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累积性本质

科学的累积性本质

像所有的学问一样,科学也是积累而成的,它建立在前人所有工作的基础之上。牛顿爵士在3个世纪之前就对此作了总结,他说:“如果说我看得更远的话,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Whitman, 1976)他的这句话被视为科学史上的缄言。

科学的社会学创始人之一默顿(Robert K. Merton)曾指出,牛顿的格言“不仅仅适用于科学,它形象地说明了实际上在所有领域中知识和文化的增长,不管你提到的是哪一个领域”。默顿又说:“牛顿的格言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发现者是从一片空白开始的。它否定了伟人观念。”(Whitman, 1976)

学问和科学积累的本质是因其可传达性(transmissibility)才成为可能的,它能够克服地理、语言障碍和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差异。可传达性之成为可能,部分原因是,科学就像所有的知识一样是对现实的抽象。任何一门学科的特定语汇都是由各种抽象方式组成的。

要达到累积,学者们必须共享研究的途径或方向,或至少拥有一套共同的学术价值观。有些人认为,学问要跨越社会阶层和政治系统进行传达,就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做到“独立、客观、非情绪化及非伦理判断”(Westley, 1958, p．162)。

科学的发现可以通过对现实世界进行客观地观察而得到证实。然而,假说之得到证实,从来不会毫无疑问。它只被证实为由某种给定的原因导致的最可能的结果或效果。比如,我们可以说,一个受教育比较多的人比受教育少的人花在阅读报纸上的时间可能要多。这个结论虽然在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但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正确。

为检验某个假说的抽象化或概念化定义,首先必须对观察和测量变量的方法进行可操作性界定。还是上面那个例子,我们可以用花在正规教育上的年数来定义受教育程度,再用每天花在阅读某种日报上的平均时间来定义报纸的阅读量。然后,可以作出比较,看受教育较多的组与受教育较少的组每天平均花在阅读报纸上的时间有什么不同。关于可操作性界定将在下面进一步说明。

科学的非伦理本质近年来广受关注。原子科学家之间关于发展原子弹和氢弹的持久辩论众所周知。在越战进入高潮之际,一位哈佛大学的科学家支持开发凝固汽油弹。虽然这种武器用于战争会对平民造成灾难性后果,但他说,他还是要做这项工作,因为道德争议与他所从事的领域无关(《纽约时报》, 1967年12月27日, p．8)。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不受价值观影响的研究是一种妄想。”1989年10月召开的以此为主题的诺贝尔会议声明,“我们已经开始认为,科学是一种更主观及更具相对性的事业,是出于社会意识形态和态度,并在其影响下进行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就属于这些意识形态和态度”(《纽约时报》, 1989年10月22日)。

1978年,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从法律上讲,你们的研究者是自由的,但是他们仍受到当时风尚的左右。”

科学的历史充满这样的事例,即有人企图将哲学和政治观点强加于科学的结果之上,使科学的结果服从于未经检验的、事先想好的观点(通常是建立于直觉、权威或固守的基础上),或适应当前的政治政策。前面提到的权威们对伽利略证实哥白尼假设(太阳,而非地球,才是太阳系的中心)的反应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20世纪,李森科(Trofim Lysenko)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作为教条强加给前苏联的农业科学和遗传学研究。他拒绝传统的遗传学理论,并宣称,植物,甚至动物的本质都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受到根本的影响。与这种看法相反的讨论与实验都被禁止了。据说,前苏联的农业因此而倒退了25年(Salisbury, 1976)。更近的例子是,一位美国政府的顶尖科学家指控白宫的管理及预算办公室将预定送交国会的证词文本做了改动。他说,这个改动使“他对全球变暖影响所作出的结论看上去不如他的本意那样严重和肯定”(Shabecoff,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