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承钧及其在中国翻译史上的贡献

在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冯承钧是完全可以同严复、林纾、马君武、伍光建齐名的第一流翻译家。而且他在史地翻译的考订精审方面，不仅马君武、伍光建不能望其项背，即使严复、林纾与之相比，就如朱杰勤先生所说：“他们好像椎轮，而冯先生好像大辂了。”⁽¹⁾冯承钧的史地译作，引进了欧洲汉学的成果和科学的治学方法，对民国时期以至后来的中外交通史、蒙古史的研究，都具有重大的推进作用。遗憾的是，近年来人们似乎已把他忘却了。他的家乡所编的《湖北风物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列出的从古至今的59位历史人物中也没有冯承钧。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详细地绍介冯承钧及其译述成就。

冯承钧（1887—1946），字子衡，出生于湖北省夏口县，受过旧式教育，1903年赴比利时读中学。1905—1906年入比利时列日大学，1906—1910年赴法国入巴黎大学法科学习，1910年获法学学士。之后转入法西兰学院从事研究工作。早在留学期间，他就为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悲惨状况深感痛惜，为了给国内提供各种不同的信息，1908年8月至1910年8月的两年间，他从外报上翻译了许多资料，交由《商务官报》、《东方杂志》等发表。

1911年他受国内辛亥革命如火如荼斗争形势的感染，毅然返国回到家乡武昌，担任了革命后湖北都督府秘书，按照《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第5条：“都督府设置秘书官若干员，由都督自行辟用。”那么，冯承钧似乎是当时湖北都督黎元洪直接辟用的，皮明庥主编的《湖北历史人物辞典》称冯承钧后任副总统府秘书，似与黎元洪有一定的个人关系，但目前尚无可以证实的资料。由于当时政局动荡，“湖北武昌自改革后，已三易都督，风潮迭起，无月无之，大则成群杀戮，小则先后正法”。⁽²⁾冯承钧感到非常失望。1913年他赴京担任新国会众议院一等秘书，后国会解散，1914年5月他转任教育部秘书。1915年任专门教育司第三科佥事。⁽³⁾在教育部任职期间，冯承钧与当时担任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的鲁迅有过一些交往。如1915年9月，他与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另两位会员宋迈、王家驹共同起草了《小说股的办事细则》，确定小说股的工作分为调查、审核、编译三部分。他还专门提出“禁须从宽、奖须从严”的原则，颇受同事的赞同。其间曾讨论过《快活之旅行》、《冰天渔乐记》、《鲁滨逊漂流记》等书的给奖问题。⁽⁴⁾

回国后他仍然马不停蹄地从事译述工作。1911—1914年，先后在《东方杂志》、《宪法新闻》和《中华杂志》上发表了《英法政党一斑》、《宪法修正之研究》、《世界议院组织最近调查一览表》、《墨国内乱记》、《英国政制考》、《宪法及习惯》、《记巴黎目下巨案》、《艾尔兰自治问题》、《奥匈并立国之现状》以及许多外国大事记，如《东欧交涉》、《丹麦宪法问题的解决》、《瑞典选举》、《西班牙选举》、《义大利内阁成立》、《俄人之思想及德皇之游历》、《日本大隈内阁成立》、《志土耳其新国会》、《俄国议会之情形》、《罗马利解散议会》、《法国选举结果》、《商提瓜郎塔城会议》等，试图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一些国外的参照模式和参考资料。

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实行“兼容并蓄”的开明文化方针，使新思潮在北大汇聚，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夏元瑮等一大批思想领袖和学术领头人纷纷为北大所吸引。1920年至1926年，冯承钧在教育部任职的同时，也在北大兼任教职，1928年至1929年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课。1924年他还一度出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第三科科长。1927年为潜心著译，他辞去科长职务，仍以佥事留科任职。1929年他突患中风，无法继续教书。1932年至1938年被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聘为长期编译。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从1930年起由著名学者胡适主持，该董事会编译委员会分自然科学和文史两组，曾资助过严济慈、李珩合译《力学纲要》、沈丽英译《农业研究统计法》、华罗庚译《数论》等。资助出版的文史作品有关琪桐译《新工具》、陈受颐译《中古史》、李宗侗译《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周作人与傅仲涛合译《古事记》，以及罗念生译的古希腊戏剧、张谷若译的哈代小说、陈绵君译的法国戏剧和梁实秋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冯承钧所译的有关中外交通史及蒙古史的汉学名著，也得到该会的资助。

1937年“七七”事变后，冯承钧的不少朋友和几个儿女都迁往内地，次子冯先植（后改名冯牧）离开北平奔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冯承钧因病不能离开北平。1938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每月200元资助中断，家庭开支仅靠在辅仁大学历史系任教的长子冯先恕工资维持。而冯先恕又因参加华北地下抗日工作被日寇列入黑名单，先后遭到敌宪兵追捕，身患肺病又发高烧的冯先恕，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下，于1943年夏逝世。冯承钧晚年丧子，又逢国事危难，生活艰辛。1945年，各大学从西南迁回北平，为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再度出任史学教职，1946年2月9日以肾脏炎不治逝世于北平，终年60岁。

冯承钧毕生著译和论文共百余种，其中笔者统计到的著译单行本共51种，其中翻译40种、编著11种。笔者根据自己近年来收到的各种资料，分类列表如下：

冯承钧史地著译简表⁽⁵⁾

从上述51种史地著译看，其内容主要集中在南洋古代史地、印度佛学、元史及西北史地和中西宗教交流四个方面。南洋范围之广，以及其与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印度、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阿拉伯及日本所存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南洋古代史地的研究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冯译《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苏门答剌古国考》、《占婆史》、《秦代初平南越考》、《交广印度两道考》都是南洋古代史地研究中的名著。他还综合前人的考证及海外史地新著，对赵汝适《诸蕃志》、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谢清高《海录》进行比较校勘，重新进行校注。在综合中外各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完成了20世纪前半期在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中国南洋交通史》，⁽⁶⁾详尽地记述了自汉至唐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诸国交往的历史过程。

冯承钧认为中国史部纪事编年之书并不能满足学者的需要，有许多问题的解答，不得不求之于史部以外的其他文献，而释藏则是一个丰富的宝库。欧洲和日本学者往往把汉文佛经看作是别处无法得到的历史资料的重要来源。因为“吾人之社会自汉以降，受佛教之薰染已有千数百年，佛教之与中国关系极为密切，举凡社会诸元素，如政治、文学、信仰、制度，莫不受影响”。⁽⁷⁾可惜利用佛学典籍以治史虽在西方学界已蔚然成风，而中国学者却并不重视，他认为整理对勘佛典，中国学者“责无旁贷”。⁽⁸⁾他先后译出《佛学研究》、《大孔雀药义名录舆地考》、《正法念处经阎浮提洲地志校勘录》、《法住记及所记阿罗汉考》等，被后世学者认为“虽是印度学专家译，亦未能过”。⁽⁹⁾

元史及西北史地研究，早在晚清时代已成风尚，所谓“金元历史，西北地理”一时风行。⁽¹⁰⁾但元史和西北史地研究也正是中国史研究中的薄弱点。正如冯承钧所说：研究元史需要具备三个条件：（1）了解北方西方若干语言；（2）明了汉字古读，尤应知元人读法；（3）名从主人。⁽¹¹⁾西域史家著作，多用波斯语或阿拉伯语写成，能阅读者甚少，因此一般都只能借助多桑《蒙古史》。开清代元史研究新局面的洪钧的划时代著作《元史译文证补》，⁽¹²⁾虽也引用了许多“西域书目”，似乎他是全凭译人口述而“笔受”的，其实其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种种撰述都未曾见过，即使多桑《蒙古史》也是从霍渥儿特书转录的，以后柯劭忞的《新元史》、屠寄的《蒙兀儿史记》也不过是转引日本田中萃一郎的译本而已。由于多桑书卷轶浩繁，其中又错误散见，因此尽管出版已逾百年，始终无一人敢有翻译全本的勇气或傻气。⁽¹³⁾冯承钧认为，由于《世界侵略者传》、《史集》、《瓦撒夫书》等都没有全译本，多桑蒙古史不失为研究元史的基本参考书，因此他以二三年时间，审慎用力，把这一元史的权威著作译成，贡献于中国学术界。译多桑书的同时，为了便于通俗阅读，又将格鲁赛的《极东史》中的蒙古部分译出，题为《蒙古史略》，并译出布哇《帖木儿帝国》，作为多桑蒙古史的续编。在译述的同时，他还根据《元秘史》、《亲征录》、《元史》及多桑、巴儿托德、伯希和所专诸书，写成《成吉思汗传》一书，原旨在对屠寄《蒙兀儿史记》的《太祖本纪》和《西域列传》作一纠误，结果成了一部专书，且为非其他专写成吉思汗传者所能及。⁽¹⁴⁾他还撰有《元代白话碑》，从金石书画以及方志内搜集的元代的白话圣旨碑，成为一书，并对于元代白话语法加以研究讨论。

冯承钧对中国的几种外来宗教的历史非常重视。除译有佛教研究专著外，还译有《摩尼教流行中国考》，撰有《景教碑考》、《历代求法翻经录》等。30年代他开始从事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传》一书的译述，此书正文多达1108页，收罗了468位中外耶稣会士，原计划译成后再请中外学者就其中的错误共同校补。没想到上海《圣教杂志》也在节译分期刊载。于是耶稣会对冯译提出异议，迫使冯承钧中断译述，把前译第一卷50人以《入华耶稣会士》为名，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¹⁵⁾使这部不朽之作至1995年才有完整的中文译本。冯承钧还译出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传》，认为此书“汉学考证虽陋，然所引西籍多有世人罕觏之档案”，于是决定“采其所长，正其所短”，补辑了王太后、马太后、王后、太子慈烜和庞天寿五传于后，使明末永历朝遣使赴欧的事迹比较清楚地显现出来。他还译出伯希和《俄国收藏之若干汉文译本》、裴化行《欧洲著作之汉文译本》、伯希和《近年在瑞典发现之耶稣会士汉文旧刊物》等，⁽¹⁶⁾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翻译大师，冯承钧在翻译史上的贡献主要可以归纳为慎选版本、厘订名目、精加考证三个方面。

冯承钧非常重视海外汉学著作的原本选择。他说自己之所以选择译述沙畹《中国之旅行家》，是因为此书“不特为翻译之品，且兼有考据之功。中有数事，均足以补我史籍之缺”。关于郑和下西洋的问题，外国学者有过多种研究成果，先后有麦耶儿思（Mayers）、格伦威尔德（Groeneveldt）、菲力卜思（Philipps）、罗克希耳（Rockhill）、兑温达（J.S.L. Duyvendak）、伯希和诸人，冯承钧通过比较鉴别，认为在地理名物方面，各有不少发明，但寻究史源、勘对版本方面，以伯希和的研究为最佳，兼有各家之长，于是他译出伯氏的大成之作《郑和下西洋考》。

《马可波罗行纪》是全面研究蒙古时代亚洲历史长卷的重要资料，而该书钞本散见于意大利及欧洲各图书馆、档案馆多达150种。译注本达几十种，目前公认最好的版本是英国学者穆尔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译注本。中国最早译述《马可波罗行纪》的是浙江杭县人魏易，这一由梁启超题名的《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1909年开始翻译，同年11月连载于汪康年主办的《京报》上，辛亥革命后经修改，1913年7月由正蒙书局出版。1922年张星烺译出《马哥孛罗游记导言》，由中国地学会编入“受业堂丛书”，1926年译出《马哥孛罗游记》第一册，由燕京大学图书馆出版。冯承钧译此书时，公认的最佳版本穆尔—伯希和合注本尚未出版，他说自己之所以选择法国沙海昂（A.J.H. Charignon）注释的近代法语本，是因为该版“参考的重要版本为数不少”，较之魏易所据的美国马儿斯登（Marsden）本和张星烺所据的玉耳戈尔（H. Yule-H. Cordier）选本有更多的优点，“可以说是一部比较新的版本”。⁽¹⁷⁾而且在译述中，对沙海昂本采用“取其所长、弃其所短”的原则，好的注释一概转录，牵和附会之处则不惜删削，对其武断改动的原书地名，皆复其旧，力求不失原文朴质风味。与冯承钧几乎同时的李季译亚东图书馆版《马可波罗游记》和解放后福建科技出版社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均据科姆罗夫的英译本，而1933年李季开译时尚能选择较新的1932年第9版，而1981年陈开俊等却去选择同书的1930年旧版，撇开科姆罗夫的英译本本身的缺陷不谈，这种在选择原本上的不慎，恰与冯承钧的重视原本选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冯译《马可波罗行记》至今不失其独特的价值，仍被看作是“中国流行最广的译本”。⁽¹⁸⁾

专用名词（名目）的翻译，历来是翻译家最感到头痛的问题。早在19世纪中期，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译员的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总结自己译科技西书经验时就指出：“译西书第一要事为名目。”⁽¹⁹⁾著名翻译大师严复也曾讲“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和，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顾其事有甚难者！”并慨叹“定名之难”，“一名之立，旬月踟蹰”。⁽²⁰⁾冯承钧在译述过程中，也特别注意厘订名目，指出中国古籍对外国的记载译名常常不统一，“其中人名地名错讹脱略者，开卷即是，而同名异译之事，不惟异传有之，即在同一传中亦复不免”。⁽²¹⁾他认为要想了解异族文化，首先必须解决这一名目的翻译问题，否则误会丛生。即使一些大学者，如洪钧、定谦、梁启超、章太炎也会因译名不统一而导致考证臆断失误。因此，他在译述中审慎考订名目，“凡人名地名皆以《元史》、《元秘史》两书为主，两书所有的，选用一名；两书所无的，地名一项，尽先采用唐宋明人的译名；人名一项，元代载籍中有同名的，如帖木耳、不花、阿里、忽都不丁、阿合马、亦思马因、阿老瓦丁、马合谋之类，虽非本人，亦用旧译，元代载籍中无可比附的，则务求合乎元人的译法，不敢以今人的读音，认作元人的读音”。⁽²²⁾

冯承钧对所译的每一部汉学名著，都精加考证。每部书几乎都采用以“钧案”的形式，检阅博览群书以订正原文及译文之误，注释中除包含有文字的校勘、词句的释文外，还有详细的史地考订，有许多注释的材料来自各种典籍的旁征博引，也有不少是直接得之他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除早期几部法国勒朋的政法译书外，后来所译的法国汉学名著几乎每本都撰有详细的译序。与冯承钧同时代的哲学家陈康曾提出过一种理想的中文译品的标准，即不仅不通西文原文的人要读，即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也要通过中文来读。⁽²³⁾如果说在中国译家中要寻找这种要求的中文译品，冯译是当之无愧的，如苏联学者梅德维杰夫和李福清撰文引证黄瑯《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一文时，特别指出：“此书的中文版很有益，它是由这个问题的著名研究者冯承钧翻译而由陆峻岭增补和注释的。”⁽²⁴⁾

时间的推移曾磨蚀了无数质量平庸的译作，但优秀的译品却像金子，越磨越亮，冯承钧的译作至今仍闪耀着熠熠的光彩。早在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就把他列为中外交通史史籍翻译方面贡献最大者。⁽²⁵⁾朱杰勤称他为“第一流翻译家，其所翻译，文质相兼，无违原本”。⁽²⁶⁾几十年以后，著名中外关系史专家季羡林再度称其在绍介外国同行的研究成果方面，“成绩彰彰在人耳目”。⁽²⁷⁾迄今为止，学界无人专门为冯承钧写过动人的大传，但他几十种“冯译法国汉学名著”，却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无人可以替代的学术丰碑。

附记：原文载《学术月刊》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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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杰勤《纪念冯承钧先生》，载《南洋学报》第10卷第1辑，1946年。

(2) 《时报》1914年6月12日。

(3) 国民政府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4) 参见《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1915年）；《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三次报告书》（1917年）；《股员会议事录》。

(5) 表中“商务”系商务印书馆的略称，“基金会编辑”即“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编辑”的略称，《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将其列为“总类丛书”，第14—16页。

(6) 另几部具有代表性的海交史著作为武堉干《中国国际贸易史》（商务印书馆，1927年）、范文涛《郑和航海图考》（商务印书馆，1943年）、张礼感《东西洋考中之针路》（新加坡南洋编译所印书馆，1947年）。参见陈高华《海交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福建省泉州海交史博物馆建馆30周年·中国海交史研究会成立10周年纪念刊《海交史研究》。

(7) 《法住记及所记阿罗汉考译序》。（下凡引用冯译见之《著译简表》初版者不另详注版本，特此说明）

(8) 《大孔雀药义名录舆地考叙录》。

(9)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序》，中华书局，1957年。

(10) 参见李思纯《元史学》第二章“过去之元史学及其史料”，中华书局，1940年。

(11) 《成吉思汗传序》。

(12)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

(13) 《多桑蒙古史（上）序》。

(14)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序》，中华书局，1957年。

(15)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清代篇·费赖之传》，台湾明文书局，1985年。

(16) 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六编》，中华书局，1957年。

(17) 《马可波罗行纪序》。

(18) 参见余士雄主编《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

(19) 傅兰雅《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群联出版社，1954年，第15页。

(20) 《天演论·译例言》，王栻主编《严复集》（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1321页。

(21) 《苏门答剌古国考序》。

(22) 《多桑蒙古史（下）序》。

(23) 参见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7页。

(24) 参见《中外关系史译丛》（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37页。

(25)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

(26) 朱杰勤《纪念冯承钧先生》，载《南洋学报》1946年第10卷第1辑。

(27) 参见《中外关系史译丛》（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