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批评的标准与原则

第四节　翻译批评的标准与原则

要进行翻译活动，必须有一定的翻译标准和原则作为规范，那么，翻译批评活动的进行同样也需要有相应标准和原则。翻译批评出现之初虽然没有系统的翻译批评理论作为指导，没有规范、科学的翻译批评标准，但是厘定翻译批评标准这个问题一直为众多学者所关注。这是一个值得长期探索的复杂的问题，也是翻译批评的中心问题。

1. 翻译批评的标准

讨论翻译批评的标准，不可避免要关照到翻译的标准。翻译的标准是翻译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回顾理论界关于翻译标准具有代表性的讨论，尽管众说纷纭的翻译标准使其显得如多棱镜一般，但传统的翻译标准还是有一个共识的，即翻译与创作的根本区别在于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不能脱离原文的框架而独立存在，但是，译者毕竟不能与原作者的思维一模一样，所以要达到绝对的忠实也是不现实的，因此，翻译标尺就应在最大限度的追究忠实于原文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共识却变得有点模糊，与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有关，也与不同时期添加的、改变的因素有关。当然，这也并不是要摒弃传统的翻译标准，只是要反对翻译标准的单一化和固定化，否定武断的是非论，提倡“建立一种多元的、多维度的、动态的翻译标准观念”。（杨晓荣，2005）

翻译批评的标准与翻译的标准不能截然分开，而且有时还常被当作同一个问题讨论。在翻译实践过程中，译者在翻译时对翻译标准的运用其实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尤其是大师级的译者，他们并不是刻意的遵循某种翻译标准，计划运用某种翻译策略得出译文的。然而批评者则是总是具有较强的、较具体的标准意识，将译作的质量衡量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

当然，批评不是简单的评判好与坏，而是更注重描述性的分析和评价。因此，可以说翻译的标准是翻译批评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传统到现代，翻译理论绵延数千年，杨晓荣教授在其著作《翻译批评导论》中总结出：“根据侧重、起源、理论特征及影响程度，以往有关翻译标准的各种理论可以归为五种：① 源于翻译经验和写作理论的，由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原则；② 源于美学思想和文学理论的神似、化境与文学翻译创造性理论；③ 以多学科理论为基础的对等论；④ 以跨学科流派思想为基础的功能主义等翻译标准论；⑤ 以哲学观念和哲学方法为基本特征的翻译标准论。”（杨晓荣，2005）

上述标准中的第一种“信、达、雅”是我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严复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故信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雅尔。”（转引自许钧，2009）翻译界关于“信、达、雅”这个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译论已数不胜数，此处不再展开论述。

第二种标准是“神似”、“化境”与文学翻译的创造性理论。“神似”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由陈西滢首先提出的，他用美术创作和临摹比喻翻译，提出“一个最好的摹拟者是个最忠实的译者”。（陈福康，1992）但是，这种“神似”的翻译标准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才由傅雷发展成为一派理论学说，他直接提出“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观，将“神似”作为翻译的最高标准。“化境”是钱钟书提出的，他是从《说文解字》中一段训诂文字中引申出的。“化境”以“化”为核心，强调翻译的忠实性。入化的翻译“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者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绝不会读起来像翻译出的东西”。（陈福康，1992）

除“神似”、“化境”之外，许渊冲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了一种在我国颇具争议的翻译标准，即“优势竞赛论”。其核心观点是“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不是钱钟书所说的‘化境’，而是‘还要更上一层楼’，或者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还有所不足，还要发挥译语优势。’‘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化的竞赛，是一种艺术；而竞赛中取胜的方法是发挥译文优势，或者说再创作。’为什么要竞赛呢？因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目标是成为翻译文学，也就是说，翻译作品本身要是文学作品。’‘译作和原作都可以比作绘画，所以译作不能只临摹原作，还要临摹原作所临摹的模特。’‘竞赛’也就是看谁的‘临摹’更具有艺术价值，这样就有了‘译文胜过原文’即译作超越原作的可能，而‘竞赛’的目的是将中国文学的精华引入世界文学之中”。（许钧，1996）

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在传统翻译理论的基础上，中西方翻译学者又陆续提出了许多新的翻译标准。比如：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林语堂的“三重标准（忠实、通顺、美）”、辜正坤的“多元互补论”、郑海凌的“和谐”等。“对等”一词由西方翻译理论中的“equivalence”发展而来。“equivalence”一词刚传入我国时，有人也将它译为“等值”、“对应”等。总的来看，译为“对等”更为准确。将新时期的理论与传统翻译理论相比较来看，根本上的区别就是克服了单一式的、唯一化的缺陷，兼容并包，将多元化的翻译理论应用到了翻译研究中。然而，提倡标准的多元化不能滋生标准随意化的苗头。即使在标准“多元化、相对化”的今天，翻译批评仍然需要有一个完备的翻译理论体系和一个公认的客观标准。有了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也就有了一个公认的批评标准，判断某一个译本合不合标准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才不是一句空话。

我们从对传统及现代翻译标准的梳理中可以发现，任何翻译批评的标准都不可以是凭空捏造的，提出新的标准必须要有翻译理论的支撑或有利的独到见解。翻译批评的标准需要以多元化、多维度代替单一化、简单化，多种翻译标准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体现多元社会文化价值。翻译批评的标准还需要与时俱进，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而改变、完善，适应现阶段的价值取向，适应翻译的发展步伐。

2. 翻译批评的原则

1992年，国内第一本文学翻译批评的理论著作《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出版，书中对文学翻译批评的原则、方法作了较详尽的阐述，并以《追忆似水年华》一书的翻译为理论部分的实证，涉及了文学翻译中许多基本问题。许钧在其中提出了四条文学翻译批评原则：“1.　不仅要对翻译的结果进行正误性的判别，更应重视对翻译过程的深刻剖析。2.　要突破感觉的体味，注重理性的体验。3.　应该将局部的、微观的批评与整体的、宏观的评价有机地结合起来。4.　应该注意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建立起新型的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的关系。”（许钧，1992）其中第一条实际上是包含在翻译批评的本质问题中的，否定了对翻译批评只区分“好”与“坏”的理解。第二条则强调了翻译批评的客观性，告诫批评者避免主观臆断。第三条则是提醒批评者注重将微观与宏观批评的有机结合，使批评更加完善。第四条则突出了翻译批评所具有的功能，以及批评者应持有正确的批评观念。在《翻译批评导论》中，杨晓荣也总结了三条翻译批评的原则：“1. 翻译批评应该是善意的、建设性的，即应是平等待人、与人为善，体现对译者的理解。2. 翻译批评应是全面的、整体的、本质的、历史的，不以偏盖全、不片面、不偏颇。3.翻译批评应是实事求是的，要客观，要有根据，要讲道理，不凭印象妄下断语，也不迷信权威，要实际而不空泛，深入而不肤浅。（杨晓荣，2005）这三条总结中，第一条涉及的是批评者的批评态度，并强调与被批评者建立友好关系，与许钧提出的第四条相似。第二条出强调了批评的整体观，宏观上把握批评，还强调了与时俱进的批评思想。第三条尤其强调了翻译的客观性。

除了以上两位教授的总结归纳之外，还有许多学者在其著作中也给出了各自对翻译批评原则的理解，如文军的《科技翻译批评导论》、王宏印的《文学翻译批评论稿》等。将众多学者的总结拿到一起比较，可以发现，除有零星独特见解以外，大部分观点都集中在批评的本质、性质、功能、主客体所引出的批评客观性、批评态度、批评角度以及体现批评的价值等问题上，也充分说明了这些因素在翻译批评中的分量，都是不可打破的翻译批评原则。

思考题

1. 翻译批评的本质如何厘定？

2. 翻译批评有哪些功能，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3. 翻译批评的主体有哪些，各自具有什么特征？

4. 翻译批评的客体的划分有哪些标准？

5. 如何理解翻译批评的标准和原则？在翻译批评过程中如何正确运用批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