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项的建立是辞书编写的关键。一部辞书的质量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释义。在这方面，义项的建立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什么是义项？至今还没有一个详尽无遗、众所公认的界说。
有人认为，包括在词典里面的每一个意义就是一个义项。这个提法虽然没有什么大错，但是对于义项的建立可以说是毫无帮助。我们无法从这个说法里面得到关于建立义项的任何启示。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建立义项应该考虑到意义的独立性。从这里入手，似乎可以解决问题。但是怎样才算是意义的独立性，怎样又不算？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在研究辞书编写的论文和专著里面，对于怎样建立义项的讨论，还作得很不够。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编写辞书，对于义项的建立只有靠辞书编纂者的经验来完成。
我们认为：义项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认识的。目前虽然还无法确定义项是什么，但是并不等于说这个问题无法弄清楚。随着辞书编纂的不断实践，积累更多更丰富的经验，总有一天能够给辞书里面的义项问题找到一个科学的定义。
根据实践，辞书的编纂中，词义的临时变体，词的修辞用法，词的语法意义和功能，词或字连同它的上下文一起产生的意义，都不能够作为义项收列进辞书。(1)用排除的方法把不能够作为义项的成分剔除出去，剩下的是否就都是义项，这也很难说，因为有时会有所遗漏。但是在编纂实践中，这还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
这里不准备探讨什么叫义项。只想谈一下辞书主要是字典收录什么样的意义谈起。
一般地说，语言里面的词是语音和意义的结合体。或者把语音比作词的形式，用这个语音表示出的意义比作词的内容，那么词的语音和意义的关系就成了词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了。词的声音和意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在人们交际、交流思想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这种联系一旦建立，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们就得遵守它，这也就决定了词义的社会性。词义的这种社会性，使语言能够成为人们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工具。
词义和概念的内涵并不相同。概念是最基本的思维形式，它要反映事物特有的属性。这样反映出的对象特有属性的总和称为概念的内涵。如“水”这个概念的内涵包括“氢和氧最普遍的化合物，分子式为H2O，是动植物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是最重要的溶剂，能溶解许多物质。在4℃的时候密度最大”等等。而“水”这个词的意义，并不包括“水”的这一切特有属性。人们讲到“水”主要是指“存在于江河湖海中那种无色无臭的液体”。这是“水”和其他液体有区别的特征。凭这一点可以把“水”和其他液体区别开来。就这点来说，词义所包括的是这个词和那个词有区别的特征。(2)
词之所以成其为词，是因为词具有使用这种语言的集体共同理解的意义。但是每一个词可以随着人们的生活经验、教育程度、年龄的长幼、见解的不同等原因，而在词义里面带上某些附加的个人因素。这种个人因素依赖于词义而存在，并且在词义的基础上表现出来。它不容易被人发现，但是它的确是存在的。随着环境的不同，思想的改变，这种词的个人因素可能发生变化。试以“革命党”一词在阿Q脑子里面的反映为例。“阿Q的耳朵里本来听到过革命党这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但他有一种不知从哪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有些‘神往’了。”(3)这又说明词的个人因素由于时间的推移在变动，它不是辞书收录的对象。辞书收录的应该是词义的社会因素。
此外词还有使用范围和意义色彩。如某些词用于一般场合，某些词用于比较隆重的场合；某些词含有褒义，某些词含有贬义；某些词是中性的，某些词表示喜爱、憎恶、尊重、庄严等色彩；某些词是敬词，某些词是谦词，某些词是婉词；某些词限于某一文体（如公文、法令、外交、辞令、诗歌、散文等）；某些词使用于科学技术领域；某些词多用于口语，某些词多用于书面语。所有这些，在各种词汇学的著作中都有论述，编纂辞书建立义项的时候，应该考虑词的这些使用范围和意义色彩，把它们纳入释义之中。
还应该说明一点，辞书里面收录的是词义，不属于词义范围的解释不应该作为词义收进辞书。我国古代有丰富的诸子哲理散文，它们谈到某些概念，有些解释是接近辞书的释义的。例如《孟子·梁惠王下》：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这”里对“鳏”、“寡”、“独”、“孤”四个词的解释就非常明确，编纂辞书建立义项完全可以用它们作为依据。但是，诸子哲理散文里面有一些为了阐发某一观点而作的解释，它们已经超出了词义的范围，就不应该作为义项收录。且举“良”字为例，在诸子散文里面有这样一些解说：
《新书·道术》：“安柔不苛谓之良。”
《管子·戒篇》：“以财予人者谓之良。”
《论衡·别通》：“（医）能治百病谓之良。”
这些对“良”字的说明不能看作词义，20世纪初编的《中华大字典》把它们都作为义项收列是不妥当的。如果把这些解说都作为义项，那么“道”字的义项就多得无法统计。
《易·系辞上传》：“一阴一阳之谓道。”
又：“形而上者谓之道。”
《管子·兵法》：“始乎无端者，道也。”
又《君臣上》：“顺理而不失之谓道。”
《庄子·在宥》：“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
又《天地》：“夫道，覆载万物者也。”
《鬼谷子·阴符》：“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纪也。”
《鹖冠子·环流》：“无不备之谓道。”
《荀子·礼论》：“曲容备物之谓道。”
《论衡·本性》：“顺之谓道。”
如果要继续举下去，还可以举出许多。把这些都作为一个个义项往辞书里面塞，能够给读者什么好处呢？读者为了了解词义来查辞书，能够从这样的义项里面得到什么东西呢？因此不是词义的那些解说，不能够作为义项收列。
有这样一种看法，大型的语文工具书收列义项应该细一些。其实义项的建立并不是什么粗细问题。义项是客观存在，辞书编纂应该揭示这个存在。如何使建立的义项能够反映语言的客观实际？把义项分得过细，不仅不能够体现大型语文工具书的特点，反而使读者不得要领，感到是大堆现象的罗列，这也就降低了辞书的质量。
在那个极“左”思想横行的年代，曾经有人认为：“爱”在《新华字典》有“喜爱”一个义项。如果是大型字典，就应该把它分成若干个。“周总理爱人民”的“爱”，是对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人民爱周总理”的“爱”是敬爱；“父母爱儿女”的“爱”是慈爱；“我们爱祖国”的“爱”是热爱……这样分下去，《新华字典》的一个义项，到了大型字典里面，就变成七八个甚至几十个。试问，这样建立的义项究竟有多少意义呢？
也许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实际处理义项的时候，把一个义项扯成几个碎片的情况还不是个别的。当前辞书编纂工作中，对义项的建立不是失之过粗，而是失之过细。
语言的词具有概括性，没有这种概括性，语言也就无法成为交际、交流思想的工具。人们任何时候也不能使用没有经过概括的词来表达思想。作为词的表现内容的词义，不可能不具备概括性。这是词汇学上的一条基本原则。
在辞书的编写实践中，运用词义概括性的原则，单义词只有一个义项，处理起来困难不大。但是处理多义词，特别是一些古义比较多的词，遇到的困难会多一些。在纷纭复杂的语料中，要概括好义项，的确是很费斟酌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按照词义概括性的原则，注意吸收辞书编纂的传统，充分利用前代辞书编纂的有用经验。我国历史上保留下来的辞书内容非常丰富，里面有不少可供利用的成果。对于那些概括得好的义项，应该吸收到新编的辞书中来。
但是，应该看到，旧日的辞书在义项的建立上存在不足，它们往往不注意词义的概括性。以《中华大字典》为例，它吸取了《康熙字典》里面一些有用的东西；同时又采用了阮元编《经籍纂诂》的办法，把古书注释和古人为了阐发某一政治哲学观点而对概念作的解释，都作为义项收列。结果一个词下面列的义项丛杂繁多。例如一个“言”字下面收了三个音，三十九个义项；“行”字的音项、义项更复杂，共有四个音，六十个义项。其实，一个词在一个时代不会有太多的意义，就是就已有的文献来分析，从古到今一个词的义项也不可能多到好几十个的。就编写的实践来说，《中华大字典》这两个字下列的义项，有些可以删去，有些可以合并，真正可以作为词典义项的并不多。
关于前人阐发某一政治哲学观点而对概念作的解释，不一定作为义项收列，前面已经谈到，这里再就古书注释的取舍谈一些看法。
编纂辞书和给古书作注，是传统训诂学上两个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方面。编纂辞书大部分要依靠古书注释，在此基础上进行概括；而古书注释又要以辞书提供的材料作为依据，同时为了疏通文字，有时难免有随文释义的地方。许慎编过一部字典《说文解字》，又注解过《淮南子》。这两部书虽然同出于一人之手，但是由于性质不同，往往同一个词的解释，在两部书中并不完全一致。清人段玉裁对此有一段精彩的说明。
《说文·艸部》：“蓏，在木曰果，在艸曰蓏。”段注：“许慎注（《淮南》）云：‘在树曰果，在艸曰蓏。’凡为传注者，主说大义；造字书者，主说字形。此所以注《淮南》，作《说文》出一手而互异也。”
明白了这一点，编纂辞书建立义项，对待古书注释，既要勤于收集，更要慎于选择。那些随文释义的旧注，应该认真分析，凡是无补于确立义项的，应该大胆抛弃。如“道”字有一个义项是泛指政治主张、思想体系。如《荀子·不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又《解蔽》：“故治之要在于知道。”《庄子·盗跖》：“子（指孔子——笔者）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这些“道”都可以概括在前面那个解释里面去。而在古籍注释中，这个意思的“道”，由于随文释义却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如《礼记》：
《曲礼上》：“道德仁义。”孔颖达疏：“道，谓才艺。”
《檀弓上》：“道隆则从而隆。”孔颖达疏：“道犹礼也。”
《乐记》：“君子乐得其道。”郑玄注：“道，谓仁义。”
《仲尼燕居》：“皆由此涂出也。”孔颖达疏：“涂，道也。道谓礼乐也。”
这些对于“道”的解释在政治主张、思想体系的义项里面都概括了。如果要凭这些建立起“道”的“才艺”、“礼乐”、“仁义”的义项，必然使辞书的义项芜杂不堪。今天编纂辞书，完全可以大胆地把这些随文释义的注释摈弃掉。
“道”这个字在古代表示认识世界的范畴，朴素的唯物主义者用它来表示客观事物变化的规律。它应该作为一个义项来建立。唐朝王冰给《素问》作注，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对“道”字作了不同的解释，例如：
《阴阳应象大论》：“在人道。”注：“道，谓道化。”
《刺要论》：“无过其道。”注：“道，谓气所行之道也。”
《天元纪大论》：“天地之道也。”注：“道，谓化生之道。”
又：“右人为道。”注：“道，谓妙用之道也。”
这些就没有必要一一作为义项建立。
至于可以作为辨析词义、归纳义项的注释，建立义项的时候应该充分地利用。例如“衢”字，《尔雅·释宫》说：“四达谓之衢。”这是传统对“衢”字的解释。所以《说文·行部》也说：“四达谓之衢。但”是在古书注释里面“衢”字还有“二达”、“六达”、“九达”等各种解释，而“衢”字的语源又有分叉的意思，因此可以把这些注释概括建立一个“分岔的道路”的义项，同时把这些注释连同正文都作为例句，放在释义之后。
衢 分岔的道路。《尔雅·释宫》：“四达谓之衢。”《公羊传·宣公十二年》：“庄王伐郑，胜乎皇门，放乎路衢。”何休注：“路衢，郭内衢道，四达谓之衢。”《楚辞·天问》：“靡蓱九衢，枲华安居。”王逸注：“九交道曰衢。”《淮南子·缪称》：“圣人之道，犹中衢而致尊邪。”许慎注：“道六通谓之衢。”《荀子·劝学》：“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杨倞注：“衢道，两道也。……今秦俗犹以两为衢，古之遗言也。”王念孙《读荀子杂志》：“荀子书皆谓两为衢。”
我们认为，编写一部大型的语文工具书，在编写体例许可的情况下，适当地保留一些传统训诂学的成果，对于读者查阅有很大的方便。
建立义项应该注意词义的历史性。
词义是一个历史现象，它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时期。有些词义从古到今没有变化；有些词义只存在于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有些词义古今的差别极大，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有些词义古今之间只有微小的差别，需要仔细地观察才能够发现。词义在历史上的复杂情况，是编写字典建立义项所要考虑的。
关于现代汉语的义项，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编的《现代汉语词典》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它对现代汉语的词汇语义系统作了科学的描写，为辞书建立现代的义项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材料。至于词的古代义项，由于我国历史悠久，有丰富的文献，前代的辞书虽然积累了不少资料，语文学家在发掘词的古义上也作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按照更高的标准来要求，一部理想的字典对词的义项的建立，不应该停留在翻译和以今释古的阶段，而应该考虑到那些义项在那个时代词汇体系中的地位。
以“谤”字为例。如果以“表示恶意地攻击别人”或者“说别人的坏话”来给它建立义项，就现代汉语讲，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就古代汉语来说，特别是从先秦汉语的角度来看，这个字还有别的内容。相传尧舜时代曾经设立“谏鼓”、“谤木”，所谓“谤木”，就是在交通要道树立木柱，让人们在那里提意见，写批评。(4)这个“谤”字并没有毁谤的意思，它表示公开地议论或者评论人的过失，是一个中性词，不具有褒贬意义。清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解释“谤”字说：“谤者，道人之实事，与诬谮不同。大言曰谤，微言曰诽。”算是弄清楚了这个字的上古含义。下面这些句子里面的“谤”字，都应该这样解释。
《左传·襄公十四年》：“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
又《昭公四年》：“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
《国语·周语上》：“厉王虐，国人谤王。”
又：“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
《战国策·齐策一》：“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
到了后来，“谤”字才带有贬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这个“谤”字就具有恶意攻击别人的意思。
《说文》把“讯”和“诘”都解释为“问也”。在上古汉语里面，“问”的意义非常广泛。一般的问可以用它，表示审问也用它。而“讯”和“诘”表示问的意思都不如“问”字广泛。“讯”字特指上问下，所以何休注《公羊传·僖公十年》“君尝讯臣矣”说：“上问下曰讯。”“讯”还有一个引申义，指审问，在古代很常用。
《国语·吴语》：“乃讯申胥。”韦昭注：“讯，告让也。”
《周礼·秋官·小司寇》：“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附于刑，用情讯之。”
《礼记·王制》：“以讯馘告。”
《汉书·邹阳传》：“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颜师古注：“讯，谓鞫问也。”
又《张汤传》：“汤掘熏得鼠及馀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
“诘”字多表示追问，所以清人徐灏《说文解字注笺》说：诘“者，责问也。”下面举一些用例：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士庄伯不能诘。”
又《昭公十四年》：“赦罪戾，诘奸慝。”杜预注：“诘，责问也。”
《礼记·月令》：“诘诛暴慢。”郑玄注：“诘，谓问其罪穷治之也。”
《淮南子·时则》：“（仲冬之月）牛马畜兽有放矢者，取之不诘。”高诱注：“诘，呵问也。”
可见“讯”和“诘”这两个字虽然与“问”字有共同的方面，但是在古代，使用上还是有不同的地方。编写字典建立义项，应当注意这些区别。
“诉”的意思是告诉，特指“以冤枉告诉在上的人”。卷子本《玉篇·言部》“诉”字下面有顾野王的按语说：“诉者，所以告冤枉也。”在古代汉语里面也不乏这方面的用例。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或诉元咺于卫侯曰……”
又《成公十六年》：“取货于宣伯，而诉公于晋侯。”杜预注：“诉，谮也。”
《史记·龟策列传》：“身在患中，莫可告语。王有德义，故来告诉。”
《后汉书·谅辅传》：“至令天地否隔，万物焦枯，百姓喁喁，无所诉告。”
在建立“诉”字的古代义项的时候，注意到它的这个特点至为重要。
唐代以前，“公”在讲话中使用，表示对听话人的尊称。它的使用非常广泛：用来称亲属，不论长辈、平辈、晚辈都可以；用来称呼非亲属，不论上下级都通用。这是当时的客观情况。建立义项的时候，要尊重历史的规律，不必逐条罗列许多义项。必要的时候可以用举例的办法，通过释义后面的例句把它们的不同用法表示出来。
公 尊称对方。《晋书·乐志》：“古人相呼曰公。”《吕氏春秋·异用》：“孔子之弟子从远方来。孔子问之曰：子之公有恙乎？次及其父母兄弟妻子。”“公”指祖父。《战国策·魏策一》：“张仪欲穷陈轸，令魏王召而相之，来将悟之。将行，其子陈应止其公之行曰：夫魏欲绝楚、齐，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劝王多公之车。”“公”称父亲。《史记·爰盎晁错列传》：“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错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公”指儿子。《南史·焦度传》：“（度）后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辞，亲人授之辞百馀言，度习诵数日，皆得上口。会高帝履行石头城。度于大众中欲自陈，临时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启公，度启公……”“公”指皇帝。《汉书·晁错传》：“景帝谓谒者仆射邓公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公”指臣下。(5)
特别是有些字，它们的古代意义和用法跟现代有很大的不同，用简单的话语很难把它们说清楚。对这样的字要特别留意。例如“加”字，现代的意思是“增多”、“几种事物并在一起”。但是在秦汉以前这个“加”的用法却很特别。《孟子·梁惠王上》：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从现代汉语的角度去看，“加多”好理解，“加少”就不好理解了。又《史记·项羽本纪》：“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又《廉颇蔺相如列传》：“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这两个例句里面的“加”字，从现代汉语的角度去看，也显得比较特殊。如果从先秦两汉的语言材料来分析，这些“加”字的用法都带普遍性。先看这一组例子：
《左传·成公二年》：“奉觞加璧以进。”
又《襄公十九年》：“贿荀偃束锦，加璧乘马，先吴寿梦之鼎。”
又《昭公八年》：“加绖于颡而逃。”
《庄子·马蹄》：“夫加以衡扼。”
又《达生》：“十日戒，三日齐（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则汝为之乎？”
《墨子·备城门》：“为楼加藉幕，栈上出之以救外。”
《荀子·正论》：“衣被则服五彩，杂閒色，重文绣，加饰之以珠玉。”
这些句子里面“加”字的用法与“加彘肩上”的“加”用法一样，它不是简单地表示增多，而是把一件东西放在另一件东西上面。再看下面这组例句：
《左传·隐公五年》：“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杜预注：“小国而加兵于大国，如息侯伐郑之比。”
又《桓公十一年》：“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我以锐师宵加于郧。”
又《僖公七年》：“君若绥之以德，加之以训辞，而帅诸侯以讨郑，郑将覆之不暇，岂敢不惧。”
《战国策·魏策四》：“大王加惠。”
《庄子·逍遥游》：“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司马迁《报任安书》：“及罪至罔加。”
这些句子里面的“加”字可以认为是前一种用法的变体，它使用于抽象的场合，表示把某一种行为施于某个国家或者个人。“加兵于赵”就是这种用法。再看下面这组例句：
《庄子·秋水》：“禹之时，十年而九潦，而水弗为加益；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
又《山木》：“（孔子）徐行翔佯而归，绝学捐书，弟子无挹于前，其爱益加进。”
《荀子·劝学》：“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
又《正名》：“山渊平，情欲寡，刍豢不加甘，大钟不加乐，此惑于用实以乱名者也。”
这个“加”字表示程度深，略相当于“更”。古代“加多”、“加少”的“加”就是这种用法。
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多加比较，仔细推敲。实词的情况是这样，虚词的情况也是这样。汉语的虚词，古今有比较大的差别。古代有些虚词很难在现代汉语里面找到相应的虚词去解释它。如果不考虑古代汉语虚词的特点，从现代汉语的角度去解释和翻译，往往会造成义项众多的幻象。实际上，从一个历史的平面来考察，不论古代汉语或是现代汉语，它们虚词的义项都不会太多。
拿“以”字来举例。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根据传统旧注和他自己的分析，把这个虚词概括为八个义项。杨树达的《词诠》把它分为二十一个义项；除了介词外，还有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副词、连词等。(6)有的古代汉语虚词著作还把这个虚词的义项分得更细。事实上，古代汉语的“以”字虽然具有几个词类的特性，但是也不是无所不包的。最古的“以”字应该是一个动词。它属于实词的范围，意思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用”和“认为”。它按照汉语的一般发展规律转化为介词，用它组成的介词结构表示行为以某一物作为工具或凭借，它后面带的宾语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的。为了理解的方便，用现代汉语对比，可以把它分为若干小类，如“用”、“拿”、“凭”、“把”、“跟”、“带领”等等，其实古代汉语本身并不需要这样分别。这种用法的“以”还可以和“上”、“下”、“前”、“后”、“往”、“来”等词组成介词结构，表示时间、方位、数量、质量的界限。作为介词“以”的另一个用法是引进原因，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由于”、“因为”；它又表示目的，可以翻译成“借以”、“以便”。“以”有连接作用，这种情况相当于“而”。由于“以”、“已”在篆文中写法上相同，加上同音，所以有的时候可以假借作“已”。“以”的用法大致就是这些。编写字典词典不等于写语法著作，对待虚词不能够像写语法书那样概括成多少条语法规则，应该根据这个虚词在当时的意义和用法建立有利于读者查阅的义项。当然分得过细，使人感到繁琐，也是不妥当的。
建立义项应该注意语言的社会性。
前面所讨论的义项的概括性、词义的历史性，都是从语言的社会性这个基本特征来立论的。语言的社会性，是指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为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类集体服务，并为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类集体所共同理解。斯大林说：“语言创造出来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各阶级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创造出来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全体成员是共同的。”(7)建立义项不能违背这一个重要原则。也就是说，建立义项要从语言的实际出发，信而有据，而不要随心所欲地主观臆测。这就叫注意语言的社会性。
在那极“左”思想横行的年代，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论点，认为新编的字典要在发掘新义上面下工夫，并且以建立新义项为编纂字典的任务。结果，建立的许多“义项”，都经不起推敲。像“我失骄杨君失柳”的“骄”字，被认为有坚贞不屈的意思；从“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用”字，建立了一个“指挥”的义项；“心中常有一支枪”的“枪”字，要建立一个“路线”的义项。这些都是违背语言社会性原则的。从前有些训诂学家解释古书喜欢追求新颖，另立新说，结果提出的说法没有充足的论据，很容易被别人驳倒。没有充足的论据，用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来说，就是不注意语言的社会性。
清朝乾嘉以来，考据之学得到很大的发展。不少治文字训诂的学者，在证明一个问题的时候都很重视证据。他们考释词语，发掘新义，论点明确，证据充分，使人信服。例如《汉书·高帝纪》：沛“令后悔，恐其有变，乃闭城城守，欲诛萧、曹，萧、曹恐，踰城保高祖。王”念孙认为这个“保”字有依附的意思，他用了《左传》、《庄子》、《史记》和《楚辞》王逸注的材料作为证据。现将他的论证摘录如下：
《史记集解》引韦昭曰：以为保鄣。师古曰：保，安也。就高祖以自安。念孙案：韦、颜二说皆失之迂。保者，依也。僖二年《左传》：保于逆旅。杜注训保为依。《史记·周本纪》曰：“百姓怀之，多从而保归焉。”保归，谓依归也。《荆燕世家》曰：“于彭越相保。”《庄子·列御寇篇》：“人将保女矣。”司马彪注曰：“保，附也。”附亦依也。王逸注《七谏》曰：“依，保也。”
孙诒让《札迻》认为汉晋六朝“扇”字有侵削的意思。现在把他的考订摘引如下：
《吕氏春秋·辨土》：“肥而扶疏则多秕。”注：“根扇迫也。”案：“扇”者，侵削之意。《齐民要术》云：“榆性扇地，其阴下五谷不植。”
陶弘景《周氏冥通记》云：“年内多劳，扇削鬼神。”盖汉晋六朝人常语。
这些有根据的解说，可以丰富字典义项的内容，应该吸收到字典释义中来。
乾嘉以来学者在纠正旧说方面，也常常以有没有相同的用法为依据。如《淮南子·原道》：“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象鳞虫。”高诱注：“被，剪也。”《中华大字典》根据这条材料在“被”字下面建立了一个“剪也”的义项。王引之根据古代文献中没有发现把“被”字解释作“剪”的事实，考订出这个“被”字应当是“
”字，他说：
诸书无训“被”为“剪”者，“被发”当作“
发”，注当作“，剪也”。《汉书·严助传》：“越，方外之地，发文身之民也。”晋灼注曰：“《淮南》云：‘越人发。’张揖以为古剪字也。”此言九疑之南，正是越地。故亦发文身也。《主术篇》：“是犹以斧毛。”高彼注云：“，剪也。”后人见《王制》有“被发文身”之语，遂改“”为“被”，并注中“”字而改之。不知“”与“剪”同义，故云“，翦也”。若是“被”字，不得训为剪矣。且越人以发为俗，若被发，则非其俗矣。
又如《吕氏春秋·爱士》：“阳城胥渠处广门之宫。”旧本在“处”字下绝句有高诱注云：“阳城，姓；胥渠，名。处犹病也。”《中华大字典》也根据这一条注释给“处”建立了“病也”的义项。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注》、梁玉绳《吕子校补》都从古代没有把“处”解释成“病”的事实出发，断定这句话的注释有问题。毕沅认为；
注以“处”训病，未见所出。贾谊书《耳痹篇》有渠如处车裂回泉语，彼是人名，则此正相类，《汉书人表》载胥渠，无“处”字。
梁玉绳认为：
“处”无训病之义，亦未必以三字为人名。“处”犹居也。当连下“广门之宫”作一句。
这类经过考订不能够成立的义项，应当删去。
当然，这并不是说乾嘉学者的考订一切都好，都应该吸收。而应该有分析有批判地对待。对于那些主观武断、牵强附会、缺乏语言事实作根据，不符合语言社会性原则的解释，是要坚决摈弃的。
旧的字典词书，特别是早期的字典词书，因为去古未远，编者能够看到的资料我们看不到。对于它们列的义项，虽然没有例证，也不宜轻易删削。如《尔雅》里面有些解释，晋朝郭璞作注的时候就弄不清楚了。但是将来由于科学研究或者地下的发掘，获得了新的资料，这些以前无法解决的问题也许有可能会得到解决。例如《尔雅·释诂》的这些材料：
如、肇，谋也。郭璞注：如、肇，所未详。
忥、顗、頠，静也。郭注：忥、頠、顗，未闻其义。
雉、顺、刘，陈也。郭注：雉、顺、刘，皆未详。
翦、篲，勤也。郭注：翦、篲，未详。
编纂字典，特别是大型的字典，对于这些材料，不要随便删去，最好连郭璞注一起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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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清原《义项的建立与分合》，《词典研究丛刊》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
(2) 参看石安石《关于词义与概念》，《中国语文》1961年8月号。
(3) 《鲁迅全集》卷一，第99—1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
(4) 《淮南子·主术》：“故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高诱注：“书其善否于表木也。”
(5) 参看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非三公不得称公”条，赵翼《陔馀丛考》卷三十六“公”字条。这里为说明问题引文稍长一些，在编纂字典的时候还可以删削。
(6) 见《词诠》七之八。
(7)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译本）第3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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