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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语文体学的理解

时间:2022-04-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所谓“文体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各种文体的一门学问。今天,日语文体学是一个充满活力、具有广泛的研究领域的处于发展中的学科。而“语言学的文体论”则奉行“语言学”描写语言形态的使命,以研究“类型文体”为己任。比如,文体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书面语言作品。当然,文体学并不排除声音语言作品,但实际上文体学将某个人的声音语言片断作为研究对象的情况是比较少的。

所谓“文体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各种文体的一门学问。而“日语文体学”,自然就是研究日语这一特定语言的各种文体的一门学问了。一般都说,“广义”上的文体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问,但具体落实到“日语文体学”,却恐怕还是更多地称它为一门“年轻的”学问为妥。因为,在日本的语言研究史上,以文章为研究对象,那是近代以后的事情;而作为对日语文体的科学研究的“文体论”,则是近于五六十年前,在西方的文体学理论的直接影响和刺激下,以适应日本国内对文章的科学研究的迫切要求为背景诞生出来的。

今天,日语文体学是一个充满活力、具有广泛的研究领域的处于发展中的学科。首先,它有“语言学文体论”和“文学文体论”之分。前者构成日语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后者则是进行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另外,如前所述,还有所谓的“个人文体论”和“类型文体论”等等。有观点认为,这两对文体论之间的关系可以这么考虑:由于“文学的文体论”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必然以具体的审美批评为目的,它关心的是某一作家或某一作品的文体特色,研究文体与作家的,思想、作品的主题等的内在联系,所以它的研究对象必然基本上限定在“个人”的范围内。而“语言学的文体论”则奉行“语言学”描写语言形态的使命,以研究“类型文体”为己任。当然,这并不排除“语言文体论”不研究具体作家、具体作品的文体,在实际的操作中,日本的“语言学文体论”很大程度上也在研究“个人的文体”,但即便如此,它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从中归纳出个人风格的“类型”,如谷崎润一郎的文体风格为“和文型”,而志贺直哉的文体风格则为“汉文型”云云。因此,在此还需留意的是,即便是“语言学文体论”,以往的研究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学语言。这一方面是由于“文学语言汇集着语言的精华;文学文体集各类文体之大成”[1]这样的根本原因;而且在技术上,文体学在选择研究素材时,必然得考虑素材的典型性问题,因此它理所当然地会将目光更多地放在那些“成熟的”作家的作品上。在这个意义上说,尽管给“文体学”的前面加上了“语言学”这样的限制词,也无法切断它与文学的密切关系。因此,我们不妨将文体学(无论它是“语言学文体学”,还是“文学文体学”)视作一门跨越语言学和文学两大领域的学问。

在崇尚实用的今日,文体学难免被看成是一门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虚学”。毋庸讳言,谁若企望从文体学中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恐怕会令他失望。这一方面是由于前述的文体学本身的性质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它所研究的对象的性质所致。比如,文体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书面语言作品。当然,文体学并不排除声音语言作品,但实际上文体学将某个人的声音语言片断作为研究对象的情况是比较少的。即便原本是“有声有色”的声音语言作品(比如某人的讲话录音),一旦成为了文体学的研究对象,不但作者的音质、音量等生理因素,甚至连声调、语调以及抑扬顿挫的节奏等具有文体功能的语音因素都往往可能被忽略掉,而只剩下其文字记录稿。由于同样的理由,小说中的会话文则可以成为文体学研究的绝好材料。因为,小说中的会话文一开始就是经过了抽象化处理的“口语”,尽管其抽象程度有高低之别。因此,文体学中所讲的“口语体”与“文章体”之分,实际上是在两者都能以书面形式表达的前提下,相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声音语言作品——“口语会话”的抽象程度的高低深浅的差异而言的。这也是我们在前面谈到的语体典型与非典型性的问题。文体学也涉及语音语调的问题,但它并不把问题只限定在“口语”,即声音语言的范围之内,而且它的主要目的也是力图究明语音语调的文体功能,即表达效果的问题。

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文体学的功用呢?我们无意也无需给它冠以什么“实用”的桂冠。因为若仅从“实用”的层次上考虑问题的话,恐怕人类生活会变得比现在黯然失色得多。在此仅借用人的服装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人若只为御寒遮丑的“实用”目的,则大可不必穿着笔挺的西服和各式各样款式新颖的流行时装。同样,语言的使用如果只满足于“听(看)得懂”“没有语法错误”的水平的话,那么不难想象人类的语言活动将比之于蜜蜂之间的信息传递高明不了多少。正因为人类的着装许多时候并非只为了或主要为了御寒遮丑之类的“实用”目的,所以人们在去参加诸如婚礼、宴会等社交活动时,总要穿上笔挺的西服,以显自身庄重和对邀请者的礼貌;而在平时,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又会根据自身的需要或爱好,选择穿用各款新颖的时装,以表现自己的风貌和个性。与此相同,语言同样要讲究“得体性”(也可称为“适合性”)和“新颖性”。如果说语法学教给我们语言的“正确性”的话,那么文体学就是教给我们“得体性”和“新颖性”的。

首先是“得体性”的问题。语言“得体性”的存在理由主要在于社会交际的需要。就日语而言,同样一句催促别人立刻答复的话,因交际双方的地位的高低、关系的亲疏等因素,而有各种不同的说法:“すぐ返事せよ”、“すぐ返事して下さい”、“すぐ御返事を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と存じます”。而如果是书面语言(信件)则还有必要这样表达:“折り返し御返信を賜りたく、伏して御願い申し上げます”。

其次是“新颖性”的问题。语言的“新颖性”主要与文学创作有关。比如“比喻”这种最常用的修辞方式,在文学语言中就尤为讲究“新颖性”。例如在新感觉派作家横光利一的小说《頭ならびに腹》中有这样的新奇的表现:“真昼である。特別急行列車は満員のまま全速力で駆けていた。沿線の小駅は石のように黙殺された”。另外诗歌创作更是语言的“新颖性”的“实验场”了。当然,对于把日语当做外语来学习的我们来说,恐怕绝大多数人只好甘于充当“鉴赏者”,这也是文体学并非那么“实用”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同着装的人时得体以及时装设计和时装表演在人们生活中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巨大的社会魅力一样,文体学在语言学习和研究中有着不可取代的特殊作用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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