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学的沿革与流派

一、文体学的沿革

（一）早期的修辞学

欧美的文体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对修辞发表过精辟的见解。亚里士多德说：“仅仅知道我们应该说什么还不够，还必须以恰当的方式来表达。这样会大大有助于演说取得应有的效果。”[1]他进一步提出要打动听众，一要靠内容，二要靠文辞，三要靠演说技巧。由此可见，在当时修辞是和演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古罗马政治活动家西塞罗以希腊演说艺术为典范，融合了雅典派和小亚细亚派的长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说风格，写过许多精彩的演说辞，留下了不少修辞学方面的专著，如《论演说术》、《演说家》等，被认为是罗马演说和拉丁文学之父。他强调演说家必须掌握哲学、文学、历史、法律等各种知识。他把演说风格分为三类，即朴素的、中间的和华丽的。

大约生活在公元1世纪的古希腊作家朗吉努斯在《论崇高》一文中阐述了他的美学原则。他认为，若要言辞动人，首要的是具有崇高的思想，还要富有炽烈的感情。其余三个条件是：修辞、用字和组织。在他看来，文章的形式从属于文章的内容。他的观点和论述对于此后的西方文学评论具有很深的影响。

在中世纪，修辞学和诗歌的创作结合，许多修辞原则体现在诗的写作中。近代的修辞学大都是规定性的，讲述各种文章的写法，其中影响较大的著作有纳斯菲尔德的《作文与修辞》、斯特伦克与怀特合著的《文体的要素》等书。近年来，人们对于这类规定性的修辞学批评甚多，其影响随之日益减小。

（二）英美文学批评与文体学的关联

无论在英国，或是在美国，20世纪以前的文学评论总的来说或偏于个人印象，或注重时代背景、作者身世以及作家和作品在文学史中的位置等，对于作品本身的细致分析较少。另一个倾向是对于经典著作、对于古英语、中古英语文学进行研究，而忽略对于现代文学作品的研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才开始打破这一局面，现代文学作品陆续介绍到大学课程中来，人们对于传统的文学教学方法提出了疑问。著名评论家理查兹、燕卜荪和黎维斯等都先后在开创新的文学教学和文学评论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29年，理查兹出版了《实用批评》，通过具体的例子说明他的分析批评方法的运用。他力图把文学理论“科学化”、“规范化”。他强调评论必须基于作品文字本身。燕卜荪于1930年出版《晦涩的七种类型》。他所说的“晦涩”也就是理查兹所指的作家、诗人文字内容的丰富性。理查兹等评论家的影响在19世纪30年代迅速扩大，人们对于作品的文字愈益注意。在美国随即产生了“新批评派”，代表人物有兰萨姆和布鲁克斯等人。在他们的评论中，对于作品本身的分析占据着突出的地位。这一派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世纪50年代，此后才逐渐让位于更新的学派。

与传统的文学评论相比，艾略特、理查兹、兰萨姆等把眼光从作品之外转到了作品之上，对于许多作家和作品做过精辟的评论，但是，就评论方法而言仍然缺乏一定的程式。艾略特曾经说过：“除了聪明机敏之外，并无方法可循。”[2]

（三）欧洲大陆的文体研究

欧洲大陆的文体研究呈现了十分不同的局面。如果说英美的文体研究与文学评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欧洲大陆的文体研究则得力于现代语言学的发展。

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要数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索绪尔严格地区别历时语言学与共时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研究作为独立系统存在的目前正在使用的活的语言。索绪尔认为，这方面的研究比研究只存在于历史上的语言现象更为重要，从而使语言学与活的语言联系起来。索绪尔的另一重大贡献在于他把语言与言语区分开来。语言是社会共有的符号系统，而言语则是人们在不同情况下对于这一符号系统的具体运用。有的文体学家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文体，更多的人则是从言语的角度进行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体学就是对于言语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

欧洲大陆的文体研究大致上可分为四支，一是索绪尔的学生巴依为首的日内瓦学派，一是俄国的形式主义与布拉格学派，一是法国的结构主义，一是以斯皮泽为代表的“心理文体学”派。前三支的共同特点是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成就进行文体分析，斯皮泽的情形稍有不同。

总的来说，欧洲大陆的文体研究在本世纪呈现出十分活跃的局面，集中了许多根底深厚的学者，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英美。在作家语言研究方面成就尤为突出。在理论建树方面，欧洲大陆的学者也走在前面。

（四）近年来文体研究的发展

近几十年来，文体学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文体学方面的专门会议已经召开过多次，文体学方面的专著迅速增加。随着语言学的进展，又出现了新的文体学研究流派，扩大了文体学研究的范畴。

概括起来，近年来的文体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采取了更精密的语言分析的方法，使文体分析更趋于细致准确。芬兰文体学家安克威思特于1964年在《论文体的定义》一文中已经提出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方法，不仅包括语音、音位、词形、句法、词汇、标点等，还包括文章的组织、形式以及文章之外的各种因素（例如语境、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等）。1969年出版的里奇所著《英诗语言分析指南》以及克里斯特尔和戴维合著的《英语文体调查》提出了一整套细致的文体分析的方法，并运用这些方法对于诗及其他文体的范例作了详尽的分析。

（2）文体研究的范围逐步扩大，从文学发展到其他体裁，从着重研究书面文字延伸到口语会话的研究。英美方面专著有里奇的《广告英语》、欧道厄尔及陶得合著的《当代英语语体》等。苏联学者出版了许多论述功能语体的专著，例如科斯特马罗夫著《报纸上的俄语》（ 1971）、索尔甘尼克著《社论语言和文体》（ 1973）、米特罗芳诺娃著《科技著作的语言》（1973）、瓦西里耶娃著《俄语修辞学讲义——科学语体》（ 1976）等。

（3）由于社会语言学的兴起，在文体学研究中出现了新的概念，例如“语域”被广泛应用于文体研究中。数理统计方法运用于文体研究产生了统计文体学，苏联在莫斯科、基辅、萨拉托夫等地成立了功能语体的修辞统计研究中心。美国也有一些人专门从事这类研究，例如，柯鲁伊特于1976年出版了《散文文体与评读》。作者通过对于句法和词类分布的调查勾画出四百年来英语散文文体的变化。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对于文体学研究也是一个很大的推进。人们不仅注意表层结构，而且更注意到深层结构，把生成语法理论运用于文体分析。

二、文体学的主要流派

（一）伦敦学派

今天作为英国语言学主流的伦敦学派（又叫作“新弗斯学派”）是受英国语言学家弗斯的影响。弗斯对语言学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主要有两点：发展了语境理论或称情景的上下文理论，提出了语音学中的韵律分析体系。英国的文体学家正是受到弗斯有关语言学理论的启示，在文体分析中将社会因素考虑在内。“语域”这一概念被介绍到文体分析中来，提高了分析的细密度。文体学家对于文体的构成因素也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讲话内容、讲话方式和讲话人与听话人的地位关系，这些都是研究文体必须注意的几个方面。语言学家韩礼德不仅在文体学理论方面成就卓越，而且在实际文体分析中提供了许多经典范例，对后人在文体学方面的研究有很大帮助。另外，英国文体学家利奇、肖特等在运用语言学理论进行文体分析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二）日内瓦功能主义学派

人们一般认为现代文体研究以巴依1902年发表的《法语文体论》为开端。巴依着眼于研究整个语言的表现手段和效果，研究抽象的语言如何变成为具有各种感情色彩的活的语言。巴依把文学语言的研究排斥在外，他认为，作家、诗人使用语言与一般人使用语言情形不同，他们使用语言是自觉的，有着美学的目标，即企图用语言创造美，正如画家使用颜色、音乐家运用声音一样。巴依的追随者克列索、马鲁苏等修正了这一看法，不再把文学语言排除在文体研究之外。

（三）德国心理文体学派

德国学派斯皮泽、沃斯洛、奥尔巴赫等都是学识渊博的学者。他们受克罗齐美学理论的影响，企图通过文体研究来解释一个民族的精神及心理，其方法是凭直觉从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语言特点寻找共同的心理因素，目的在于将文体学与文学史、艺术史以致整个文化史联系起来。斯皮泽认为，文体分析首先要靠本能的反应，在多次阅读作品之后可能会触发这种反应。有了这一反应之后再从作品语言分析中得到证实。有人认为斯皮泽的方法具有普遍应用的价值，有人认为这种方法仅适用于具有突出特色的作家。还有一些人认为这种方法主观随意性大，缺乏严格的科学根据。尽管人们对于斯皮泽的分析方法持不同看法，然而都一致承认他在作家研究方面有重大贡献。

（四）法国结构主义学派

结构主义在哲学上源自康德，代表着与休谟截然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人的思想中有相当大的部分产生于人的思想结构，而不是人的经验的反映。这种观点在人类学、语言学、文学评论中都有反映，但具体表现方式各不相同。霍克斯对于目前人们所使用的“结构主义”概念作了这样的概括：世界是由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单个的事物所组成，这个新概念构成了被称为结构主义的思想方法的首要原则。简而言之，结构主义认为，特定环境中的每个要素的性质本身并不具有意义，它的性质取决于该要素与这一特定环境中的其他要素的关系。也就是说，任何实体或经验的全部意义只有在它和它所属于的结构结合在一起时才能观察到。[3]

罗兰·巴特是法国结构主义文体学家的代表。他认为，写作全部是风格，没有风格的写作是不存在的。他说：“我们不能再把一篇作品看作是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二元结构。作品不是二元，而是多元；在其中只存在形式，更确切地说，整个作品包含了多种形式，但并不存在内容。”[4]

巴特把内容也作为形式的看法引起了争议。人们认为，文学作品终归还是有主题的，不能认为作品只有形式而并无内容可言。

（五）俄国形式主义学派

出生于莫斯科的雅各布逊是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早年就对诗歌语言很感兴趣，常同“诗歌语言研究会”成员讨论诗歌语言问题。“布拉格语言学会”成立后，雅各布逊遂成为布拉格学派的主力。这一学派所持的观点是，文学语言不同于人们使用的一般性语言，文学的目的在于使人们对于熟悉的一切感到不熟悉，从而对于事物获得一种新奇的看法。他们对于文学语言，尤其是诗歌语言中的变异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对于文体研究提出了理论上的解释，因而在西方现代文体学研究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1] 胡文仲等编著，《英语文体学引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7，500。

[2] 胡文仲等编著，《英语文体学引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7，502。

[3] 陈艳虹等编著，《英语文体学概论》，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1，20。

[4] Barthes，《Style and its Image》，《in Literary Style:A Symposium》, 1970.