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性质和标准

一、翻译的性质

翻译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最困难的智力活动之一，涉及人们的语言水平、文化素养、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能力、知识结构、认知水平、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就像人们给文化的定义有成百上千种一样，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层次的人给翻译的定义也是五花八门。由于人们的学术水平不一、背景知识各异、理解能力不同，翻译过程中对两种语言的把握也因人而异，因此，人们对翻译的理解有浅有深，有片面，有全面，有简单，有复杂。

古今中外的翻译工作者结合自身的翻译实践和研究活动，从不同研究视角对翻译下了形形色色的定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对翻译获得较为全面和准确的认识。

（一）中外辞书对翻译的解释

如果我们对中外翻译史上一两千年来对翻译所下的定义进行一个简单梳理和回顾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能够发现，其实早在一千多年前，我国的古人已经注意到了翻译的这一本质性问题，并给出了一个较为简洁明了、也最为全面完整的翻译定义：“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唐·贾公彦《周礼义疏》）这个仅仅十余字的定义包含着两层意思：首先是“换易言语”，指的是翻译行为或活动的本身；其次是“使相解”，则是指的翻译行为或活动的目标。这个定义言简意赅地告诉我们，翻译的完整意义不应该仅仅只是一个语言文字的转换行为或活动（即“换易言语”），而还应该包含帮助和促进操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际（即“使相解”）。

《辞海》（1980年版）对翻译的解释是“翻译：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

《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对翻译的定义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也指方言与民族共同语、方言与方言、古代语言与现代语言之间一种用另一种表达）；把代表语言文字的符号或数码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

《牛津英语词典》中对“Translation”一词的解释就是：①“The action or process of turning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also，the product of this；a version in a different language”（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行为或过程；亦指这一行为的结果：用另一种语言表述出来的文本）；②“To turn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to change into another language retaining the sense…”（把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并保留原意……）

（二）中外学者对翻译的解释

中外学者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或研究视角，将翻译看作语言表达、文化交流、艺术实践、信息传递、思维转换等不同类型的行为活动，给出了很多种定义。现分五类讨论。[1]

1.从语言角度对翻译的定义

（1）翻译是许多语言活动中的一种，它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形式里的内容重新表现出来的语言实践活动[2]。

（2）翻译是用一种语言（即译语）中等值的文本去替代另一种语言（即原语）中的文本[3]。

（3）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两个方面在译入语中用最贴近的自然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4]。

2.从语言文化角度对翻译的定义

所谓翻译，就是用一种译语语言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源语语言的文本材料的跨文化的交际过程，也就是说译者设法将一种语言所传递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等值地再现出来的一项跨文化的语言转换活动，这一活动过程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5]。

3.从信息交流角度对翻译的定义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传达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信息应包括五个方面：语音信息、语义信息、美学信息、文化信息和形式信息[6]。

4.从艺术角度对翻译的定义

翻译是使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艺术，主要解决原文内容和译文形式之间的矛盾[7]；文学翻译是三美（意美、音美、形美）、三化（深化、等化、浅化）、三之（知之、好之、乐之）的艺术[8]。

5.从思维角度对翻译的定义

（1）翻译是译者的一种特殊而复杂的思维活动过程，不仅应包括思维活动的结果（译文作品），而且应包括这个结果的社会效益（译文读者的反应）[9]。

（2）翻译是以译者为主体，以语言为转换媒介的创造性思维活动。所谓翻译，就是把见诸于一种语言的文本用另一种语言准确而完整地再造出来，使译作获得与原作相当的文献价值或文学价值[10]。

众多学者的意见从多个层面上反映了对翻译的见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要想给出一个人人都可以接受的定义是十分困难的，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三）翻译的内涵

翻译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独立学科，它涉及哲学、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它把一种语言文化承载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以实现意义的转换。

翻译是译者（人或机器）把一种语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以达到沟通思想情感、传播文化知识、促进社会文明，特别是推动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的目的。

翻译涉及思维和语言，反映了存在与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可以用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语言加以描述。正因为翻译有科学规律可循，所以它是科学。翻译是译者对原文进行再创作的过程，译者在理解原文信息和作者创作意图时，不可避免地会带上自己的主观色彩。在克服语言和文化差异并再现原文信息时，译者可能会采用独特的处理方法，体现出自己的风格，即创造性，所以翻译又是艺术。

翻译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范畴划分，从而有较为广泛的外延。

第一，就所涉及的语言而论，翻译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语内翻译，指同一语言的各个语言变体之间的翻译，如把方言译成民族共同语，把古代语译成现代语，把诗歌译成散文，等等；另一类为语际翻译，指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活动，如把汉语文本译为韩语文本，或把韩语文本译为汉语文本。不过，我们常说的翻译，包括本教程所谈论的翻译，都是指语际翻译。

第二，就其活动方式而言，翻译可分为口译和笔译两类。口译一般指口头翻译，其基本方式有两种：一是连续传译，又称即席翻译，用于会议发言、宴会致辞、商务谈判、学术研讨、参观游览等场合，发言人讲完部分或全部内容之后，由口译人员进行翻译；二是同声传译，通常用于大型正式会议上，要求译员利用专门设备，不间断地边听边译。笔译就是笔头翻译，多用于社会科学、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等文献资料的翻译，其有利条件是时间限制不像口译那样紧迫，往往可以查阅词典资料，可以反复斟酌，但在标准方面要求更高更严。

第三，根据翻译的文本类型，翻译可分为文学翻译和科学翻译。前者细分为小说翻译、诗歌翻译、散文翻译和戏剧翻译。后者细分为社科翻译、科技翻译、涉外翻译和科普翻译。

此外，从处理翻译的方式来看，可分为全译、摘译、编译、节译、重译、复译；从翻译的技巧来看，可分为直译、意译、音译；从翻译原则方向来看，可分为归化翻译、异化翻译，等等。

（四）翻译的单位

熟悉了翻译的基本概念过后，译者面对的问题千头万绪，其中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翻译单位。

不少从事翻译实践的人常说，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翻译单位，但照样可以翻译，而且译文也频频发表。这样说的人似乎根本不知道何为翻译单位。殊不知每一个译者都离不开这个概念，他们所不知的仅仅是这个概念的名称，但翻译单位这个概念不知不觉中已经被他们反复地运用了。

那么到底什么是翻译单位呢？这是个不很容易回答的问题。有人认为翻译单位应该是以思维单位为基础，也有人认为从翻译实践看，翻译单位应该以可以看到的语言单位为基础。可这一下问题又出来了，是以原语的语言单位为依据来寻找译入语中对应的单位，还是以译入语的语言单位为依据来寻找原语中对应的单位？我们对翻译单位的认识有一定局限，因为我们跳不开语言形式与内容统一的传统思维方式。这里，我们不想陷入这种纯理论的讨论中，所以下面我们将从对翻译实践帮助较大的角度出发讨论一下翻译单位。

翻译单位就是指在译入语中可以找到的与原语语言单位相对应的分量相等的单位。这么说也许仍然不够通俗易懂。那么让我来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让我们以搬家为例。搬家时让人头疼的是家中大大小小的东西。一般来说，体积大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搬；体积小的东西，可放到一个个箱子中再搬。我们不会去拆开一架钢琴，因为一架钢琴是一个不可拆散的整体。但书架就不同了。架上的书可以取下，分别放到纸板箱中，一箱箱地搬。有时书架本身也可以拆散。翻译单位这个概念和搬家道理相同。一个句子有时可拆散译，有时则必须将整句视为一个整体译，有时可将几个句子视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可随便进行调整，前面的放到后面，后面的放到前面都可以，因为这几个句子是一个单位。翻译单位可大可小，如将几句视为一个整体，那么翻译单位则较大。但翻译单位也可以很小。比如有时我们在翻译地名时，常常希望能贴近原文的语音，因为地名之所以要译成中文，是让那些不懂韩文的人看到中译的地名照样能知道所指的地。这时我们的翻译单位就很小，小到是一个音位，而音位则根本没有语义内容。翻译单位的选择有时会很麻烦。有人曾说翻译单位“应该尽可能小，但又该尽量大”，突出反映了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用较大的翻译单位，译者在译入语中的回旋余地就较大，可以较为得心应手地照顾译文的行文；较小的翻译单位则可使译文在结构上接近原文，但译者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原文的束缚。

有些人认为为了忠于原文，翻译单位不应该太大，他们甚至认为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译法，虽然可能会死板些，但毕竟是忠于原文的。这实际只能说明持这种看法的人没有真正认识语际交流的本质。死板的译文不可能忠于原文，因为原文由原文读者读时并不死板（当然原文死板另当别论）。但这样的译法忠于原文吗？韩语读者一看到这个句子就知道其意思，但字字照原文搬到中文后，中文读者并不能解读出同样的意思，因此就根本谈不上忠于原文。如果我们将这一整句作为一个翻译单位，不去管一个个词的意思，而从整体出发，看整个句子在语言中的功能，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译成“他当时实在不巧在场”，表面结构上和原文大相径庭，但这不正是原文的意思吗？

那么，是不是说翻译单位总是唯大是好呢？那也不对。很多韩文作者所采用的一些有意义的语言手段有时恰恰是使用在细微之处。翻译单位过大，就可能忽视了一些有意义的形式。

那么到底以什么作为翻译单位最合适呢？我们可能无法找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而且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不同的学派会有不同的答案，结果遵循不同理论的人译出来的作品也会因此而差别很大。最近十几年，对文本和话语的研究很流行，因此有的学者认为，为了使译文流畅易懂，尽可能照顾到译文的读者，译者甚至可以将整个文本或话语作为一个翻译单位。这种象牙塔中的议论对我们实际从事翻译的人会有些启发，但帮助是否大就不一定了。很注重实践的纽马克认为，如将文本作为翻译单位，必将导致混乱，但他同时也说有必要在翻译过程中时刻考虑或照应到这个最大的语言单位[11]。

提出以较大的语言单位作为翻译单位的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翻译领域的研究一直都得益于语言学领域的进展。传统上，语言学研究一向注重以句子为基础的语法研究。后来兴起的对话语和文本的研究实际上正是不满足于以句子为中心的结果。研究翻译的人从一开始就对话语和文本这类概念十分感兴趣，因为翻译中的许多问题并不出在句子内，而是存在于句子和句子之间，甚至段落与段落之间。原来以句子为单位的研究方法在句子之间、段落之间留下了盲区。用翻译实践者的话说，为什么有时每一句都没翻错，可整篇读起来总是不尽如人意？原来问题出在句子间和段落间的承前启后没有处理好。只要我们提高翻译单位，不只是孤立地一句一句看原文，而是根据原文话语或文本的实际功能，把几句甚至整段整合起来看，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就是提出较大翻译单位的人可以依靠的理论基础。但从翻译实践的角度看，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最常用的翻译单位还是句子，因为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一句一句译的。翻译家杨绛就主张大多数情况下应一句句译。

至此，我们对翻译单位的讨论仍属泛泛而谈，没有将翻译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考虑进去，也就是原文的类型。其实如何取舍翻译单位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是什么类别的原文。原文中关键的意义如果是用较小的语言单位体现的，那么译这类文章就可能要用较小的翻译单位。比如说十分严谨的法律文件，原作者有时正是通过一个词来表述某一特殊概念有别于其他概念。这时那个词就很可能要被视为一个翻译单位。再如有些诗人用很小的语言单位（如音位和词）来表示艺术效果，此时译者也有可能要考虑较小的翻译单位以反映原文中的某些声音或词。但在另一些原文中，译者显然就没有必要那么谨小慎微，尽可以大刀阔斧地描出大图景，而不去顾及细微之处，因为在这类文章里，细微之处并无多大文章可做。即便有时作者偶尔用几个语言手段，其价值也并不那么重要，译者可以置之不顾，采用较大的语言单位。旅游手册之类的文章毕竟肩负着一个很明确的使命，即让读者看了之后喜欢那个地方，所以译者也应将这一大目标切记心中，而不在一两个语言问题上纠结。

应该切记的是，译者毕竟和原作者不同，作者有着无限的活动空间，思想驰骋，万字如流。但译者却被关在了“牢笼”中，他不可能脱离作者而思想驰骋，但他又必须尽量能与原作者一样译笔流畅。因此，在以句子为翻译单位的总的原则下，尽可能将翻译单位扩大可能是译者所应努力的方向。

二、翻译的原则

翻译过程中，译者应遵循一定的标准与原则，“忠实”和“通顺”是两项最基本的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只有将“忠实”和“通顺”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进行翻译，才能保证我们对译语质量的基本要求。除了“忠实”和“通顺”以外，在翻译时还要做到译语的语体与原语一致，并尽可能地把原语的修辞手法反映出来。我们认为翻译遵循“忠实，准确，统一”以及“通顺”的翻译原则无疑是适用的。

（一）忠实性

“忠实性”原则是翻译人员必须遵循的首要标准。所谓“忠实”，即译文所传递的信息同原文所传递的信息要保持一致，或者说要保持信息等值。翻译必须忠实原文，做到信息对等而不是相似，不得随意发挥，不能篡改、歪曲、遗漏原文所表达的思想。“忠实”的应该是原文的内容意旨和风格效果，而不是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

（二）准确性

“准确性”是翻译的核心。“准确”’是关键，译者务必在信息转换的过程中正确理解并选择词语，概念表达要确切，物品与名称所指一正确，数量与单位精确，将原文的语言信息用译文语言完整表达出来，不曲解原义。

（三）统一性

所谓“统一”，即是指在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译名、概念、术语等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保持统一，不允许将同一概念或术语随意变换译名。[12]也就是说，词语运用规范，符合约定俗成的含义，译文的行文方式合乎文献的语言规范。“统一性”标准有利于译文的统一和规范。有些术语以及专有名词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已有了固定译法，沿用已久。即使这些译名不符合规范，不够妥帖，甚至错误明显，但因多年来已为人们所公认和熟悉，早已成为人们的共同语言了。这些译名，虽不规范，但沿用已久，如重新译名，反而引起混乱，不利于译名的稳定和统一。此外，为了避免产生歧义，有些词语的翻译必须保持同一种译法，尤其是合同中的专业术语和关键词语都有着严格的法律含义，翻译时一定要透彻理解原文的内容要求，准确完整地传达合同文件的精神实质。

（四）通顺

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后，译文要流畅、明了、易懂。中韩对译时必须使译文规范化，即所用的词汇、短语、句子及语法都必须符合本语种、本行业的一般规范和习惯，用词要准确，文字不晦涩、不生硬、不洋化。

三、翻译的标准

如何评价译文质量的优劣，衡量翻译水平的高低？怎样给译文判分呢？根据不同的翻译文本特征，是可以制定出多样化的翻译标准的，但为了帮助初学者进行翻译练习，这里需要说明一个最基本的“一般翻译标准”，还要对各种不同文体文章的翻译提出一种“各类译文的翻译标准”，用来评判译文并对译者提出一定的翻译要求。（一）一般翻译标准

古代文明的丝绸之路开通了中国与西域各国的交流渠道，佛教随之被传入中国。西汉佛教的兴起揭开了中国笔译翻译的帷幕，至隋唐时期，中国佛经的翻译活动发展到鼎盛。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标准的讨论大体有三种见解：（1）直译；（2）意译；（3）直译意译兼顾。

东晋高僧道安唯恐佛经翻译失真，于公元382年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即，翻译在五种情况下允许与原文不一致，在三种情况下不能与原文有异。与真谛、玄奘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的东晋后秦高僧鸠摩罗什反对直译风格，提倡译者署名。他说：“天竺国俗……凡见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该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呕秽。”鸠摩罗什在翻译中讲究辞藻典丽，保存“天然西域的语趣”，他的译本被称为“新作”。初唐时，高僧玄奘提倡直译意译兼顾。“若玄奘者，则直译意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

清朝末期，资本主义贸易全球化的展开使东西方文化相接触。引进西方思想与科学技术、变革封建社会成为时代的主要课题。于是，西方各种学术、文学、科技书籍的翻译活动在中国、韩国、日本频繁展开，掀起了翻译热潮。这一时期著名翻译家严复在1896年译完《天演论》后，在其序言《译例言》中提到了三条翻译准则日：“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此在译者将全文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自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易》日‘修辞立诚’，子日‘辞达而已’。又日‘言之无文，行文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严复强调的翻译标准为：（1）信；（2）达；（3）雅。

此后“信、达、雅”成为一条不成文的翻译标准，一直被中国翻译界奉为金科玉律，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对于“信达雅”的含义界定不断有新的诠释。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时期，西方的社会政治、哲学、科学、文学作品的翻译活动更加活跃，鲁迅、瞿秋白、郭沫若、梁实秋、赵景琛、成信吾等翻译大家辈出，翻译作品层出不穷，对翻译标准的讨论更加热烈。鲁迅对一些乱译现象大张挞伐，主张“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方面，一则当然力求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风姿”。他还认为翻译应该以信为主、以顺为辅。他说：“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保存原作的风格，表现原作的意义，换一句话说就是信与达。”瞿秋白先生曰：“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

20世纪60年代初，翻译家、文学评论家傅雷（1908—1966）在《高老头》重译本的序中，谈到了“形似、意似、神似”的三点翻译标准：（1）形似；（2）意似；（3）神似。

在这三点中，傅雷先生特别强调：“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20世纪80年代以后，现代西方翻译理论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其中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尤金·奈达的翻译理论备受推崇。奈达提出了“动态对等”，即“功能对等”翻译标准，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13]，翻译的最终目的是要原语在译语中忠实地表现出来，让译文读者像原文读者一样，可以感受到原文意蕴。

奈达认为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动态对等”包括四个方面，即词汇对等、句法对等、篇章对等、文体对等。在这四个方面中，“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译者应以动态对等的四个方面，作为翻译的原则，准确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源语的文化内涵，保证源语信息和文化价值在语言的转换中不流失。

（二）各类文章的翻译标准

在对翻译进行评价时，除了以上讲的一般评价标准之外，还需考虑各类译文在翻译标准上的差异性。笔译的范围很广泛，有新闻翻译、广告翻译、科技论文翻译、外交文书翻译、契约合同翻译、应用文翻译、信件翻译、词典翻译、典籍翻译、小说翻译、电影剧本翻译、散文翻译、诗词翻译等。为了便于初学者学习翻译，可将诸多类型的翻译文章粗分为三，分别探讨科技翻译、新闻文书和文学作品的翻译标准及要求。

1.科技翻译

科技翻译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论著、论文、科技普及文章、学术信息等。科技翻译能传达最新的信息、资料和知识。

科技翻译最重要的是准确性，因为科学原理如果“失之毫厘”，便会“差之千里”，所以科技翻译要求译得准确无误，特别强调忠实于原文，注重“信”的翻译标准。

科学用概念反映客观规律，因此科技译文中会有大量专门术语出现。科技文章在词汇的翻译上要注意专业词汇的特定说法。

科技文章的句子翻译应注意以平铺直叙为基调，文字越平易，用词越浅显，就越容易为读者所理解掌握。因此，科技翻译不必苛刻文字的修饰，不能卖弄辞藻，添加感情色彩。一般科技翻译多采用“意似”的翻译方法，以忠实原文的“信”为重点，首先必须做到译文内容的准确无误，然后是文体浅化、句子通顺。

2.新闻文书翻译

新闻文书文体文章包括：新闻报道、通讯、社论、评论、采访，以及一些外交事务中常使用的照会、对外函件、备忘录、外交声明、合同契约、讲演等。这类翻译的特点是翻译量大，涉及面广，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学、科技、哲学宗教、历史、文化领域无所不包。同时还要求迅速见报，因此，要求翻译人员知识面要宽，翻译速度要快。

新闻文书类翻译首先要求信息准确，文章中的数字和专有词不得失真，如“宽带网”、“互联网”等。新闻文书类的翻译不仅要求译文内容准确无误，还要求译文通顺流畅，既“信”又“达”。

3.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童话、寓言、电影文学、戏剧文学、影视文学等一切文艺作品的翻译。古人日：文之思也，其神远也。文学作品的翻译要求“神似”，所以文学作品是译品中翻译难度最大的一种。其翻译难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原作的思想性、形象性的翻译，二是对原作艺术风格的把握。

（1）文学作品文体风格的翻译

文学翻译要求译者把原作的内容、思想、形象、艺术形式用另一种语言复制出来。如茅盾先生所言：“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将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好的享受。”[14]

文学作品为了追求艺术效果，在自己的作品中，力求采用新鲜的字眼，极力不去拾人牙慧、不落俗套。在翻译中译者要理解原作者这份苦心，不能词词照搬词典，应该尽可能选择形象、艺术、唯美的辞藻来译。其次，应注意文学作品喜欢用比喻、对偶、排比、借代、夸张等修辞手段，来达到所期艺术效果。在翻译的时候，可相应地运用译入语的修辞格，使译文能够锦上添花。此外还应注意为了表达某种强烈或特殊的情感，文学作品在句式的运用上也有变化，译者须要细心体会原作品感情的变化，选择恰当的句式。

（2）文学作品语言风格的翻译

文学语言风格是每一位文学家在语言文字表达活动中的个人言语特征，每一篇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都各有千秋。近年新兴的一种“计算风格学”之所以在社会科学领域里能够成为一门饶有趣味的学科，就是因为语体风格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数量计算来刻画其特征，使用数学计算的方法可以判断作者的真伪、考证作者疑难。文学作品艺术风格的这种差异性，要求译者在翻译之前，须先了解各家各派特有的艺术风格和表达技法，方能驾驭原文向译入文的转换创造。例如韩国19世纪著名小说作家李箕永，非常善于运用农民的语言。翻开他的作品，一股浓郁的乡土气息便会迎面扑来。

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与作者个人的修养有很大关系。不同的文学作品，由于作者的经历、修养与个性的不同，语言特色也不相同。如果说作家李箕永以浓厚的乡土风格向我们展示出农村的田园风光的话，韩国新倾向派作家崔曙海的作品则以其简洁精练的风格为人们撰写出内涵深刻的小说作品。

崔曙海的小说语言不仅句子精练有力，而且内涵丰富；李箕永的小说朴实憨厚，且很生活化；《白头山》作者赵基天的诗具有战斗性，感染力强。如此这般，每位作家都会用与众不同的写作手法进行创作，每一时代的文学作品又会有不同的语言风格。因此，翻译文学作品不仅要翻译出原作的意义，还必须翻译出原作的语言艺术风格，既要译得明白易懂，又要保持原作的风姿，达到“神似”的程度。这就要求译者按照原作的艺术风格去翻译：简洁的要翻得简洁，详尽的要翻得详尽，平实的要翻得平实，华丽的要翻得华丽，委婉细腻的要翻得含蓄，刚健的要翻得有力，幽默的要翻得妙趣横生……文学翻译要求达到“信、达、雅”，特别强调“雅”即“神似”的标准。有人说：“神韵是诗人内心里渗透出来的香味儿。”若要使这种原作的“香味”从译文中重新散发出来，译者着实要费一番翻译功夫。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一种再创造，一种超越。所以说，如果要一本好书重新产生一次，只有一本书遇到了与原作者有同样心智的人，才会有这种幸运的来临。

四、翻译活动的影响因素

（一）文化语境与社会因素

在上文中我们从五个方面对翻译活动的一些本质特征进行了归纳，其中特别强调了翻译的社会性和文化特质。当我们对影响翻译的重要因素进行考察时，无论从宏观的角度还是从微观的角度，都必须也必然会注意到文化与社会因素在翻译活动中所起的各种作用。

1.社会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我们已经明确指出过，翻译活动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的交流活动，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演变而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社会的因素对翻译的选择、翻译的接受和传播起着直接的影响作用，这在多方面都有所体现。

（1）社会的发展呼唤翻译

人类社会始终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之中，而人类社会越发展，越体现出一种开放与交流的精神。人类社会想要走出封闭的天地，首先必须与外界进行接触，以建立起交流的关系，向着相互理解共同发展的目标前进。而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翻译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

翻译使人类社会迈出相互沟通理解的第一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生动的人类社会的交流与发展史。社会发展到今天，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的不断加快，世界各国间的科技、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日渐频繁，对翻译的需要越来越多，翻译的重要性也日渐凸现。

（2）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翻译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对翻译有着不同的选择和需要。以欧洲文艺复兴为例，无论是发生在12世纪的原始文化复兴，还是发生在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无不伴随着翻译的高潮。翻译在欧洲古代文明的复兴中起着开路先锋的作用。在文艺复兴期间，一些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以古希腊人培植的自由艺术为榜样，悉心研究他们所感兴趣的一些人文科学，如哲学、历史、音乐，还有拉丁文、希腊文、语法、修辞、诗歌等。在当时的社会里，为重新发现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尤其对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艺术和文学的强烈兴趣，促使一批批人文学者把目光投向了包括欧里庇得斯、西塞罗、贺拉斯、琉善等古典作家的重要作品，在翻译的选择上，表现出了对整个社会的需要及风气的趋同。社会的风尚对译者选择原文本及处理原文本也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处于不同的社会状况下，即便翻译同一作品，译者对文本的处理方式也会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以莎士比亚在我国的翻译为例。朱生豪先生翻译莎剧时正值抗战时期，当时“军阀纷争、外族入侵、举国上下百孔千疮”，时代大背景要求的是弘扬中冈的文化，而这种文化中带有“抵御外侵”的社会政治因素，即要以翻译莎士比亚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标记，并以此显示反抗侵略的决心。因而朱生豪选择了“忠实通顺”的字句翻译莎剧，以便适合当时大众的欣赏要求，使“大诗人之作品，得以普及中国读者之间”，从而向世界证明中国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家。相比之下，梁实秋开始从事莎剧翻译的社会背景与朱生豪已有所不同，那时中西方文化已经开始交融，而且几乎没有了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时那种“以译莎来树立民族文化形象”的迫切需要。因而梁实秋较大程度上采取了异化的手段，并且在译文中增补了大量的注释。[15]

（3）社会的开放程度影响翻译

解放五十多年来，中国的翻译事业与社会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社会的开放与否直接影响着翻译事业的开展。在中国基本封闭了对外的大门的那个年代，翻译活动基本上得不到任何开展，“一切外国文学译本，包括‘内部发行’的，都停止出版，内部参考的刊物也一律取消。”而随着“四人帮”的倒台，“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对外国文学译本出版的种种禁锢才被一一打破，迎来了文学翻译的春天。”[16]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翻译一方面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起着桥梁的作用，而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社会又为翻译的发展提供宽松而自由的空间，中国由此而迎来了历史上又一个新的翻译高潮。

（4）社会的价值观影响翻译

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价值观，而不同的价值观有可能给翻译带来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

这些问题的存在，固然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在当今社会，有些人的价值观发生了严重的倾斜，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之风不断滋长，渐渐造成了译风不正。没有了译德的约束，具体的译品质量下降便成了必然。鉴于此，有人指出，中国译坛要纯洁译风，提高翻译质量，必须提高对翻译事业的认识，从端正价值观入手。更确切地说，以追名逐利为特征的倾斜的价值观是造成当今译坛译风不正的主要原因之一。

2.文化语境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社会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上文中我们仅举几例予以说明。应该指出，社会因素并不是一单一的。它往往和其他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对翻译起着综合的作用。

与社会因素结合较为紧密的，是文化语境因素。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最早提出了文化语境这一概念，他认为，文化语境包括当时政治、历史、哲学、科学、民俗等思想文化意识，是对某一言语社团特定的社会规范和习俗的总体认知。[17]对于文化语境这一概念，现在人们有着不同的认识和解释。有从宏观的角度去看的，常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处的文化空间以及与世界其他国家、民族构成的文化关系。如在全球范围内看，目前的世界处在一个多元的文化语境之下。

文化语境与翻译是息息相关的。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无论是广义的翻译，还是狭义的翻译，无不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而文化语境中所涉及的各个层面的因素，对从翻译的选择到翻译的接受这一整个过程的各个阶段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英国的西奥·赫尔曼曾从理论的高度对文化语境与翻译的关系进行过研究。他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会“觉得有必要或者看到能从其他语言引进文本的机会，并借助翻译达到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要仔细观察以下这些方面就能够从中了解到有关这种文化的很多东西：从可能得到的文本中选择哪些文本进行翻译，是谁作的决定；谁创造了译本，在什么情况下，对象是谁，产生什么效果或影响；译本采取何种形式，比如对现有的期待和实践做了哪些选择；谁对翻译发表了意见，怎么说的以及有什么根据、理由。”[18]在他看来，一种文化或文化的某个侧面会以“自我”和“他者”这些词来标明自己的身份，在这种语境下，“翻译明显地提供了获得外来信息的手段，以便进行文化自我界定。从这一点来说，翻译的各个方面都与文化自我界定有关。”[19]限于篇幅，我们在此不可能对赫尔曼所说的受到文化语境影响的翻译各个方面进行微观的剖析，但我们觉得仍有必要根据国内外有关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对文化语境与翻译的有关重大问题作一概要性的探讨。

（1）一个国家所处的文化空间或一个时代的文化环境对翻译的影响

近几十年来，翻译理论研究发生了具有深刻意义的“文化转向”。根茨勒指出：“研究表明，翻译在全世界文化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它表明了文化演变与其他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

在国内，一批翻译学者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中，也表现出清醒的文化意识，在翻译史、翻译基本理论等研究领域进行探索。

（2）文化立场对翻译的影响

在一定的文化语境和文化空间中，译者会形成一定的文化立场，而这种文化立场对翻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安德烈·勒菲弗尔在《西方翻译史源流》一文中提出了翻译活动中起着影响作用的三个重要的方面：权威、专业知识和信任。在他看来，翻译的最大作用在于在另一种语言中创造形象，如斯达尔夫人所说：翻译“对文学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人类精神的巨著从一种语言搬到另一种语言。”

就权威而言，这涉及所译著作所属的文化地位和译者及译者所属民族的文化立场。一个译者，面对不同的文化，面对不同的作品，具有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立场。而态度与立场的不同，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必然有别。

（3）文化心理对翻译的影响

刘必庆在《文化翻译论纲》一书中对文化心理与翻译的关系问题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心理特征，这些特征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他在该书的中对文化心理范畴作了界定，区分了文化心理的价值系统、行为系统和表现系统，进而指出文化心理的系统论中文化表现法次系统对文化翻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可以说，文化因素是影响翻译的极为复杂、极为重要的因素。在目前阶段，当我们探讨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影响时，我们不能不强调指出，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将越来越多，接触将越来越频繁，而如何克服语言的障碍、促进中外文明的全面对话越发显得重要。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发挥翻译的作用，维护文化多样性，是每一个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应关注的重大问题。我们应该对选择怎样的文本进行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应采取怎样的文化立场等问题进行探索，对目前中国翻译界出现的“误译错译严重”等问题出现的深层原因进行探究、分析，为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指出正确的方向。

在此，我们对影响翻译活动的文化语境和社会因素进行了详尽分析，其中社会因素主要从社会发展状况、开放程度及主流价值观等方面对翻译活动，尤其是对翻译的规模及译本的选择施加影响；而文化因素主要从译者所处的文化环境、民族的文化立场、文化心理等方面对翻译的全过程及发展动向施加影响。我们在行文中已经指出至关重要的两点：第一，文化语境与社会因素都是动态因素，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因而它们对翻译的影响也在发展变化着；第二，文化语境与社会因素都不是独立作用的因素，它们彼此关联，相互影响，并和其他因素一起，共同对翻译活动发挥影响作用。

（二）意识形态与政治因素

意识形态与政治因素和前面提及的社会、文化因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时是你中存我，我中有你，难以区分。但为了引起人们对意识形态与政治因素在当今世界对翻译所起的影响作用的更大关注，我们觉得有必要集中在这里对意识形态与政治因素在翻译中所起的作用作一分析。

1.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再创造的行为，在它的背后，作为思想和解释系统的意识形态始终在起着作用。在勒菲弗尔看来，意识形态是通过译者影响到翻译行为的。就译者而言，他可以认同他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以积极方式去选择拟译的文本，去确定翻译的策略或方式，去解决原文语言与“文化万象”给翻译所造成的各种障碍；译者也可能不认同他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但在翻译委托人的强权下，消极地在主流意识形态所影响的范围内去实施个人的翻译行为。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不局限在文学翻译领域，在非文学翻译中意识形态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小觑。李长栓在《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中提到，在对外宣传、对外翻译中，译者和编辑视意识形态差异对原文内容进行删改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在对内宣传中时常会使用一些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语言，在对外翻译的过程中，如果不顾我们和译入语国家的意识形态差异，直译、硬译，容易引起对方读者的反感，达不到应有的宣传效果。而根据意识形态差异，适当采取一些有效的翻译措施，往往更能贴合交流的实际，更好地实现翻译对外宣传、促进沟通与了解的目的。

2.政治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谈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不能不涉及政治因素。因为这两者往往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尤其是主流意识形态，它常常渗透或主导有关权力机构，采取政治行为，如以颁布政策的形式，对翻译加以干涉。

（三）翻译动机与翻译观念

1.翻译动机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德国两位翻译理论家弗美尔和赖斯创立了功能派翻译理论，他们提出的目的论，强调以目的为总则，把翻译放在行为理论和跨文化交际的框架中进行考察，为翻译理论界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目的论将“行为理论”引入翻译理论中，认为翻译是一种行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任何一种行为都有其自身的目的，翻译过程中译者所要达成的目的决定了翻译所应采取的方法策略。目的论认为，一项具体翻译任务的目的决定了翻译一个文本需要直译、意译或者是二者的中和，决定了具体的翻译策略。在强调译者的目标在翻译中的决定作用的同时，目的论提出了另一个原则——连贯原则。目的论把译者的目标理解为一种集合了多种因素的翻译动机。当译本到达目的语读者手中时，译者体现在译作中的意愿可能与原作的写作目的不相吻合。而目的论所强调的连贯原则，即语篇内部的连贯，就是指译作所体现的意愿与目标读者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意愿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具备这样条件的翻译，就可以被视作成功的翻译。

译者的翻译动机是体现翻译主体因素的重要部分，而它往往又脱离不开译者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回顾中国翻译史，特别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翻译史，我们可以看到，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总是与社会变革或思想文化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翻译家，总是以他们在明确的翻译动机推进下所进行的翻译活动，起着推动社会变革或思想文化运动的积极作用。

可以说译者对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体察以及由此产生的翻译动机，对整个翻译过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其之手产生的译作能否获得广泛的传播。但我们也意识到，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上的一些消极的因素在时刻影响着翻译界，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像在战争年代或在社会大变革年代的那种以翻译求知救国的强大动机如今已经少有张扬，而‘“追名逐利”的翻译动机却在严重地败坏着翻译界的风气，其严重的后果便是翻译质量的下降，甚至出现明目张胆的抄袭与剽窃行为。对这些问题的存在，译界应该予以充分关注。

2.翻译观念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上文中我们所探讨的翻译动机则是直接制约翻译者的行为的因素之一。与之紧密相关的，还有译者的翻译观念。

所谓翻译观念，即是译者对翻译的认识，它直接体现了译者对翻译活动的理解，也制约着译者的价值取向及翻译方法。应该说，译者进行翻译活动，都是为着一定的目的，其动机将有形或无形地始终影响着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选择与取舍，而与翻译动机同时起作用的，还有不可忽视的翻译观念。

应该说，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观念是直接起作用的因素，是决定性的因素。在翻译活动中，外部因素的影响只有诉诸译者主体才能发挥作用。译者进行翻译活动的目的、对翻译活动的认识直接制约了译者的价值取向及翻译方法，有形或无形地影响着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选择与取舍。在明确的翻译动机和翻译观念的指导下所进行的翻译活动往往有的放矢、特色鲜明，然而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还是必然会遭遇来自语言方面的具体问题。

（四）语言关系与翻译能力

1.语言翻译能力对翻译活动的制约

从理论上讲，世界上的各种语言都具有同等的表达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世界上的各种语言也都具有同等的翻译能力。奈达曾经提出，翻译中有些基本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对原语和译语抱有错误的观点。为了修正传统的观点，他提出了几条重要的原则：一是语言各有所长。每一种语言都有独特的词法、语序、遣词造句方法、话语标记以及各种特殊的语言形式。14种语言也都有丰富的词汇以表达民族和文化的特征。二是各种语言具有同等表达力。但也必须看到，语言之间不存在完全一致的对等关系和对应关系，因此在翻译中不可能做到“绝对准确”的翻译。三是翻译必须尊重语言各自的特征。奈达认为，译语中如果出现某种缺陷，翻译者不应抱怨，而应尊重它的特征。尽可能地挖掘它的表达潜力。在我们看来，奈达的这些观点，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价值。

2.寻找克服语言障碍的途径

正是基于对各语言不同翻译能力的深刻认识，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的翻译理论研究界有人开始特别关注不同语言之间呈现的各种关系，并通过对比的方法揭示它们之间深刻的差异给翻译造成的障碍，从而为翻译者认识与克服这些障碍提供方便。在国内的翻译研究中，也有不少学者正是通过比较两门具体语言的特点与关系来探讨翻译的可能性及具体方法的。通过类似的各种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语言之间的各种关系，包括历史的长短、谱系的亲疏、文字的形式、语言的结构等，给翻译提供的可能性是有区别的，而各种语言表述现实切分人类经验的结构差异给翻译造成的障碍也是多方面的。

综上所述，我们从文化语境与社会因素、意识形态与政治因素、翻译动机与翻译观念、语言关系与翻译能力等四个密切相关的方面，就影响翻译过程与翻译质量的因素作了分析与研究。我们充分地意识到，鉴于翻译是一项极其复杂的跨文化交流活动，涉及的因素很多，难以作出全面而深刻的描述与分析，且这些因素密切相关，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极其活跃的活动场，在翻译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无法以静止的目光来加以确定。此外，我们还想作一说明，读者的接受视野和审美期待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1] 杨元刚编：《新编汉英翻译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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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许渊冲著：《如何译毛主席诗词》，载于《外语教学与研究》，1979（02）。

[8] 许渊冲著：《翻译的艺术（增订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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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谢天振主编：《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