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

第三节　商业化趋势：从《上海新报》到《申报》、《新闻报》

鸦片战争前，中文报刊几乎全为传教士所办，外文报刊多为商办。战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外商办报十分活跃，除外文商业报纸外，中文商业报纸发展十分迅速，并很快成为在华外报的主体。

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报刊，不以营利为目的，但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在华经济活动的深化，在华商人开始创办报刊，用以刊载商业广告，提供商情信息，使自己“生意兴隆”，《上海新报》是其代表。英商字林洋行创办《上海新报》的主要目的在于推动洋行的商业发展，营利只是办报的目的之一。从19世纪70年代起，上海城市建设的发展，都市化的条件使办报成了有利可图的事业，办报营利成为外国商人的共识。于是《申报》与《新闻报》开始正式步入商业化，创办人采用企业化的方式管理报纸，营利成了他们追逐的主要目标。由此，中国近代报纸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上海新报》的创办

《上海新报》1861年11月创刊，是上海第一家商业中文报纸，初为周刊，自1862年5月改为每周三刊，周日停出，1872年7月又改为日刊。该报由英商字林洋行出资创办，始终由西方传教士任主笔，第一任是华美德(美)，第二任是傅兰雅(英)，第三任是林乐知(美)。因与《申报》竞争失败，于1872年12月31日停刊。字林洋行除创办《上海新报》外，还早在1850年8月创办了英文《字林西报》，该报直到1951年才自行停刊，前后共出版101年，它主要提供商业信息，向商人提供商业情报。

《上海新报》创办目的主要是为商业贸易服务。创刊号上刊登的字林主人的启事，阐述了该报的创办目的：“大凡商贾贸易，贵乎信息流通。本馆印此新报，所有一切国政军情，世俗利弊，生意价值，船货往来，无所不载。类如上海地方，五方杂处，为商贾者，或以言语莫辨或以音信无闻，以致买卖常有阻滞，观此新报，即可知某货定于某日出售，届期亲赴看货面议，可免经手辗转宕延，以免买空盘之误。”^[9]它把商情船期放在首位，每期都有广告、行情表、船期表。

《上海新报》自1868年2月1日起采用英国式的固定版面安排的方法，便于读者阅读：第一版为广告，第二版为中外新闻，第三版是广告及船期表，第四版是行情及机器图说。机器图说一项，很引人注目，所刊载的或为重型机器如火轮车、种麦轮器等，或为家常用具如风琴、铁柜(今保险箱)等，每绘一图，附以说明。机器图说的刊载，在当时很能益人智慧，唤起人们利用新式工具以节时省力的观念。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从1870年3月24日起，《上海新报》开始采用新闻标题，每条新闻上均加简明标题，如“刘提督战亡”、“种树得雨”等，用头号活字排印，正文则用4号活字。以往不按内容加标题时，一堆新闻上只刊“中外新闻”、“选录某某报”字样，用头号活字排列以代标题。加标题后，读者只看标题便可知新闻的大概内容。

二、《申报》的创办

《申报》原全称《申江新报》，1872年4月30日创刊于上海，起初由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Ernest Major)、伍华德(C.Woodword)、普莱亚(B.Pryer)、麦基洛(J.Mackillop)等四人合资创办，后产权归美查一人所有。1909年产权归国人所有。1949年5月《申报》停刊，先后出版77年。

《申报》的宗旨是“行业营生为计”，即办报是为了“营利”，为了赚钱。美查曾如此陈述他的办报目的：“新报之开馆卖报也，大抵以行业营生为计……若本馆之开馆，余愿直言不讳焉，原因谋利所开者耳。”^[10]商业报纸中出现以办报直接赚钱的《申报》，标志着在华外报开始向大众化方向发展。《申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家商业报纸，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张真正意义的大众报纸。

《申报》大众化倾向，表现在以“新闻报道”为中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此满足读者的需求，扩大发行量。《申报》强调报纸的民间色彩，要面向“下”，即“农工商贾”，不能仅仅“只传朝廷之事”，而要传“闾里之琐屑”，关心现实的世俗人生，广传新闻，把及时全面、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放在了首要位置上。

在报道内容上，它立足上海，凡本市和江南主要城市的商业、金融、贸易、交通等的发展变化的消息都有刊载。为适应上海市民的生活，《申报》在抄录《京报》的谕旨、奏折、宫门抄之外，开始在报纸上刊载社会新闻，有谈狐说鬼之作，亦有对当时案件如杨月楼案、杨乃武案的报道，既为酒后谈资，又能增长见识。

在新闻观念上，《申报》作为一份商业报纸，尽量采取“不偏不倚、客观中立”的立场，以争取广告来源。

在报道范围上，《申报》“立志欲将中国境内各紧要消息采录无遗”。^[11]为广辟新闻来源，《申报》广聘采访员。当时《申报》在北京、南京、天津、等地广招采访人员，至1887年有采访员的城市已达到三十二处，使报纸的新闻选择范围大大拓宽。

在新闻时效上，《申报》率先使用了从天津到上海的电报线路来传递新闻。1882年1月16日，从天津电传到上海的新闻是中国第一次用电报传递新闻，而在中法战争中，为了及时报道新闻，满足读者快速了解战事的需求，美查聘用了一个俄国人担任采访员前往越南前线，这是我国第一次派往外国的军事记者，这名俄国人从西贡用电报将新闻发往香港，再由香港转上海《申报》刊载，大大提高了《申报》新闻的时效性。

在新闻写作上，《申报》为了适应中国读者的文化水平，使用浅显易懂的文字，首创标点符号，使粗通文字的人都能看懂。1884年创办《点石斋画报》，“特请善画名手选择新闻中可惊可喜之事，绘制成图，并附事略”，这种“画新闻”的方式很受当时读者欢迎。为广辟稿源，还在报上刊登启事，对刊登的稿件给予稿酬。

在报纸发行上，《申报》降低报价，广设发行处，使报纸能尽快送到读者手中。

正因《申报》的这种新闻专业精神，它在读者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地位。要特别指出的是，《申报》在重视新闻的同时，也重视言论、文艺稿件和广告。《申报》改变了《上海新报》没有言论的传统，而将言论放在头版头条。言论的内容范围极广，“实有系乎国计民生”，发“名言谠论”，^[12]达其积极用世之志，语言从八股文式改进为比较通俗的文字。文学作品成为《申报》必备的一栏，既登载文人诗词，也连载小说，颇吸引文人骚客。《申报》的广告，内容无所不包，在版面上占据相当的篇幅。在中国报刊史上，《申报》第一次将近代报纸的新闻、言论、文艺副刊及广告这四项基本内容综合在版面上。《申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张形态完备的近代报纸。

三、《新闻报》的创办

《申报》的成功，使得商业性报纸接踵而起，但因竞争不过又纷纷败下阵去，直到《字林沪报》，尤其是《新闻报》创刊后，才打破了《申报》一家垄断上海商业性报纸的局面。

《新闻报》于1893年2月17日由中外商人合资创刊于上海，英商丹福士为总董事，聘请蔡尔康等为主编，不久华商股东退出，丹福士独资经营，后丹福士经商失败，1899年11月4日将《新闻报》卖给了美国人福开森，从此，该报获得了长足发展。

福开森的英明之处，是大胆任用“既无报馆经验，又乏新闻智识”的汪汉溪为总经理，汪汉溪为报福开森知遇之恩，在《新闻报》终其一生，殚精竭虑，为《新闻报》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如果说，《申报》的成功，充分体现了商业竞争的残酷，那么，《新闻报》的脱颖而出，则证明了商业竞争的合理性。福开森、汪汉溪为了同《申报》展开竞争，采取“同中求异、独具特色”的办报策略，针对《申报》刊载综合性时事政治新闻居多，在官绅中有较大影响的特点，结合上海工商业繁荣的情况，以“经济自立”、“无党无偏”为办报宗旨，密切注意商情报道，在商业界赢得了大量订户，走出了一条“重商轻政”的发展道路。

汪汉溪集中主要力量，开辟“经济新闻”专栏，不惜费用，不嫌烦琐，竭力把市场情况、商货行情，翔实地刊诸报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新闻报》的经济新闻的行情表整整占了两版篇幅。因此，不仅上海的工商界，大至工厂、公司、洋行，小至澡堂、理发店，都订阅一份《新闻报》，即使江南各县镇较大的商号，凡需向沪批发商品、要随时了解上海行情的，也要订阅《新闻报》。《新闻报》成为上海绅商各界每日必读的报纸，广告也源源而来，“俨然成为商业金融的机关报”。^[13]同时，《新闻报》降低报价，每份仅售铜钱7文，比《申报》的10文低廉；开拓上海以外的市场，将发行延伸到苏州、无锡等地。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新闻报》在上海市区的发行量超过了老《申报》。从此，《申报》、《新闻报》并驾齐驱，成了中国资产阶级商业性报纸的两面旗帜。

《新闻报》以经济新闻取胜，在言论方面并无多少可圈可点之处，但汪汉溪“抱定经济自立为宗旨，无党无偏，力崇正谊，不为威胁，不为利诱”，连聘用人员都很慎重，“量才使用，均能洁身自好，绝无党派关系”。这些都为后来的民报所效法。1923年，《新闻报》三十周年纪念时，不擅文章的汪汉溪亲自写下了《新闻事业困难之原因》，历述办报的艰辛、经济独立的不易：

办报非经济自立，则言论记载难于自由；即使苟且敷衍，亦不能广其销路。然经济独立，言之非艰，行之维艰。中国报纸各埠姑不论，即上海一埠，自通商互市以来，旋起旋仆，不下三四百家，惟其致败之由，半由于党派关系，立言偏私，不能示人以公，半由创办之始股本不足……进退维谷之时，不得不仰给于外界，受人豢养，立言必多袒庇，甚至颠倒黑白，淆乱听闻，阅者必致相率鄙弃，销数自必日少，广告刊费，更无收入，此办报困难之一大原因也……各国对于报纸，多方维护。而中国政府，邮电两项，摧残舆论，至于此极，良深浩叹，此办报困难之又一原因也。各省军阀专权，每假戒严之名，检查邮电，对于访员，威胁利诱，甚至借案诬陷，无恶不作……^[14]

此文道尽民报在中国生存之艰，非深入局中者，不能知其味！

四、在华外报之历史影响

从中国新闻史来看，古代报纸源远流长，但在由小农经济、皇权专制和儒家文化所构成的生存环境中，中国古代报纸无法演变成为近代报纸。中国近代报纸是西学东渐、西方殖民侵略的结果，在华外报的出现及其迅速发展，是与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和扩张同步进行的，在华外报中的绝大多数是为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的总目标服务的。近代报刊从西方传到中国，是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的“文器”。但是作为近代社会的产物，在华外报揭开了中国近代新闻史的序幕，催生了中国本土近代新闻事业的产生，它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影响，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将近代报刊理念与办报思想传入中国。中国的古代报纸基本上是官文书，即使是明末清初出现的《京报》，虽然在形态上很完备，但还是官文书，办报人不能自己采写新闻，发表评论，表达自己的意志。来华传教士和来华商人，首倡新闻自由，最早将近代报纸移植于中土，开创了报刊引导思想文化的新时代，显示出迥异于封建报刊的独立的报业品格。在华外报所刊登的论述近代报纸的性质、作用的文章，使中国人开始对新闻纸进行重新认识与定位，萌生了创办近代报刊的念头；同时，外报为了宣扬西方政教优越与科学昌明，大力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与科学技术，为中国人吹来了“民主”、“自由”的西方之风，让中国人开始以世界的眼光来审视和改造中国。

中国古代报纸形式，直到《京报》仍然是很简陋的书本式、无标题、无版面、无栏目、无插图、无照片。外报的兴办，开始采用西方近代报纸的形式。在华外报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书刊式发展到后来的《申报》等商业报纸的开版式，设栏目，每篇新闻上有标题，新闻、言论、副刊和广告齐全，描绘出近代报纸的基本面目，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模仿学习的样板。

其二，将采编业务和媒介技术传入中国。中国古代报纸没有报人自己采写的消息，自然也没有新闻采访业务(当然，宋代“小报”的“探报”可以看做中国记者、通讯员的祖先)，在华外报开始采用西方近代办报的新闻采访业务。19世纪70年代以前，报纸还没有专职记者，只是在报上刊登征求新闻的启事，或者碰到重大事件派访员前去采访。《申报》创办后，正式聘有本埠与驻外访员，并在省会和重要城市设特约记者，及时报道当地的有关新闻。随着电讯交通事业的发展和电报传递新闻稿件的运用，在这一时期的报纸上出现了我国新闻事业史上最早的一批新闻专电。中国古代报纸的内容大多是皇帝的谕旨、大臣的奏章，只是反映皇帝活动和朝廷动态的“宫门抄”，它们本身并非新闻文体。只有在华外报创办后，才出现近代新闻文体和新闻写作，报纸上刊登的各类新闻稿件都着眼于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短小活泼。军事新闻、法制新闻、商业新闻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报纸的版面，扩展了报纸所报道的社会生活面，而且促进了新闻文体与新闻写作的发展。

中国虽然发明了印刷术，但只是停留在古代技术层面，并且也没有将它运用到新闻传播上来。在华外报出版，运用了包括铅字、印刷机等在内的近代印刷设备和印刷技术，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带来了先进的媒介技术。

其三，开企业家办报的先声。中国古代报纸，是官文书，由递送朝廷文件的驿站发行，无须经营，也无须管理。在华外报的创办，特别是外商报纸的创办，使报馆成为一种企业，报馆主人成了报业资本家，他们把商业经营管理的原则运用到报纸企业管理上，按照西方大众报纸的模式来经营报业，通过降低报纸成本，提供别家报纸所没有的新闻，开展商业竞争；报纸按照市场原则操作，完全依据读者需要，适销对路，扩大发行；同时为了增加经济来源，报纸非常重视招徕广告；美查和福开森等人通过自身的办报实践，将办报营利的观念移植到了中国，在中国开辟了一条报刊企业化的道路。

【注释】

[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

[2]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9页。

[3]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页。

[4]转引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

[5]《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6页。

[6]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1页。

[7]胡太春：《汉学家郭实腊与近代中国最早的新闻传媒》，《新闻春秋》第3期，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8]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0页。

[9]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

[10]《论本馆作报本意》，《申报》，1875年10月11日。

[11]《搜访新闻告白》，《申报》，1875年7月8日。

[12]《本馆条例》，《申报》，1872年4月30日。

[13]赖光临：《新闻史》，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1984年版，第52页。

[14]汪汉溪：《新闻事业困难之原因》，转引自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