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信息通讯技术的研究

1．1　国外对信息通讯技术的研究

对“新经济"研究最热烈的争论在于ICT对生产率的影响，计算机无处不在，而统计计量中却找不到它能促进经济增长的证据，为此计量经济学家改进了方法进行进一步分析。最普遍使用的分析框架是国民收入账户，将资本分为ICT资本与非ICT资本，分别研究它们对各部门以及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影响。意大利的研究结果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ICT的持续投资对90年代资本生产率的增长产生正面影响，生产函数中资本贡献率增大了。欧洲中央银行发布的报告也表明：ICT投资与生产对欧元区纵体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效应，但没有发现信息通讯技术对生产率影响的明显溢出效应。英国利用投入产出法对ICT的经济影响分析发现，从1989～1998年，资本深化贡献中有55%可归因于ICT投资，而这一比例在1994年以后是90%，ICT资本存量增加可解释英国1989～1998年25%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可解释1994～1998年48%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研究发现：信息通讯技术对澳大利亚生产率的影响，90年代澳大利亚ICT投资对生产率增长的势头与美国的数据同样乐观，信息通讯技术在澳大利亚的运用及其溢出效应至少使澳大利亚的生产率呈现1%的加速增长。

也有一些研究是针对企业层面的。欧洲经济研究院的一份报告对412家德国服务业ICT投资与非ICT投资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影响进行分析，并未发现两者间的明显区别，也没有发现信息通讯投资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但研究发现企业生产率是否有明显改进取决于其能否成功实现企业重组。也有一些与此相左的研究结论，比如，罗马大学发表的研究报告《ICT投资的生产率效应》，以意大利中小企业的数据为样本，运用随机动态模拟方法分析了企业ICT投资的决定因素及其对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ICT投资对企业生产效率影响可从软件以及远程通讯基础设施角度进行，远程通讯投资与新产品及工艺流程显著正相关，软件投资增加了对训练工人的需求，导致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并使企业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移动。

ICT投资及其对生产率影响的不同研究结论引发了一场关于是否存在“新经济"的争论。正如一些新经济怀疑论者所指出的：通讯技术的发展经历了“烽火狼烟"、“飞鸽传书"、“电报电话"、“电信互联"等发展阶段，作为信息传递的技术与人类沟通手段的微处理器与互联网并不会与传统的交流手段有本质的不同，ICT技术只不过是一个装置，它使得人们原来并不可能的工作环境变得可能了，它的发明与电灯、空调没有本质不同，电灯使人们可能在黑暗环境下工作，而空调使人们能在炎热的气候中从事天气状况所不允许的工作，通讯技术只不过能使人们在从前不可能做到沟通的情况下进行交流罢了，作为一种发明，他们甚至认为其重要性还不如电灯与空调。在一篇名为《新经济能否与以前巨大的发明相比》的文章中，作者质疑了那种将互联网以及相关的信息通讯技术进步与第二次产业革命年间（1860～1900年）给人类带来巨大变化的电力、电影、飞机等发明相提并论的说法。文章发现生产力的整个加速趋势归因于包括计算机、外围设备、远程通讯设备在内耐用制造品生产效率提高的趋势，而在耐用品制造业外88%的私营经济部门并没有生产率的复苏，如果除去非耐用品经济部门巨大的计算机投资，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却下降了。在1860～1900年间的巨大创新及其在20世纪中的应用，从根本上提高了美国生活标准，相比之下，计算机及互联网的发展不能做到这一点，以摩尔定律为表征的计算机飞速的运算能力以及下降的成本，意味着计算机的巨大贡献存在于过去而非未来。

但是，更多的人士认为，信息通讯技术是一场革命性的技术，它的重要性在于其广泛的渗透性，被广泛运用于各行各业的研究中，并推动与创造一系列的创新集群，因而成为一个社会的主导技术，能够与它相比的只有第二次产业革命的能源与交通技术。他们对索洛之谜的解释是，在两次产业革命间的巨大创新发生后要经过几十年后才能在统计中发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他们看来，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如果没有产生立即的生产率提高只是因为旧有的经济组织为避免以前投入的资本与人力资源受到完全损失而处于重组中。

不管是否存在“新经济"的争论，各国在推进信息化研发及应用方面都有较大的增长。1996年，IT投资占全部工业投资的比重，在美国为13．4%，英国为11．7%，加拿大为10．1%，法国为6．0%；在1996～1999年间，美国IT投资年增长率达到38%，ICT资本存量迅速增长，ICT在美国非居民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比重接近35%^[1]。为理解信息通讯技术对各国政府的政策反应，研究聚焦于政府对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与规制方面，发展着眼于为信息产业创造优惠的税收、人力资源、政策以及产业政策，规制是多方面的，如通讯标准制定方面、反垄断方面或者信息传播安全方面、网络产品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网上税收政策方面、电子商务政策协调方面，在一些场合，发展与规制政策不可区分。

以促进ICT技术的研发创新体系而论，研究者认为存在多种模式，美国式技术创新支持体系既有国家军事部门的研究院，又鼓励私人部门在研发上的投入，以硅谷模式为代表的区域创新体系已成为各国政府效仿的对象，而欧洲的ICT技术研发体系更多的内置于一个更受管理化与组织化的经济体系中，政府对主导企业的支持以及在辅助企业间建立标准体系方面采取了很多举措。通过不同政策模式进行分类比较，研究者找出不同创新支持体系获取成功的不同环境条件。一些研究结论认为，硅谷的成功与其高度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基于同事关系的技术社区分不开^[2]，分享信息、信任、宽容失败的文化对促进硅谷的技术进步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而一些欧洲的文献如Steven和Henrik （2002）^[3]指出，由于ICT技术的不同层次，其技术特性（技术的累积或专用特点）不同，企业在组合这些技术特性时面临不同的组织风险，因此存在能够创造ICT领域竞争优势的不同技术路径，模仿硅谷模式不能在所有的ICT领域获得成功，尤其是在应用软件领域，促进工程师与管理人员相互承诺与信任，长期雇用合同的建立，这对于一些欧洲高新技术企业的成功极为重要。因此，ICT技术的一些领域也完全可能在大规模组织化的制度环境中获得成功。

ICT的规制研究突出地反映在互联网领域，互联网展示了无限多维的虚拟空间以及潜力巨大的商务应用领域，对互联网空间的交易治理机制研究成为一个热点。一些研究者指出，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及其自我治理机制突出地表现了社会生活中存在一种非经人为设计的“自发秩序"，互联网产生的内在秩序不是出自任何人的设计，而是源于千百万人的互动。一个例子是互联网上的广告发送规则的建立，在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推动立法并强制执行的情况下，网络空间诸如“未经接收人许可，不向对方发送广告邮件"的非正式规则，这类规则的建立往往是在经历过多次违规者受到“以牙还牙"报复式邮件发送制裁而逐步确立起来的。如果互联网空间的治理完全如这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述受一种自发规则约束，这也不合于现实。自从人类发明印刷出版业以来，政府就试图控制与影响信息传播，互联网这种巨量传媒当然不在此外。政府对互联网干预的传统理由是网络负外部效应导致私人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收益不一致，而出自“公共安全"、“公共利益"考虑而设计的公共政策也随处可见，当然，法律的制定与颁布是一回事，而法律的实际执行效果如何又是另一回事，互联网的规制受到政府控制能力与监测水平的影响，这是必然的，而随着信息安全与监测技术的进步，政府对互联网的干预程度与水平也会随着上升，有关的政策争论仍将继续。

国外更多的研究是基于信息通讯技术在商务以及行政领域中的应用，这些文献分布于“电子商务"、“电子政务"、“供应链管理"、“战略联盟"等主题下，互联网技术在改善产业组织以及供应链管理方面展示了诱人的前景，结点企业具有充分动力利用信息技术获取自身竞争优势。电子采购、电子商务、电子联盟是企业信息化运用最主要的三个方面，B2C可实现即时送货定额、减少存货、更好地了解市场、降低成本；B2B创立了全球性市场，使制造商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供应商，能选择最有效的供应商，削减与产品相关的成本；信息沿着供应链或价值链及时传送，能极大地保证生产系统高度有效；许多随机发生的事件，包括由于设备损坏、生产停止、订单取消、订单加快、处理时间变化等将会得到及时处理；公司凭借产品销售的即时信息流，可以有效地预测市场，这将保证有计划的费用是被有效地利用，无计划的基本费用最小。企业可以为自己创建各自的虚拟市场，也可由多个产业公司成立联盟来创建一个共同的虚拟市场，从而使得核心企业的供应链网络得以延伸。这类研究成果的丰富，并构成对传统应用理论的挑战，其原因正在于信息通讯技术极大地减少了企业的通讯成本，使得传统理论假设发生了变化，大量的新的应用理论随之产生，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在西方学术界，运用多种理论探讨信息化与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的权威研究，当属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曼纽尔·卡斯泰尔，他所著的《信息化城市》^[4]以及随后出版的《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和《千年的终结》三部著作，被认为代表当代信息社会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信息化城市》一书1989年首出精装本，引起极大反响，其关于信息化发展模式和网络化社会的研究成为了解和研究西方信息经济及其影响力的必读书。《信息化城市》一书的第一章就提出了一个基本分析框架，指出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导致了一个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正在对生产管理机制和政府机构产生根本影响，形成一个信息化发展模式与资本主义重组的互动作用关系，这个分析框架下的研究内容涉及信息技术革命与劳资关系重组、新产业空间形成、美国福利以及军备制度形成互动关系。这本书的研究是以美国的信息化社会为背景的，虽然其研究框架及使用的方法对发展中国家学者有借鉴之处，但其研究结论恐怕不能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总之，对通讯信息技术及其所引致的“新经济"研究中最为乐观的是一些技术主义者和未来主义学者以及一些商务应用理论家，他们对迅速提升的运算和通讯能力以及下降的计算机成本所导致的美好前景深信不疑；“距离的死亡"、“全新的商业模式"、“数字化生存"、“传统理论的终结"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演讲与文章标题中。对“新经济"最为严谨的分析来自于一些宏观经济学家，他们运用标准的国民收入账户分析方法去严格计量信息通讯技术投资及其应用对生产率的影响，虽然研究结果不一，并存在争论，而多数有分量的分析认为，“新经济"提法为之尚早。而信息化社会研究中最广为人知的研究是社会学者与制度经济学家，他们运用多种分析方法，在掌握大量原始数据基础上的分析，提供了人们认识西方信息社会的桥梁。从研究主题来看，涉及“网络空间的治理"、“信息技术与工作流程重组"、“电子商业与供应链管理"、“信息革命与劳资关系"、“通讯技术与研究开发创新"、“信息技术革命与新经济地理"等多方面，研究视角与方法运用已达到了相对成熟的地步。但西方学者的研究毕竟建立在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对于“信息技术与发展中国家"这个主题研究不足，一些有限的研究甚至在这方面还带有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色彩。笔者在社会科学研究网络电子图书馆（SSRN Electronic Iibrary）检索到的一篇题为《新经济的制度框架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赶超可能》文章^[5]中，作者认为，“新经济”为转型国家提供的长期发展可能取决于后者是否具备合适的制度框架，文章建立起一套新经济指标以测量前苏联各联邦国家运用新技术的准备程度，发现了私有化程度与信息技术利用准备程度正相关，私有化程度最高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斯洛文尼亚其信息化准备程度也最高，而私有化水平居于后列的南斯拉夫其信息化准备程度也居于后列，这篇文章的结论与意图是非常明显的：转型国家只有推进私有化，全面仿效西方国家体制才可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促进生产率增长的潜能，这当然是不科学的结论，也是为中国的信息化实践证明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