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翻译的标准

翻译标准的探讨是翻译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中西翻译史上，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标准。在中国，许多翻译家提出了言简意赅的翻译标准，比如严复提出了“信达雅”标准，梁实秋的“忠实、流利、传神”，钱钟书的“化境说”，江枫的“形神皆似”，林语堂提出了“忠实、通顺、美”3个标准，辜鸿铭的“整体把握、风格传神”（黄中习，2009），傅雷提出翻译应该“神似形似”，许渊冲的“信达优”或“忠实、通顺、修饰”标准，刘重德的“信达切”，汪榕培的“传神达意”等。在西方，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标准，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奥多罗夫的“等值翻译”标准，雅各布逊的“信息对等”标准，奈达的“动态对等原则”，纽马克的“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标准，理雅各的“学究式忠实”标准（黄中习，2009）等。这些标准都是基于各个翻译学者自己的翻译经验和研究提出来的，与中医翻译有一定的不同，所以在这里只是列出而不详细论述。下面主要论述在中医翻译领域具有代表性译者的翻译标准。

2.3.1 满晰博：术语翻译拉丁化

满晰博（Manfred Porkert），德国中医研究专家，1933年生于捷克，1957年获得法国巴黎第四大学汉学博士学位，1969—1995年供职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所。他学贯中西，通晓德、英、拉丁、中、法等多国语言。他自视为中医界的一员，以在西方传播中医学为己任。他是国际中医学会创建者和荣誉主席、中国中医科学院国际中医学规范词典执行总编，他曾撰著了多部中医专著，写的中医论文数以百计。

他对中医术语翻译的标准主要体现在《中医学基本理论》（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edicine:Systems of Correspondence）一书中。在该书中，满晰博除了用英语翻译对应的中医术语外，更多地采用拉丁文。比如筋nervus、风ventus、寒algor、肝orbis hepaticus、胃orbis stomachi等。对于中医复合词，大多数也采用拉丁文，比如卫气ch'i defensivum、营气ch'i constructivum、命门portafortunae、君火ignis principis、相火ignis ministry等。

2.3.2 文树德：保留中医原貌

文树德（Paul U Unschuld），1943生，是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史研究所教授、所长，获得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德国汉学博士学位，并担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客座教职，主要从事中西医学思想史和伦理史研究。他对中国医学史和中医药学有着精深的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医学:药学史》（Medicine in China:A history of Pharmaceutics）、《中华帝国的医学伦理:历史人类学研究》（Medical Ethics in Imperial China:A study i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什么是医学:东西方的治疗之道》（What is Medicine？Western and Eastern Approaches to Healing）、《中国医学思想史》（Medicinein China:A history of Ideas）、《黄帝内经素问——古代中国医经中自然、知识与意象》（Huang Di Nei Jing SUWen.Nature， knowledge，Imagery in an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Text）。主要中医译著有《难经》《黄帝内经素问译注》《被忘却的中国古代医学传统》等（郑金生，2013:1）。文树德版《难经》英译本同时排列了《难经》的原文，并大量引述了许多注文。他还编著了《黄帝内经素问词典》，该书以《素问》1866个单词为纲、列举各字所在的问句以及位置、组合词汇，并分别注出相关的英文意义，该书兼具词典及章句索引双重作用（郑金生，2013:8）。

文树德教授的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其2011年与中国中医科学院郑金生研究员合作的译著《黄帝内经素问译注》上，在该书的前言中，文树德教授简要说明了他对中医翻译的方法和标准的认识。

文树德教授（2011:13）认为中医翻译应该严肃地对待古典文献，不应该把医学文献与当时的环境隔离开来。他不主张用现代医学术语去翻译或者解释两千年前的医学文献，认为只有通过用中医自己的术语体系才能把中医文献中的思想与理论完整地表达出来。文树德（2011:13）认为翻译就是目标语在意义和形式上都无限接近源语，而没有删减、不必要的解释和增添，他认为在翻译中医文献时应尽可能地保持中医原貌。例如《黄帝内经素问》起源于两千多年前，对于许多论述，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解读，有的解读与原作者本来的意思可能大相径庭，所以，文树德在翻译时就尽可能地保留原文的内容和结构，从而使原文的思想、理论和实践能够充分再现。对于原文的思想、理论与实践的重新解读留给读者而不是译者，译者通过对原文和其文化背景的理解，会把自己的认识放在脚注或附录中，这样不影响翻译的整体完整性，从而最大限度保持了中医原貌。

2003年，《中国中医药报》刊登了对文树德的专访，他认为中医翻译要原汁原味，具体如下。

我认为一定要在理解中医的基础上进行翻译。只有用中医的思维模式来全面理解中医，才能翻译好中医著作。例如我们翻译《素问》时，就必须相应地了解成书的年代和背景，了解那个时候中国的文化以及在中医学中的渗透，要参考很多这个时代历史和思想的论述。要仔细体会到为什么在那个时候、那个地点，突然有人发现那样一种自然规律，提出那样的一种理论，或者使用那样一种术语。例如中医的脏腑，很多人翻译成viscera，但是这与《素问》中的脏腑（原著为“藏”“府”）的原意不相符合。我在了解中医“藏”“府”的原始含义及其在早期中医理论著作中的隐喻意义之后，就将脏腑直接翻译成“depot”（藏）、“palace”（府）。我们在翻译《银海精微》时，对“风火眼”病名的翻译就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按照它相当于西医的病名来翻译，而我主张直接按照中医病名的原意翻译成wind-firee ye。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按照现代西医的病名来翻译中医病名，那么就给人以这样的错误印象：中医对疾病的认识和西医是一样的。（夏雨，2003）

2.3.3 魏迺杰：源语导向的中医翻译

魏迺杰（Nigel Wiseman），英国人，现为台湾长庚大学中医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医英语、中医翻译、医学拉丁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2013年6月受聘上海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并于2013、2014和2016年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开设中医翻译短期培训课程。在魏迺杰的9部著作中有8部是关于中医词汇和术语的，包括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英汉汉英中医词典》、Paradigm Publications出版的《实用中医英语词典》（Practical English Dictionary of Chinese Medicine），另外他还全文翻译了《伤寒论》。

他于2000年获英国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补充健康研究博士学位，在其博士论文《中医术语翻译——源语导向的方法》（Translation of Chinese Medical Terminology:ASource-Oriented Approach）中系统阐释了他的源语导向的中医术语翻译标准。在其后2004年《中医名词英译:应用系统化原则的翻译模式》一文以及2013年6月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翻译讲座中也着重谈了源语导向的翻译方法。他从西医传入中国时的翻译为例，来说明中医翻译应该采用源语导向的方法，这种翻译方法有利于保留源语的科技和文化内涵，适合科技术语和专业文献的翻译。而目标语导向的翻译方法虽然易于目标语群体阅读，但只能传达一个大意，不适合专业翻译，比较适合大众通知、广告、小说等文体的翻译。

他的翻译标准与文树德的标准其实是基本一样的，就是力求保持中医独有的文化特征。依据源语导向的翻译标准，他提出5条翻译中医术语的原则:

（1）非专业名词以非专业对应词翻译:如鼻、口、心、胃、膝、发分别翻译为nose， mouth，heart，stomach，knee，hair。

（2）专业名词应以直译（仿造翻译）为第一选择:比如命门life gate、血室blood chamber、三焦triple burner、骨蒸潮热steaming bone tidal fever、恶风aversion to wind等。

（3）如果直译（仿造）法未能产生合理对应词则根据定义造新词[1]:比如证pattern、穴point、饮rheum、脘stomach duct、痹impediment。

（4）尽量少用音译:阴yīn、阳yáng、气qì。

（5）西医名词仅限于可确保中医概念完整且不引入西医概念之时使用:如舌苔tongue fur、半身不遂hemiplegia、遗尿enuresis等（魏迺杰，2004:33）。

2.3.4 威斯：归化策略

威斯（Ilza Veith），美国医史学家，1912年出生于德国路德维希港，2013年6月8日在自己家中去世。她于1947年获得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史博士学位，是该校的第一个医学史博士。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担任副教授和教授。威斯出版了许多医学史方面的书和论文，其中1949年翻译出版的《黄帝内经》（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Internal Medicine）是其主要作品之一，是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内经》英译本。当时《科学》（Science）、《内科学档案》（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美国医学会会刊》（JAMA）、《加州医学》（California Medicine）等权威杂志均给予威斯版很高的评价（周冬梅，2013）。

威斯在翻译上主要考虑受众的接受度，以西方的视野来解读和翻译《黄帝内经》，全书语言流畅，易于阅读。她大量借用了西医术语来表达中医学概念，如将“经，经脉”译为“arteries（veins）”，“经络系统”译为“the vascular system”，“天癸”译为“menstruation”，等。另外，中医和西医对于一些人体器官的认识也不尽相同，西医认为脾是人体的一种外周淋巴器官，具有滤血的功能，能够清除血液中的异物，起到抗感染的作用；而中医则认为脾的功能为“主运化（水谷精微）”，故威斯将中医的脾翻译成了“stomach”。再如，西医认为肾的功能是将血液中的废物通过尿排出体外，维持机体钠、钾、钙等电解质的稳定及酸碱的平衡；中医则认为肾藏精、肾主水，其功能主要涵盖了人体的生殖、泌尿甚至神经、骨骼等多个组织和器官，起调节全身的功能，为生命活动提供“元气”的作用。威斯在翻译中将涉及“肾”主男子生长、发育和生殖的时候，均译为“his testes（kidneys，肾）”。

威斯的这种一味地迎合西方读者的翻译策略，虽然具有可读性，但却失去了中医特有的文化内涵，甚至造成国外读者对中医的误解。兰凤利（2008b:24）认为威斯是西方医史学家，她的误译主要是由于她不具备中医学的学术背景造成的。

2.3.5 谢竹藩：术语西医化

谢竹藩，男，1924年出生，浙江宁波人。被认为是中西医结合泰斗，中西医结合学界奠基人之一。194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历任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内科医师、讲师、副教授、副主任。期间多次进修中医学，并任中医科主任、教授，后担任北京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内科分会主任；多次担任世界卫生组织（WHO）传统医学顾问。现任北京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名誉所长。主编《汉英常用中医药词汇》《新编汉英中医药分类词典》《实用中医学》（英文）、On the Standard Nomencla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等。

谢竹藩教授的翻译方法上采用直译、意译和音译相结合的灵活策略，在术语翻译方面，除了采用普通词汇表达中医术语概念和音译策略以外，在部分有西医对应语的中医术语，主要遵循比照西医，尽量使用西医术语的原则和标准（Wiseman， 2000:218）。如:消渴diabetes，崩漏uterineb leeding，喘促dyspnea and tachypnea，痿症flaccid paralysis of the limbs，风火眼acute conjunctivitis等。

2.3.6 李照国的中医翻译标准

李照国，1961年生，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医学英语硕士、中医学博士、英语语言文学翻译方向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医英语翻译、教学和研究工作。担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医外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科技名词术语审定委员会中医委员会委员，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中医名词术语国际标准化审定委员会委员，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中医翻译分会会长等职务。李照国教授对中医翻译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医翻译方面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教材、词典。如《中医翻译导论》《中医英语教程》《汉英中医药大词典》《汉英英汉医学英语构词法词典》《黄帝译经》《译海心语》等。他从1991年在《中国翻译》上发表《论中医翻译的原则》的论文开始，目前已发表了近百篇中医翻译相关的论文，并翻译了《黄帝内经素问》《黄帝内经灵枢》《中医妇科学》《中医诊断学》等。

李照国教授在1991年提出“中医翻译首先应该是科技翻译”“比照西医、求同存异”“尊重国情、保持特色”的中医翻译三原则，在其1997年的《中医英语翻译技巧》一书中将三原则修正为“薄文重医、依实出华”“比照西医、求同存异”“尊重国情、保持特色”，并在2004年的《再论中医英语翻译的原则》一文中对这3条原则进行反思，认为中医翻译的复杂性，在理论上和实际操作中，这些原则和标准还有待商榷的地方。“薄文重医、依实出华”强调中医翻译属于科技翻译，却忽视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比照西医、求同存异”在“事实上，借用西医用语翻译中医在实际交流中所引起的歧义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对“肾虚”翻译成“kidney deficiency”，虽有约定成俗之势，但总使人有“甚为不当”之憾，因为中医“虚”的概念在很多情况下与deficiency在内涵上是很不相当的（牛喘月[2]，2004:237）；对于“尊重国情、保持特色”这一条，作者认为对于反映中医学特有思想、概念的词语应该予以音译以外，更应该强调的是对中医原文内涵与表达方式的保留。

除了以上中医英语翻译三原则以外，李照国教授还提出中医名词术语翻译的5条原则，即自然性原则、简洁性原则、民族性原则、回译性原则、规定性原则（李照国， 1997；2008）。

2.3.7 中医翻译标准简要评析

以上简要介绍了中外翻译学者对于中医翻译的标准与原则的观点，纵观以上中外中医翻译学者对于中医翻译标准的讨论，分歧其实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中医翻译到底宜采用归化策略还是异化策略？ 大多数学者认为宜采用异化的策略，保留中医学独特的文化特色和术语体系，比如文树德与魏迺杰；也有部分学者采用目标语读者易于理解的归化策略，比如威斯和王吉民（兰凤利，2008b）。

（2）中医术语翻译是西医化还是采用中医特色术语体系？ 部分国内中医翻译学者倾向于西医化的翻译方法，而大多数国外专家则坚持采用中医特色术语体系，避免使用西医学术语表达中医学独特的概念。

由于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主要途径，要实现中医药“走出去”战略，中医翻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医翻译中，无论是术语层面，还是语篇层面都需要跨越文化的鸿沟，解决其不可译性，使中医翻译译本具有较大的可读性。这需要我们中医翻译者在信息的准确性和文本的可读性之间找到最好的平衡。一味强调信息准确，忽视译文的可读性，把自己的美学价值、文化体系强加给译入语读者，就不免会出现自己觉得美不胜收、别人不为所动的窘境，生硬的强加，非但吸引不了译入语读者，只会让人敬而远之，导致文化自我边缘化（孙艺风，2012:23）。同时，一味强调可读性，在翻译中把中医药原有信息和文化耗散过多，甚至用西医概念来翻译和解释中医，这就会使得译文不可靠、不忠实，这样必然会对中医独特的哲学性和系统性大打折扣，造成信息和文化的流失。杨雪莲（2010:165）从传播学的视角提出翻译活动应该遵循的两个基本原则，即信息的信和效，即在保证信息准确、忠实的前提下，使译文具有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具体到中医翻译而言，在术语层面上应该以异化的翻译方法为主，以保留中医独特的体系和文化特征，而在语篇层面，则应该采用归化的策略，使得译文具有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1]2013年在上海中医药大学的讲座中，魏迺杰把这一条称为基于概念的翻译（definition-based translation），他认为基于概念的翻译只能用于源语概念不清或者直译会产生混淆时使用（A definition-based translation need only be used where the original term is unclear or where a literal translation might be obscure）。

[2] 李照国曾以牛喘月为笔名在《中西医结合学报》发表了多篇论文，后在其《中医英语翻译研究》一书中收录了部分原以笔名发表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