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社会转型时期的广播电视事业
一、拨乱反正期间的广播电视事业
1976年10月6日晚，中共中央采取果断行动，“四人帮”被隔离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这天晚上，中共中央就派人去中央广播事业局，迅速掌握了被“四人帮”长期霸占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广播电视照常播出，并且不再宣传“按既定方针办”，不管什么节目，这句话都得删掉。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举国欢腾。中央电台播送了首都和上海、天津等地群众庆祝游行的录音报道，北京电视台播放了相关的电视片。24日，中央电台、北京电视台转播了首都群众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大会的实况。国外电视台纷纷播出了有关的电视片。
中央电台和地方电台注重完整、准确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知识。1977—1978年，中央电台在《学习》节目中举办了18期理论讲座，如《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一共207讲，102万字。[32]地方台也举办了类似的讲座。
一大批深受受众喜爱的节目陆续恢复，如中央电台的《小喇叭》、北京电视台的《文化生活》等，并且创办了一些新的专题节目。广播电视文艺逐渐丰富。1976年12月21日，转播的诗歌朗诵音乐会上，王昆、郭兰英、王玉珍、常香玉等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艺术家登台表演。一批被禁播多年的优秀歌曲等重新回到广播电视上。对外宣传也开始根据国外受众的特点，从内容、风格和形式上做了改进。1978年5月1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对国外广播部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广播电台。同一天，北京电视台更名为中央电视台。中央电台、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简称“中央三台”。与此同时，西安、哈尔滨等电视台陆续更改为以省名命名的电视台。
“四人帮”垮台后，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依然没有彻底清理“左”的错误，华国锋又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除了陆续纠正“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外，各项工作几乎徘徊不前，直至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二、改革开放起步期间的广播电视事业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全会做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全会提出，要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指导下，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次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为了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关于宣传工作的指示精神，与第九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相隔14年后，中央广播事业局于1980年10月在北京召开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任重到会讲话。局长张香山作了报告，题目是《坚持自己走路，发挥广播电视的长处，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会议总结了建国30年来广播事业建设广播电视宣传工作的成就、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确定了新时期广播电视工作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
会议否定了广播是“阶级斗争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的错误提法，认为广播电视是“新闻舆论工具”、“宣传教育的工具”，“无条件地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是我国广播电视宣传的唯一宗旨。在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新时期，广播电视的中心任务“就是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会议制定的奋斗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建成完整的、自成体系的广播和电视宣传网”，电台和电视台应成为新闻舆论中心之一，电教、科普、文娱的重要阵地；国际广播电台应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心目中一支可以信任的舆论力量”。会议认为，要把加速发展电视放在优先地位。为此，中央决定发射广播卫星，建设卫星广播系统，并把中央电视台彩色电视中心列为“六五”期间的重点工程。各地政府也加大了对电视的投入。会后，全国新建了一批广播电台和电视台。1982年，全国广播电台、电视台分别增加到118座和47座。电视发射台、转播台增加到5635座。全国收音机和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分别为18476万台和2761万台。广播和电视的人口覆盖率分别为64.1％、57.3％[33]。
20世纪50年代初由时任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提出的广播要“自己走路”的业务指导方针进一步被强化。中央电台台长左漠野在1979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正式重新提出“自己走路”的口号。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再次确认了这一方针。所谓自己走路，一是要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定自己的报道思想和计划，开展新闻、评论工作；二是要注意广播电视的特点，稿件的编写、节目的制作，都应体现出广播电视的特色和风格。1982年，这一提法又加上了“开门办广播电视”的提法，在坚持自己走路的同时，要依靠社会力量。在第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又补充了两句话：“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从而进一步完善了上述提法。
“自己走路”的方针推动了广播电视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发展，广播电视的优势进一步显现。这主要表现为节目形式的多样和质量的提升。
新闻节目方面，与整个新闻界提倡“真、短、快、活、强”的做法相一致，广电新闻在自制节目和时效性上有了很大提高。中央电台《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栏目中播出的“本台消息”所占比例稳定在60％～70％；《新闻和报纸摘要》栏目中“本台消息”也占据35％左右的份额。各地电台也做到了以自采自编新闻为主。中央电台的新闻，除个别政令、文件外，消息类新闻的字数一般不超过500字[34]。字数的减少意味着信息量的增加。在时效性上，“今天”的新闻增多。遇有重大新闻，基本上能实现及时播出。为此，《人民日报》专门发文赞扬广播新闻的改革，注重时效性，认为“快是振奋精神的标志之一，广播电台这次带了个好头”。1978年1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正式创办。从7月1日起，该栏目播出的新闻每条一般不超过3分钟。各地电视台传送的新闻节目一般也能在当天晚上播出。由于与国外电视新闻社合作，国际新闻的时效性也提高了不少。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召开，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明确指示《新闻联播》首先发布这一重大新闻。从此，该栏目成为重大新闻首发的一个窗口。电视开始有了权威性和一定的独立性——不再过分依赖新华社和人民日报。
除消息外，新闻中另一种重要体裁——广播电视新闻评论得到重视。1979年4月26日，中央电台在《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中播出了新时期该台的第一条广播评论——郭平的文章《改善中越关系的根本办法》，也是广播史上第一篇署名“本台评论员”的文章。这一年，中央电台《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和《新闻和报纸摘要》两栏目中播出的广播评论达132篇。[35]国际台1980年正式组建了评论队伍。每年撰写的国际评论、述评、时事分析多达四五百篇。[36]除在一条新闻播出后配发的短评外，中央电视台创办的专门的评论性栏目《观察与思考》于1980年7月12日正式播出。该栏目的宗旨是通过对具有普遍意义的或群众关心的事件、问题、人物进行调查、介绍和分析，说明某种道理，引起观众思考，起到影响舆论、推动舆论和引导舆论的作用。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制、文化、教育和社会道德各方面，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它的创办，改变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只有报道没有评论的格局，成为电视新闻改革的一个里程碑。
在中央电视台第一期《观察与思考》栏目中，中国的电视荧屏上第一次打出了“主持人”这个称谓。主持人节目自此出现，并很快为其他电台、电视台所采用。主持人栏目、节目的出现是中国广播电视“自己走路”方针的鲜明体现之一。
1978年5月，在“文革”中被迫中断的电视剧开始恢复。中央电视台在这一年就播出了8部电视剧。1979年8月，在第一次全国电视节目会议上，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李连庆提出要大办电视剧。1980年开始，我国每年举办一次全国优秀电视剧评选(1983年后称为“飞天奖”)。这些都促使电视剧生产规模明显扩大。据统计，1981年全国生产的电视剧达150部左右。从1979年至1982年，中央电视台制作的电视剧分别是18部、103部、117部、235部，[37]呈现出高速增长趋势。该台还从国外引进了一些电视剧和电影进行译制。这一是说明“文革”之后人民群众的娱乐需求之高涨，二是说明了电视剧的魅力之大。当然，也有一些粗制滥造之作。1982年，电视剧艺术委员会成立；1983年，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成立，这都标志着电视剧生产开始迈向专门化、专业化。
这期间，出现了两股思潮。一是以“左”的面目攻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是趁党中央集中纠正毛泽东晚年及“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时，从右的方面恶意诽谤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1979年1月，在中央召开的长达2个多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也出现了一些贬低甚至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怀疑甚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新闻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广播电台直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节目受到非议，认为“理论节目没人听”，应该取消这类节目。虽然中央电台的理论节目基本上没受到影响，但一些地方电台的理论节目却就此停办了。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宣传党的领导、党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的威力，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巨大成就和无限前途，宣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而奋斗是当代青年的最崇高的使命和荣誉”，“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38]198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要求“报刊、新闻、广播、电视要认真进行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必须严格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宣传。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坚决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的顺利进行”。
三、全面改革与发展期间的广播电视事业
1.广播电视总体概况
1982年5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升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部(简称“广电部”)，吴冷西任首任部长。各地广播事业局也相应地升级为广播电视厅或广播电视局。1983年3月31日至4月10日，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到会讲话。吴冷西作了题为《立志改革，发挥优势，努力开创广播电视新局面》的报告。会议提出了“立志改革，在改革中调整，在改革中提高，在改革中整顿，在改革中发展，全面开创广播电视工作的新局面”的口号。确定了到20世纪末“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奋斗目标以及近期规划和实施步骤。认为广播电视改革，应当从宣传工作入手，宣传工作改革则要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会议确定全国实行“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事业发展方针。[39]除了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外，凡是有条件的省辖市和县都可以根据当地的需要和可能开办电台和电视台，其主要任务是转播中央和省级广播电台、电视台节目，也可以播出自办节目，共同覆盖该市、县。边远省、自治区的地区一级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办广播电视。会议还决定上马卫星广播技术工程，大力发展调频广播等。9月，广播电视部就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讨论的几个问题向中央作了书面汇报。10月26日，中央转批了汇报提纲，并发了一个通知，再次明确了广播电视工作的根本性质、任务以及努力的方向，强调了广播电视的特点和功能，并对广播电视系统工作人员提出了要求。以此为契机，我国广播电视进入全面改革和快速发展期。
1987年，全国广播电台、电视台分别增加到386座、366座；广播发射台、转播台增加到1 016座；电视发射台、转播台增加到17 570座；调频广播发射台增加到392座。[40]1984年4月，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广播电视信号开始用卫星传递。1987年底，一个以卫星传送为主，微波、地面收转和差转相结合的广播电视节目传输覆盖网逐渐形成。广播覆盖率提高到70.5％，电视人口覆盖率达到了73％。1987年底，全国收音机、电视机的拥有量分别达3.3亿台和1.16亿台。[41]1987年，8.4万平方米的中央电视台彩色电视中心基本完工。地方电视台也陆续兴建了广电大楼和广播电视塔。广播电视硬件条件进一步改善，并逐渐现代化。1988年10月上旬召开的全国广播电视厅局长会议充分肯定了“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方针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一些市、县不顾自身条件，盲目上马以及对有关规定执行不力的现象，因此要不断完善。会议决定此后一个时期，地区、县级市和县一级一般不再新建电视台。广播电视事业建设要量力而行、注重效益、协调发展。1991年，全国电台、电视台的数量分别为724座、543座。电视人口覆盖率提高到80.5％。发射台、转播台都大幅度增加。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能力比1987年分别提高74％和82％。[42]
除无线电视外，有线电视迅速崛起。我国有线电视技术研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规模化。一开始是一些大型厂矿、企业安装了共用天线电视系统，并建起企业内部有线电视台。之后，行政区域性有线电视系统在一些地方试点，并成立有线广播电视台。1988年之后迅速在农村推广。广东、四川、福建、湖北等省份的农村地区着手建设有线电视。根据1991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全国行政区域性有线电视网达451座，用户达1500万户。[43]由于各地竞相发展有线电视，节目来源复杂，也出现了一些混乱情况。1990年11月，国务院批准《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1991年4月，广播电影电视部又颁布了该办法的实施细则，使我国有线电视走上了法治轨道。
2.广播电视新闻报道的发展
新闻报道方面，注重增加信息量，进一步提高新闻的时效性，在题材和形式上有所突破。
重大事件、活动、演出和球赛基本上实现了现场直播，做到了“零时差”。ENG(电子新闻采访设备)和电子编辑机的投入使用，也减少了摄制编辑的时间，提高了时效性。
电视台采用字幕新闻。把字幕打在屏幕的下方向左移动，可在不改变正常播出节目的同时，随时发布重要新闻。
驻地记者站和各级电视台为中央电台、电视台提供了可靠、通畅的消息来源。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电台已经在全国各地(包括香港和澳门)建立了39个驻地记者站，[44]其提供的新闻成为“中央台消息”的主要来源。随着各地各级电视台的建立，它们向中央电视台提供的新闻约占该台播出新闻总数的一半，成为该台扩大报道面、增加信息量、提高时效性的有力保证。
新闻节目的次数大增，受众获得的信息量更大。从1983年元旦起，上海电台在5：00～24：00之间的整点都播出一次新闻节目，开创了整点播报的先河。1984年5月，广东电台的新闻节目每天达45次，基本上实现了整点播报、半点播报。从1988年元旦起，中央电台也开始在第一套节目中整点播报新闻。不少省级电台、大城市电台也采用了这种方式。
电视新闻栏目增多。1982年1月，上海电视台打破了中国电视新闻一天一次的格局，在每天的21点开办了《晚间新闻》栏目。1986年10月，该台又创办了英语新闻。1982年7月，广东电视台率先开办了《午间新闻》。1984年元旦，中央电视台开办了《午间新闻》，1985年3月开办了《晚间新闻》。此后又开办了《英语新闻》、《经济新闻》、《体育新闻》、《早间新闻》等新闻栏目。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每年播出的新闻有三四千条，80年代末跃升为2万条，90年代初则达到4万条，一些省级电视台每年播出的新闻也在1万条左右。[45]
广播电视开始关注重大题材的报道，直面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1986年，中央电视台对六届全国人大第十七次会议的报道打破了“只见嘴动、不听人声，而是由播音员作概括性解说”的惯常做法，真实记录了委员们争相发言，敢说真话的场景，播出后反响强烈。一位观众在来信中认为“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都开了新闻改革之先河，是迄今为止最为成功、最有影响的一次会议报道”。“以多年来从未见过的真实的声音、生动的画面、纪实采访的形式，消除了人们对立法过程的神秘感与不信任感。”“缩短了人大代表与老百姓的距离，使人们真正参与了国家政治民主生活，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天津电台播出的《市长办公会议实况录音剪辑》也采取了类似做法。针对住房、物价等重大社会问题，广播电视台组织公开讨论，邀请政府有关领导人通过广播电视做出解答。这些做法都令受众耳目一新，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1988年9月，广播电影电视部党组在总结时基本上肯定了上述做法，但也指出“舆论引导不够”等一些偏颇之处。
推出新闻深度报道，创新广播电视新闻报道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受众不再满足于仅仅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想知道它为什么会发生，过程和意义如何以及对他们的价值和影响，这是简明新闻无法实现的。于是，深度报道(连续报道、系列报道)应运而生。1984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北京乘车难》连续报道。广东电视台、四川电视台、湖南电视台都有大型连续报道。1987年，在对大兴安岭特大火灾的报道中，中央电台在《新闻和报纸摘要》等新闻栏目里共发稿71篇；中央电视台播发了100多条新闻，[46]既有消息的连续跟踪报道，又有思考和述评。1989年，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大型系列报道《弹指一挥间》。湖北电视台从1985年至1991年，摄制了《汉江行》、《长江行》、《情系大别山》等系列报道，都是深度报道的典范。深度报道的推出，是广播电视“自己走路”、彰显自身优势的体现，也是不同媒体间竞争发展的结果。
加强批评性报道，发挥舆论监督和引导作用。批评性报道是新闻媒体的天职之一，是其应担负起的社会使命，也是我党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之一。但由于各种政治运动不断，人们对批评总是抱有戒心，不愿将有关信息公之于众，部分领导同志认为批评性报道就是为地方抹黑，影响形象，对新闻批评不但不支持，反而百般阻挠，再加上报纸不能批评同级政府的宣传纪律，导致批评性报道匮乏，人民群众对此也有意见。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1984年之后，批评性报道有所增加。1979年9月，中央电视台曾播出过一条题为《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停车场见闻》的批评性报道，舆论哗然。各电视台纷纷开办以舆论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新闻专题栏目。1983年，中央电台报道了“黑龙江省双城堡火车站野蛮装卸问题”，引起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重视。1984年，中央电台和《吉林日报》合作，组织了关于吉林北站扩建工程扯皮的批评报道，促使该问题圆满解决。1988年，中央电视台的《观察与思考》栏目与《社会瞭望》栏目合并，更名为《观察思考》，每周日黄金时间播出，反映和述评社会热点问题，成为批评性报道发展的新方向。地方电台、电视台也推出一批类似栏目。
与全国经济建设热潮相适应，各级广播电视机构都把经济报道放在突出的位置，经济常常占据新闻题材的一半以上。电台、电视台纷纷成立经济部，有关节目、栏目不断涌现。1983年，中央电台先后开办了《大众经济》、《经济信息》栏目，并于1991年成立经济部。中央电视台则早在1984年就成立了经济部，并于1985年元旦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电视经济栏目《经济生活》(1987年2月1日更名为《综合经济信息》)。同一天，以传播综合经济信息为特点的第二套节目(经济频道)向全国传送。党的十三大(1987年10月)后，《综合经济信息》更名为《经济半小时》，并于1989年12月18日起通过卫星向全国传送。此后，上海电视台、辽宁电视台等地方电视台相继开办了经济栏目。
与此同时，专业经济电台、电视台开始筹建。1986年12月15日，珠江经济电台开播。它是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分台，也是我国建立的第一家经济广播电台。珠江经济电台提出了“大众型、信息型、服务型、娱乐型”的办台方针，实行以新闻、信息为骨架，以大时段节目为肌体，主持人直播，高度参与和互动的传播模式。开播不久就引起了轰动，受到广泛好评。这种定位、模式也被称为“珠江模式”。
珠江经济电台不仅是一个专业经济电台，它还标志着我国大众传媒的功能开始多样化，产业性质初现端倪；表明广播在面临电视的挑战下开始寻求自己的出路；还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媒体的多样化，受众接收信息时的主动性明显增强。
1987年至1990年，全国掀起创建经济电台的热潮。除经济台外，教育台、文艺台、音乐台、交通台等专业电台也纷纷创办，系列台的叫法由此产生，并成为广播电台的一种基本态势。
珠江经济电台和珠江模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被逼无奈的结果。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创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广播电台一直沿袭传统的录播形式，基本上是单向传播，听众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方式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当时广州地区乃至珠江三角洲地区几乎七成以上的听众都喜欢收听主持人个性化播出、内容生动活泼的港澳地区的广播节目。这昭示着我国广播发展正直面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改革已势在必行。[47]这种自下而上的被动改革一直是我国新闻改革的基本路径。
3.广播电视文艺
除新闻节目外，科教节目、纪录片、体育赛事直播、法制节目也都办得风生水起。尤其值得一书的是广播电视文艺的繁荣，因为这类节目与最广大的受众密切相关，其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又是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真实写照。
1981年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广播电视的文艺节目有重大的社会影响。1982年5月7日，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就广播电视文艺节目的特点、作用、地位和对它的要求做过长篇讲话，认为文艺节目要有一个大发展。这都为广播电视文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1984年3月，中央电台联合相关部门和媒体举办了全国相声评比。1984年6月，中央电台发起举办《全国广播音乐厅》专栏节目展播活动，连续开展了三年，创造了全国电台联合举办文艺节目的新做法。1985年，中央电台创办了“戏曲广播大奖赛”这一节目形式。类似的活动后来又举办了不少。同一年，中央电台开办第三套节目，正式播出调频立体声文艺节目。地方台也尝试过横向联合。
电视方面，创办文艺栏目成为电视文艺发展的先导。1981年元旦，广东电视台开办了一个杂志型的文艺栏目——《万紫千红》，一炮打响，在电视界引起连锁反应，有不少电视台效仿。等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更多的地方电视台开始创办文艺栏目。
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举办大型春节联欢晚会。自此，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就成了中国人年夜饭中一道必不可少的“大菜”。不仅如此，每逢重大节日、纪念日，基本上都有电视晚会陪伴人们一起度过。
1984年，中央电视台举办了首届全国青年歌手大赛。该活动每两年一届，直到今天仍在举办。它既活跃了荧屏，又发现和推出了很多优秀歌手。此后，举办大型文艺活动成为电视台的又一业务。
1987年元旦，中央电台《今晚八点半》播出，被认为是我国第一个“综艺节目”。它在内容上包括了音乐、戏剧、曲艺、文学等多种文艺形式，融欣赏性、知识性、趣味性、新闻性、娱乐性、服务性于一体，由主持人穿针引线，很快拥有了一大批听众，很快为不少地方台所借鉴。电视综艺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央电视台于1990年先后创办的《综艺大观》和《正大综艺》。
电视剧发展迅速。1983年，全国共制作电视剧502部(集)，1988年则达到4 258部，[48]增长了9倍多。1985年，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播出，轰动全国，也揭开了把文学名著搬上荧屏的序幕。之后，四大名著被改编成电视剧，掀起电视剧收视的高潮。1987年起，电视剧生产部门开始贯彻“控制数量，提高质量”的方针，纠正一窝蜂拍摄电视剧引起的混乱状况，着重提高其思想性和艺术性。之后，电视剧生产虽有所下降，但质量有所提高。
与电视剧相对应的是广播剧。1980年5月，中央电台开办了《广播剧院》(1983年1月更名为《广播剧》)节目。1984年，大型广播剧《红楼梦》播出。之后，《窦娥冤》、《桃花扇》等问世。地方电台也制作了一大批广播剧。1988年，全国一共生产广播剧574部1 513集，地方电台制作的占95％左右。[49]
4.广播电视对外传播
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也出现了改善的迹象。广播电视的对台传播也调整了基调，节目内容和形式做了相应调整。198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更名为“海峡之声”广播电台，每天用十多个中波、短波和调频广播播出。1987年底，全国对台湾广播的电台增至4家。1991年底则增至11家。电视方面的对台传播则主要依靠福建电视台。该台1983年成立了专门的编辑部。
《关于广播电视工作的汇报提纲》指出：“对国外广播要努力为全世界人民服务，做到有的放矢，在宣传中准确而又鲜明地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实事求是地向各国听众介绍中国的情况，宣传我国的政策和主张，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50]国际广播电台在对外广播中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以事实为主、以我为主的方针，把握内外有别、外外有别的原则，区别对象，加强针对性，按对外传播规律办事。1980年4月，国际电台奉命筹建为中央三台服务的驻外记者站。至1991年底已在各主要国家建立记者站17个，[51]并派出常驻记者。驻外记者站的建立，扩大了国际新闻中自采新闻的比例，提高了时效性，在重大国际事件中开始有了中国媒体的独立声音。1984年，国际台被外交部、中央办公厅确认为采访党和国家领导人活动的中央新闻单位之一。随后，该台组建了一支外事采访队伍。
很久以来，对外传播的重任主要由电台承担，随着电视的发展壮大，它也开始参与对外传播。1983年8月，广播电视部召开第一次全国电视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专门研讨电视对海外传播的问题。会议强调，电视宣传要内外并举。一年后的10月，第二次工作会议召开，总结电视对外传播的经验，部署下一阶段的任务。1984年底，中央电视台同69个国家的86个电视机构恢复或建立了业务联系。[52]上海电视台、江苏电视台、山东电视台等地方电视台也参与到对外传播中。
5.89风波与广播电视整顿
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指出“新闻、舆论阵地必须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方向”，广播电视“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无条件地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1988年10月，全国广播电视厅局长会议召开，总结经验，充分肯定了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以来广播电视事业的成就，也提出了“坚决治理环境、整顿秩序”的问题。会议认为应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克服认识上的混乱，坚定不移地当好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第二，正确处理宣传与经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以宣传为中心，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第三，整顿宣传秩序，加强纪律性，严格执行各种规定和制度。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期间，广电部的领导多次强调广播电视必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4月中旬后的一段时间，中央三台的舆论导向基本没多大问题。之后，中央领导层出现了不同声音，广播电视宣传也一度失控，产生了恶劣影响。[53]
1989年11月底，中共中央举办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报总编辑新闻工作研讨班。江泽民、李瑞环代表党中央分别作了《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重要讲话，重点阐述了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地位与基本方针。讲话强调新闻事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它的基本方针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新闻工作是党的整个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党性，要反对所谓人民性高于党性的主张；新闻宣传必须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必须旗帜鲜明、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广播电视部门坚决贯彻上述精神，进行思想整顿，总结经验和教训，以“团结、稳定、鼓劲”为基调，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北京亚运会等宣传报道中都有不俗表现。
1990年12月30日，是中国人民广播事业诞生50周年纪念日。邓小平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题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五十年”。江泽民、杨尚昆、李鹏、彭真、邓颖超、李瑞环也分别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建50周年题词，表达祝贺、要求和期待。
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中国广播电视业的新发展
1.发展概况
1991年，广电部确定“八五”期间(1991—1995)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重点是加快广播电视覆盖网和节目传输网的建设，进一步提高人口覆盖率，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1994年底，全国还有22.6％和16.7％的人口听不到广播、看不到电视。针对这种状况，“九五”期间(1996—2000)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重点依然是提高覆盖率，重点是农村。1998年初，广电总局正式提出：到20世纪末基本实现通电行政村“村村通广播电视”的目标和要求，“村村通”工程上马。2000年又启动了“西新工程”，着力解决西部地区，尤其是西藏、新疆等省区广大牧民接收广播电视信号的问题。
据2007年国家统计公报，我国广播电台有263座，电视台287座，教育台44个，有线电视用户15 118万户，广播和电视的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为95.4％、96.6％。[54]
在技术手段上，由模拟技术逐渐向数字化迈进。1992年6月，广电部通过了在我国开展数字音频广播的可行性报告。1996年12月，这一重大科研项目正式启动。1997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实现了全数字化的节目制作和播出。1995年，中央电视台把一个800平方米演播室改成一个开放式全功能数字化演播室。之后虚拟演播室、虚拟场景、非线性编辑系统、数字录像机、数字SNG、数字转播车以及一些配套设备不断被引进并投入使用。1996年，该台又引进两套数字EFP系统(数字现场采集制作系统)。同年底开始应用数字卫星新闻采集(DSNG)。1999年，数字高清电视转播试验成功。节目传输领域的数字化始于1996年。该年，广电部决定以后上星的省电视节目一律采用数字压缩方式。到1999年7月，除几个省外，其他省都已采用数字压缩方式。2001年，广电总局制定了《广播影视科技“十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作为新世纪初指导广播影视科技发展的行动纲领，并提出全面实施数字广播电视计划，加快数字化进程的时间表：2010年，全面实现数字广播电视。2015年，停止模拟广播电视的播出。2003年6月，广电总局正式发布了《我国有线电视向数字化过渡时间表》。2006年8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发布了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电视地面广播传输系统帧结构、信道编码和调制》标准，于2007年8月1日正式实施。2005年3月，上海文广传媒集团获得第一张IPTV(交互式网络电视)牌照，数字电视正式进入实质性运营阶段。由于数字电视涉及诸多部门的利益关系，进展的速度和发展的规模都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但从世界范围内广播电视发展的现状来看，我国仍应从速发展数字广播电视。
相对于电视快速发展而言，广播却遇到了不少困难。1993年12月18日北京交通广播的推出给广播界指出了一个新方向：交通广播。交通广播最早于1991年在上海广播电台推出，但并没有多大亮点。1993年，交通广播成为热潮，尤以北京交通广播最为成功。
2.新闻立台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大幕自此拉开。作为宣传机构和第三产业的广播电视，一方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提高节目质量；一方面积极探索产业化发展之路，更新技术手段，增强自身竞争力，取得了新的发展和进步。
1992年秋冬，广电部部长艾知生强调，广播电视新闻报道在内容上应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努力地去适应受众，而不是让他们来适应广播电视。1993年初，丁关根在一次电视宣传工作座谈会上也强调，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开辟新栏目，在形式上创新；要增大信息量，增加新闻播出次数。由此可见，转变被动意识，养成从受众角度出发安排节目的主动意识，成为全新的广播电视传播观。另外，狠抓新闻报道，增加信息量仍是一种基本发展思路。
1993年3月1日，中央电视台打破第一套节目每天只有四档新闻的格局，将新闻播出增加到12次。播出方式也大胆改革，除《新闻联播》外，[55]全部采用直播和滚动播出，以提高时效性和到达率。1994年，中央电视台先后改版《晚间新闻》、推出《世界报道》、改革《午间新闻》(更名为《新闻30分》)，使第一套节目中新闻播出量和新闻栏目都显著增加，且在编辑方式上做了大幅度改革。1995年5月5日，该台推出早6点新闻。至此，在第一套中播出的新闻每天有13次。再加上《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新闻已成为第一套节目的主体。由于采用了高科技传播手段，来自新闻现场的图像明显增多，记者、主持人有时就在现场通过连线的方式发回现场报道。
新闻也逐渐成为地方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的主体。1993年开办的上海东方电视台，开播时就将新闻确立为该台的主体。其中，晚上直播的《东视新闻》除信息多、容量大、时效快，还采用平民化叙事方式，形成了以知识阶层和年轻人为主要收视对象的受众群，收视效果良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地有线电视台也办有新闻节目，成为新闻传播的一支生力军。
从1997年元旦开始，辽宁、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青海、江西、福建、内蒙古、安徽、江苏、陕西、黑龙江、北京和山西等省级电视台的节目陆续上星。1997年8月，国务院批准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电视台节目均可上星传送。从1998年10月起，宁夏、重庆、上海、甘肃、河北、天津、吉林的电视节目也陆续上星。1999年10月，我国大陆地区最后一个省份——海南省的电视节目上星。至此，我国所有省级台的节目全部实现了通过卫星播出。电视上星，开始是高原、山区等地方信号传输、提高覆盖率的需要，后来很快演化为一种竞争态势。与都市报的区域化竞争不同，卫星电视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竞争。
在新闻传播上，广播电台也有新发展。1992年，中央电台推出《全天要闻简报》，引起听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听众的注意，虽然是在夜间零点播出，收听的人仍然很多。1994年，中央电台充实、完善整点新闻滚动播出机制，平均日发稿量130多条。1998年，该台的综合性新闻节目播出增加到24次。该台影响力最大的新闻节目《新闻和报纸摘要》在20世纪90年代加强了对典型人物的报道，“汇天下之精华”的口号进一步落实到新闻实践上。从1995年起，它摘编介绍的报纸多达110家。1997年后，它日常状态下一般单发稿180字左右，简讯在40字左右，条数则大幅增加。[56]
大多数地方广播电台也开办了整点新闻，增加了直播节目，新闻时效性进一步提高，在某些方面走在中央电台前头，如广东电台每天自办纯新闻节目30次，广州电台甚至提出“消灭昨日新闻”的口号。[57]
除时效性、信息量外，新闻杂志型栏目、谈话节目的创办则进一步体现了电视新闻的优势和特色。
1993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开办。它是一个40分钟的杂志型新闻节目，设有《新闻》、《东方之子》等五个板块，[58]每天一期。该栏目播出伊始就产生了广泛影响，改变了中国大陆观众早间不收看电视节目的习惯，[59]被誉为“开创了中国电视改革的先河”。不仅如此，《东方时空》还在运作方式上作了大胆探索：在人事管理体制上实行聘用制，既解决了编制问题，又带来了竞争机制，大大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实行节目制作经费承包制；实行制片人制。制片人是栏目的负责人，有人员、经费、设备使用权，同时负责宣传原则、栏目风格和节目质量。1996年1月，《东方时空》第一次改版。新版节目集新闻报道、评论、专题于一体；取消了各子栏目的主持人，设总主持人，统一串联，统一包装。2000年11月，《东方时空》再次大改版，时间从45分钟增为150分钟，以演播室为调度中心，用直播方式将新闻、实用资讯、新闻专题等诸多内容有机串联，更加突出信息的时效性和服务性，还推出了《东方时空》所独有的周末版节目，构成浑然一体的大型早间新闻杂志型节目，被兄弟媒体评价为“中国新闻晨报”，中国“新世纪传媒新动向的代言人”和“电子媒体发展的趋势”。不到一年，《东方时空》再次改版，将新闻及资讯节目分离出去，在保留原有的《东方之子》、《百姓故事》、《世界》、《纪事》各子栏目的基础上，推出新的子栏目《时空连线》。2004年9月，《东方时空》移至晚间黄金时段，联手央视一套《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推出晚间强档新闻板块。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观众收视取向的日益多元，媒体竞争的不断加剧尤其是网络等新媒体的兴起都给《东方时空》提出了新的挑战。2008年3月，《东方时空》再次改版。改版后，时长缩短为30分钟，首播由央视一套下午时段移入新闻频道晚间黄金时段。在节目构架上取消了原有的《东方之子》、《百姓故事》、《时空连线》三个子栏目，使之成为一个相对通透和完整的板块，更加突出了其新闻专题特质。进一步明确了深度报道的定位，致力于打造央视新闻频道晚间时段的封面文章。在选题上更加追求新闻的高度与硬度，在关注热点社会新闻的同时，充分发挥国家电视台的资源优势，积极关注国家政治、经济领域的重大新闻。在报道手段上，将围绕当天或近期的新闻热点进行全景式、多维度的报道。同时，充分运用多样化的电视技术和包装手段，使节目在传播方式和手段上更显现代感和时尚感。[60]
1996年3月，中央电视台推出新闻谈话节目《实话实说》。节目形式为群体现场交谈，通过主持人、嘉宾、观众的共同参与和直接对话，在生动活泼的气氛中，展开社会生活或人生体验的某一话题。经过叙述、讨论或辩论，达到各抒己见、增进参与者之间交流和理解的目的。除了谈话这种形式外，该栏目在节目定位上，摈弃居高临下的说教模式，秉持平民化主张；在选题上，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紧跟时代；在主持风格上，注意衣着朴素、语言平和、态度亲切、机智幽默，从而营造一个开放、轻松的谈话氛围。
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推出一档以深度报道为主、以舆论监督见长的电视新闻评论性栏目——《焦点访谈》，旋即在全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该栏目之所以产生那么大的影响，除风格、形式外，主要是因为其所起到的舆论监督作用，即批评性报道以及问题被揭露出来后领导层的关注和事实上促使问题迅速解决的功能(人称“焦青天”)。1998年10月7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为《焦点访谈》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这类节目大受欢迎，一方面反映了批评性报道的整体性缺失，一方面说明媒体的舆论监督在促进社会进步中确能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1996年5月17日，中央电视台又推出一档以调查见长的电视新闻栏目——《新闻调查》。其基准节目样态可以概况为：双机拍摄、记者现场采访、现场评述，对事件多角度分析、递进式探究。该栏目同样注重舆论监督作用的发挥。
从《东方时空》到《焦点访谈》，再到《新闻调查》，中央电视台逐步走向深入的新闻栏目改革，标志着中央电视台正向国际大台迈进。
1994年10月，中央电台开办了《新闻纵横》节目，也属于新闻述评性舆论监督节目。《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新闻纵横》的成功极大地促进了类似节目遍地开花，各地电台、电视台纷纷效仿，涌现出一批类似节目，几乎每家省级电视台都办有类似节目。《实话实说》栏目开办前后，全国电视台推出的谈话节目有80多个[61]。这再次反映了中国广播电视发展中的一种现象，即一个栏目的成功往往迅速引起诸多模仿者，期间难免出现粗制滥造者，不久就使得观众收视疲劳，结果是这种模式或做法“速朽”。因此，各台根据自身条件开办有自己特色的栏目、节目是我国广播电视发展过程中最缺失的。“自己走路”，不仅仅广播电视系统要贯彻，各广播电台、电视台都应落实在自己的办台实践中。
新闻播出方式进一步多样化，现场直播被电台、电视台广泛采用。1997年，中央电视台率先引进SNG(卫星新闻采访车)系统，为直播提供了设备保证。这一年，大范围、长时间的重大事件直播比较多，如香港回归等，该年也被称为央视的直播年。中央电台香港回归直播报道共有七场，其中《百年长梦今宵圆》长达7个小时。[62]此后，1999年的国庆50周年庆典、澳门回归、1998年抗洪抢险、2003年伊拉克战争、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以及每年的“两会”、党代会等重大事件的直播报道则标志着我国电视直播的水平和质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重大事件的现场报道，已经可以做到从事件发生现场的各个地点，近乎全景式地再现现场。除实况直播外，还有现场采访、背景插播、专家评述等，做到了历史地、立体地报道新闻、解读新闻。这种多场面、多样式、综合性的播报方式，需要制作团队进行事前的周密规划，过程中导播的合理调度，以及主持人的总揽全局。主持人，已成为广播电视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
标志着我国电视新闻节目发展成熟的标志是全天候新闻频道(频率)的推出。1999年5月23日，福建电视台推出了24小时全天候新闻频道，定位于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观众提供最新最快新闻的大众化专业频道。2003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试播新闻频道，7月1日正式播出。该频道全天24档整点新闻，以最快的速度提供第一手的国内国际新闻资讯，突出时效性和信息量，实现滚动播出。专题节目包括新闻背景、新闻评论、新闻调查、舆论监督、民意调查、法制等各种节目形态。该频道经过2004年、2006年几次改版，已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专业新闻频道。
2004年1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以“中国之声”为呼号全新登场，定位于专业新闻频率。该频率全天播音21小时30分，以全天31次整点新闻、半点快报为发展主线，早中晚三大新闻密集区为重点支撑，清晨、午前、午后、夜间、午夜五大板块为延伸，30档背景式新闻专题和谈话节目为两翼，上下贯通、前后呼应，共同构成立体推进的动态新闻模式。
3.经济、文艺和对外传播
除新闻节目外，经济、文艺和对外传播等节目也值得一提。
1992年8月31日，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正式开播。这是由全国电视台联合协办、按照《新闻联播》模式打造的一档经济新闻节目。节目播出后，观众反响强烈，国务院几个部门和领导同志也很赞赏。邓小平同志几乎每天看，认为它开办得及时，内容丰富，节奏明快，信息量大，将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63]同一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开办了经济节目《经济生活》。1993年12月，中央电台开办《股市传真》节目；1994年10月，该台又开办《证券广播网》节目。这表明，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经济不再仅仅是一个综合而单一的概念，而是变得多样、具体而专业，经济新闻报道也开始走向专业化，如证券、房地产、电脑、时装、国际经济，等等。不仅在节目上专业化，1997年5月5日，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全面调整，定位为“经济频道”，标志着经济报道迈向一个新台阶。2000年底，中央电台二套节目也定位为以“经济、科技、生活”为主。
1996年，中央电视台文艺频道(第八套)和戏曲·音乐频道(第三套)开播，标志着综艺节目也开始专业化。1999年，这两个频道整合为综艺频道(第三套)。1993年，音乐电视开始起步。为了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音乐电视，中央电视台每年举办中国音乐电视大赛。1997年7月，湖南电视台开办了《快乐大本营》综艺节目。它以清新、自然、真实、健康及具有一定知识含量为内容定位；形式上以娱乐性为主，包容文艺、游艺、新闻、访谈、猎奇、绝技等于一体，融知识性、趣味性于其中，强调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播出三四期后，即在观众中引起反响，迅速占据全国电视市场的周末黄金时段。《快乐大本营》现象在当时被专家、媒体称为“快乐旋风”，同时引发了全国电视界的一场“综艺变革”，不久全国各地电视台出现了近百档类似栏目。电视的娱乐功能开始彰显。2004年，湖南卫视主办了名为《超级女声》的大众歌手选秀赛。它接受任何喜欢唱歌的女性个人或组合的报名。其颠覆传统的一些规则，使之受到了许多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喜爱。2005年、2006年，更是风靡全国，掀起一股娱乐选秀风潮，一时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同时也引发了纷纷争议，被称为“超女现象”。当然，它引起了诸多电视台的模仿，各种选秀节目占据了周末电视的黄金时段，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类节目的开设因应了观众从电视节目中获得快乐的需求，同时也是电视文艺发展的一个新形态。2007年，广电总局出台了相关管理规定对此进行规范。
电视剧继续保持快速发展。1990年12月，《渴望》热播。它是我国第一部室内连续剧，通俗、健康，高扬传统的道德伦理和与人为善、宽厚待人的行为规范；通过主人公的命运和行为，呼唤爱心，弘扬民族传统的道德精神。它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电视连续剧迈向大众化、通俗化方向的新阶段。此后，系列剧(情景喜剧)《编辑部的故事》，当代都市情感剧《过把瘾》，当代海外题材剧《北京人在纽约》等大众化电视剧相继掀起电视剧观看热潮，且都引出了不少相应的类型剧。电视成了大众文化的一种主要载体，为其推波助澜。电视剧也成为我国大众文化中令人瞩目的景观。1994年，我国制作电视剧6 000集，基本上能满足晚间黄金时间播出的需要。1995年突破了1万集，[64]并提出了强化精品意识的质量要求。此后，《三国演义》、《水浒》、《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大宅门》、《激情燃烧的岁月》、《家有儿女》、《士兵突击》、《金婚》等都显示了中国电视剧的高水准，其中既有中央电视台摄制的，也有地方台录制的。历史、现实、军旅、文学名著、都市情感、儿童剧等各种题材都有涉及，显示出电视剧收视的分众化，也说明各种题材、类型的电视剧都达到一个相当高度。除此之外，国外电视剧(如韩国电视剧《大长今》)等也被大量引进。1999年，中央电视台成立了电视剧频道(第八套)，标志着电视剧播出也开始专业化。
2007年，获得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剧目为529部，14 670集，与2000年相比，电视剧年产量翻了一番。目前，全国平均每天生产电视剧40集左右；在全国1 974个电视频道中，播放电视剧的频道有1 764个，电视剧制作机构由2001年的432家发展到今天的2 511家，电视剧广告收入占全国各级电视台广告总收入的50％以上，成为大多数电视台举足轻重的经济来源；观赏电视剧已成为我国大众最主要的文化生活方式之一，全国电视剧观众数以亿计，人均每天收看电视剧时间为1小时。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电视剧生产和消费大国。[65]
广播电视技术手段的改进为对外传播提供了便利，但信息渠道来源的多样化也为广播电视对外传播带来挑战。
两岸三地的新闻界同行互动增强。1992年9月，大陆第一个新闻记者代表团访问台湾。1993年，大陆第一个广播记者代表团赴台湾采访。1996年，全国八家对台湾广播机构横向联合，共同举办大型系列报道《中国统一大家谈》。1998年5月和1999年8月，中央电台对台湾广播分别举行台湾听众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借以不断改进和完善节目的安排。
1992年5月，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广电部邀请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文化部等单位负责人，举行了加强对香港、澳门广播电视宣传座谈会。会议认为，中央电台应尽快开办专门对港澳地区听众的节目。从这年10月起，中央电台分步实现了对港澳广播计划。1994年6月18日起，第七套节目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的呼号开始播音。香港和澳门回归后的200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更名为“华夏之声”，成为一套独立的节目。“华夏之声”以新闻报道和文化娱乐为主，着重发挥其互相了解、双向沟通、增进感情的功能。
标志着电视对外传播发展的里程碑事件是国际频道和英语国际频道的开办。1992年10月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国际频道)开播。它是专为台港澳地区及海外华人华侨服务的专业化频道。2000年9月，英语国际频道开播。央视对外传播频道增加到2个，传播对象扩大到英语文化圈。此后还开设了西班牙语频道、法语频道，并在北美建立了中文电视节目平台——“长城平台”。现在的中央电视台共设有18套节目，通过有线网络和卫星网络覆盖，成为一家国际性大型电视台，与世界134个国家和地区的208个媒介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全球派驻记者站增至14个。[66]2002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天能用43种语言播出211个小时的广播节目，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进入世界对外广播三强之列，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国家广播电台之一。[67]
五、新时期广播电视经营管理与法制建设
关于地方广播事业管理，1957年之后采取的是“地方政府和广播电视部双重领导，以地方政府为主”的体制。1980年5月，国务院同意继续实行这种领导体制。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重申了这一体制，并补充了地方广播电视宣传工作受地方党委和广电部双重指导的规定；同时认为，广电部的管理主要是做好服务工作。1988年10月，《广播电影电视部“三定”方案》[68]明确重申了该部既是新闻宣传单位，又是事业管理机关。1986年1月20日，广播电视部正式更名为广播电影电视部，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和直属各电影单位划归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但省级电影单位和广播电视部门的合并迟迟没有完成。
法制建设方面。1986年1月，广电部成立了法规领导小组，并设立法规处。之后又成立了行政复议委员会等法制机构。1987年8月，广电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广播影视法制工作会议，落实该部“七五”期间的立法计划。此后三年，广电部完成了《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电视节目管理办法》、《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三部行政法规以及一些规章、规范性文件，同时加快了《广播电视法》、《电影法》的立法进程。198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曾有代表提出要尽快制定《广播电视法》的提案。但由于条件不成熟而延期。此阶段，一批地方性广播电视法规、章程得以出台。1991年，广电部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广播电影电视法制工作会议，认为缺乏《广播电视法》这个核心，就难以形成广播电视法规体系，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广播电视无法可依的状况。
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放了中国大陆的第一条商业广告。3月5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率先在广播界恢复了广告业务。11月，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报刊、广播、电视台刊播外国商品广告的通知》，对媒体登载广告给予了认可。一个月后，中央电视台同时在第一套和第三套节目中推出了商业广告。1980年1月，中央电台开办广告节目，地方各电台、电视台纷纷效仿。广告业务经过多年的中断之后又成为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媒体的重要业务之一。1982年2月，国务院颁布《广告管理暂行条例》，为广播电视广告提供了法制保障。
1983年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对广播电视经费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在经费来源上放开搞活，争取多元化，广开财源，以弥补国家拨款的不足。会议提出的措施包括：广播电视机构可以成立服务公司或服务部，开展器材、设备经销、维修和咨询服务；对农村有线广播实行收取维护费；扩大社会集资办广播电视。这些办法得到了中央的认可。
1984年，中央电视台成立了“中国电视国际服务公司”。1985年我国国家统计局把广播电视电影业置于第三产业行列。1986年12月，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和上海电视台联合举办了“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提供了一个电视节目交流、交易的平台。1987年，上海市广播电视局率先提出了“只有发展产业，才能建设事业”的口号。5月，上海市委批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电视台实行重大体制改革，引入社会化专业生产模式。1988年1月，广东省广播电视厅提出“让广东电视台实行企业化管理，让它自我积累、自我壮大”的体制改革思路。后来得到广东省委的批准。
1988年召开的全国广播电视厅局长会议强调了上述要求，并提出了若干经营的新思路：把一些广播电视节目投向市场，收回制作成本，增强再生能力；电台、电视台同音像单位合作，增加音像制品的出版和发行量，开展出租业务，占领音像市场；同社会各界合办节目，实行有偿服务；积极、慎重地与国外合作，增加外汇收入。
1989年，四川广播电视实业开发公司与美国百事可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生产百事可乐。
1992年，上海广播电视局打破了原有一家广播电台一家电视台的格局，新建了东方广播电台和东方电视台，要求这两个台实行全新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原有的两个台也进行管理上的改革。不仅如此，上海广播电视发展公司联合上海电台、电视台等机构，组建了全国第一家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广电传播服务，广告，环保、气象、地震、公安、消防、邮电等综合服务设施的租赁，旅游观光，特色餐饮，健康娱乐，商业服务，房地产经营和出租汽车经营等。
上海广电局的改革引发了我国广电事业新一轮的改革。1992年11月，全国省级电视台行政管理工作经验交流会召开。这是我国广播电视系统首次召开专门会议探讨行政管理改革。会议认为，行政管理改革就是用人制度、分配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改革，方向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1995年2月，全国广播电影电视工作会议召开，我国广播电视业开始探讨加强行业管理，依法行政的问题。这是广播事业迅速发展的必然和迫切要求。这一年，广电总局对全国的电台、电视台进行了全面检查，处理了一些违规广播电台，并决定暂时停止批建新台和增加节目套数。对播出内容也进行了严格管理，并制定了一些规范性文件。同时，聘用制开始实施。1996年，我国开始实行年检制，将检查制度化和日常化。同年12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业管理的通知》，全面规范广播电视业的管理，并提出尽快制定《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9月1日，该条例正式实施，为广播电视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不仅如此，它还是国务院第一部全面规范管理广播电视事业的行政法规，是迄今为止法律效力最高的广播电视管理法规，具有里程碑意义。
1999年，我国开始实施地(市)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职能转变，有线电视网、台分离，有线台和无线台合并的重大举措。
1999年6月，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成立，标志着我国广播电视改革进入又一个新阶段。组建广播电视集团体现了实现广播电视资源配置、节目统筹的优化安排，实现“宣传抓紧，经营放开”，“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实行经济核算，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新的改革发展思路。2000年11月，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化发展试行工作的原则意见》，确定电子媒体在以新闻宣传为中心，以繁荣创作为重点的前提下，“可兼营其他相关产业，逐步发展成为多媒体、多渠道、多品种、多层次、多功能的综合性传媒集团”。2001年8月，《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也进一步强调要积极推进集团化建设。之后，一些广播电视集团相继建立。至2005年，我国共有18家广电集团成立。
2002年，我国开始加大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开始在全国9个省市的35家单位试点，其中包括深圳广电集团、厦门广电集团等。2004年，广电总局出台《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提出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培育发展市场主体；扩大投融资渠道，放宽市场准入；依托高新技术，促进产业升级；积极实施“走出去”工程，谋求国际化发展；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强化政府监管等具体促进产业发展的措施，并提出了“要积极推行广播影视产业领域公有制经济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广播影视产业领域的非公有制经济，凡是法律法规未禁入的领域都要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或参与”的指导思想。这既是广播电视自身体制改革，促进产业化的要求，也是加入WTO之后应对国外广电传媒挑战的战略需要。
1996年6月召开的全国第三次广播电影电视法制工作会议，提出到2010年，要基本形成以《广播电视法》和《电影法》为纲，以专项法规和配套法规为目的的广播电影电视法规体系的设想。我们期待着这两部法律尽快出台。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2]李强(1905—1996)，原名曾培洪，江苏常熟人。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他在1929年自制出我党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创建了我党第一部秘密电台，为开创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1947年12月，他任中央军委电讯总局副局长，领导广播电台大功率发射机等建设。1949年4月兼任中央广播管理处副处长，是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开拓者之一。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后称院士)。
[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4]《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5]《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64～65页。
[6]《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7]《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8]《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9]《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
[11]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等主编：《梅益谈广播电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页。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
[13]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页。
[14]《记者头脑要冷静》，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11～212页。
[15]吴廷俊：《科技发展与传播革命》，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
[16]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页。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
[20]以上数据均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123页。
[21]《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22]《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23]毛泽东的题词是：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刘少奇的题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广播工作做好，使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得到鼓舞。周恩来的题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为发展人民广播事业而努力。朱德的题词是：联系群众、联系实际，进一步把广播宣传工作做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为世界革命服务。邓小平的题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服务，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服务。
[24]《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中国广播电视大事记》，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页。
[25]《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
[26]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电视对外宣传主要依靠向外国寄送电视新闻片，业内人士称为“出国片”。
[27]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
[28]《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页。
[29]所谓同步广播，是指两个或多个广播发射台使用同一频率，在不同地点播出同一节目的广播方式。以此减少干扰，改善收听效果。
[30]中波、短波广播属于调幅广播。与调幅广播相比，调频广播具有噪音小、音质优美、抗干扰能力强、同等发射功率覆盖范围大等优点。
[31]《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
[32]《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页。
[3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
[34]《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页。
[35]《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
[36]《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
[37]《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206页。
[38]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页。
[39]之前实行的是“四级办广播、两级办电视、分级覆盖”的方针。中央、省、市三级办无线广播，县办有线广播。
[40]《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327页。
[41]《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328～329页。
[42]《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1页。
[4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9页。
[44]《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页。
[45]《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225页。
[46]《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230页。
[47]陆景峰、李英元：《广东电台：“珠江模式”20年跨越式发展》，http://media.people. com.cn/GB/40606/5199317.html。
[48]《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页。
[49]《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页。
[50]《方向与实践——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文件和典型材料选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51]《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页。
[52]《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页。
[5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7页。
[5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8年2月28日发布。
[55]《新闻联播》于1996年元旦起开始直播。
[56]《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386页。
[57]《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383～384页。
[58]该栏目经历了几次大的改版，板块设置和编辑方式都有所变化。
[59]以往受众媒介接触的习惯是“早晨听广播，白天看报纸，晚上看电视”。
[60]本书用较大篇幅记述《东方时空》的发展历程，最主要的目的是借此反映中国电视新闻发展的轨迹，以及在多种媒体竞争的生态环境下，电视新闻如何生存、发展以及凸显自身优势。
[61]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433页。
[62]《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403页。
[6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407页。
[64]《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页。
[65]《市场报》，2008年2月29日，第32版。
[66]央视索福瑞：《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市场报告(2007—2008)》，第14页。
[67]郭可：《当代对外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68]“三定”即定机构、定编制、定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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