展到50座。20世纪50年代末全国有电视机约17 000部，大多数安装在公共场所集体收看。^[16]

四、广播电视事业的调整与发展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派”斗争以及自然灾害、苏联突然中断对我国的援助使得我国经济面临严重的困难。针对这种局面，中共八届九中全会(1961年1月14～18日)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恢复实事求是的作风，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纠正“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从1961年开始，广播系统按照“紧缩规模、合理布局、精简人员、提高质量”的方针，以提高广播节目质量为主，对广播节目、播音时间以及中小城市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有线广播站作了调整。调整的主要内容包括：撤销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广播电台所属的广播文工团、中等技术学校；省会城市的市台与省台合并；除林牧渔区、少数民族地区等特殊情况外，1958年后开办的广播电台均停办；撤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广播管理机构，但可以保留名义，并入省区市广播电台；保留部分电视台，其余停办；农村有线广播站整顿后停办一部分，保留一部分。

1962年初，全国有地方广播电台145座，经过调整后还有81座。1962年，全国广播电台共办有134套节目，比原来减少53套。原来办有两套节目的，大多停办了第二套节目而集中力量办好第一套节目。1960年，中央电台停办了5种少数民族语言节目。1961年，中央电台对台湾广播节目时间从16个小时压缩为13个小时30分钟。1962年，全国广播电台全年平均每天播音时间由原来的1614小时12分钟减少为1 306小时25分钟，减少了19.07％。^[17]1961年农村广播站有2万多个。经过调整，减少为1962年的7 020个。^[18]广播系统职工由3.3万人(1961年数据)压缩为2.8万人。^[19]

压缩规模后，全国只保留了北京、上海、广州、沈阳和天津五座电视台。这些电视台也作了调整，主要包括：(1)加强了各电视台新闻节目的协作。保留下来的地方台只摄制少量的新闻片，寄送给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则向地方台寄送播出片的拷贝。(2)拓展电视的多种功能。继北京电视台1960年初创办北京电视大学之后，其他电视台也相继创办了电视教育节目。(3)对电视文艺作了有益的探索；(4)制作和播出了一些电视剧，如上海电视台的《红色的火焰》、广州电视台的《谁是姑爷》等。

从1963年调整基本完成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和社会获得了可喜的发展，广播电视事业也有所进步和发展。

1963年底，全国有广播电台89座。中央电台办有4套对内广播节目，每天播音达59小时。同年，电视台恢复到8座。至“文革”前，全国正规电视台已有10座。1966年春，全国有县级广播站2 001个，放大站8 435个，广播喇叭848万只，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20]1964年3月，中央广播局党委提出宣传业务整改提纲草案《为进一步提高广播、电视宣传的质量而奋斗》，着重提高广播电视节目的质量。

中央电台集中力量办好十大名牌节目：《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国际时事》、《科学常识》、《在祖国各地》、《文艺信箱》、《广播剧院》、《星期演讲会》、《少年儿童节目》、《小喇叭》，新闻性、知识性、娱乐性内容都有。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得以提高。1963年5月，刘少奇主席访问柬埔寨，中央电台基本上都在当天的新闻节目中有报道。在对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1965年4月，南斯拉夫)的报道中，最快的报道在比赛结束5分钟后就播出了。录音报道大量采用，录音新闻、通讯、特写、讲话等形式丰富了广播新闻的报道样式。新闻来源逐渐摆脱了依仗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局面，分期分批建立了一批记者站。1965年底，已建立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地方记者站17个。^[21]

地方台也注重办好重点节目，并在播音形式上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1963年3月，河南电台在《对农村广播》节目中设立了《王秀英读报》、《老赵谈时事》等栏目，充分发挥广播“说”、“谈”的优势。

文艺节目内容广泛，形式多样。1964年六七月间，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台文艺节目交换工作在北京举行，参加活动的33个电台共播放文艺节目213小时。^[22]

20世纪60年代中期，对外广播加强了针对性，节目质量也有所提高，得到了不少国家听众的正面评价。到1965年，对外广播时间由80多个小时增加到100个小时左右，广播规模仅在苏联、美国之后，名列世界第三位。

电视作为一种新型大众媒体通过一系列报道显示出独特的优势。北京电视台在新兴力量运动会(1963年，雅加达)、1963年底至1964年3月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14国、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等重大事件报道中，不但摄制了新闻和专题，还把节目寄往国外交流。北京电视台还与很多国家建立了交换和互购节目关系。

从1945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创办到1965年，中国人民广播事业整整走过了20个春秋。1965年12月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20周年的题词^[23]，肯定了广播事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并就指导思想和服务宗旨做出指示。不仅如此，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做出具体指示，如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央广播电台创办面向农村的节目等。1966年3月20日至4月9日，第九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周总理到会讲话。在这次会议上，广播事业局书记丁莱夫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电台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必须保证党对电台的绝对领导。周恩来指出，全国省、市、自治区的广播电台，主要工作应该面向农村，为农民服务；要注意支援、教育、鼓舞；要使城市人民注意农村，趋向农村，支援农村，这是全国地方台的中心问题。遗憾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很快爆发，这些指示都无法落实了。

五、“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广播电视

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陷入长达十年之久的全面混乱期。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新闻媒体几乎完全沦落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在5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新闻界属于被彻底批判的行业之一。24日，广播事业局召开全局职工大会，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27日，局里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31日，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进驻人民日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标志着其基本上控制了全国的舆论工具。6月1日，中央电台全文播送了由陈伯达亲自拟定题目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9日，陈伯达派人在广播事业局大会上宣称，广播事业局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和“资产阶级保皇派”，为批斗局长梅益定了调。7月13日，梅益被责令停职。11月2日，北京广播学院少数造反派学生冲进广播事业局大楼，大肆破坏，抢夺所谓的“黑材料”。1967年1月17日，江青在广播事业局大会上诬陷该局书记丁莱夫为“敌人”。

与此同时，各地广播电台也在上演夺权斗争。虽然周恩来总理曾做过专门的指示，告诫“不许再播‘夺权宣言’”。但场面大有不可控之势，全国广播电视系统乱成一团。

面对这种情况，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决定对全国地方广播电台实行军事管制，要求进入广播电台的群众组织立即退出。根据规定，军管后的广播电台一律停止播出自办节目，全体转播中央电台的节目。23日，又补充通知，支持各省市电台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喉舌；左派不能控制局面，实行军管，军管期间，除转播中央台节目外，允许地方电台有条件地自编一部分节目，自办节目有所恢复。1972年8月之后才陆续结束军管。

1967年12月7日，中央决定对广播事业局也实行军事管制，直到1973年1月才结束军管。期间军管小组为稳定广播电视系统，确保安全播出起了积极作用。但军管小组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下工作的，再加上“文革”总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因此，它没有改变江青一伙操纵、利用广播电视系统的事实。地方广播电台的情况与此类似。

“文革”期间，广播电视台自己采访、制作的节目很少，基本上都来自“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1968年4月10日，姚文元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请示北京市台的宣传口径》的报告上批示：“凡广播电台(中央和地方)的宣传，均应以毛主席审定的、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社论和消息为标准。”陈伯达、江青都写了“同意”。^[24]此后，又有几个文件强化上述要求和规定。不仅如此，广播电视对“两报一刊”的社论、通知和文件等要重复、不断播出，有的播出次数累计达到175遍。^[25]由于“两报一刊”扮演着发号施令的角色，广播电台相应地也是在为文革推波助澜，成为江青篡权的工具。

“文革”期间，一大批为观众喜爱的栏目、节目，如《小喇叭》等，统统被认为是“封、资、修的大毒草”而遭停播，增办了一批如《毛主席语录》、《革命大批判》等毫无新意的节目。东方红、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文革口号等充斥广播电视的时段和荧屏，竭力鼓吹“文化大革命”好，宣扬极端个人崇拜主义。对毛泽东极端个人崇拜的各种做法，直到1970年中期以后才有所收敛，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进一步降温，但直到批倒“两个凡是”后才算基本清除。

“文革”开始之前，广播电视的对外传播还是能够根据国外受众的特点，采取内外有别的策略进行的。1966年3月，广播事业局就决定不对外广播关于学术批判问题。这种差别等陈伯达操纵广播事业局以后就被否定了，认为对外广播电视的性质同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根本任务是传播毛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对象则是对准左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民灵魂的大革命》等用各种外语都播出了。北京电台从1966年底开始，全台各种外语节目，每天在节目开头均选用配合当天节目的毛主席语录。不少国外听众，对此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内容空洞，千篇一律，不考虑对象的具体情况，生搬硬套。毛泽东本人也不同意这种做法，他在《关于答复新西兰共产党主席威尔科克斯对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批评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此事我已说了多次，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此后，虽有所改进，但内外不分的根本做法并没被纠正。

电视的对外宣传也受到严重破坏。这从北京电视台“出国片”^[26]的情况可以看出来。1964年，北京电视台向33个国家寄送476条电视新闻片和纪录片，而1969年该台只向16个国家寄送了86条“出国片”。^[27]

“文革”期间的广播电视文艺一片萧条，充斥着空洞的说教和无任何艺术美感的革命题材节目。中央电台将近90％的外国音乐胶带被消磁，一大批世界经典作品被当作“毒草”销毁，令电台工作人员痛心不已。这阶段录制了诸多“文化大革命”的歌曲，如《歌唱十六条》、《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以及“毛主席诗词歌曲”和“毛主席语录歌曲”。此外，播出较多的8首革命歌曲是：《国际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八作风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歌唱社会主义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占领整个电视屏幕的是8个革命“样板戏”：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样板戏播出时间占全天文艺节目总播出时间的85％以上。^[28]时常还会出现五花八门的“忠字舞”。电影荧屏反复播映的是“三战”：《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本应丰富多彩的广播电视电影文艺被反复播出的几部屈指可数的所谓作品所取代，广播、电视的娱乐功能丧失殆尽，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政治功能却被无限放大。

“文革”期间，唯一令人庆幸的是，广播电视的技术手段的改进受影响不太大，而且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使得我国广播电视技术进一步朝现代化迈进。

我国对内无线广播主要使用中波。至1965年底，我国的中波广播网已初具规模。在收听区域上，中波广播分地波服务区和天波服务区。天波服务区只有在晚间才会出现，白天听不到广播，且易被干扰，收听效果差。因此，中央广播事业局技术部门提出改善中波广播的初步设想。为此，该局与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广播事业局联手，顶着“文革”期间的压力，坚持进行中波同步广播^[29]试验。试验分两个阶段，分别在华东(1969年12月—1970年1月)和河南(1970年底—1973年初)进行，并取得成功。在此基础上，1973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全国广播规划座谈会，提出了新的技术政策：中波广播采取大、中、小功率相结合，以中、小功率为主，地面覆盖，同步广播。从此，我国中波广播网不再依靠天波服务。1973年至1976年，山东省广播事业局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中波同步广播的中间试验，取得成功。以此为基础，1976年我国制定了中波广播网的技术发展规划。该计划1978年付诸实施，进展顺利。从1978年11月23日开始，全国中波广播网进入同步工作状态。

调频广播^[30]发展迅速。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已开始试验调频广播，但“文革”初期受到批判，发展受到影响，但并没有半途而废。山东省、中央广播事业局在河北进行的试验都没有停止。中央广播事业局决定从1969年开始建设三条以北京为中心的调频节目传送线路，为以后大面积覆盖打基础。1974年10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频广播正式播音。进入20世纪70年代，全国先后有24个省、自治区的广播事业局兴建了以省会、首府为中心的调频线路。1976年至1978年，一些省级电台纷纷建立了调频发射台，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始终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

也是在“文革”期间，彩色电视节目正式播出。我国的彩色电视研究和试验起步于1959年，即黑白电视开播后的第二年。1962年，研究工作被迫暂停，文革开始后又被批判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是为“城市老爷”服务的东西。直到1969年，彩色电视的研究和试验工作才得以恢复。1972年，中央广播事业局派出考察团出国考察。1972年底至1973年初，我国终于研制出彩色电视转播车和彩色电视中心设备。1973年4月14日，北京电视台第一次试播彩色电视。5月1日，该台用八频道面向北京地区试播彩色电视，10月1日正式播出。8月1日，上海电视台也开始试播彩色电视节目。1977年7月，北京电视台二频道的黑白电视节目改成彩色电视播出。至此，该台的两套节目全部实现了彩色化。电视其他方面的技术也有进步。1976年底，全国电视台增加到39座，将近3亿人口居住的地方可以看到电视。^[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