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通讯主题的认识

第五章　通讯写作（一）：对通讯的认识

通讯写作的课堂实训任务（一）

请认真阅读以下给出的材料，根据材料后面所提出的要求进行思考。在学习本章之后，按要求完成课堂实训任务。

材料来源

本文原载于《经济日报》2000年5月29日—6月23日，作者：罗开富。

材料内容

纪念建党80周年革命圣地踏访

“天火”燃起的地方

建党80周年纪念日就要来临。按照报社编辑部的计划，我的采访活动将从上海开始。为了准备资料，我在北京跑了几次图书馆，并特地去瞻仰了地处沙滩的红楼。

红楼，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十分著名，因为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场所，同时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酝酿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地方之一。

我凝望着红楼，它的古朴与庄重告诉我，只有北京也即当年的北平，这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才能承接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完成中国共产党的孕育。

有人评价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犹如普罗米修斯引来了“天火”。北平，正是“天火”最早燃起的地方。

诚然，仅从文字上讲，中国人第一次从报章上接触到马克思，还要早上20多年，那是英国传教士1899年所办的《万国公报》里提到的。当时自然既无可能也无条件燃起“天火”，而这倒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真理是深深扎根在革命实践的土壤里，并在革命实践中开辟自身的道路。由于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既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也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十月革命的成功，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者的一种必然选择。但要使这种必然燃烧成烧毁旧世界的“天火”，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先进的知识分子群体，二是大批进步的出版物，三是在革命知识分子中出现具有号召力的思想先行者。在当时，三个条件兼备的城市也只有北平。

1916年5月，李大钊由日本回到上海。一年后来到北京，再一年后进入红楼，任图书馆主任。陈独秀则是1915年从日本回到上海的，两年后也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北大文科学长，他所主编的《新青年》也迁往北京。当时曾有诗流传：“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和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第一批英才高君宇、邓中夏等也是从红楼走出来的。

众所周知，毛泽东当年也在红楼工作过。为了寻求救国的真理，恰同学少年的毛泽东从长沙北上北平，曾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提到这段往事，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诙谐地说那时“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但红楼的工作和北平求学，的确是毛泽东一生中的重要一程。从北平回湘，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就诞生了。

北平孕育了中国共产党雏形。1920年1月，李大钊送陈独秀离京赴上海。在京津路上，两人对建党事宜取得进一步共识。一个影响整个世纪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开始酝酿，中国的历史将因此要掀起新的一页。

在朝阳下，红楼映出一片金红的颜色，它不仅使人怀念，也使人遐想。李大钊等先烈很早就献身革命事业，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党的第一代领袖也相继离我们而去，但我们眼前仍能浮现他们的音容，耳边也似能听到他们的脚步声。从这里到上海、瑞金，再到遵义、延安和西柏坡……

一条红色道路向前延伸，一直到共和国在战火中诞生，恢宏壮丽的北京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心脏，成为新的“天火”继续燃起的地方。

成熟于窑洞中的伟大思想

6月2日，来到久别16年的延安。

16年前，为纪念红军长征50周年，我受报社编辑部的派遣，按当年中央红军长征同样的路线，同样的时间，历经368个日日夜夜，终于走完了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到达延安。

16年过去，我和延安谁也不认识谁了：我无疑斗不过岁月，而延安却变得年轻：山梁变绿了，空气变清新了，依山而凿的排排窑洞也变得讲究起来：水泥砌墙，精心装饰的门窗，当年简陋的土窑洞已经很难见到了。

走在延安的黄土地上，走到杨家岭、枣园的窑洞前，我想起了当年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山沟沟里能出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里，一个伟大的理论——毛泽东思想成熟起来，并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靠这面旗帜的指引，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在炎热的阳光下，我站在延安杨家岭窑洞前的中央大礼堂门口，想起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天开始，毛泽东思想就已经开始孕育和发展，但它作为一种理论被确立，特别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被确立，则是“七大”的功劳。这次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七大”的召开，是延安对中国革命贡献的最大功绩之一。1945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七大”筹备会上说：“‘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

延安的变化实在太大了，我走访了3天，还是不知如何下笔。延安市委书记王侠笑着对我说，那就让我讲讲延安“九五”期间的数字吧：5年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2%，财政收入年递增24．1%，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151．2亿元，是“八五”的3．1倍；粮食生产跨8亿公斤、9亿公斤两大台阶；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444元，比1995年增加532元。

延安在变，变得更美好。我从王侠那里得知：“延安山水唯一没有变的就剩下宝塔了。”

这话引起了我的兴趣：当年敌机经常对延安狂轰滥炸，为什么宝塔却安然无恙呢？延安市委副秘书长李竹林告诉我：从飞机上往下看，陕北全是茫茫一片模样相同的黄土高坡，只有宝塔，标明着延安的位置。于是宝塔成了敌机轰炸延安的“航标”幸存下来。我想：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的军队不把宝塔拆掉呢？从史料上我了解到：宝塔是文物，毛泽东一进延安，就告诫延安军民：文物是一个民族的精华，文物动不得。延安的老百姓当年都说：就凭这一点，共产党肯定会成大气候。

宝塔没变，但我看到的延河变了：干涸的河床边，只剩下一湾细流，当年的奔腾已不复存在。不过，我在延河边却想起了一件事，56年前，有一个人在河边曾写过一首很伤感的诗：“延河岸草绿，嘉岭山花红，春色空依旧，人心感不同。”这个人就是王明，他写这首五绝《延安春兴》时在1945年的春天，那时的延安正在准备召开党的“七大”。王明为何而伤感？原因是政治上的垮台，以他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在延安被中国共产党彻底地抛弃，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王明的伤感标志着教条主义的彻底破产，也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确立，消除了最后一个障碍。

我尝试着回顾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历程：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便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但在早期较长的一个时期里，这个结合并未得到成功的完成：由于对共产国际和外国经验的过分依赖，这种结合事实上变成苏联革命模式在中国的“克隆”，教条主义成为当年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最大危害。

值得庆幸的是：在照搬照抄苏联模式的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始终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之路，但当时被王明之流视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到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取得了胜利，中国革命第一次摆脱了共产国际脱离实际的领导，开始用科学的理论来确定革命的方向。毛泽东思想第一次占据主导地位。

不过，遵义会议的胜利只是阶段性的，1935年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林育英历经艰难回到陕北，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中断了一年之久的联系又得到恢复，共产国际又开始对中国共产党行使指挥权力。特别是1937年11月29日，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凭借共产国际的威望，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又开始实施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一时间，所谓“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又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近一年后，前者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它的标志是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由于新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及在苏联治病的王稼祥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的真实情况，使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有了正确的了解，会议第一项议程就是由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一年多来，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这个指示，给王明致命一击。

从1942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窑洞里展开了全党整风运动，重点批判教条主义错误，统一了思想。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的王明，只剩下孤家寡人独自跑到延河边去看落花流水了。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王明是中国共产党内很神秘的人物，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大家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实际情况是：1931年，王明即赴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以后的6年中，他一直在苏联“遥控”中共中央的所有决策。这种脱离实际的指挥，注定了王明的教条主义的或“左”或右的错误，也注定了王明政治生命的脆弱。

6月3日，我又一次来到延安杨家岭当年召开“七大”的“中央大礼堂”，来感受一个伟大思想被确立的庄严。

杨家岭旧址管理处的江林、贺延荣告诉我：中央大礼堂是专门为“七大”的召开而修的，一共修了两年，这在中共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七大”会议召开时间为1945 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共开了50天，这是中共七次代表大会中时间最长的一次。

在这里，两个问题也得到解答：其一，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是谁？其二，中国共产党党旗第一次使用为何时？

我了解到的答案是：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是王稼祥，他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中写道：“毛泽东思想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这篇文章发表于1943年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上。

194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曾决定党旗的样式：“长宽为三与二之比，左上角有斧头镰刀，无五角星。”由此证实，中国共产党从“一大”至“六大”均无正式党旗，第一次使用自己党旗的代表大会是“七大”。

走进“七大”当年的会场，最吸引我的仍然是主席台上的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这是“七大”最主要的功绩。它的其他几个功绩是：总结了党成立24年来的经验，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总路线，第一次从组织上选举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

为了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24年血与火的实践，我想起了1927年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大屠杀，想起了湘江战役那被红军鲜血染红的江水，想起了雪山草地那不屈的红军英灵……

同时，我也想起了延安的窑洞，想起了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员刘煜对我说的一段话：毛泽东思想，是在延安的窑洞里成熟的，是在陕北的黄土地上成熟的，《毛泽东选集》四卷159篇文章中，有112篇是在延安窑洞里写的，我想：窑洞和黄土地，是中国国情形象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融合于中国的国情中，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站在延河边，遥望宝塔山，我不禁心潮澎湃，我想毛泽东思想不能简单理解为“毛泽东的思想”，它是无数共产党人在无数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体系，它无疑是另一个开放的体系，具体时空发生变化，毛泽东思想也将向前发展。我想起了邓小平理论，想到了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因为领袖们的这些杰出贡献，马克思主义才能永葆革命的青春。

万里长征的第二步

历史，在西柏坡留下了深长的回味。

今天，在西柏坡唤起了无限的深思。

西柏坡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很特殊的：它不仅以交公粮、参军、支前和保卫中央机关等方式支援了革命战争，而且在这块土地上，中国共产党还开始了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构想和实践。可以说，新中国经济制度的构架和中央财经的雏形就是在“西柏坡时期”完成的。这种构架和雏形的意义，可以从1949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时毛泽东的一段讲话中看出来。毛泽东说，在过去28年的长时期中，“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中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西柏坡时期的贡献在于：第二步怎么走，在此已开始探索和实践了。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具体系统地讨论新中国的经济问题，是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当年的会场是在中央机关的小食堂，会议桌是由饭桌拼的，据了解，散会后就在这里就餐。由于这次会议重要，史称“九月会议”。

这次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作报告，提出了全党将要面临的新的经济建设的任务。在13日的会议上，刘少奇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构成：国家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他认为尽管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个时期整个国民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但国家经济是重要的社会主义成分。围绕这个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毛泽东指出，对资本主义斗争有两种形式：竞争和没收。竞争现在就要，没收现在还不要，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毛泽东预测：到底何时对资本主义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

在九月会议的基础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概括说：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毛泽东指出：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新中国的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在会上毛泽东还具体分析和论述了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的相应政策：一、产值只占国民经济10%的现代工业经济是先进的，它集中在帝国主义及官僚资本手里，必须没收为国有，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二、中国大约90%的个体的分散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落后的，它们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但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三、对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利用其积极性，以利国民经济发展，但将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等方面对其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

党在西柏坡时期还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理论进行了有意识的实践。我们从踏访中发现，最成功的是其中两件事情：一是《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出台，二是解放区财政金融的统一。这两件事情均出自中共中央的高瞻远瞩的统一部署：1947年6 月14日，远在陕北的毛泽东致电到达西柏坡不久的朱德、刘少奇，要求中央工委在今后6个月内做好三件事情：一是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二是将土地会议开好，三是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并说：“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始终以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为己任，但由于受历史条件制约，农民的土地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经党中央、毛泽东审定，《土地法大纲》于1947年10月10日向全国公布。颁布后不到一年，解放区1．6亿农民，约占全国37%的人口得到了土地。

《土地法大纲》出台的意义重大。一方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彻底反封建的土地法，千百年来中国农民梦寐以求的历史夙愿在中国共产党手中实现了。美国人韩丁在他的书中感叹：“新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1946年至1950年中国内战期间，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1861年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另一方面，《土地法大纲》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经济生产关系的基础。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到1953年春，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约7亿亩土地，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地主所有制至此被彻底消灭。

人们这样回忆：1947年7月17日在西柏坡的恶石沟沟口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为了节省每一个铜板，会场没有会标，刘少奇坐在一块石头上，以膝当桌；卫士看朱德年纪大，借来一把木椅，他接过来当桌子记笔记。参加会议的董必武、彭真、林伯渠、聂荣臻、叶剑英、薄一波、邓颖超等100多名代表，不是坐在石头上就是坐在木墩儿或草墩儿上……时间虽已过去54年，睹物思前辈，仍是那么震撼人心。

在解放区进行土地制度变革的同时，中央开始在逐渐连成一片的华北解放区进行统一财政的工作，改变各解放区各自为政、货币不统一、经济相互抵制甚至相互封锁的状况。统一财政的目的有二：一是保证战争的需要，二是为新中国的财经工作积累经验。

1947年4月16日，华北财经办事处成立。1948年9月26日，华北人民政府成立。统一财政工作有了长足的进展。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的决定》，使财政工作实现了财政收支、物资调度、现金管理的三个统一，使新中国在经济上站稳了脚跟。

1949年10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中央人民政府业已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工作着即结束……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应以华北人民政府所属有关机构为基础迅速建立起来。”在移交工作中，华北人民政府为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在税收、财政体制等方面做准备，提出建议，拟制方案。1949年8月，华北税务总局草拟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的税制及税收、税务机构方案；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也为中央人民政府拟制了中央、省、县三级财政制度草案。这些工作从经济上又一次证明了人们对西柏坡时期的评价：“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西柏坡时期统一财政的工作，最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币的诞生。在石家庄，我和本报钟劲、雷汉发、郝卫几人，冒着酷暑，专门就此进行了一天的寻访。

1947年春，随着战争形势的急剧好转，华北、西北、华东解放区逐步扩大，各解放区之间贸易联系日益增强，但由于货币不统一，比价不固定，造成贸易上的重大障碍。为此中央决定筹建华北财经办事处，迅速调整各解放区的货币、贸易关系，并着手开展货币统一工作；1947年8月16日，中央批准了由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董必武草拟的《华北财办组织规程》，决定“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

中央银行叫什么名字好？当时大家提出了几种方案，有人提议叫“联合银行”，也有人提议叫“解放银行”或“全国解放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副经理何松亭提出的“中国人民银行”建议得到了董必武的认可。1947年10月8日，中央复电董必武，同意了他的建议：“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

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发出布告、通告，正式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和人民币发行；当日上午9点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发行科将新印制的第一批伍拾元券人民币交付前来取款的平山县银行。至此，人民币正式诞生。

6月10日下午，我们来到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11号，这是当年著名的“小灰楼”所在地，当年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和发行第一张人民币的地方。如今小灰楼已不复存在，取代它的是天园大酒店。据市党史办同志介绍，经历了50余年风雨的小灰楼是前几年才拆除的，许多领导和许多部门都想保住它，但最后还是没保住。这确是憾事一桩。

小灰楼的命运如此，当年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为发行人民币召开新闻发布会的“花园饭店”更是无处可寻了。它的旧址现建起的是6层大楼，据说人们最近看到了它的价值，现在也改叫花园饭店。市党史办同志告诉我：据资料记载，当年第一张人民币就是在花园饭店附近印制出来的，但具体地址搞不清楚。这个线索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沿着市党史办同志确定的方向，我开始了逐家店铺、逐个单位的寻访，但没一个说得清楚。后来在河北省科技印刷厂同志建议下，我们在西建街的该厂宿舍楼内找到了一位老厂长，他叫郭四，今年82岁，1994年即在晋察冀日报搞印刷。他告诉我，凭记忆，当年的印钞厂是绝对保密的，设在离石家庄西北200多公里的太行山里，但具体地址也讲不清了。

据了解，1955年3月1日，国务院决定收回第一套人民币，发行新版人民币，至此，第一套人民币才正式“退休”。但在新中国成立伊始，人民币参加了党和政府组织的同投机资本斗争的两大“战役”，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解放初期，由于种种原因，物价飞涨，旧社会留下来的投机资本乘机兴风作浪，扰乱金融，在上海有人甚至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经过“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党和政府打击了投机资本，稳住了物价，有几个数字能证明“战果”：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以解放后第一个月即1949年6月为100，到1950 年2月猛增到2097．9，上涨20多倍；打击投机和统一财经后，以1950年3月全国的批发物价指数为100，到1950年12月为85．4，1951年12月为92．6，保持稳定并略有回落。

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财经战线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从此结束了国民党时期自抗战以来连续12年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局面。这个胜利使国内外那些怀疑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的人不得不表示佩服，叹为奇迹。奇迹之源当然可以追溯到西柏坡，这是西柏坡对我们进行的万里长征第二步作出的又一巨大贡献。

写作任务要求

根据本章所学内容，写一篇对该通讯的认识分析文章，篇幅1000字左右。

第一节　对通讯文体的认识

一、通讯的概念

在西方的新闻报道中有news和feature的区别，前者可译为新闻、消息，后者则译为特稿、特写或是通讯。通讯一词是由“通信”发展而来的，而特写又发展为另一文体进行独立运用。中国早期的报纸时效性较差，19世纪80年代，有线电报在中国出现，新闻报道为追求时效开始使用专电。但是，由于电报费用昂贵，只能简短扼要地将新闻传回报社，使消息体裁初步形成。然而简明扼要的叙述并不能满足人们了解事件背后的事实的欲望，所以，记者们大多写信作为消息的补充，进行深入的报道。到了20世纪20年代，“通信”便演变成了通讯。

通讯是在消息基础上的延伸。在报道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时，它比消息更具体、深入；在表达方式上，通讯也比消息更为灵活，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都是通讯常用的表现手法；在时效性上它也没有消息要求的那么严格。通讯是新闻报道中较为普遍、大量采用的一种基本体裁，这种体裁写作详尽深入，报道生动形象，以披露详情为主要任务；以具有新闻价值的人物、事件、经验、成果、工作以及社会自然风貌为报道对象。它比消息更注重文章的形象性、思想性和情节性的塑造，是报纸、广播、电视、通讯社、刊物等新闻传媒进行新闻报道的一种主要体裁。

二、通讯的特点

（一）真实性

真实被喻为一切新闻的生命，通讯也不例外。通讯报道中，不但事件和人物必须是真实的，即便是细小的情节、过渡性的话语都必须具有客观性。也就是说，对于所报道的事实，不仅要真有其事，还要求恰如其分地反映其真实情况，不能妄加评论和胡乱联系。只有这样，受众从文章中得到的信息才是有效的，否则，我们的新闻报道将会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著名新闻工作者穆青曾经说过：“哪怕只有很微小的一点虚构，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为读者一旦知道是假的，必然会对整个通讯产生怀疑。这将是一种可怕的信任危机。”^[1]

（二）时效性

人们常说，新闻贵在其新，缺乏新鲜感和时效性的新闻其价值为零。通讯对时效性的要求虽然没有消息那么严格，但通讯工作者也应该力求能在第一时间将最新鲜、最有价值的新闻呈现给读者。2004年11月28日陕西省铜川矿务局直属的陈家山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当时在井下作业的有293名矿工。在随后的几天，陕西省的各大报纸纷纷报道此次矿难。以《华商报》为例，自29日起便对矿难进行深入的追踪报道，运用大版面、大篇幅、大特写，从死亡人数、获救人数到救援方案等，快速、客观地对事实进行报道。不仅将最新的新闻告知读者，还将最真实的状况以最快的速度公之于众。

另外，提高通讯的时效性还是提高媒体竞争力的重要一环。在信息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大众传媒与受众之间的沟通流程被大大缩短，传媒与传媒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如果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将最新发生的新闻事实以独到深刻的眼光报道给读者，无疑将增强该媒体的竞争优势。

（三）文学性

通讯这种新闻体裁比消息更注重对语言文学性的追求。不过，通讯对文学性的要求和文学作品是有很大差别的。在文学创作中，艺术形象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作者可以对艺术形象进行再加工。鲁迅摄取大千世界林林总总人的不同特征创造出了阿Q这样一个艺术长廊里的典型人物。但在通讯报道中，这样的阿Q是不允许出现的，因为通讯文章的写作不仅要源于现实，而且要高度忠于现实。通讯作者的笔下只能再现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形象，不能像文学作品那样去拔高人物、创造性地叙说事件。20世纪80年代有一则题为《他为何走上绝路》的报道，作者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男青年自杀前的一系列行为，让人以为这是他被营救后的自我描述。文章的结尾却说：“当家人发现遗书并找到他时，他吊死在树上已经一天一夜了。”原来这些都是作者的想象，整篇报道的真实性因此而受到质疑。这样的例子说明通讯的文学性是服从真实性需要的。

（四）评论性

通讯写作除了用形象的手法描述事实之外，记者还常常对所刻画的人或事加以自己的见解和评析，这就使通讯具有了评论性。

记者发表评论的形式很多，夹叙夹议、融理于情、编后话等都是常见的评论方式。第十三届中国新闻奖的获奖作品《一个活在人民心中的共产党人——郑培民》的“编后话”是这样写的：“从焦裕禄到孔繁森，再到今天的郑培民，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像满天的繁星，看得见，数不清。同时，他们又是千千万万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不管他们各自处在什么样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都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宗旨：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人民之所以深切地呼唤着他们的名字，就是因为他们代表了这样一种崇高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人民之所以深深地怀念他们，就是因为我们的时代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精神。”^[2]

这段综述性的评论，精辟地概括了一代又一代优秀共产党人共同的精神品质和他们反映出来的崇高真理，揭示了作为榜样的他们对更广大的党员干部的启示意义，把郑培民的精神和追求上升到了全党工作的理论高度，使他的高尚精神超越时空，具有持久而深远的魅力。

三、通讯的分类

1．根据通讯的内容来分，可以分为人物通讯、事件通讯、工作通讯、风貌通讯四种类型。

（1）人物通讯：对新闻人物的行为、经历、思想过程等进行的报道。

（2）事件通讯：对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进行的报道，是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揭示性作用的报道。

（3）工作通讯：对实际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成绩或出现的问题的报道。

（4）风貌通讯：对社会风貌、风土人情等社会变化的报道。

2．根据选材的形象性、报道的生动性以及形式的深入性等方面，可以将通讯分为特写、人物专访和新闻小故事。

特写：采用电影中的“特写”镜头的手法，对新闻事件、新闻场景进行“再现”式的报道。

人物专访：对新闻人物、权威人士或名流人士就新闻事件、社会问题以及相关事实进行的访问。

新闻小故事：对一人、一事或者一个情节展开叙述，以短小而完整的篇幅报道社会生活中一些具有新闻价值但常被人忽略的事件。

3．其他形式还包括侧记、巡礼、花絮，或是札记、手记、目击记、透视、观察、对话等。

四、案例分析

【案例】

金字塔夕照

穆　青

九月的开罗是金色的。

在金色的夕阳下，金色的田野，金色的沙漠，连尼罗河的河水也泛着金光；而那古老的金字塔呵，简直就像是用纯金铸成的。远远望去，它像飘浮在沙海中的三座金山，似乎一切的金色的光源，都是从它们那里放射出来的。你看天上地下，到处黄澄澄，金灿灿，一片耀眼的色调，一幅多么开阔而雄伟的画卷啊！

从少小时候起，我就听到过许多有关金字塔的传说，向往着它神秘的风采。如今，当我来到金字塔下，望着这人间的奇迹，更禁不住万千思绪在心头激荡。我不知道金字塔这个汉文译名，最早是怎么得来的：究竟是出于象形还是会意？但无论哪一种考虑，我认为都是绝妙的。说它象形，你看它多像一个汉文的“金”字；说它会意，几千年来在世界历史上，在人们的心目中，金字塔不愧是熠熠发光的珍宝，人类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价值无疑比金子还要贵重。有人说金字塔的白昼和月夜，各有各的情趣，各有各的美；但我觉得最令人难忘的，恐怕还是这大漠夕照中金字塔的色彩。那一片迷人的金色，简直把你溶化进一个神奇的境界，使你充满豪迈的感受，引起无边的遐想，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怀古的幽思……

也许是迎合人们这种心理，据说，每当夜晚，金字塔前都要举行几场所谓“声光表演”。埃及人用奇异的灯光，制造种种幻景，用一些古老的乐曲、模拟的音响和对话，来再现几千年前法老王宫中煊赫的威仪，在一片声光交错的扑朔迷离之中，使你仿佛置身于古埃及往昔的盛世，产生种种奇妙的幻觉和联想。而当这些声光沉寂下来的时候，一切都消失在夜色里，只有金字塔依然在黑暗中矗立。

我没有机会欣赏这虚幻的情景，重温金字塔那早已逝去的繁荣。踏着沙漠中的夕阳漫步，展现在我面前的毕竟是另一个更加令人迷惘的世界。

我看见，一些肥胖的外国人骑着干瘦的埃及骆驼，在兴高采烈地漫游。

我看见，穿着破旧长袍的埃及人，见到外国游人到来，便蜂拥而上，争抢着要为他们充当向导。

我看见，在金字塔下，在沙尘迷漫的道路两旁，一群肮脏的孩子拿着粗糙的石雕石刻，到处在向游人兜售，甚至追逐在人们的身后纠缠不休。

有人告诉我，如果时间稍早一点，你还可以看到许多外国阔佬愿意掏出钱来，让一些矫健的埃及人表演攀登金字塔的绝技，欣赏他们像猿猴一样，能在十分钟之内爬上四百五十英尺的金字塔顶端，然后再爬下来……

说话间，几个埃及老人牵着骆驼和毛驴迎面走来，他们雪白的胡须，奇异的服饰，再加上打扮得花花绿绿的骆驼和毛驴，在金字塔前组成了一幅独具特色的风景画。可是，当我正要举起相机的时候，同伴们悄悄制止了我：

“不要照，他们会向你要钱的！”

我收起相机，默默地走开了。

一阵轻风吹过，飘起地上游人丢弃的片片纸屑，也带来沙漠地带那种特有的干燥郁闷的气息。夕阳已逐渐下沉，暮色正从沙漠的边缘悄悄向这里逼近。四野的游人渐渐稀疏、远去……这时，我忽然觉得，金字塔其实是荒凉的。

在司芬克斯面前，我停下脚步。这个人面狮身的大石像，在暮色苍茫中，似乎也失去了它的光彩。关于它，过去我曾读过不少动人描写，有人说它的表情是神秘的，也有人说它充满了忧郁。我想，这大概是由于各人的心情和感受不同，所产生的不同印象。当年，拿破仑侵入开罗，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许多人拜倒在他的脚下，唯独这个司芬克斯依然昂首高踞，面向东方，仿佛故意在向他挑战，惹得这位法军统帅大为恼火，竟下令开枪打坏了它的鼻子。后来，一些外国的游人，又把它当做能够带来好运的神物，千方百计要从它身上砸点石块带走，这样就更使它遭到遍体鳞伤的摧残。只有那些真正同情埃及人民，并和他们有着同样命运的人们，才会从心灵深处感受到它的忧郁，甚至觉得它的眼睛里满含着泪水。

五千年了，这座人面狮身的石像，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啊！它目睹了埃及历史上的兴盛和衰微，也看到了近几个世纪以来，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掠夺下，埃及人民的苦难；说司芬克斯是埃及历史的见证，是丝毫也不算夸张的。听说这里的声光表演，也让它用苍老的声音叙述自己的历史和见闻。当然，它可以讲许多令人神往的往事，也可以盛赞古埃及悠久而又灿烂的文化，但我不知道，对于眼前发生在它周围的情景：那剥落的石块，憔悴的沙漠，那贫穷的老人，肮脏的孩子，那一匹匹羸弱呆痴的骆驼，一双双在外国游人面前伸出的大手、小手……它又能说些什么呢？难道它能埋怨埃及子孙的不肖，责备他们是靠着祖宗的遗产在向人乞讨吗？

……想到这些，我的心情是沉重的。

我曾到过西方一些著名的城市，在它们的广场上，像一把朝天的宝剑一样，耸立着古埃及的尖碑，博物馆里陈列着中国的青铜和瓷器，也陈列着巨大的埃及石棺和雕刻。似乎没有这些古老文物的点缀，就很难炫耀这个国家的财富和文明。其实，在我看来，这些并不能给它们增加什么光彩，相反，恰恰是他们曾经进行殖民主义罪恶掠夺的见证。

多少年来，正是由于这些无止境的掠夺、奴役和压榨，使得整个非洲陷入深深的苦难。全世界的吸血鬼们几乎都把他们的尖嘴，插进过非洲的血管。有时，我甚至想过，如果金字塔和司芬克斯，不是如此巨大和不可动摇，恐怕它们也早已泣别了自己的故乡，离开了尼罗河畔……

记得刚到开罗的头几天，这座城市曾以自己对照鲜明的外观，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里既有埃及古老文明的庄严与圣洁，又有西方现代世界中的堕落与麋烂；既有数不尽的高楼大厦，川流不息的滚滚车流，又有随处可见的栖息在街头路边的乞儿和流浪者；在一些国际性豪华的旅馆和饭店，你可以品尝到世界各地的佳肴，但在埃及普通人民的生活中，当时不得不忍受着“无肉月”的折磨。开罗市内有一个奇特的“死人城”，那里原是一个巨大的公墓，而现在却成为千千万万无家可归的穷苦埃及人的住所。我曾经去参观过这个活人和死人杂居的地方，垃圾堆旁支着简陋的锅灶，墓前晾晒着破衣烂衫，污水在到处流淌，一些赤条条的孩子的头上、脸上，叮满了可怕的苍蝇……这一切使我深深感到，巍峨的金字塔以及围绕着它的整个埃及国土，仿佛是一个五光十色的多棱镜，不同的镜面反映出截然不同的景象。

夕阳的余晖逐渐消退下去，不知什么时候，月亮已苍白地悬挂在金字塔的上空。这时，一辆辆开着车灯的小卧车，接连不断地从灯火闪烁的开罗市区，经过我们的身边，向金字塔背后的夜色中驶去，朋友们告诉我，那里有一些专供外国阔佬们寻欢作乐的夜花园、夜总会，它们就在离金字塔不远的地方，在一片沙漠中追求着别开生面的夜生活。

同伴们问我要不要也去那里看看夜景，我笑了笑，摇头谢绝了。我说：“如果有机会再来埃及，我倒想看看金字塔的黎明。”

我想，在漫天朝霞的红光里，金字塔必定是另一番景象！

（1982年9月）

【分析】　1．该通讯体裁为风貌通讯、社会报道。以夕照中的金字塔为意象组合全篇，着力描写的是夕阳西下这一特定时刻中金字塔的特殊的美，寓意却是对饱受殖民主义蹂躏、已处于岌岌可危状态下的埃及古文明的痛惜之情。

2．思想性、艺术性紧密结合，文章包含国际政治内容，从金字塔景物，写到埃及社会，融进了作者的饱满政治热情、丰富历史知识和深邃政治洞察力，景随意走，意托景出。

3．异国特色鲜明，内涵丰富，传播知识，开阔视野，文字优美，结构绵密，感情浓烈，意境深远，的确是一首悠扬的牧歌，以作者崇高的情操创造了优美的意境。最后以期待金字塔的黎明关结全篇，使这种痛惜之情得到高度的升华，给人以无限的遐思。

4．充分借助文学表现的手段，结构灵活。描述、回顾、议论、抒情、插叙等多种艺术手法的运用，使文章浑然一体。

实训练习题

按本节所讲授的知识，认真分析以下这篇通讯的特色。分析要充分体现知识要点，分析的内容要条理化。

黄土之恋

——记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刘东生

80岁上下，探索的足迹仍遍布南极、北极和青藏高原等“地球三极”；60年潜心研究，被誉为“黄土之父”；平息170多年来的黄土成因之争，建立了250万年来最完整的陆相古气候记录；直至今天，87岁仍然活跃在国际地球环境科学舞台，引领世界黄土研究潮流，走在全球变化研究前列……

他就是被称为“超级老头”的刘东生院士，这位地球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刚刚获得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枯燥？不！因为经常有新发现，其中的乐趣难以形容”

曾经有人形容说，人类要了解地球数百万年的变化历史，必须读三本“书”：一本是深海沉积的历史，一本是极地冰芯的历史，第三本便是黄土的历史。刘东生就是在黄土形成和演变历史研究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的人。

“黄土地是我们世世代代休养生息的地方，它是一个巨大的地质文献库，隐含着地球环境变化的各种信息，它像一把钥匙，能够解开无数的谜。”黄土，在普通人眼中或许只能看到沙尘暴或贫困，但经过近60年的“亲密接触”，刘东生已将其视作生命一样的宝物。

“但近60年扎根黄土研究不枯燥吗？”

“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每次新发现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其中的乐趣难以形容。如果没有兴趣就不做了。”今年已是87岁高龄的刘东生，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面对记者的提问，他的回答非常坦率。

话虽这么说，其实与刘东生相处已久的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同事们都明白，除了兴趣之外，那份责任、那份执著，在他近60年的黄土研究中更是不可或缺。

这从刘东生为何选择黄土研究的讲述中可见一斑：“我工作后主要从事古脊椎动物研究，尤其是鱼化石研究，也受到国内外关注。到上世纪50年代初时，周恩来总理请一位日本记者讲环境问题，我印象非常深，后来总理提出要重视环境问题，我就从单纯的地质研究转向地球环境研究，开始了与黄土的不解之缘。”

与刘东生一起生活了半个世纪的老伴胡长康的评价可能更“权威”：“他为人老实，就是想着干活，多做些工作。我们曾经在南京住了七八年，可周围的景点从来没去过。”

“他把黄土看成自己的生命。”与刘东生接触过的人常常发出这样的感慨。他的同事们不会忘记：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刘东生等人穿越黄土高原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完成10条大的1000多公里的剖面，吃住都在野外，且全是步行；刘东生带队从北京开车去西部进行野外考察，每天早上6点起床，夜里还要召集开会，研究问题；在长白山考察，天气恶劣，学生们草草画完图就跑到车里，可等了半天也不见老师回来，原来他仍在仔细画图、记录……

“他是一个超级老头。”同事们这样评价刘东生。

这个“超级”自然包括笼罩在刘东生身上的“耀眼光环”：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第四纪（地质学上的一个时期）研究委员会主任，国际第四纪联合会主席……

当然“超级”还远不仅是以上这些，他60年如一日，潜心于黄土研究，至今没有停止野外考察，在七八十岁时仍然亲临南极、北极和青藏高原等地进行实地考察。

“任何科研都会有挫折，黄土研究不会例外，但刘先生执著的科学追求、扎实的学风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成就与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密不可分。”刘东生的学生、也是他的同行郭正堂研究员说。

正是这份执著，刘东生取得了令全球瞩目的成就，打开了地球气候的天书——黄土。

“他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所受到的尊重，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国际著名、深受尊重”，“他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所受到的尊重，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国际同行对刘东生这样的评价是否恰当？当人们了解他的成就之后，心中自有定论。

从1804年以来，国际上对于黄土的成因存在两种学说——“风成说”和“水成说”。从20世纪50年代起，刘东生对黄土高原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考察和实验分析，完成了《黄河中游黄土》、《中国的黄土堆积》等多部专著，提出了有重要突破的“新风成说”，把风成沉积作用从黄土高原顶部黄土层拓展到整个黄土序列，并把过去只强调搬运过程的风成作用扩展到物源—搬运—沉积—沉积后变化这一完整过程。这平息了“风成”、“水成”之说，为全球变化研究奠定基础。

1909年国外学者提出的四次冰期理论，主导了20世纪前半叶的古气候学研究。1958年，刘东生根据黄土与古土壤的多旋回特点，发现第四纪气候冷暖交替远不止四次，对经典的四次冰期理论提出挑战，最终建立了环境变化的多旋回理论，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一个重大转折。

20世纪80年代，刘东生基于中国黄土重建了250万年以来的气候变化历史，使中国黄土成为古气候变化记录的最重要档案库，与深海沉积、极地冰芯并列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三大支柱，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为国际科学界所信服。

1964年至今，刘东生还致力于青藏高原隆起与东亚环境演化研究，把青藏高原研究同黄土高原研究结合起来，把固体岩石圈的演化同地球表层圈的演化结合起来，开辟了地球科学一个新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球系统各圈层相互作用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这些成就的列举或许有些单调，但足以让人们肃然起敬。”刘东生的同行们说。刘东生在地球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的理论贡献，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他发表的文章被国际著名检索系统SCI（科学引文索引）引用3000多次。2002年获国际最高环境科学成就奖——泰勒奖，这个奖授予对发现和解决世界范围的环境问题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

“黄土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再有几代人也不能完全搞清楚”

一辈子与黄土打交道，研究数百万年前的古环境，是不是离今天太过遥远？

“其实，刘东生的研究成果一直同自然环境、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古环境的温度、湿度、水文、植被等演变过程和周期规律，对认识今天以及未来环境和气候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丁仲礼研究员说，“比如，近年来我国沙尘暴频繁发生，除了人为破坏地面植被等原因，是否与自然界周期性干旱气候演变有关？这需要大跨度的自然历史演变及其规律作为研究背景。”

“研究过去只是为了将来，否则研究就失去了方向。”刘东生认为，阅读中国黄土这本书，越往过去追溯就越困难，黄土再有几代人也不能完全搞清楚。

正是为了把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黄土研究清楚，刘东生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发挥团队精神，正如他在获得泰勒奖时受到的评价：“刘东生博士不仅在诸多基础科学领域作出了卓著贡献，也在激励和培养中国年轻一代科学家方面作出了具有重大影响的贡献。”

50多年来，刘东生言传身教，培养了大批研究人才，现已成为科研战线的中坚。自1982年至今，他一直坚持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授课，目前仍在指导研究生的野外考察和室内研究。

中国黄土的几代研究者与他们所研究的黄土年代，呈现一个有趣的序列：刘东生基于黄土建立了250万年来最完整的陆相古气候记录；此后，刘东生的学生丁仲礼等人把它推到600万年至800万年前；再年轻一辈的郭正堂等人更是追溯到2200万年前。

“对于地质学科，新人才的补充非常重要。探索地球的未知奥秘富有吸引力，需要有更多年轻人参与研究。”刘东生向青年人发出召唤。

（人民网2002年2月20日）

第二节　通讯的一般结构方式

通讯的结构是指通讯中谋篇布局、组织材料的方法。结构是主题和材料依附的“骨骼”，一个合理的结构在通讯写作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工程师建大楼要有蓝图，他的工作才能有条不紊；作家在创作小说、描述故事时要安排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尾，娓娓道来，才能引人入胜。通讯写作中，如何将一大堆丰富的材料巧妙有机地组合起来，是确立主题之后必然要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因此，学习经典范文，总结出一些基本的结构模式以供习效是必要的。通讯结构的基本样式可以归纳为纵式结构、横式结构、纵横式结构、“彩线穿珠”结构等。

一、纵式结构

纵式结构按照时间发展或者主题递进的顺序来展示新闻事件的纵剖面，分为时间顺序式、情节顺序式、逻辑顺序式、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结合式四种类别。

1．时间顺序式。时间顺序式就是按照事件发生、发展的顺序来安排材料，展开层次的结构形式。这种形式符合人的思维习惯和事物发展的规律，有助于故事表达的完整和文章条理的清晰。

2．情节顺序式。传统的通讯写作，一般注重情节性，所以，常常以情节的变化脉络来结构全篇。

3．逻辑顺序式。逻辑顺序式就是按照材料表达主题思想的深浅来安排结构的形式。逻辑顺序层层深入主旨，使主题一步比一步丰赡起来。但是，切忌以某一中心事件为线索，应以作者的思维逻辑顺序为线索。尤其是近年来的通讯写作，人们为了写好深层次报道，无论是人物通讯还是事件通讯，都不喜欢用情节性而是采用逻辑性，集合信息来完成通讯的写作。

4．时间顺序与逻辑顺序结合式。这种结构表现为以时间的发展和主题的递进双层条理来组织材料，经纬交错，明晰而宏大。

【案例】　（载于《瞭望》1991年第24期，记者：赵德润）

总书记晤见小和尚

潇潇春雨洒落在九朝古都洛阳。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这里刚刚开过河南省大中型企业厂长经理座谈会，便在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侯宗宾、省长李长春的陪同下，来到城东白马寺。白马寺始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是我国第一座佛教寺院，迄今有1900多年。

总书记一行由执事和尚印山引导，参观了记载白马寺历史的隋碑、大雄宝殿、天王殿和接引殿，登上汉明帝小时读书、两位西域高僧翻译过佛经的清凉台。江泽民边走边同僧人讨论佛教历史和佛教教义。在寺中两副对联前，总书记停住了脚步。一副是“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慈颜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一副是“天雨虽宽不润无根之草，佛门广大难度不善之人”，江泽民让随行人员记了下来。

印山和尚邀请总书记一行到寺中客堂小憩。

众人刚刚落座，一个法名印中的小和尚进来献茶。总书记亲切地招呼他坐下，同他交谈起来。

“你贵姓？”

“姓陶名翠中。”

“今年多大了，哪里人啊？”

“24岁，贵州省贵阳市人。”

总书记关切地问：“小小年纪，从贵州出家到河南，不容易呀。能说说为什么要出家吗？”

印中和尚欲言又止。江泽民诚恳地说：“没关系。咱们随便谈谈心。你在生活上有什么坎坷与失意，尽管说。”

在总书记慈祥的目光期待下，印中和尚说出了心里话。他原本有一个幸福家庭：父亲是机关干部，母亲是工人，他本人从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后，分配在省会贵阳工作。

“我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本想为人民做点好事。可接触到社会上种种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感到心灰意冷。我不愿同流合污，又无力与现实抗衡，经常感到失望、迷惘。为此，去年来到白马寺，以求精神解脱。”

江泽民听了这番话，神情显得凝重起来。他环顾左右，神情严肃地说：“有这么一句古诗：‘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洛阳是九朝古都，洛阳的兴衰是中国封建王朝兴衰的一个缩影。综观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无一不存在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什么叫忠？什么叫奸？为人民办事就是忠，搞腐败就是奸。我们要特别警惕那些‘口言善，身行恶’的人，或者叫口是心非的两面派。”

“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江泽民接着说，“共产党人历来是坚决惩治腐败的。早在进城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两个务必’，告诫我们警惕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也是总结李闯王的教训。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反腐败斗争搞不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没有希望。”讲到这里，江泽民语重心长地对印中和尚说：“这些年来，我们党内和社会上确实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请相信，共产党有决心也有能力惩治腐败。我不能干预你的选择，可是你出家了，你们那里的不正之风并没有因此解决呀。要相信党和政府，对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要展开坚决斗争！”

印中和尚面露喜色，又试探地问道：“佛教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宗教，是否应当承认其存在的价值？”

江泽民说：“在我国，除佛教，还有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党和政府还要培养做宗教工作的接班人。世界上的知识是浩瀚的。宗教的形成有很长的历史，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历史文化。我的家乡扬州是文化古城。我十几岁的时候就读过苏曼殊大师的作品，其中一些美妙的诗篇至今还能背诵。也听过圣母玛利亚的颂歌，那是很动听的音乐。共产党是无神论者，宪法又规定公民宗教信仰自由，这并不矛盾。有人说我们把宗教视为异端。这是错误的说法。在我们国家里，既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也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搞和平演变，则是我们所不允许的。这就是我们的观点，不知你同意不同意？”

印中和尚听了，满意地点点头。

江泽民略作停顿，加重语气说：“信仰共产主义和信仰宗教，虽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我们都要热爱伟大的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祖国。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只是近代落后了。我们全民族团结一致，就能把国家建设好，我们都要为人民办好事。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我相信，大家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这个你也同意吧？”

印中和尚会心一笑，高兴地说：“完全同意！”客堂里的气氛随之活跃起来。

一边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一边是因困惑、迷惘而遁入空门的小和尚。领袖与平民之间亲切、平和地交谈。

天色将晚，江泽民起身告辞。印中和尚和僧众一道，恋恋不舍地把总书记送出山门。汽车离白马寺越来越远，总书记仍然思考着白马寺的谈话。他一再嘱咐身边的干部：“这件事要引起我们深思，一定要抓好廉政建设。”

二、横式结构

横式结构是按照空间的转换或者事件的方面、人物群像、故事情节的并列来叙写新闻实况的横断面，这种结构适用于涉及事实较多的新闻通讯，尤其多使用于非事件性的通讯报道，包括时空并列式、方面并列式、群像并列式、故事并列式四种基本形式。

（一）时空并列式

时空并列就是把相关联的时间和空间画面组合在一起，来突显一个共同的主题。

【案例】　（《乌湾河不会忘记——云南省元阳县7·13特大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纪实》一文的第一节“泥石流奔袭遍地流金的乌湾河谷”，载于《文汇报》1994年8 月22日）

7月13日傍晚，乌湾河谷的傣乡，炊烟缭绕。19时30分，正是傣家人吃晚饭的时候，村民们谁也没有想到，大祸会从天而降。

19：30—19：35，昆湾。

下工回家正在河中洗澡的14名青年男女，他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哺育了祖祖辈辈的乌湾河，会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他们好奇地听到惊异声到昏天黑地的急流飞泻眼底时，逃命已经来不及了。14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像饿龙似的黑色泥石流所吞没，夺去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19：30—19：40，旧寨。

那奔腾而来的泥石流撞到村后，被一略高的地势劈开，分成两路以摧枯拉朽之势轰隆隆地夹击而来！村头一幢两层8间的钢筋水泥楼房，没有丝毫抵御之力，瞬息间就被冲到村子中央。46户的旧寨村，有42户寸墙无存。村中央幸存的几间房子，也被撞击得东倒西歪，残破不全。

19：45左右，保红。

位于保红村乌湾桥旁的桥头饭店老板白兴亮，今年37岁。他从16岁开始做小买卖，凭着灵活的头脑和辛勤的劳动，很快成为当地的首富。

1990年，白兴亮终于在乌湾桥边盖起了一幢砖混结构的二层楼房，经营饮食、百货。次年，又在原来基础上增加了两层，开设旅店。与此同时，他还转包20亩香蕉地，年收入5万余元。由于他的苦心经营，家底不断丰厚，自己购置了4千瓦的发电机、手扶拖拉机。今年春天后又投资15万元，新盖一幢4层300平方米瓷砖贴面的新式洋楼，用于改善和扩大经营。殊不知，7月12日白兴亮才从施工队手中接过洋楼，第二天便与他的所有家产一起被毁于一旦。

【分析】　以时间和空间并列的方式记述了无情的泥石流犯下的令人触目惊心的灾情。

1．时间：15分钟内。

2．场景：3个不同地点的灾情。

3．效果：客观地显示了这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所造成的灾难的普遍和严重，为后文写抢险救灾工作的急迫和面临的紧张局势作了铺垫。

（二）方面并列式

方面并列式是从不同方面来分析、透视一个共同的问题，这种手法有利于塑造新闻事件的立体感。

【案例】　（《大兴机场可否姓“黔”又姓“湘”》，载于《贵州日报》2002年6月7日）

有人坚决反对。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干部坦言：“好不容易通过这几年的努力，铜仁的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才赶上并超过了湖南邻县，大兴机场建成，更使我们在边区的经济竞争中拥有了新的优势。如果成全了湖南，他们借机场优势如虎添翼，发展更快，我们岂不是又回到了竞争弱势地位？！”

也有干部提出了折中的方案，湖南出钱在我们的地盘上修路何乐而不为？但不能走捷径。这也太便宜了他们，也不公平。公路要在铜仁境内尽可能多绕，以拉动沿线经济。

而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是：打破省界，在更大的背景中着眼长远，谋划铜仁社会经济发展。摒弃闭关自守、孤芳自赏的小农意识，自觉把铜仁纳入张家界、凤凰古城、南长城、梵净山及我省黔东南、贵阳等大旅游经济圈。

【分析】　本文在介绍铜仁人对湖南提交的修路方案的看法时，表现了三种不同的观点，即三个方面的意见态度：

1．有人坚决反对……

2．也有干部提出了折中的方案……

3．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三）群像并列式

群像并列是围绕一个主题把各方面人物的行动、事迹组织在一起的通讯结构。

【案例】　（载于《中国体育报》2001年7月14日，荣获2001年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历史铭记这一刻

——莫城触摸申办成功

张乐年

为了这一刻，北京申奥代表团成员有太多的故事要诉说，此时此刻只有喜悦的泪水是最好的表达。

当地时间上午，代表团的领导就来到了世贸中心，一群记者蜂拥而上去采访。

官员们一言不发。后来实在让一名香港记者缠住了，一位高级官员终于开了口：“我先说三件事，这三件事是……你们一会就知道了……”话音未落，人已脱身而去。

在北京陈述之前，气氛十分紧张，大考到了。进场前领导们反复地相互检查着装。万嗣铨多次提醒大家关掉手机。

北京陈述刚完，就有委员在座席上大声叫好了。

当萨马兰奇宣布当选城市是北京的时候，在记者大厅里两名中国人当场打出横幅，上书：“永远的北京，永恒的奥运，百年企盼，梦想成真。”这幅字在中外记者的镜头下将传递到全世界。

此时此刻的兴奋和狂呼是在全世界的媒体之下进行的，在场的每一位中国人或看似中国人的人都被镜头对准了。

事后刘璇说，当时就像做梦一样，和奥运会上的感觉一样，眼泪止不住地流。

郎平哭得最动情，直到出场后20多分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在流泪。

“中国男子汉”袁伟民的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而巩俐则相对平静，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到第二轮投完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北京成功了。”

在来莫斯科的飞机上杨澜曾说，1993年我作为记者参加了申办，申办失利时我流泪了。现在我成熟了，遇到任何事我都会平静对待，不会再流泪。但是此时此刻，她再也无法平静，双眸闪动，泪光莹莹。

杨澜的脸上还留着一个口红印痕，当记者问是谁亲吻了她，她对此全然不知，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高兴坏了。”

申奥团原来安排在胜利后，让刘淇和袁伟民在一楼大厅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当他们走上前陈述时，记者们狂扑上去。他们费劲地闯过人群，但一行人却全被挤散。只听着一楼大厅里乒乓一阵响不知道什么器材给碰翻了。

像这样疯狂的采访，记者也是第一次碰上。

刘淇和袁伟民被挤散了，刘淇接受了电视采访，他说：“这次我们申办成功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党中央、国务院亲切关怀和指导的结果，是全国人民最大的喜事，向全国人民表示祝贺。”他一边讲话，一边被采访的人们挤来挤去。

北京申奥代表团成员张秋萍插空招呼记者，晚上到我这里来喝酒。今夜到处都有酒，记者问你是什么酒。张秋萍说，1993年她到蒙特卡罗参加申办，在那里买了一瓶法国红酒，准备在申办成功后庆祝。不料当时申办未果，她就将酒带回了北京。8年后，她又将这瓶酒带来莫斯科，现在可以畅怀痛饮了。8年了，好酒啊！

当人们走出世贸中心时，天下起了大雨，闷热的天气顿时凉爽。

【分析】　这篇成功之作通过群像并列来描绘场面、叙说事件。

1．作品展现了代表团中的高级官员、代表团领导进场前的谨慎举止，大会评委的叫好，记者大厅中激昂的中国人，以及刘璇、郎平、袁伟民、巩俐、杨澜、刘淇、蜂拥的记者群、张秋萍等几乎一切与事件相关的人物。

2．记者抓住了各类人物的行为、语言、表情等，通过这些细致入微的刻画，给人强烈的现场感和镜头语言感，把申办成功前后镜头之外的细节情况以鲜活、丰富、立体化的群体雕像图呈现给读者，让人如临其境般充分地分享这一份期待已久的喜悦。

（四）故事并列式

故事并列式，就是把能够表现同一主题的相关故事并列起来。

如2001年2月11日载于《解放军报》的《追你追到天边边》以“为了祖国，为了她，热血男儿守哨卡；为了祖国，为了他，痴情女子上雪山”为题旨，将发生在祖国边防军区的三对青年人在雪山边防举行婚礼的三段故事组合起来，不但歌颂了他们的纯真爱情和他们为祖国为人民奉献的高尚追求，更让我们看到了新一代青年人心系祖国的真挚情怀，看到了祖国边防事业的希望。

三、纵横式结构

纵横式结构是以时间为基本线索，把同一时间段里，不同场景、不同空间所发生的和表现主题有关的故事结合起来的时空交织结构。这种结构形式和电影蒙太奇的表现手法旨趣相通，即通过画面、情节的跳跃或者镜头的切换，将一幅幅生动的场景呈现出来，呈现出强烈的动态效果。纵式结构时间上的跳跃性很难表现出来，而且文章往往较为拖沓；而横式结构又只能对某一横断面展开，不易承上启下。因此，将纵式结构和横式结构相结合，取其长处，补其短处，更全面、更完整地报道事件。

如由新华社记者集体采写的《当你熟睡了的时候》（新华社，1956年7月22日）报道了深夜时分，大家已经熟睡了的时候，那些还在为大伙幸福的生活和明天的工作而通宵工作的人们。文章分十个小标题描写了1956年7月18日夜晚北京市一些普通劳动者平凡而动人的事迹。“守候在孩子床边”记录了保育员细致而耐心地呵护幼儿的细节；“为了明天的乘客”叙述了北京市电车公司、汽车公司的检修员、调度员、司机、售票员等人为保证明天的安全交通而辛苦工作的情景；“急救病人”向读者展示了急救站人员紧张的救护工作；“黎明时的电报”讲述了电报局工作者深夜里仍然坚守岗位，及时接收和传送每一份电报的高度责任感；“通宵运蔬菜”把菜市场和副食店工作者夜以继日地为保证首都人民生活用品而劳作的情况简笔刻画出来；“拍《祝福》”说的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演员、摄影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连夜赶拍影片《祝福》的故事；“洒扫全城”写清洁工人在天亮之前紧张而有序的劳动；“为了千百万读者”展示了人民日报社人员为了让千百万读者能在当天看到北京的《人民日报》午夜里争分夺秒的工作情况；“夜宵”讲了夜宵市场美味的夜宵供应情况；“零点二十八分接婴儿”描绘了深夜的妇产科迎接新生命到来的幸福一刻。文章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而受到了广泛关注。

四、“彩线穿珠”式结构

中国古代文论典籍《艺概》曾说：“惟能线索在手，则错综变化，惟吾所施。”“彩线穿珠”法就是抓住能够带动全局的主线，把散乱的材料贯穿起来，共同表现主题思想的结构方法。

【案例】　（载于宋兆宽《新闻作品评析的理论与实践》）

在大海中永生

邓小平同志骨灰撒放记（节选）

飞机盘旋，鲜花伴着骨灰，撒向无垠的大海；

大海呜咽，寒风卷着浪花，痛悼伟人的离去……

历史不会忘记，1979年大年初一，邓小平最后一次越洋过海访问美国。这次出国距他少年时漂洋过海勤工俭学，整整59年。

风风雨雨，沧海桑田。饱经忧患的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磨砺，太多的坎坷，太多的苦难。闭关自守，必然带来停滞、贫穷、愚昧和落后。

——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

——太平洋再也不应该是隔开我们的障碍，而应该是联系我们的纽带。

邓小平以巨人之手，将封闭的国门打开。

位于南海边的深圳、珠海，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道风景线。1979年4月，他提出了兴办经济特区的大胆设想，鼓励创业者“杀出一条血路来”。国门打开了！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开放的大格局已经形成，古老的中国终于向世界敞开了博大的胸怀。

飞机盘旋，鲜花伴着骨灰，撒向无垠的大海；

大海呜咽，寒风卷着浪花，痛悼伟人的离去……

海天相接，碧波相连。

小平同志心系各族人民，心系港澳台同胞，心系海外侨胞……

也许，奔腾不息的浪花会把他的骨灰送向祖国的万里海疆。小平回眸应笑慰。他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处处气象万千，后继有人，大有希望。

也许，奔腾不息的浪花会把他的骨灰送向香港、澳门。小平回眸应笑慰。他提出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即将成为现实——

香港回归即在眼前，澳门回归指日可待。

也许，奔腾不息的浪花会把他的骨灰送向台湾。小平回眸应笑慰。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他也是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共同心愿，骨肉同胞终有一天会团圆。

也许，奔腾不息的浪花会把他的骨灰送向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小平回眸应笑慰。海外侨胞为祖国在改革开放中腾飞而骄傲，各国政要和人民盛赞小平：“20世纪罕见的杰出人物”、“本世纪公认的世界级领袖”、“邓小平的影响超过时代超出国界”……邓小平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

骨灰撒大海，鲜花送伟人。

11时50分，专机盘旋着向大海告别。

透过舷窗望去，水天一色，波翻浪涌。从那永不停息的涛声中，人们仿佛又听到了震撼过无数人心灵的声音：“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人民的事业是永恒的。

如同一朵浪花，他从故乡的山溪流入嘉陵江、长江，然后穿云雾，过三峡，奔腾而下，经过九曲十八折，最终汇入浩瀚的大海……漫长的征程，昭示着一个朴素的真理：敢向时代潮头立，沧海一杰也永恒。

邓小平——一个铭刻在亿万人心中的不朽的名字，他，在大海中得到永生。

【分析】　这是一篇用“彩线串珠”式结构全篇的通讯。

1．文章以邓小平骨灰撒向大海作为主线贯穿始终。

2．以骨灰撒放中的不同海域产生不同的联想进行回顾，从多方面歌颂了邓小平的丰功伟绩，每一个海域形成的联想回顾都是一颗耀眼的明珠。

五、对于结构的提示

结构模式是长期写作中规律的概括与总结，运用中应灵活掌握。尤其应注意在实际的通讯创作中，要尽量避免为结构而结构情况的发生。为结构而结构，削足适履，反倒会使文章显得笨拙，要提倡不落窠臼，寻求新路子。

通讯《孺子牛赤子心——记遵义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有顺》在2003年11月17日《遵义日报》上发表后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它的作者汪孝杰在总结采写体会时说：“从采访的一开始，我就在考虑报道的结构。考虑到张有顺有很多生动的事迹，开始我打算用一个精彩的现场描写开头，然后选择几个典型的故事，采用点面结合的方法，将他的事迹详略有序地报道出来。后来又放弃了，因为这种方法已司空见惯，已有报道中，有两篇都是这种格式。”“为了找到一个好的构思，我又重新阅读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等名篇。在学习其长处的同时，我想着要另辟蹊径。几乎在整个采访期间我都在构思。其间总有一种感觉，就是不管我用什么样的结构，都难以完全表现出张有顺的思想境界和动人形象。而且越想‘巧妙’，在张有顺的事迹面前，越显得‘笨拙’或‘做作’。”“后来我意识到，不能为结构而结构。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构，都是为报道人物的先进事迹服务的；而人物的先进事迹，又是受人物的思想感情所支配的。报道事迹是为了表现人物，表现人物是为了传达思想。”正是摆脱了结构观念的束缚，作者以张有顺“勤政为民，廉洁自律，务实进取”的精神特质为纲，以朴实自然的现场采访问答和补充交代形式，写出了一篇亲切自然，与人物性格相契合的优秀文章。

第三节　对通讯主题的认识

一、通讯主题的概念

通讯的主题其实就是新闻的主题，它是指作者通过报道新闻事实所表现出来的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它体现作者的见解、意图和倾向。它来源于新闻事实（材料），又寓于新闻事实之中，犹如一根红线贯穿于通讯作品全文。通讯的主题是否正确、是否具有现实意义，决定了一篇通讯的质量的高低和价值的大小。

二、确立主题的要求

（一）单一

一则新闻材料可能包含着多种复杂的因素，表现着多个层面的问题，这就使得记者在分析材料时会遇上“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情况，即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提炼出不同的主题。但一篇文章的容量毕竟有限，而且面面俱到往往只能导致杂而不精、繁而不清、纠葛丛生，使得文章失去凝聚力和向心力，缺乏可读性。因此，应该选取一个角度，提炼一个主题，从这个主题出发精心取舍材料、组织材料，就一个方面把事情说清说透。既条理清晰，又论证明确，才能赢得读者的喜爱。1987年的大兴安岭火灾暴露了多方面的问题，但是在具体的报道中，《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没有草率地把所有问题都放在一篇文章中泛泛而谈，而是经过精心分析，从不同角度确立了三个有特色、有意义的主题，作了精彩的三色报道，即《红色的警告》披露官僚体制的问题；《黑色的咏叹》昭显人性丑与美的差别；《绿色的悲哀》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取得了良好的新闻效果。

（二）深刻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要经历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发展过程，只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常常会把人的认识引入“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的境地，局限和束缚了视角的深入，也就难以写出有深度的通讯报道。相反，只有拨开现象的迷雾，对事物本质进行透视，才能写出有深度的文章。老一辈新闻工作者邹韬奋通过对居住在伦敦考究住宅和华美窗帷后面的老媪孤苦生活现状的描写，揭示了“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往往成为真正情义的障碍物”的冷酷现实，他的《华美窗帷的后面》因此折射出了发人深省的力量。民国初期著名新闻记者黄远生的《外交部之厨子》通过对从前清到民国混迹于北京政界，以行贿逢迎为手段在外交部盘踞数十年的余厨子一生的描写，揭露了清末民初官场的黑暗，文章还巧妙地暗示了北洋军阀政府是和清政府一样腐朽的机构这样一个尖锐的主题。这两篇文章均以小事为题材，但都立意深远宏大，成为百年来新闻通讯的典范之作。

（三）新颖

新颖性要求记者在理解材料、提炼主题的时候要有突破创新的开拓精神，不要一味地重复别人说过的事物，要正确结合新的时代精神、新的文化方向，确立新的思想观念。女记者樊云芳写人物通讯《追求》就曾经历了一个把握时代精神，追求新颖性的认识过程。1980年底樊云芳采访了太原工学院副教授栾茀，一位就读于台湾大学，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到大陆，期待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贡献，却被“无穷无尽的批斗和审查消耗了大部分的生命”的知识分子。樊云芳见到栾茀的时候，他已经身患癌症，“就像一具骷髅僵卧在病床上”，但即便是在这样一个“一切都来不及了”的情况下，“他还念念不忘那正在筹建的煤炭工业大学”。就这一题材所反映的主题，女记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深化自己的思想，不断开拓观念又不断更新观念。第一稿取名《仙人掌》，以栾茀自己的话——“我希望我是极左路线祭台上的最后一件供品，是中国这场历史悲剧的最后一个牺牲者”为主题。但万余字的文章被报社领导驳了回来，理由是“这类主题已经不新了”。那时，“四人帮”已倒台三年了。三年来，文艺刊物、银幕和报纸，连续不断地刊登了大量揭露“四人帮”与极左路线罪恶的作品。如何突破已有定位，找到新的主题？作者回到太原，在进行了更深入的采访和反复思索之后，第二稿标题取名为《癌》，主题是一个癌症不能征服的人。但是，通讯社的领导要求再对主题作进一步的升华，最好能与当时北大学生提出“振兴中华”的时代精神联系起来。在这一思想启发下，樊云芳当机立断，直接把主题定为“追求”，标题也叫做《追求》。作者自己说：“从《仙人掌》到《癌》再到《追求》，通讯的主题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揭露极左路线，变成了歌颂一代知识分子，歌颂虔诚与顽强的追求精神……主题变了，连文字的基调也变了，变得明快、乐观与壮烈。”《追求》一文在《光明日报》和《山西日报》发表后，受到了普遍好评，并荣获1981年全国好新闻奖。可见，选择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颖的主题是通讯写作中关乎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

当然，追求主题的新颖并不是要求记者去标新立异、求木千里。新颖性是建立在正确、真实的基础上的。

三、提炼主题的依据

（一）要从事实出发

事实是通讯的本源。通讯的主题不是通讯作者凭空想象的产物，而是对采访得来的大量事实和感性材料进行逻辑分析和理性升华的结果。因而，对通讯主题的提炼，一个最根本的途径和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从事实出发，用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对新闻事实作最本质的分析和最深层的透视，从而发掘出事实本身所蕴含的深层意义。在通讯主题的提炼中，最忌不从事实出发，一味地注重领导意志和作者的主观需求，这样做的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二）要从全局着眼

提炼主题，仅从事实出发还不够，还要从全局着眼，全面考虑。要考虑国际国内形势，党的方针、政策，群众的愿望、要求，各阶层的思想动向，实际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等等。提炼通讯的主题，如果只从事实出发，忽略了着眼全局这一条，那提炼出的主题就不可能具有普遍意义，甚至可能是坐井观天。有些事情，在一个地区可能是先进的，在全国就可能是很一般的；在国内是先进的，在国际上可能是一般的或落后的。只有把具体的人放在全局的天平上，才能称出它的分量。提炼通讯的主题，必须把事实和全局联系起来，事实好比是横坐标，全局好比是纵坐标，两者在坐标系中的交叉就是通讯的主题。

（三）要从身边事入手

提炼通讯的主题，要着眼全局，但这并不意味着只写与全局密切相关的重大新闻事件。其实鲜明的时代主题往往就潜隐在身边的小事中，身边的小事正是受众感知最真切因而也最为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几乎无一不与全局有关，时代的重大主题，往往也都是通过这些身边小事体现出来的。因之，提炼通讯的主题，应从身边事入手。

从事实出发，从全局着眼，从身边事入手，这是提炼通讯主题的三个基本方法。除此而外，还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如比较法、联合法、解答法等。但所有这些方法，在理论上掌握都比较容易，而在实践中掌握起来却并不那么容易，它需要作者付出长期的实践和艰苦的努力。

【注释】

[1]穆青：《新闻采写经验谈》，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2]《一个活在人民心中的共产党人——郑培民》，中央电视台、湖南电视台2002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