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意向性的理论意义与不足

一、塞尔意向性的理论意义

（一）穿越语言之门，与心灵相约

20世纪的西方哲学发生了一场“语言学转向”。语言与哲学的关系更为密切，由此也掀起了一股语言哲学研究热潮。其实早在苏格拉底那时，哲学探讨活动基本上就依靠对话学语词的含义作分析而进行。他宣称要进入语言，从语言开始研究事物的真相。但当时哲学家们关注的却是事物的本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本体论问题。可以说意义问题是语言分析哲学中的基本问题之一。语言哲学家们大都认为，不谈“意义”而论及本体和认识是没有价值的，而对意义的研究则是语言哲学的中心任务。英美语言哲学家很难从意义问题、指称问题、真理问题等一些基本的问题的研究中跳出来，而塞尔对意义问题的研究却并没有局限于此。意义问题无疑是语言哲学的核心论题之一，语言之所以具有传达功能，语言之所以能体现或代表思想，就在于语言的意义来源于人类心灵的意向性。

从弗雷格开始以来的语言分析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是：语言如何表征实在？语词如何与外物关联起来？在解答这样的基本问题时，语言分析哲学家们都情有独钟地偏爱指称概念、真理概念，没有人像塞尔那样，通过语言、言语行为来研究和寻找通向心灵的自由之路。正如波普尔反对将哲学研究停留在语言领域，塞尔清晰地知道只有穿越语言之门才能对当代西方哲学登堂入室，才能与我们的心灵相约，倾听她的声音。塞尔的理论为语言哲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也为20世纪语言学转向开拓了新的领地。

（二）意向性问题成为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的交汇点

意向性问题是当代西方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它也是20世纪后半叶语言哲学向心灵哲学发展的重要动因。塞尔认为正是意向性把当代哲学中的两个最核心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首先是作为语言哲学家的塞尔在研究言语行为理论时探讨了说话者的意向，发现了言语行为与意向状态的密切关联，继而深入到了意向性的系统分析。语言哲学要揭示语言的表征能力的根源与本质，要探讨语言的意义等问题，而心灵哲学要研究意向性的问题必然要讨论表现意向状态的言语行为，通过分析塞尔得出结论，意向性比语言更为根本，语言哲学是心灵哲学的分支，这是塞尔的独到见解。

意义问题贯穿语言哲学的始终。语言的意义是什么？语言——人——世界三者的关系是什么？早期的语言哲学家所采取的研究方式和路径并未在语言的界面上对上述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塞尔并没有囿于语言的视域，从意向意义出发探讨了语言意义与人的关系问题，在人类心灵层面上为语言提供了依据，为语言意义提供了本源性基础，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从而对意向性问题的探究拓展到了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两个层面的结合上，意向性问题在这种界面的解读，对当代哲学问题的研究给人以启迪。

由于意向性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很难把握的论题，目前还不能直接对其进行剖析，正是塞尔借助于言语行为的手段来解析意向性的结构、特征、界定其性质、探讨它的归属问题，不知不觉已经把我们对意向性的认识引入深层，为人类研究意向性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路径和方法，这也可以说是塞尔意向性理论在分析哲学中独树一帜的重要理由。

（三）为哲学界研究意向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塞尔从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相结合的层面来考察意向性，在继承布伦塔诺、胡塞尔等人的基础上，超越了传统观点，对传统意向性进行了大胆的否定、改造和创新。他不仅提出了意向性与意识的区别，间接意向、意向性的分类等论题，还首次提出了“集体的意向性”这个新的概念，并且颇有特色地论及了集体的意向性与社会实在建构的关系，全面地拓展了意向性的研究领域，使这一问题深入到了生活世界中，引起了众多哲学家的关注。特别是他一反传统的观点，否定笛卡尔以来的二元论，又不同于传统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站在生物学自然主义立场上提出意向性不可还原化，它是生命过程中的一部分就像我们的消化与吸收，只不过是更高层次上的，这都为当代意向性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毋庸置疑，除了塞尔无人提及。

（四）给认知科学、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以启迪

认知科学从它一诞生便具有“交叉学科”的特征，它实际上是心理学、哲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及人类学的共同产物。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应用分支，是20世纪中期开创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与人工智能有关的众多哲学问题中，意向性问题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工智能取得了许多惊人的成就，甚至超过了人类智能。现时代是科技飞速发达的时代，“人类是否会沦为机器的奴隶？”，“计算机是否会代替人脑？”，“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究竟有什么差别？”近些年这样的疑问一直困扰着我们。塞尔是近年来活跃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哲学家，通过对意向性的分类，通过特殊的思维实验“中文房子论证”（Chinese room argument）对计算机能不能思维给出答案，从而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使意向性问题自身从中获得新的更加充实的内容材料，由此也丰富了意向性理论。二者可以说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人工智能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探索人类智能的秘密，进一步地揭示人类思维的规律，合理地利用其研究成果为人所用。也正如塞尔所讲，“公平地说，没有计算机模式，就不会有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认知科学。”[1]但我们绝不可以把人类的精神看作计算机程序的等价物，“因为程序是纯粹按照形式句法规则限定的，而精神却是有精神内容。”[2]塞尔对“图灵测试”、“强人工智能”等观点的反驳可以从反面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借鉴。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专家也将从塞尔意向性理论研究成果中吸取有意的成分，把人工智能的研究进一步推进到人类智能的核心领域，使人工智能的发展更加人性化。

二、塞尔意向性的理论意不足

作为一个理论家，塞尔并未提出一成不变的见解来解释心理现象或实在世界，他的意向性理论也一直处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中。那么作为读者，我们似乎也不应该将他的理论看作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而是应该带着建设性的批判性眼光去审视它——考察它的内涵、挖掘它的深意。本着这样的初衷，笔者试着对其理论进行了以下几点思考：

（一）塞尔对意向性的界定表述前后矛盾、互相抵触

首先，在意向性的性质方面，塞尔强调自己的意向性理论是客观的、自然主义的，但在意向性的地位问题上，他又使其意向性理论完全建立在本体论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如前所述，塞尔对意向性的不可还原性给出了比较严格的哲学论证和说明。然而遗憾的是，对于意向状态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即“意向状态完全存在于大脑之中”，塞尔却没有提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性原则或哲学论证。他在《心、脑与科学》中只强调“内在意向现象是由在脑中进行的神经生理过程导致的，并且在脑结构中发生和实现的”[3]。而并没有给出严格的哲学解释和论证。接着，他又在《意向性及其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一文中从经验的角度说明意向性必然存在。他认为，那种在科学中所具有的“事情看起来似乎是这样”和“事情的确是这样”的区分在心理现象中并不存在，因为在经验世界中，没有人会说“虽然看起来我们似乎是有意识的，但事实上我们并不真的有意识”，从而使得心理现象似乎又具有了自显性的倾向。显然，这个解释是很难让人们承认意向性的存在的，如果语词因为说话者的意向状态而有意义，那么意向性是如何被证明的呢？而这又必须借助于语词的指称能力，从而陷入到指称的循环论证里了。在这个意义上，塞尔的理论只能被看作是解释性的，而绝非是严格论证性的，而这对于作为分析哲学家的塞尔而言又是绝对不允许的。

其次，在对待意向性的作用方面，塞尔“拒绝任何形式的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4]，但其理论本身却并未表现出多少与行为主义、功能主义明显的区别。在塞尔看来，言语行为表达的是说话者的内在意向，揭示了言语行为的结构便间接地揭示了意向性结构，显然，对意向性结构的这种分析体现了当代心灵哲学中对意向结构的行为主义分析倾向。然而，塞尔本身却并不赞成行为主义和还原分析，他对待心灵哲学方面的理论旨趣就是要坚持非还原论的自然主义，在塞尔那里，意向性通常被表述为意识的一种特性。为此，塞尔避免使用功能（function）一词来界定意向性的性质，原因在于功能主义虽然避免了行为主义理论等的某些片面性，但毕竟有其不可回避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为了明确表示其理论与功能主义的区别，塞尔曾用中文屋的思想实验对作为功能主义一支的心理表征主义理论进行了反驳。[5]不过，通过仔细分析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塞尔的理论与功能主义理论存在某些论证方面的相似性。功能主义认为心灵与其物质性载体的关系类似于计算机程序与它们运行于其上的装置之间的关系[6]。在此意义上，关于心灵的话语不过是在“较高层次”上的关于物质系统的话语。同样地，塞尔的理论也存在着较高层次与较低层次的区分。塞尔认为内在的心理属性如意向性只是有机体的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物理属性，性质二元论与物理主义是完全可以相容的。显然，他的这种观点模糊了他和功能主义者之间的界限。

（二）塞尔对“意义”一词的界定并未给出全面的解释

在对“意义”一词的界定方面，塞尔并未给出专门的全面的解释，其意义理论在解释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还有待扩展和深入。这种不足首先体现在他对语言意义研究的不全面上，如前所述，在自然语言中，话语所表达的意义一般可分为话语所表达的字面意义和说话者想要传递的字面意义背后的蕴含意义，塞尔着重研究的是字面意义，而对蕴含意义很少提及，这种研究意向失之偏颇。其次，对于意向性研究涉及了两种语言—自然语言和心理语言。塞尔只分析了意向内容及其与意向状态满足条件的因果关系，而没有对能够被人的心理直接思维和加工的心理语言和根源于心理意向性的自然语言的意义以及根源于心理语言的心理意向性给予必要的说明和研究，这使得他的理论失去了本应达到的深度。

（三）塞尔对语义和语力的关系的论述不够清晰

塞尔对语义和语力的关系的论述不够清晰，对取效行为的过分轻视使得他未能对交流意向进行足够的分析。首先，基于对意向性和意识的区分，塞尔把意向性划分为表征意向和交流意向两个层次。不过即便如此，问题还是没有完全得到解决，这是因为塞尔一方面并不否认话语X有相对独立于语境的约定俗成的意义即“句子意义”，另一方面他也承认在以言行事行为的过程中，X还有新的意义即“语力”。换言之，塞尔一方面认为语义决定语力，另一方面又承认语力与交际意图有关。由此，它们之间的关系便变得矛盾起来，由此可以看出，塞尔并没有看到语义只能限制话语潜在的语力范围，而交际意图则是用来确定在特定的语境中说话人应该使用哪种语力。其次，塞尔认为交流意图与取效行为的意向性紧密相关，与意义紧密相关的是施事行为的意向性，因而他并不重视取效行为的作用，语言学家历来因为取效行为本身涉及许多超语言的因素而对之缺乏兴趣，使得本应受到重视的取效行为一直没有受到研究者们的足够关注，影响了对交流意向的分析和研究，阻碍了意向性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综上所述，意向性问题是当代哲学研究的重要论题，对意向性问题的研究与言语行为、认知问题、人工智能等诸多与人们现实生活关系密切的当代哲学前沿问题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对其进行研究、深思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现在，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已成为哲学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在短期内对这一理论做出全面、透彻、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是笔者的学识和能力所不能及的。因此，本文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对意向性理论研究的终结，而是对意向性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和发展的激励，继承和发扬他们的理论，以便把意向性理论的研究推向更高的阶段。塞尔意向性理论的研究开拓了从人类行为的角度研究语言的新思路，为西方语言哲学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理论文化遗产。

[1] Nicholas Bunnin著；燕宏远译：《当代英美哲学概论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7。

[2] Nicholas Bunnin著；燕宏远译：《当代英美哲学概论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9。

[3] 约翰·塞尔著，《心、脑与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113～114。

[4] R.Searle: Lntention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8.

[5] 约翰·海尔著；殷筱等译：《当代心灵哲学导论高新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09～111。

[6] 约翰·海尔著；殷筱等译：《当代心灵哲学导论高新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89～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